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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往事

--作者:严玲玲

第二、第三章(三)

随着全国上下“打倒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无产阶级占领一切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了。一天傍晚,工厂中的一帮带着“工人纠察队”袖套的人马来到家中,不容分说就开始抄家。他们骂骂咧咧,说严则高胆敢不到工厂接受劳动改造,肯定是因为家里还藏有许多财产,他可以做寄生虫、吃闲饭,所以坚决不容。他们抄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连家中装茶叶的缸子都用手进去搅,生怕主人会将金银藏在里面。最后将所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收做一堆,用车子一拉,全都抢走了。面对这样的浩劫,爸爸妈妈一生第一次经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只敢呆站在一边,人走之后,才抱头痛哭起来。正在家中地板上玩耍的我和六姐,早已被刚才来人的粗鲁所惊吓,在他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就一直害怕得大声尖叫,现在第一次看见爸爸妈妈抱在一起痛哭,更是被吓得马上就失声大哭起来。姐姐、哥哥陆续放学回到家中,一下子被眼前乱七八糟的场面惊呆了,他们也“呜、呜、呜……,”地哭了起来。那一天,我们家的整个院落第一次沉浸在惊恐哀愁之中,没有了一丝生气。

可厄运并没有到此停止。一天早上,爸爸被中级人民法院穿着制服的来人带走了,去了就没有被放回来。妈妈背上我,追赶到法院去打听为何抓人关人,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嚎啕大哭着。原来她被告之,这次“公私合营”运动中严则高态度恶劣,原来“偷税漏税”之事决定重新审查,结果他们认定款额巨大,就是用工厂和抄家拿去的财物都不足以抵押。现在,严则高已经被工厂提起诉讼,如不能在限期内将余额补上,法院将会判刑,将他送入监狱。

“太可怕了,他们这是明摆着在打着幌子将别人的东西一步步占为己有啊,解放才几年,我们就是敢偷税漏税,也不可能一下子偷那么多,连整个工厂都抵押了还还不清啊!!”妈妈一夜不能入眠。怎么办?救人要紧,她不敢想那么多了。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靠卖房子才能还清他们所说的“偷税漏税”款。第二天一早,她依旧打整了一番,就去到法院的拘留室,想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商量一下。不想,她看见爸爸蜷缩在拘留室的一角,披头散发地呆坐着。生平第一次被带到这种地方来,他早已被吓破了胆。妈妈隔着窗子唤他时,他甚至无颜面对自己的妻子,连眼睛都不愿意抬起来正视。也许是两天两夜都没有吃喝吧,他面无血色,连手都在颤抖。妈妈想劝慰他几句,却忍不住自己又哭了起来,最后,妈妈强忍悲痛,对他说到:
 
“我马上去想办法还债,救你出去,你吃点东西,你振作起来。”妈妈低头离开夫君,又是一路哭着回到家中。孩子们都太小,没有什么商量的必要了。她拿上我们家的房产证明,又回到了法院,找到法官,她果断地告诉他们:

“我们用房产抵债,你们拍卖吧,我只求你们尽快将严则高放出来!”一周后,我们家那幢只住了6年、共有33间房子的两层楼院落,以很低的价格被云南省邮电局买下,还清了法院所说的大笔欠款,爸爸被保了出来。

在买方给妈妈一周搬家的时间里,妈妈已经想到,自己家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应该用不多的余款租一套简陋的房子来住,可爸爸不同意。40多年,他没有经历过一天苦日子,一时还放不下他的面子,住到普通的房子中,他一点也不情愿。妈妈不想给爸爸任何压力,为了让爸爸尽快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只好在书林街又租了一套较小的洋房,一家人搬了进去。不多日,爸爸的身体和情绪都逐渐恢复了,可他连门都不愿意多出。在妈妈多少次不断地劝说之下,为了每个月可以拿到那点微薄的生活费,他才勉强又到工厂里去继续干那烧锅炉的苦差事。晚上回到家中,他常常不多说一句话,一个人沉默地呆着。有时望着窗外,看着这个已经变得和原来完全不一样、闹翻了天的世界时,他只会频频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我不可能融入他们,这是一帮强盗、乌合之众,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妈妈想“事逼人为”,要活下去,只有强迫自己去迎合这个社会,没有别的办法啊,她耐心地等待着爸爸发生变化,自己一个人料理着家中的一切。几天后有人来告诉他们:喜洲所有的亲戚现在都已经被扫地出门,全都搬出了原来的豪宅,有的一时找不到房子的,竟然住到农民家的猪圈中去了。现在轮到自己了,爸爸觉得末日已经来临。他面色煞白地在卧室中踱来踱去,或者就是不停地抽着烟,经常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妈妈每天早上仍然准时起床,为爸爸和四个上学的孩子做好早点,待他们吃完出门之后,就开始照料我们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洗漱、穿衣、吃饭。9点钟左右,她系上一条围腰,开始打扫房间,直到每个房间到处窗明几净,她才会歇下来,泡上一杯茶,清清爽爽地坐在餐桌边,边看报纸边吃她的早点,这是她多少年的习惯。这时候,帮工和佣人早已辞退掉,她一个人仍然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情。那些日子,当她手上在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思绪想得很远,心情坏到了极点,“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以后的家在哪里?”她简直不敢继续想下去,经常就故意分散心思,来陪我们呆在家中的三个孩子一起玩,可是,她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她的眼中总是噙着泪水。

“妈妈为什么又哭了?”我的本能告诉我,妈妈肯定又遇到不好的事情了,“哇……”的一声,我马上就会大哭起来。为什么妈妈会难过?我真是不愿意看见妈妈哭,只愿意看见她以前天天欢笑的样子啊。因此,从那时候起,只要一见妈妈的面,我的大眼睛总是首先盯着她的脸上看,如果看见妈妈眼中有泪水,我就会害怕地抱着妈妈大哭起来。所以,后来妈妈经常说,“玲玲是泡着我的泪水长大的孩子。”

手上的钱是越来越少了,妈妈认为,我们家必须尽快从洋房中搬出去,以节省开支,不能再犹豫了。她第一次脱下旗袍,换上了一套她自己制作的蓝布对襟衫,背上我,就开始出门到外面四处打听。几天下来,总算在近日楼附近的安宁巷中找到了一个小院。那是坐落在安宁巷中更窄的、一条横向的小巷中的一所房子,前后有两个小院子。其中的后院房东家住着,前院正空着准备出租。这里的房租只是洋楼的四分之一,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了,妈妈马上将房子租了下来。租下的这个小院中有着东西两面住宅,每面的住房面积大约有30平方米,中间有一个6、7平方米的小院坝。东面就是一间大房子,西面分为两小间,后面有一个小厨房。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一家人独门独户,离市中心也不远,妈妈暂时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妈妈跟爸爸讲明道理,就带着爸爸去看房子,一路上,爸爸仍然是低着头走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跟着妈妈走到了以前从未来过的这样一条偏僻、背静而又有些杂乱的小巷中。自然,他一点也不满意这所房子,但是在这种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其它选择的余地了,一家人要活命,自己懦弱无能,太太奔波办好的事情,他也只能勉强同意了。当他点头说“好,就搬到这里来吧”的时候,在他的心中,也许以为这里只会是我们家的一个临时屈身之地而已。

1953年5月,妈妈雇用了四辆马车驮着所有的家具,每个人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家人又一次搬家,离开了书林街的小洋房,搬进了这个在当时谁也不曾意识到将会伴随我们全家人一生的小院中。什么叫做失魂落魄,爸爸当时的神情就正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那天,我一直都在妈妈的背上呆着,她忙前忙后,背脊早就湿透了,我被捆在很不舒服的背头中,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小脸憋得通红。从早上开始收拾东西往外搬,爸爸就是一副异常难过、不安的样子,从书林街到安宁巷的沿途中,他的两只手上牵着5岁的六姐和6岁的五哥,非常被动地跟在整个搬家队伍的最后面,步履缓慢。对他来说,这样的变故、这样的落差,仍旧宛如做梦。从今以后,真的将要和以前的所有生活告别了吗?他简直不敢细想。到达安宁巷的小院门口了,所有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了下来,一下子堆满了整个小院子,有些东西甚至堆到了大门外。两面房间是那样的窄小,一面房子只够勉强地将大大小小的家具码放起来,完全不能展开使用,另一面,妈妈马上铺起了三张床,一下子房间就满当当的了。从今天晚上起,一家9口人将挤在一个屋子中睡觉了。

忙乱了一整天,还没有收拾停当,黄昏已经来临。在一片混乱之中,妈妈在家门口燃起炉子,开始为一家人煮饭,一时间整个屋子烟雾弥漫。40多年生命旅程中从未体验过的市井贫民生活,此刻让爸爸亲历,一下子就弄得他坐立不安。他抱着从妈妈背上卸下来的我,在院子中走来走去,不住地摇着头。年纪尚小的六姐和五哥不明白为什么会搬到这样的地方来,他们大声哭闹了起来,吵着要回到小洋楼中去。想到一家人从此将在这个地方落脚生活,爸爸他不能抑止地掩面而泣:

“啊,我的天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妈妈说,这个社会逼得一个男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哭泣,那,难道她还忍心指责这个男人吗?不,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也只有流泪。那一天,在安宁巷的第一夜,所有人都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眠。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我、六姐和五哥彻夜轮番的惊叫、啼哭着,四个大一点的孩子,在学校里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耻辱,现在搬到这种地方来是罪有应得,她们似懂非懂的心中,疑雾重重,他们也悄悄地哭泣着,悲伤地思索着自己今后的命运。三年内这一系列的变故,是爸爸、妈妈万万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完全不能接受而又必须面对现实,苦思冥想不能解脱。沦落至此,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这个家,这个时候,他们什么话都说不出,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泪流满面。

当时,亲朋好友都只顾自己保命要紧,彼此都不敢有什么往来了。住在这样的地方还有什么面子可言,爸爸第一次脱下了西服,他从箱子中翻出来一件长衫穿在了身上。什么仪表也不必讲究了,他每天连胡子也懒得刮了,半年时间便畜起了长长的胡须,头发胡子乱糟糟地耷拉在脸上,他真的彻底变了一个人,完全是一副消极颓废的样子。

生活水准日渐降低,与贫民大众同居于嘈杂小巷中,需要出恭时方才发现,整条小巷中只有一个公厕,10多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而蹲,“哦,太可怕了!”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时,爸爸甚至直接就落荒而逃。他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很长时间他都是用痰盂缸在自己的家里上厕所。

眼见自己的孩子们,成天挤在一小间阴暗潮湿的破屋中,而这个破屋中连平整的地面也没有,坑坑洼洼的,小的两个孩子常常跌倒。院坝中更是只有泥土,一下雨就是脏兮兮的一片泥泞。孩子们都不习惯住在这样的地方,这个不哭,那个就叫,……。

日子怎么就过到了这一步?我们做错了什么?怎么就沦落到了这般景象?这可是爸爸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的结局啊,他觉得他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他无法说服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他对天长叹的话语还是不停地追问:

“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自然,他很少跨出安宁巷7号的大门,工厂锅炉房的工作早就不去做了,“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对妈妈说道。

这样做,使他和工厂新的掌权者关系很僵,他们说他继续对新社会的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对他的管制、态度都更加恶劣了。三个月后,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不发给他了。妈妈到工厂去找领导说情,请求他们给爸爸换一个工作。他们恶狠狠地对妈妈说:

“这种寄生虫,给他机会他都不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告诉你,这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他这样的人,他的下场只会是自取灭亡。”

“可我们一家老小,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妈妈流着眼泪问他们。

“怎么办?你也知道问怎么办了?你们高高在上几十年,现在也轮到你们尝尝苦日子的滋味了。怎么办?你们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哈,哈,哈!”这就是妈妈得到的回答。那一天,我也是在妈妈的背上,跟着她目睹了她所经历的一切。我睁大着眼睛,在工厂轰鸣的机器声中,在妈妈的背上,惊恐地回避着厂中人们不友善的目光。然后,依然在妈妈的背上,我听着妈妈一路的哭泣声,和妈妈一道哭着,又回到了家中。

在路上,妈妈回想起以前她偶然带着孩子们到工厂时的情景。那时候,她和爸爸牵着孩子们的手,只要一出现在厂中的任何角落,他们受到的是何等的欢迎和尊重啊。可如今,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自己的身份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讨饭婆?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就什么也没有了呢?可敢怒不敢言啊,她知道自己一家人以后的日子,只能是苟且偷生地活着了。

“可怜我的7个娃娃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啊?”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用手拍着已经在背上饥寒交迫的我,妈妈汗流浃背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走到离家很近的威远街菜市场时,她停下了脚步,买了几样蔬菜提在手上。当快到家门口时,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将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番,才跨进了家门。

她没有给爸爸讲厂里人说的难听话,她将我从背脊上放下,递给爸爸,匆匆忙调了米粉让爸爸喂着我,就一言不发地开始做晚饭,因为上学的几个孩子马上就要回来了。料理着一家人吃完了晚饭,她照例如往常一样给爸爸递上一支烟,倒上一杯茶,然后就抱着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爸爸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妈妈下午告诉他自己到工厂去,现在回来却不说话,他立刻就知道妈妈心中有事了。想问一问,这个时候孩子们都挤在这间小屋中做作业,他开不了口。他呆呆地望了妈妈几眼,妈妈马上理解地站起来说:

“走,我们出去走走。”妈妈抱起了我,就和爸爸一起走出了家门,穿过安宁巷,他们来到了南屏街口的近日公园。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还没有等爸爸开腔问话,妈妈压抑不住地哭出声来。爸爸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眼中也噙满泪水。我在他们中间疑惑地望来望去,看见两个大人都在哭,心中好生害怕,“哇”地一声,也大哭了起来。妈妈坐直了身子开始哄我:“好,爸爸、妈妈不哭,乖,你听话,你也不哭。”

爸爸的右手搂着妈妈的肩,他们开始谈话。我看见他们平静下来了,才停止了哭闹。他们一直谈到了很晚,爸爸与工厂的关系完全断了,他们商量怎么样来维持今后一家人的生计,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什么实际的办法,眼目前,只有靠变卖家中还值几个钱的东西来暂时度过难关。大约11点钟,才抱着早已熟睡了的我回到家中。幽暗的灯光下,看见六个孩子已经在两张床上拥挤地睡着了,爸爸去到他们的床前为他们将被子盖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坏了。

“哦,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我还是想不通。这些娃娃像这样过日子,我们还不如死了算了。”他摇头感叹道。

“唉,你怎么又来了,睡觉、睡觉,现在不是我们一家人像这个样子生活。”妈妈拉爸爸到铺好的床上躺下,轻声宽慰着爸爸说。

我们全家在命运发生巨大变革的最初时候,居住在无比简陋的小屋中,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沉默地适应着一切、打发着凄凉而没有希望的日子。当时支撑全家的经济来源,是靠妈妈变卖她的几件首饰得来的一点钱来维持。下一步的日子怎么办,他们都不知道,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

而这时,一件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妈妈发现她再次怀孕了,她的腹中怀上了爸爸的第八个孩子。那天,当长春路上的老中医号完脉,确定地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时,妈妈的眼泪立刻就涌出来了,她几乎是一路哭着回到家中的,因为当她到家时,那块握在她手中的绣着梅花的手帕都已经完全湿透了。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大吃一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以前,每一次的怀孕生子都令爸爸妈妈欣喜若狂。而这一回,他们第一次因怀孕而惊岔不安并愁眉不展,妈妈一连几天都在担忧哭泣。一家人如今已深陷泥潭,再添一张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但,这同样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该怎么办呢?爸爸妈妈作出了决定,这个孩子还是要生下来。妈妈她第一次在家境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怀胎,生活环境的低下都还是其次,那种陷在毫无希望的阴影中的无助情绪一直压迫着妈妈。妈妈后来总是说,她对不起她的这个小儿子,因为怀着他的时候,天天就是愁、愁、愁,天性爱笑的她,在这次妊娠的九个月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笑过。

1954年2月,可怜的弟弟在安宁巷7号那间四面透风的小屋子中降生。因为那时候,妈妈连到医院分娩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只好请了一个接生婆,就在家中给孩子生下来了。那一年中,妈妈一直为生活四处奔波和严重营养不良,腹中的胎儿先天不足,弟弟一生下来就非常的赢弱和瘦小,哭声就像一只小猫一样。爸爸妈妈一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孩子坠地,尽管这是他们全部孩子中的第二个宝贵的男孩,但他们还是高兴不起来,涌上心头的,只有苦楚而心酸的怜爱,“哦,我们可怜的小儿子,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啊!”爸爸、妈妈望着他,一起感叹道。因为他们明白地知道,这个家庭富足的生活已经划上了记号,这个孩子是注定要与苦难和贫穷相伴了。

“我给他取个名字,叫‘祖新’吧,从他开始,我们过上的,真是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过的‘新’生活啊。”爸爸调侃地说道。妈妈不多说什么,却给弟弟取了一个小名叫:毛毛。妈妈说,小猫、小狗命大、好养,愿老天爷保佑我们家这个苦命的孩子,健康长大,取个最最普通的名字就好了。从此,家中多了一个所有人都唤他为“小毛”的小弟弟,说来奇怪,这个弟弟的长相是所有孩子中最像爸爸的一个,五官非常英俊。姐姐们轮流抱着他,爱着他,只比他大两岁多一点的我,有时也会去拉着他的小手逗他玩。

妈妈生过弟弟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的坐月子,她只在床上休息了几天,头上包着一块头巾,就又开始了操劳一家人的生计。她每天安排哥哥、姐姐们按时去上学后,就忙忙碌碌地为全家人洗衣做饭、收拾房屋、照顾着不到6岁的六姐、2岁多的我,和刚刚出世的弟弟。如果要出去买东西或是办事情时,她常常会背上我一起去,让爸爸帮她看着另外的两个孩子。因为她说,那时候我刚刚摇摇晃晃地开始走路,很容易摔跤,她很不放心我。我在妈妈单薄的背脊上、跟随着妈妈快捷的脚步,和妈妈一起穿梭过不知多少昆明市的大街小巷,瞪大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每次回到家中来,妈妈从背上将我解开放下时,我们两个人都早已累得够呛。妈妈的脸上、脖子上布满汗珠,头发和背脊后面的衣服总是完全都湿透了。我的双腿几个小时一直被紧紧地捆着,打开时,常常双脚麻木,放在地上,连站也站不稳。放下了我,顾不得喝一口水,她马上会从爸爸手上接过襁褓中的弟弟,打开胸襟就给他喂奶,因为这时弟弟早已经饿得哇哇大叫了。

我经常站在妈妈的身边,看着她将乳头塞进弟弟的嘴中,弟弟安静下来了,他使劲地吸允着。可是只是一小会儿,弟弟又会大哭起来,原来是妈妈的奶水没有了。可怜的妈妈,在弟弟出生之后,从来就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她身心紧张,吃的又极差,她想用自己的奶水来哺乳弟弟,已经力不从心了。在弟弟才三个月大时,妈妈已经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喂弟弟了,又没有钱去买奶粉,我们可怜的小弟弟,一直就是靠妈妈用米汤,或是米粉调成稀稀的“米糊”来喂养长大的。弟弟一吃饱,很快就睡了。将他放在床上安顿好,妈妈又开始为一家人洗衣、准备午饭、晚饭。没有了佣人,没有了帮工,对她来说,日子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自己辛苦一点,生活还是可以照样过下去。问题是,一家人苦苦熬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妈妈手中常常是连购买哪怕只是当天一家人基本食品的钱也没有了。每天都在担心着第二天怎么办,担心着这么大一家子人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

深陷失望、处于灭顶之灾中的爸爸这时候正经历着他生命历程中最大的考验与难关,如何撕下面子,重新面对并接受现实?他能够穿起布衣,混迹于市井小巷,开始过他必须接受的平民生活吗?他愿意去寻找一份工作,羞辱地去从事他不情愿干的事情吗?或者,他能够厚起脸皮,重新回到自己的工厂,去祈求那些原来是他的工人,而现在却是他的上司的人给他一份哪怕是比烧锅炉还低下的事情干吗?许多旧日道貌岸然的朋友、商界的同仁们,为了生存下去,如今不是都麻木地走到了这一步了吗。因为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像他这样的人,将永远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了,再也不可能受到任何重用和礼仪相待了,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以后只能是夹着尾巴、低三下四地度过余生了。

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呆坐着,思考着这短短几年来发生的一切,怎么办?他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着,一天天过去了,仍然是没有主意、没有行动、没有结果。

妈妈从来不会让爸爸做他不喜欢的事,她也从来不会说任何让爸爸为难的话。此时此刻,家中那么多张口,不能断了炊啊,房租也快要到期了。不行,妈妈开始收拾家中堆在另外那间房子中还值几个钱的东西,从箱子中翻出来毛毯、丝绸衣物、裘皮大衣、她和爸爸的皮鞋,这些东西都被妈妈熨烫、整理干净,准备拿出去卖。这是她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能够让一家人不饿肚子、不流落街头的办法了。经常是,在家中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她就背上我,左手提着一包东西,右手牵着六姐的手,出现在昆明市如安街的旧货市场上。卖得了几个钱,娘三人很快就会去到菜市场,妈妈忙着采购一家人需要的食品,买好后,自己提一包,让六姐也帮着提一包,就匆匆往家赶。妈妈赶回家做饭,让放了学回家来的另外5个孩子们可以吃饱饭,再去上学。

一天,家中连做晚饭的米也没有钱买了,弟弟的米粉也所剩无几,妈妈很着急。她收拾好了一包东西,想让爸爸出去一趟,想办法把东西卖掉,换几个钱来救急。可是当爸爸提起这包东西时,他犹犹豫豫的,始终跨不出门去。一直等到二姐放学回来后,才让二姐陪着他一起去。

出门前,他戴上了一顶大大的毡帽遮住他的脸。他让二姐提着这包东西,与她一道去到了威远街上,那是当时也可以摆地摊的一条街,选择了一个地方将东西摆开来。东西一摆好,爸爸立刻背对着街市蹲了下来。但片刻,他还是觉得背如芒刺,他对二姐说:

“我还是不好意思蹲在这里,我站到那边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帮爸爸做一下这件事情。这几样东西,价格差不多你就可以卖了。如果实在给的太低,你跑过来问一下我。”他大概交代了二姐几句话,说完,就慌忙跑到50米开外的一个拐角处躲了起来。

一会儿, 果然有人来问价了。这个人看中的东西是家中的一个西洋小闹钟,还是值几个钱的,人家给的价钱二姐拿不准,她就告诉人家等一下,起身朝爸爸那边跑去问。等她与爸爸商量了一下跑回来,不料,东西和人都不见了。

“哎呀,我们的钟呢?”二姐吓得大哭起来。爸爸走过来,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太可怕了,这个世道太可怕了,”他摇着头说到。他收拾起地上另外的几件不太值钱的东西,对二姐说:

“不卖了,不卖了,我们回家去。”他提上包袱与二姐回到了家中。妈妈知道了原委,还没有说任何抱怨的话,爸爸就开口说到:

“你再也不要叫我去做这些事情了,让他们抢光算了。没有钱过日子,我们一家人死了算了!这种日子,我早就不想活了!”

妈妈太了解爸爸的性格了,从此再不敢叫爸爸出去变卖什么东西。这一年,六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中光6个孩子上学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没有选择,妈妈自己背上弟弟,有时还牵着我,不时出现在昆明市的几个可以摆地摊的街头上。在当时,靠变卖家中还有一点价值的东西换来几个钱,简直就是全家人唯一生存下去的办法,妈妈也只有这一招了。她不停地在家中的橱柜中、皮箱里翻着,寻找着能够卖的东西,然后一遍一遍地往街上跑,去换回来一点钱,首先让哥哥姐姐们交学费,买课本、继续读书。妈妈说:

“我不要脸了,我的脸面不值钱。我的娃娃如果读不成书,那我们一家才是真的完蛋了。”妈妈果真放下了架子、放下了面子,想尽一切办法,找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不能在经济上帮助妈妈,不愿意出去想办法挣钱,家务事情自己也不会做,一个大活人现在完全无用地每天就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爸爸早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基本信心。生性软弱而又自尊心极强的他,此时,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

“唉,我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还不如死了算了。”妈妈一听见爸爸这样说话就要难过,“不,我不许你这样想,更不许你这样说,等毛毛再大一点,我就去找个工作,什么低贱的事情现在我都愿意干,哪怕扫地、扫厕所都行,只要一家人能够活下去。你不愿意出去做事,跟玲玲一起呆在家里,给我看好门就可以了。”她还告诉爸爸说:

“祖荫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她有个工作,慢慢的,我们家就会好起来。”

“我还年轻,我不怕苦,为了这些娃娃,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妈妈一次次想方设法地用各种话语劝慰着爸爸。尽管生活已经没落到了如此地步,他们两个人还是一直恩爱如初,从来没有反目吵闹的时候。经常,当妈妈从外面疲惫地归来时,爸爸会内疚地递上一支点燃好的香烟给妈妈,帮妈妈接下从背上解下来的孩子,抱着,紧靠在妈妈的身边,让妈妈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我难为你了。”看见自己娇小、瘦弱的女人毫无怨言地天天在外面奔波,两年间她容颜老去、笑脸难现,爸爸无比心疼,他经常惭愧地对妈妈这样说。

1954年底,14岁的三姐突然生病,经诊断为骨结核,送医院简单治疗后,没有钱住院继续医治,几个月后就夭折了。家境破落又失去一个孩子,令父母亲非常难过。而爸爸比妈妈更加痛苦,他认定女儿得这个病,与住在这个破旧阴暗的房子有关,是自己的处境害死了孩子。很长时间,他处在自责之中不能解脱,整个人憔悴得变了形。

他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果断地变卖家产带领全家人移居香港或台湾,才落到了如今已经面临家破人亡的境地。妈妈也为自己当初执意要留在昆明的错误决定追悔莫及,她一边劝慰爸爸,一边说: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女人见识害了一家人。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后悔也来不及了。”爸爸不忍心看到妈妈自责,而自己又无能对家庭眼前的困境做出任何改变时,他想他只有死路一条了。或者说,他认为,他也只有选择死亡了。

1955年初,忧郁中,爸爸开始不停地咳嗽,继而发烧咯血,经检查,他患了肺结核病。在当时,青、链霉素已经传入中国,很多医院都已经开始使用,只要有钱入院治疗,这个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此刻家中已经破落到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哪里还有钱来送他上医院治疗,就靠妈妈每天用一些民间偏方,熬中药给他喝。那时候,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小院中,到处晒满了止咳化痰的中草药--小白芨。

吃药爸爸总是勉勉强强的,妈妈知道,爸爸主要是心里生病了,她就试图用一家人的亲情来唤醒爸爸对生命的眷念。那时,哥哥、姐姐们,包括六姐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上学去了,晚上一放学回来,妈妈总是叫他们去到爸爸身边,去给已经躺卧在床上的爸爸说说话。一家人开饭的时候,妈妈会将饭桌挪到爸爸的床前,让他靠着枕头和大家一起吃饭。白天,妈妈背上背着弟弟,不停地忙碌着家务活,在安宁巷那个破落、静寂的小院中,妈妈总会唤我去呆在爸爸的病床边,叫不满4岁的我去逗爸爸开心、高兴。

我很听妈妈的话,总是长时间地呆在爸爸的床面前,我摇动着爸爸的手,摸着他的脸,不停地给他说这说那,或者就唱歌给他听。那时,妈妈哄我睡觉时爱哼一些歌曲,我的记性极好,这个时候就会重复妈妈唱过的歌,哼出来给爸爸听。妈妈说,我的性格从小就像爸爸给我取的名字一样,非常机灵,一举一动很招人喜爱。也因为从我生下来后,家中就不断发生变故,爸爸的身份变了,他呆在家中的时间比过去多,而我又正好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爸爸和我呆在一起的时间和抱过我的次数就比其他孩子要多很多。哥哥、姐姐们都说,他们都记得,当他们放学回来时,常常会看见爸爸穿着长衫抱着我,或者是我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样子。妈妈说,那两年,弟弟太小,基本上就是呆在她的背脊上。在家中那块除了几张床和一些家具摆放后剩下很小的空地上跑来跑去的我,就成了爸爸的至爱,在搬到安宁巷两年多的时间中,她看见过的、爸爸为数极少的几次笑容,就是我带给爸爸的。

可是,爸爸的病情并没有任何的好转,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床上。他越来越瘦,面色苍白,那双原来慈祥和蔼的大眼睛,此刻愈发显得更大了,深深凹落在发黑的眼圈中,充满着无助和绝望。

一天,当我看见他刚刚从床上坐起来准备下床时,就“咚、咚、咚”地朝他跑了过去,我蹲在他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脚,将拖鞋穿在了他的脚上,然后就抬起头来笑眯眯地望着他。“噢,爸爸的天使,爸爸舍不得你啊!”爸爸一把将我抱了起来,将我紧紧地抱在了他的胸前,他不停地亲着我的小脸蛋。最后,他试着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量将我举向空中,我“咯、咯、咯”地欢笑起来,爸爸可高兴了,也开怀笑出了声来。妈妈说,那是她听到过的爸爸最近几年来唯一的一次大笑。那天晚上,妈妈将我哄睡着后,放在了她和爸爸的枕头中间。爸爸斜靠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到:

“唉,我的这个女儿太可爱了,可惜我,我是什么也不能给予我的这个小女儿了。我……,”他摇着头,双手掩面,泣不成声。看见爸爸痛心疾首的样子,妈妈难过得眼泪又流出来了。

“你爱这个娃娃,你就吃药,你要好起来。”妈妈摇晃着爸爸的身体说,“晚了,太晚了,没有药治得好我的病了。”他淡淡地对妈妈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爸爸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总之,他开始拒绝吃药。妈妈说,他整天就那样呆呆地躺着,连话也不说一句。“哀莫大于心死”,我想爸爸当时的情况大约就是这样吧,一个人如果心已死,自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回他的性命了。在极度的郁闷中又拖了几个月,在当年的10月14日晚11点,躺在床上的爸爸突然剧烈的咳起嗽来,正在缝纫机旁工作的妈妈迎向他,准备扶他坐起来。爸爸一边双手伸向妈妈,一边瞪大眼睛望着妈妈,突然,他痛苦地说了一句:

“若碧,我,我对不起你,”手就徒然从空中落下,就在那一刻,爸爸在这个他极不喜欢的小屋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当时他正值英年,仅仅48岁。那一年,妈妈才38岁。

而我们兄妹7个,最大的姐姐16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2岁,我,才刚刚4岁。

爸爸是半夜时分在破旧凌乱的家中含怨离世的,爸爸的死,是我们一家巨大的灾难。

当时刚刚4岁的我以及更小的弟弟,我们正在熟睡着,突然就听到了首先是妈妈,然后是姐姐、哥哥们划破夜空凄怆的哭喊声。那天夜晚,一家人哭天喊地惨厉的声音,一直是我童年时代幼小心灵中永难磨灭的记忆,真是恐怖万分。我和弟弟年龄太小,一点也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那天,我们两个未因悲伤而哭泣,只因听到一家人悲惨的哭声而害怕,就不停地惊叫不止……,“啊!啊!……”我们尖声地哭叫着,整整一夜,妈妈声嘶力竭的呐喊着: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这样丢弃我们就走了?”

“你叫我一个人怎么活啊?”

“我们孤儿寡母以后怎么办啊!?”

“老天爷,你睁睁眼,可怜可怜我啊,这一大堆娃娃我怎么养啊?”

“天哪!玲玲、毛毛才几岁啊!你怎么就让他们没有了父亲啊?!”

“我的天哪!天哪!!………,哥哥、姐姐们也不相信自己的爸爸是永远地离开他们了,他们不停地摇动着爸爸的身体,大声哭喊着:

“爸爸,爸爸,你睁开眼睛,你醒醒,你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爸爸,爸爸,你怎么就不管我们了啊!”

“爸爸,爸爸,哇,哇……”,我和弟弟什么也不明白,只是跟着他们尖声地呼叫着。

那夜,失去了“安宁”的安宁巷7号,孤儿寡女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令人肝肠寸断。

父亲的黯然离世,令妈妈悲痛欲绝,她曾在哭喊中几次昏厥过去。

一个年仅38岁的弱女子,在家徒四壁的状况下,拖着这么大一群孩子,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那天以及之后的几天中,家中都是一幅凄惨而不堪目睹的画面,我们兄妹7个,大的抱着小的,搀扶着妈妈,长时间地就围在父亲的遗体旁,就这样不停地哭着喊着,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妈妈打发大姐、二姐两个人去爸爸的工厂通知现在的领导们。她一个38岁的弱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实指望工厂会派两个男人来帮着她将爸爸的后事料理一下,另外她也指望着工厂里会给一点点安葬费,因为她现在手头上只有一块多钱。哪知大姐、二姐是哭着出去,又哭着回来。后面跟来的两个工厂的军代表和工人代表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在中国大地上这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中,死人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此刻,听见又一个“阶级敌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来倒是来了,可连屋子都没有进,冰冷地丢下一句话:

“死也死了,哭也没有用了,找个地方赶快抬去埋了吧。”没有留下一分一文,说完就扬长而去了。

“哦,这些人太狠心了,他们白白拿去了我们家所有的东西,现在连人都被折磨死了,可他们连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啊。”妈妈抬起她苍白的脸,眼泪又大滴大滴地流了出来。

“妈妈去买药来,我们一起吃,全家都死了算了。”她对同样啼哭着的7个孩子说到,然后就一个人走出了家门。我们7个孩子一起呜呜咽咽地哭着,等待着妈妈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可是,两个多小时后,当妈妈静静地从街上回来时,她手上拿着的,并不是毒药,而是一把爸爸喜欢的鲜花、几尺黑布、白纱和一些祭祀用的东西。她一言不发地坐到了缝纫机旁,很快就缝制好了8条黑纱,她给每个孩子都戴了一条,自己也戴了一条在手臂上。她严肃地对我们7个孩子说到:

“从今天起,我们为你爸爸守孝三个月。” 她起身在小屋正中靠墙的地方,摆起一张桌子,铺上白布,为爸爸设立起一个灵堂。她挑选了一张爸爸穿着白色西服,英俊潇洒的照片挂在了桌子的正上方,又将白色的康乃馨剪成长短不一的枝条插在花瓶中,放在了爸爸的照片前面,这样,爸爸就像在鲜花丛中一样。然后,她燃起蜡烛,烧起清香,一一放在了灵堂前。做完这些事,她带领着我们一起跪在了爸爸的遗体旁,她一字一句地对爸爸说道:

“明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安葬你,你的7个娃娃,没有了爹,还有我这个妈。则高,我现在告诉你,你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拼了命把孩子们一个个养大成人。等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去见你,你在天上等着我啊。”她一边说,一边将双手轻轻放在爸爸满是愁容的脸上抚摸着,似乎想抚平爸爸生前最大的遗憾。最后,她将一块白纱盖在了爸爸的脸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异常的冷静,哭声也停止了。

没有人知道妈妈一个人在走出家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中,是如何经历了一场从死到生的思想转变的。也许妈妈以为靠着她本能的母爱和她的勇气,就可以将我们7个孩子养大成人。一个妇道人家,她哪里想象得出来,在接下来的红色岁月中,就算是苟且偷生地活着也是难上加难啊!妈妈带着她的孩子活下来的岁月,真是吃尽了千般苦,万般罪。如今哪怕只是重新回想起来,也令人心碎不忍啊。

那天晚上,匆匆安排好7个孩子吃完晚饭,妈妈只是低声跟大姐交待了几句,马上又一个人出去了。回来已经是10点多钟,小的几个孩子都睡了,只有大姐、二姐还在灯下忐忑不安地等着妈妈。妈妈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两个女儿迎了上去,她们看见妈妈一幅失望、难过的神情,开口喊了一声“妈,”三个人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团。大姐知道,为了支付明天丧葬的费用,妈妈今天晚上是出去找人借钱,看见妈妈回来时的表情,她已经知道肯定是不顺利,没有借到足够的钱,那可怎么办啊?

那时候,很少有人火葬,因为这是件很难堪的事情,那意味着,这家人连收尸的一副棺材也买不起。在当时,火化的设备也非常的简陋,尸体是被放在一个汽油桶中,然后架在一大堆木材上燃烧数小时后来化掉的。妈妈当然不愿意让爸爸死了还受这样的罪,可是,当她将所有借到的钱凑在一起清点时,她除了眼泪,还是只有眼泪。这离买一副薄棺的钱相差太远了。要从这个家中找出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以购买一副棺材也已经不可能了,这两天找人借钱已让妈妈领受够了世态炎凉,再到哪里去借呢?而爸爸也不能再这样放在房中等下去了。怎么办?怎么办?妈妈几乎又是哭了整整一夜,万般无奈,在爸爸死后的第三天,她才决定将爸爸送去火化。

那天,我们温文尔雅的爸爸就是被屈辱地塞进一个汽油桶中,放在一个大柴堆上,在经历了长达6个小时的燃烧后,慢慢化为灰烬的。这样落后的火化方式,往往有很多大的骨头不可能烧化掉,最后还在留着。因此,当时装骨灰的盒子也要专门特制,比现在用的骨灰盒大很多。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骨灰盒,妈妈当时也买不起啊。爸爸的遗骨是用一个家中的大磁花瓶勉强塞进去的。妈妈亲自为爸爸收拣骨灰,一边捡,她一边声泪俱下地对她一生最爱的人说到:

“苍天作证啊,则高,你原谅我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最后让你这样地走啊!……”她颤抖的双手机械地捧着爸爸的骨灰,大滴的泪水不停地滚落在丈夫的遗骸中。

这短短的几年中所经历的事情,实在超出了一个少妇所能承受的极限,她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当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将爸爸的骨灰瓶抱回家来后,她几天几夜的不吃不喝,只会呆呆地望着爸爸的遗像,神情恍惚地坐着。懂事的大姐、二姐料理起家务,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义务。一天,看见妈妈又是这样呆坐着,大姐带着所有孩子一起围在了妈妈的身边,她哭着对妈妈说:

“妈妈,求你吃一点稀饭,妈妈,你这样下去,我们7兄妹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我们一起抱着妈妈,摇晃着她哭了起来。妈妈抬起头,惊愕地一一打量着她的这群孩子,她看见他们个个眉清目秀,可是此刻,他们的目光中个个都透露出恐惧,死亡的阴影已经占据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救我们,让我们活下去的,就只有妈妈了,我们每个人都大声地呼唤着她,别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的天哪,啊!…….,” 妈妈一把抱起最小的弟弟,将我也揽在她的怀中,憋了几天的哭声此刻如火山爆发般喷泻而出,“哦,我可怜的孩子啊,我可怜的孩子们啊!你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我啦,可我一个弱女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养活你们长大啊!啊,啊!天哪,我的天哪,……,”她一边大叫一边哭喊着,我们也都一起大声哭着。一会儿,妈妈拿起手巾,擦着她脸上的泪水,抽泣着说道:

“不,妈妈不会让你们死,不会。妈妈一定要将你们养大!我们孤儿寡母咬紧牙关一起活下去,活下去!”妈妈嘶哑着嗓子,发誓般地对我们说到。那一刻,我们7个孩子紧紧拥抱着我们的妈妈,牢牢抓住了她。我们都明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了,因为我们还有妈妈,这个深爱着我们的妈妈,她一定会用尽她所有的一切来保护我们的。我们长时间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

妈妈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殡葬的事情还没有完,妈妈一直寻思着要将爸爸的遗骨找一个地方埋葬,让爸爸“入土为安”。然而,就像决定将爸爸的遗体送去火化时一样的艰难,在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之后,妈妈才决定将爸爸的骨灰安葬在昆明西郊7公里处的岷山上。这又是一个万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按照风俗,叶落归根,松柏环绕的大理苍山才应该是爸爸最后的归宿,可是现在,妈妈怎敢将爸爸的遗骨带回大理故土啊。不,她不敢。而昆明周边的公墓,她又拿不出钱来支付。她出去看了好几个地方,最后选择了岷山这座荒凉的山丘,在她,可能曾想,这不过只是一个暂时让爸爸呆一段时间的地方而已。

在爸爸过世一个月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们去将爸爸草草埋葬。

爸爸的葬礼是世上最为凄惨的葬礼!他被抬到火化场时,后面跟着的只是一群孩子和一个瘦弱的妇人,出殡的那天,还是这群孩子和这个妇人,其他就没有任何人了。上山去埋葬父亲的那一天,是不到10岁的爸爸的长子五哥捧着骨灰盒在前,妈妈穿着白色的孝衣在后,紧跟在后的就是4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我和弟弟是在两个姐姐的背上。这披麻戴孝的一家人,从安宁巷离开家门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昆明市郊外的7公里处,一路上哭哭啼啼,好不凄惨。这队悲情母子的哭喊声,不知令多少路人停下了脚步,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哎哟,最小的娃娃连路都还不会走,男人就死了,这家人好可怜啊。”

“年纪轻轻就守寡,这个女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7个娃娃啊!”他们一边驻足观看,一边跟着抹眼泪。

在眠山上,当民工将大坑挖好,准备将爸爸的骨灰放下去时,妈妈实在难割这生死之别,她突然一头扑向爸爸的坟坑,“则高啊,我也跟你一起去了,”一声尖叫后,她在现场晕了过去,……。

那一天,就连那些每天见惯了挖埋死人的民工,都觉得这家人实在是太惨了,他们停下活计,将妈妈扶到了一棵大树下靠着,喂她喝水,劝慰她:

“大姐,你可怜啊,命苦啊,可是你死不得啊,你有个三长两短,你的这些娃娃怎么办?唉,一个人以后要养7个娃娃,你肯定难啊!”妈妈睁开眼睛,看见的,又是7个已经哭成了泪人的孩子围在她身边。

“天哪,我可怜的娃娃啊,我可怜的娃娃啊!”妈妈挣扎着站了起来,她将我们一起抱在了她的胸前,我们一起在爸爸那尊新坟前长时间地哭泣着。

“则高,我连死的权利也没有啊,为了这7个娃娃,我只有活下去啊!你在天上保佑我们孤儿寡母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年年会带着你的孩子们来看你,你等着我们啊,等我将你的孩子们抚养成人,我就来找你。”那天,在带着一群孩子给爸爸的坟堆磕了头,不得已要与爸爸告别时,妈妈搂着我们对爸爸说了这样的话。

爸爸妈妈不是一贯人际关系非常之好,为什么此时竟没有人来为爸爸送行?

那是因为在当时,作为父亲同一阶级的同类,所有的亲朋好友大都命运不测、自顾不暇,他们就是想来都来不成了。更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多人,他们就是来,也不敢在白天来,只敢在漆黑的夜晚悄悄来看一下妈妈,说两句话就走了。

爸爸的亲弟弟,由于在1949年被任命为交通银行喜洲分行的行长,当时他就带着一家人移居到了大理。然而,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马上也将他们一家席卷其中。此时,他们一家的处境比我们家还更糟糕,在历经几个运动的冲刷后,四叔也未能逃脱厄运,他被无辜判刑投进了监狱中。四婶一个人拖着五个孩子,当时也正处在非常艰难的境况中。四婶说:他们是在爸爸过世10多天后,才得知消息的。当时,她也想来一趟昆明,来看一下妈妈,可是,她已经穷到连买一张车票的钱也没有了。其他亲朋中,有的人,仅在爸爸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看过一下就走了。还有一些势利眼,甚至是爸爸以前曾经帮助和接济过的人,当他们看到这家人的变故,现在听说连当家的也死了,就生怕这一大群孤儿寡女今后会缠住他们寻求帮助,或是害怕这样一家已经定性的资产阶级以后会给他们带来祸患和牵连,就连照面都不敢来打一个了。最让妈妈感到伤心的是,爸爸的亲妹妹,那个自小得到过爸爸妈妈无数关爱的人,这个时候,她刚刚被政府聘用到一个中学作英语老师,她害怕失去政府的信任而丢了饭碗,必须要积极表现进步,跟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只在一个黑夜中悄悄来家中看了妈妈一眼,以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了。

1955年的那个冬天,是妈妈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失去了顶梁柱的家,一下子显得那样的冷清肃穆。没有了男人的依靠,凄苦的日子更加难熬。那间破旧凌乱的小屋中,顷刻间没有了任何生机,一片静寂。以前每天叽叽喳喳在房中跑来跑去的4岁的我,此刻已经变了一个人。几个月来听到了那么多的哭声,我敏感地知道,家中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我的心中只有害怕,每天除了不得已睡着了的时间外,我总是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不放,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不断地抬头看妈妈的脸,只要看见有眼泪,我马上首先大哭起来。

“玲玲乖,玲玲不哭,”妈妈掏出手巾为我擦眼泪,可她一直哭着。每天早、午、晚三个时段,妈妈准时为爸爸的灵堂添蜡、点香,她总是背着瘦小的弟弟,我也总是站在她的身旁。在微弱的烛光和三柱清香的漂曳闪烁中,妈妈她常常不能抑制地、痛心疾首地伤心大哭着,我拉着妈妈的裤腿,每次都伴随她一起哭。哥哥、姐姐们出去上学后,妈妈匆忙做着家务事。更多的时候,她盘腿坐在地上,面对着一部纺机机械地摆动着手臂,在忙着纺线。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到外面去接了纺线的活计来挣一点点钱支撑家用。她一个人默默地纺着线,经常泪流满面,一言不发。她不停地纺啊纺,只为着在傍晚时交去几团线,可以换来几角钱,然后赶快去买一斤米回来,做饭给全家人吃……。饭煮熟了,孩子们团团围坐下来准备吃饭,妈妈照例会在爸爸通常就座的位置上摆上一付碗筷:

“唉,孩子他爸啊,你怎么就不在了啊!?你怎么就再也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看着碗筷,她总会一个人独自流泪。夜深人静躺到床上,枕头边再也没有了爸爸熟悉的身影,她抱起枕头又要哭上一两个钟头。4岁的我还不太明白到底爸爸发生了什么事,一直不见爸爸的身影,有时候我会说出“我要爸爸,我要爸爸”的话,妈妈一听见,马上会忍不住失声大哭:

“玲玲啊,你永远也没有爸爸了。可怜啊,你连死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是不知道死是什么。人们都说,一个人在三、四岁时就会开始有记忆,就会明确地记得一些事情。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在我一生最初的记忆映像中,爸爸妈妈的形象是模糊的,只有声音是清晰的,那声音就是,妈妈凄惨的哭啼声。那时候,爸爸突然就不在了,出于恐惧,我是分分秒妙地紧贴着妈妈,生怕这个亲人又从我身边消失掉,真是寸步都不离。我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弟弟在妈妈的呜呜抽泣声中昏昏入睡;也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又在妈妈的呜呜抽泣声中惊醒过来。妈妈抱着我们两个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哭的孩子,一连几个钟头的失声哭泣,在当时,简直就是每一天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因此,哭声和眼泪,就成为了我童年时代中两样经常相伴的东西。我的大眼睛中,充满抑郁,充满泪水,再也没有了欢乐。

当时,大姐正在师专读书,二姐考进了卫校,四姐刚进初中,她们正值美丽的花季年华。可惜这时的每一天,她们都没有了欢笑。每天从学校一进家门,一看见妈妈就开始掉眼泪。因为她们都已经明白,爸爸的死,对这个家庭将意味着什么。哥哥和六姐还处在不太懂事的年龄,但也隐隐感觉到了家庭的不幸,他们看到大人哭,或是跟着一起哭,或是马上静静地呆在一旁,不吭一气。哥哥后来常说,他的童年在9岁时就已经结束了,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往日喧闹的小屋中再也没有了任何嬉戏、欢乐的声音,除了哭声还是哭声。就这样不停的哭泣啊,我知道,在失去爸爸最初的那些日子,妈妈和她的儿女们的眼泪真的已经流成了河……。

妈妈在爸爸故去后的几个月中,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两个眼窝一直是青的。为爸爸守孝的黑纱,一直在她和7个孩子的的右臂上戴了整整三个月。同样是为爸爸戴孝的小白花,天天插在她的耳鬓发际间,带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别人怎么看待这个家庭的男主人都无所谓,在她和孩子们的心中,这个男人永远都是他们最宝贵的至爱之人。

在家庭急难时领略到的世态炎凉,让妈妈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敢报任何奢望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同情和怜悯,她知道,今后一切都只能够靠自己了。她后来一直说:

“你爸爸一倒下,就让我看清了人心。这件事过后,我就发过誓,以后无论多难,就是死,一家人也绝不会去求靠任何人。”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有没有丧失了良知的人。在爸爸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早上,一个乡村老妇人背着一大背篓的南瓜突然来到了安宁巷的小院中。她径直走到妈妈面前,叫了一声:“严太太”,妈妈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丁姐姐,你怎么来了?”原来,这是一个在解放前经常来给家中的厨房送新鲜蔬菜,特别是送昆明近郊凉亭出产的一种很好吃的南瓜的丁姓农村妇女。以前她挑菜来卖的时候,有时背上还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妈妈同情她,每次总要让她将孩子放下来,帮她抱一抱,还会倒水给她喝,让她休息一下再走。她念念不忘妈妈的友情,每年都会将新鲜蔬菜送到家里来。我们家搬到安宁巷后,自然就和她断了联系。这时候,她却自己找上门来了。她一把拉着妈妈的手,告诉妈妈说,她一直还是到我们老家一带去卖菜,也一直都在打听严家的下落,可就是找不到。这天,她照例去卖瓜时听到有人议论,说严先生去世了,留下一大堆孩子,好可怜的话。她马上就不卖瓜了,追着求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了我们家现在的地址,她背着那些瓜,就找上门来了。妈妈很感激她,但是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和她现在已经是属于两个阶级的人了,就对她说:

“你赶紧背着你的瓜走吧,我们家现在正在倒霉,你最好还是少跟我们打交道,我不想给你添什么麻烦。”

“唉呀,严太太,你怎么这样说话?我不管什么解放不解放,我只知道哪个人好,我就和那个人打交道。你和你家严先生,都是大好人哪,严先生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我难过啊。我今天一定要等着娃娃们回来,一个个看见他们一眼,我才走,这些娃娃现在可怜了,唉,”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哭了起来,这一哭,又引得妈妈也和她一起哭了一大场。那天,她抱着出生在安宁巷、从未见过面的弟弟,将我也揽在她的怀中,不停地说着“作孽啊,娃娃们可怜了,可怜了!”的话。她硬是一直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回家来,见了面,又用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一拉了每个孩子的手、摸了每个孩子的头,才依依不舍的与妈妈告别。分手时,她执意将她背来卖的那一背篓南瓜全都留给了我们,还再三告诉妈妈,说她以后还会再来看望我们一家人的。送她走出大门,妈妈带我们一排的站着,招手与她说再见,我们一起端详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心中对眼面前的这位农村妇人充满好感,竟盼望着她快快再来。因为在当时,她真是对我们最好、最不嫌弃的一个人了。

重提爸爸去世时的往事,我很悲伤。

爸爸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学有所长,算得上是一个勤劳善良的知识分子。他是较早在昆明创办纺织业的实业家,经过自己的奋斗和辛劳,他拥有成功事业,30多岁时已是一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他曾拥有自己名下上千万的资产和房产,他没有挥霍浪费、没有破产失败,一生兢兢业业。以他那样的修养和性格,自然,他也绝对不可能在刚刚一解放就与新生政权作梗,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就做出对政府“偷税漏税”达到几百万的犯罪行为来。并且,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他已经缴械投降,愿意将自己的工厂、住房全部用于偿还他们认定的“罪行”,可他为什么还是被扫地出门,并且被扣上一顶顶难以接受的罪名?

1954年,在他将自己苦心经营了18年的工厂拱手交给新政权的时候,他亲笔书写了一份资料,他对自己的工厂做了最后的描述:

“本厂共有职工54人,自产自销各色线呢、加工白布、条布、帐纱布,每月生产额达到450匹,土改完成后,购买力提高,形成供不应求的情况。”

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业主本人也正当年富力强,可为什么,所有曾是属于他的资产,一下子都被完全剥夺,最终,将他一步步逼向了死亡。最凄惨的是,在他去世时,他的家人甚至连一个装他尸骨的盒子也买不起,最后,只好将他草草埋葬于荒郊野外的一处小山岗上。

我禁不住想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是谁践踏了他的尊严?他的财产哪里去了?是什么人、凭什么掠夺了他所有的一切,乃至他的生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敢问这些问题,如今我要来问一问,谁可以来回答我?

我们的爸爸他死得真冤啊!

写到这里,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书写“严氏家族创造商业传奇”的那位作者曾经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严氏家族的后代中至今没有人经商。他们还敢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于严氏家族的人来说,只要想起“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个自己的亲人惨死的状况,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不是十年,他们是永远都怕井绳了。

父亲撒手人寰,主动退出了这个不喜欢他、他自己也不喜欢的世界。而妈妈,她将如何带领着她的儿女们活下去?

妈妈信守她对爸爸发出的誓言,为了严氏家族的后代而拼命活着,她苦难的历程从此拉开序幕。在爸爸死后的岁月中,她,一个38岁的寡妇,锲而不舍地用她毕生的心血,抚养和关爱着我们7个孩子,她所付出的艰辛,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几个女人可以承担得起。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由毛泽东一手遮天的红色时期,不是几朝几夕,而是整整30年啊!30年间,我们7个被划为资产阶级“黑崽子”的孩子,和妈妈这个红色政权也想消灭而侥幸活下来的人,都成为了这个社会最不受欢迎、最低等的公民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的每一天,可以说都是举步维艰。我们多少次经历险境,又多少次在生死之间徘徊。然而,上天眷顾我们,赐给了我们7个兄妹一位伟大而坚强的女性一路相伴,她就是我们的妈妈。依靠着她和从她身上发出来的那股浓烈而坚韧的力量,我们一步步艰难跋涉,终于活到了我们国家阴霾散尽,雨过天晴的一天。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与贫穷和饥饿相伴,妈妈所承受的苦难已经让她难乎其难,而更为不幸的是,在爸爸死后的岁月中,我们的妈妈和她的7 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更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妈妈和她的7个孩子之间,也就产生了许多不可思议、或者说不该发生的波折和故事,使得妈妈的命运愈加凄凉、悲惨。这些,正是我在下面的文章中要详细记载的内容。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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