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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往事

--作者:严玲玲

第二、第三章(二)

全家人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每天幸福地生活着。每天清晨,妈妈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庭院中,尽管已经一连生了4个孩子,但她天性爱美、爱整洁的性格一点也没有懈怠。她从来没有哪一天,会像一些家庭主妇那样生了孩子之后就不再重视仪表,随随便便、邋里邋遢就出现在别人的视野中。不,她从来都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她不管在哪里出现,总是如一股春风迎面吹来般清新。她严格保持着用皂角泡出来的粘液洗头,所以她的头发总是又滑又亮。她的眉毛永远修整得像一条弯月,没有一根多余。妈妈从来不喜欢亮丽的颜色,她的所有旗袍全都是素色调的,顶多有一点小碎花,但穿着时必定是熨烫完备,一点皱折也不能有。一款特殊的、做工精致的白色手帕被她选择了作为自己的饰物,那是一款在手帕的一个角边上绣有不同色彩的一支梅花的手帕。根据当天的衣着颜色,这块小小的手帕或是会插在她旗袍的腋下,或是就在她的手上握着,大家会发现,那手帕上的花枝色彩总是与她当天的穿着搭配很协调。妈妈还是一个非常爱花的人,家中园子里没有鲜花的时候,她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昆明的花卉市场。买回鲜花来,将几个大花瓶抬到院子中间,插放出不同的式样,将它们摆进堂屋、摆进爸爸的书房、摆进自己的卧室是她最热衷的事情。遇到园子中有鲜花的季节,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她必会到园中一趟。剪上几枝鲜花,配上几片绿叶,然后笑咪咪地拿到房中,添加在不同的花瓶中,做这些事情,她从来乐此不疲。每次插完花后,她总要习惯性地退后看一看,再摆弄摆弄,直到整个造型美观才行。然后,她就开始到厨房中参与厨师们忙乎,直到将早点摆上桌,看着爸爸和上学的孩子吃完,走出家门。之后,她也会泡杯清茶,看看报纸,歇息片刻。什么叫作贤妻良母,妈妈就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在爸爸妈妈共同生活的17年岁月中,他们两个人一直十分恩爱,妈妈说:

“我们连红过脸的时候都没有,我们两个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他们甜蜜地生活着,先后将8个孩子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就是其中的老七。除了兄妹中的老三在14岁时不幸生病夭折外,我们7个兄妹至今全都健在。

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特别爱孩子的人,他们对每一个孩子都疼爱有加。在解放前出生的六个孩子,除了父母亲的关爱,他们还或多或少地体验过当时富足的家境带给他们丰厚的物质享受。其中的大姐、二姐自然获得的宠爱最多、时间最长。从一张张大姐、二姐小时候每年过生日的照片上,从她们从头到脚的穿着和打扮上看,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得到父母亲对他们的孩子们是多么的疼爱。

那时的大姐、二姐,看上去真像小天使一般的快乐,她们两个人每天都穿着同一样的套裙,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小皮鞋。在她们开始上小学时,为了来去安全,爸爸又为她们买了一辆当时很流行的“洋包车”,专门用来接送她们。

每天早晨,车夫老张师拉着她们俩去上学时,一边走,车前的铃铛就会一路随风响起。那清脆的铃声,成为她们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记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时,一拐进小巷口,远远的,她们总会望见她们熟悉的身影,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早已等在家门口,他们总要亲自将两个孩子从黄包车上抱下来,一支手牵着一个,迎进自己的家门。

爸爸是留过洋的人,非常崇尚西方教育。他为大姐、二姐所选的小学,都是当时教会在昆明开办的私立学校,他希望孩子们从小接受现代新式教育。这样的学校学费很高,但是,两个孩子有机会接触了许多新东西,比如钢琴、绘画和严格的操行品格培训,爸爸认为,这些才是对于孩子最重要的。

妈妈告诉过我们,爸爸给前四个孩子所取的名字意味深长:大姐名:祖荫,二姐名:祖惠,三姐名:祖昌,四姐名:祖明。“荫、惠、昌、明”--寓意是:在浓郁的树荫庇护之下,惠及的将是昌盛与光明。仅仅从字面上,也可以想象得出,我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的孩子寄予了多么美好的愿望与期待啊!

1946年,家中添了第5个孩子,并且是一个男孩。这是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子,真是家中的大喜事啊,爸爸妈妈大喜过望。五哥的名字与四个姐姐都不同,叫做“懋祺”。据说,这两个字是祖父专门请测字先生给起的,懋:意盛大、丰富,祺:意幸福、吉祥。哥哥的满月酒席办得非常隆重,亲朋好友以及昆明市商界的要人几乎都来了。昆明“同庆丰”金店的老板王天传要认哥哥做他的干儿子,那一天,他将哥哥的名字分解为“懋公为业,寿考为祺”,刻在了一块精致的匾额上抬着前来祝贺。祖父抱着自己的第一个大孙子简直是喜上眉梢,他不停地对着客人们重复说道:

“这个孙子像我、像我,一幅福相。好啊,我们家样样都齐了!好,好,好。”大家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觉得这家人真是一切都太顺利了,事业、人丁都兴旺啊。

妈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这个还算开明的家庭中尽管没有受到非难与指责,但她自己还是一直巴不得希望生出一个儿子来。现在,愿望终于实现了,妈妈每天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爸爸虽然是留过洋的人,但因为自己是这个严氏家族中的长子,他还是知道这个男孩的出世对他和整个家庭意味着些什么。那些日子,他被一片恭维的话语熏得飘飘然,原本较为收敛的性格一度大变,常常是口哨声不断,他实在是太高兴了。每天一下班,他就忙着往家赶,一进门,就直奔他儿子的小床前,不管孩子睡着还是醒着,一把将孩子抱在怀中,口中哼哼哈哈地就会唱将起来,好不得意。妈妈的欢喜劲就更甭提了,她几乎是一刻不离地守护在这个孩子的面前,只要一抱在胸前,总是长时间深情地看着他,怎么爱她也觉得不够啊。

可以说,从这个儿子一落地,爸爸妈妈就对他寄予了特别的厚望。为此,他们特意为他挑选了一位专门的奶妈,日日用最上等的伙食侍候着,让她养足了奶水来喂养哥哥。3岁起,更为他请了各门老师进行启蒙教育,琴、棋、书、画一样不漏地开始培养。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尽管来得晚了一些,爸爸妈妈还是像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些偏心地爱着这个男孩。他们倾心栽培着这株幼苗,希望哥哥长大后能够干成一番大事业,光宗耀祖。

当时,爸爸的事业也步步顺畅,工厂生产的布匹销路一直很好,正义路上的店铺扩大了还是人满为患,又在金碧路上新开了一个铺子。适逢此时,家中又添了男丁,这不是喜上加喜吗?很长一段时间,家中常常是人来客往,热闹异常。

一天,他定购的一架大钢琴突然被商行送进了院落中,取代了家中原来的那台旧式风琴。安放好了位置,他一时高兴,自己首先就坐在钢琴前,兴致勃勃地弹了起来。一会儿,他竟然高兴地边弹边唱起了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翠啼春晓》上的一首插曲来:

“当我们年轻的一天,
在一个五月明媚的早晨,
你说,你爱我,……记住,
当我们年轻的一天,
你说,你爱我!”

他醇厚的男中音在院子中回荡。四个女儿都跑来围在了爸爸的身旁,妈妈抱着五哥,身子斜靠在客厅的门傍,也在听着爸爸又弹又唱,“哦,那真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啊。”妈妈在晚年时候常常会这样回忆说。

从那时起,爸爸规定,家中的五个孩子,每个人都有学习钢琴的任务。爸爸请了专门的老师来分时段教授每个孩子。当时,8岁的大姐是其中学得最好的一个,她弹奏的那些美妙的基本功练习曲,一首首旋律总是在小院子中四处回荡着。那时候,大姐练琴的时间恰巧是安排在放学后的5、6点钟,爸爸常常在下班回来时车子一转进小巷口就会听到琴声,只要一听到钢琴声,爸爸会立刻从小车中跳出来,连车子都顾不上锁,就直奔到大姐和钢琴前。他们父女二人四手联弹钢琴的情景就会时常发生。妈妈的饭菜做好了,没有人去吃,大家都在欣赏着他们弹琴呢,总要一直等到爸爸尽兴完了,一家人才会开饭。

1947年,爸爸在昆明市石桥铺为自己的小家庭购买了一个全新的院落,一家人从司马地巷的老房子中搬了出来,单独住进了这套院落中。

这是一套铺着大石板地面、拥有两层楼房有点中西式结合的院落。根据当时的买房契约上记载:此院落包括大小房屋总计33间,购房金额为旧币45亿元(相当于人民币450万元)。爸爸妈妈非常高兴,因为这套房子拥有一切西式的卫生设施,抽水马桶、浴室样样俱全,并且每个孩子也都有了各自的一个房间。爸爸在自家堂屋的正中央挂上了一副当时云南省著名的书法家陈荣昌老先生书写的对联,上面写着:“种稻溪声交远近,养花天气半晴阴”,他喜欢这样淡雅、平和的氛围。妈妈忙着在小院周围种植了好几种鲜花,这个院子一下子充满了许多的色彩与情趣。不多时,觉得房子太多自己一家子住不完,就将其中的一面、8间房子租给了鸿大卷烟厂的高级技师李青年一家居住。这是一家上海人,有两个和大姐、二姐一般大的女孩子,一住进来两家人就很合得来。两家人非常和睦、惬意地生活在这个小院子中。喜得爱子的爸爸妈妈相信,他们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们一定能够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时候,家中有一个女佣、一个男帮工和一个爸爸的司机,在协助着妈妈料理着整个小家庭的生活。

搬进新房后不久,爸爸发现在通往住家的小巷中,大约有一段一百米左右的路面不是水泥路,下雨时很泥泞,孩子们出入时常常弄脏了鞋子。他就花了一大笔钱重新整修了那段路面,全部铺上了大石板。街坊邻居都说,这家人搬进来,他们都沾光了,因为整个一条巷子都彻底变了一个样。

爸爸仍旧每天西装革履的出门去上班,风雨无阻。傍晚下班时,他有时会顺路买上一包点心、或是炒板栗什么的东西带回来给几个孩子吃。妈妈穿着碎花的紧身旗袍,娇小玲珑的身躯总是在房前屋后忙碌着。虽然连接生下了五个孩子,妈妈一直没有发胖过,她的身材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因为她有好多招保持身段苗条的诀窍。另外,她极其爱好整洁,为保持庭院整洁、家居整洁、孩子整洁、她自己整洁,她每天从早到晚总是手脚不停地劳作着,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这自然也使得她的身上不容易长出赘肉来。妈妈是一个讲究细节的人,每天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中,她非常在意。许多妇女带孩子后变得邋里邋遢的样子总是被她看不起。当然,妈妈跟许多中年妇女最不同的一点是,她很爱笑。养育孩子带来的劳累,从来不会让她烦躁不安,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跟孩子们在一起,永远只有欢乐。妈妈大声笑起来的时候,一口牙齿洁白如玉,而她爽朗的笑声,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得到,很有吸引力。可以说,妈妈是一个天生做母亲的人。

那时候,尽管家中有佣人,但妈妈只会让他们去买买东西,或是做一些粗事、体力活。每顿饭,特别是每天晚上与爸爸一起共进晚餐的饭桌上的菜肴,必定是由她亲自烹饪出来。丈夫和孩子们吃得香,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就是她最大的享受。间或,她会让家中的车子送她到爸爸的工厂中,帮着爸爸安排和处理一些工厂中后勤方面的事务。比如,在过春节或是中秋节时,她会到工厂安排全体员工聚餐。妈妈亲自下到工厂的厨房中,为大家做上几个拿手菜,然后和爸爸一起与员工们吃上一顿。两个人忙完了工厂的事情,就有说有笑地一起回到家中。年底了,要给员工们发红包,妈妈就会将纸币都换成崭新的,根据店铺和工厂中员工的不同级别,自己一个人动手,一张张放进红包中,写好名字,让爸爸第二天拿去发放。总之,不用安排什么,她自己就会把一切应该作的事情都处理得稳稳妥妥。晚上,偶尔和爸爸一起到剧院听一场京剧,那是妈妈最高兴的事了。妈妈一番梳妆打扮后,依旧是那样的优雅大方,她手挽着她事业有成、中年时愈加显得敦厚而更有风度的夫君的手,心中荡起阵阵的自豪与满足。她总是说: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太好过了。”

在石桥铺的小院中,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六个孩子。虽然又是一个千金,但出落得非常的美丽,爸爸为她取了“祖芳”这个名字,因为她真是长得像一朵鲜花一样的美丽动人。有六个孩子的家庭可不是一个小家庭了,孩子们的喧闹声充斥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每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更是这一家子人最热闹的时光,爸爸的膝上常常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双膝上都有孩子坐着。看着身边这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个个健康快乐,爸爸可开心了。他会点名叫大姐弹一段钢琴,让二姐背一段唐诗,然后带着几个年纪小的一起唱一首儿歌,房前屋后总是充满欢歌笑语。深夜,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入睡了。爸爸妈妈一起走向自己的房间,临睡前,他不止一次地对妈妈说:

“上天赐给我们的这群孩子太好了,我太喜欢他们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来爱他们,我一定要让他们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妈妈反问他说:

“你是说过上比现在还要好的生活?”

“对啊,这个世界大得很,好日子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只是你不知道。”他肯定地对妈妈说道。是的,在妈妈看来已经太好、太满意的小日子,在爸爸眼中可不算什么,爸爸的目光远大得很。在他的心中,已经无数次地在为每一个孩子策划他们的前程了,他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他想让大姐学医,二姐学文。自己和太太都喜欢戏曲、音乐,他希望在孩子们中间要培养出一个搞艺术的人才来。胖乎乎的宝贝儿子嘛,自然学商,他就是继承家业的人选了。

“五儿还是要到法国去留学,以后我亲自送他去,我要带他去我留学的里昂大学看看。”他已经想得太远了。多少时候,想到高兴时,他甚至会爬起身来,披上一件睡衣就跑到孩子们的小床旁,呆呆地、仔细地打量着他们。

从某些方面来看,爸爸好像不是一个完全的商人,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地出世,他将产业交给别人打理,自己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他深情地爱着每一个孩子,关注他们的学业、他们的言谈举止,就连每个孩子的穿衣打扮他也很在意。在每年要给孩子们添制新装时,他总会带着妈妈去到昆明市最昂贵而时髦的童装商店去购买。哥哥这个家中唯一的小小男子汉的装扮和发型,更是由他自己亲自安排。小西服是到护国路那家专门为他自己制作西服的越南人开的西服店定制,发型也是由他带着,去到自己一直关顾的“明星理发室”,由著名的扬州师傅来打理,中分,打蜡,俨然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遇到什么正式场所需要带着孩子们出席,爸爸妈妈的这群孩子,总会被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这6个孩子不仅健康、漂亮,穿着也很讲究,很有独特的格调。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出现,的确很出色。这也许和爸爸妈妈两个人血缘较远也有关系,爸爸具有完全的白族血统,而妈妈的祖籍则远在江南水乡南京,这样的一份姻缘,自然使他们的孩子长得有些特殊。

那几年,爸爸妈妈真正是其乐融融地享受着他们小家庭每一天的温馨。

爸爸的弟弟严则文比爸爸小5岁,他被祖父培养成了一位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时,他大学刚一毕业就在昆明交通银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职务,很快就和大理的名门闺秀尹桂贞小姐结婚了。他的太太,我们的四婶,可是一个追求时髦、长相也很漂亮的大学毕业生。爸爸的小妹妹严竹英也已经长大成人,正在大学读英语,她不仅模样长得很高贵,而且性格也非常的傲慢。爸爸妈妈虽说那时已经带着孩子们搬出了司马地巷,住在自己的小洋楼里单独生活,但与两个亲弟妹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更为难得的是,妈妈与刚进严氏家族的弟媳妇和长大了的小姑照样相处得非常融洽。她忙完了小家庭的事务,打扮整齐,手上提着弟媳爱吃的糕点,或是什么她特意为弟媳购买的小礼物,常常出去看望这个弟媳妇。她细心地带领着这个外姓女子慢慢地熟悉着严氏家庭的一切,两个人渐渐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一来两往,彼此建立了很深的友情。弟媳妇发现,三嫂热情、能干,待人真诚。她很信任这个兄嫂,只要一见面,两个人坐在一起,总是一谈就没有完了。以后的几十年,四婶与妈妈一直相处得非常好,直到晚年都情深意切。对那个长大成了大学生的小姑,妈妈更是摸透了她的脾气,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处处关照着她。送给她的东西,总是挑那种自己都舍不得买的最贵、最好的。这方面,让爸爸整个家族的人都看见了妈妈性格中最优秀的一面,小姑虽然清高自傲,但对于妈妈的为人也挑剔不出任何差错,她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在我的面前,有一张当时全家人一起到西山郊游时的老照片,我仔细的观看着照片上的每个人,一一端详他们当时的表情。我发现,那时候,在妈妈的神情中,在她仅仅30岁时的双眼中,已经有了一股淡淡的忍辱负重的感觉。她的衣着在所有人中间显得是那样的普通,没有丝微的趾高气昂,有的只是收敛和自律。也许她知道,只有这样,才是自己在一个大家庭中应该持有的本分和位置,只有自己谦卑下来,才有可能充当好这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吧,总之,尽管她是整个家庭中的长子媳妇,她的表情中却没有任何的居高临下或是得意洋洋。在那张照片中,妈妈就站在穿着西式长呢绒大衣的弟媳妇旁边,同一张照片上,还站着那个梳着流行发式、穿着一身洋装的爸爸的小妹妹,他们三个女人一比较,马上就可以看得出,妈妈是那样的成熟和安分守己。

的确,在一个旧式大家庭中要当好一个大儿子媳妇的角色,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1947年,祖父母相距因病去世,爸爸妈妈承担了照管弟弟、妹妹的重任。他们经常带弟弟妹妹一起外出去郊游,一辆车子是由专门的司机开,另外一辆车子总是爸爸亲自驾车,并且他还负责摄影。从当时留下来许多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大家庭仍然拥有的喜悦和和睦,他们每个人都衣冠楚楚,笑逐颜开。这些,当然与妈妈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密不可分。

后来,爸爸新潮的小妹妹大学毕业了。经过一场自由恋爱,她宣布要与同班一个姓杨的同学结婚。这可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家底的年轻人。但为了成全他们的婚姻,爸爸妈妈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在当时昆明市轰动一时的豪华婚礼。哥嫂的为人,让失去父爱的小姑大为感动,也令亲戚朋友们交口称赞。我们的四婶在晚年都还经常说:

“三嫂的为人真是没得说的,她为小姑购置的嫁妆足足装了两卡车啊。”

妈妈就是这样,她总是顾大局,识大体。哪里有她,那里就有和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她爱说的话是:

“千金难买一家乐,家和才能万事兴”。所以,由她维系着的一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家庭,多少年都能够非常和谐、友好地生活着。

爸爸自照相机一问世,就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简直就迷上了摄影,常常自拍自洗,然后又买来相册,剪辑、整理,亲自写下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他们当年的真实生活写照。

其间,整个中国正在经历8年抗日战争,作为大后方的昆明,相对较为安定。随着许多大城市的沦陷,大批政要及知识分子搬迁到昆明,生活必需品,包括对纺织品的大量需求,给爸爸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他的工厂和商店一直生意兴隆,经营顺当,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祖父在家道兴盛时寿终正寝。临终时他交待爸爸:第一要将他埋葬在自己的老家大理的鸡足山上。第二,他要求爸爸,生活富足了,不要忘记回报社会,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自己的遗产要捐赠一大笔给鸡足山寺院。爸爸立刻按照祖父的愿望去到了鸡足山,与当时的住持联系上,送去了大笔款项。由于当时祖父捐赠寺院的款额巨大,寺院还专门为他立了一块碑文纪念,此碑至今还竖立在巍峨的鸡足山上。

之后,爸爸和妈妈真的遵循父命,一生乐施好捐,回报社会。他们曾经为金殿的修复多次捐款,作为大施主,爸爸的名字也一直镌刻在金殿的石碑上。

现在我们知道,严氏大家族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不是起始于祖父,而是起始于祖父的父辈。在至今被国务院保存为全国重点历史文化古籍的大理喜洲“严家大院”的家庭历史简介中,这样写道:“重视教育、热衷公益事业,是严氏家族历代的传家祖训。”据查,严氏家族在其兴盛时期曾做过许多大型的公益事业,曾捐资兴办过医院、学校和图书馆。

1946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当时爸爸正担任昆明市布商联合会的主席职务,由他发起,决定在昆明市顺城街集资修建了一所“布新小学”,让当时居住在近日楼城门外的贫苦孩子可以就近入学读书,以示庆祝。在“布新小学”的落成典礼上,妈妈曾兴致勃勃地登台演唱了她的拿手好戏__京剧《白蛇传》中的片段,那一天,她的五个孩子都在台下看着她,妈妈好不得意。这所小学完全按照白族民居的式样建造,校园中的大礼堂,也就成了布商联合会开会、聚会的地方。后来,姐姐、哥哥都曾多次跟着爸爸、妈妈到过“布新小学”,去捐赠学习用品给那里的孩子们。在至今仍然存在的这所小学里,一直矗立着一块当时的奠基石碑,上面镌刻着主要捐赠者的大名,我们的父亲“严则高”的名字就在主要位置上。

记录下这些事件,绝对不是为了炫耀,因为这是我们前辈真实历史写照的一部分,我想有必要将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实事求是地写下来。当然,我想表达的还有,在追溯我们的祖父辈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为人与追求,所有事实都可以证明,他们算得上是一群正直而善良的人。

接下来的几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地说,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殊死较量的关键时期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双方都非常明确,他们已经是水火不相容,完全不可能联合执政来管理这个国家了。谁将执掌这个国家的大权,也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亿万生灵的前景与未来。当时,全国人民被国共两党各自所作的强烈政治舆论弄花了眼,孰是孰非,谁也说不清楚。

爸爸刚刚跨进40岁的门槛,步入了中年。他完全不问政治,每天照样西装革履地出门去上班,兴致勃勃地处理着工厂中的事务,回家来,妻儿环绕,他很知足。周末与亲朋好友聚上一聚,依旧搞搞摄影,打打网球,他悠然自得地生活着。

1949年夏天,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军队已经彻底打败了蒋介石,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与城市。蒋介石在大骂“共匪、共产、共妻”、“毛泽东不得好死”的绝望声中逃命台湾。自然,国民党的各级政要也带着自己的妻室儿女,开始了大逃离。爸爸在网球俱乐部认识几个在昆明省市政府部门中工作的人员也要走了。临别之前,他们留给爸爸的话是:“看来是凶多吉少,你也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想想退路,”可爸爸不过一笑了之,他认为:“无论谁执政,人们总要吃饭穿衣吧,我们奉公纳税守法,所经营的事业对社会对百姓有益,任何政府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10月1日,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权从此在中国建立。

开始,红色风暴并没有一下子就席卷全国,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开始发生巨大的政治变革时,遥远的边疆城市昆明,生活、工作一切依然如故。

与中国许多大城市的人们相比,昆明人从来就被认为是如这里的气候一样,不冷不热,是一群散漫、悠闲之辈。爸爸妈妈和大多数昆明人一样不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新政权的建立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仍然在过着自己充满情调的小资生活。

一年多来,当报纸、收音机反复地强调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昆明的一些商界人士才开始议论纷纷,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些忧虑,但他们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并且充满侥幸心理。

在爸爸召开布商联合会成员开会,让大家讨论应该如何面对新政权的变故时,这些商界的精英们一边喝着香茗,一边依旧谈笑风生。一个爱开玩笑的企业家甚至大声说道:

“总不至于来抢吧,我的家室、我的工厂,怎么可能他们说消灭就可以消灭得了!?”

他们嘻嘻哈哈的神情,一点也没有将红色政权即将登场当作什么大事情来看待。

他们认为,全国像自己这样的中小型企业简直多得不可胜数,如果这些企业都被推翻、消灭了的话,国家的经济命脉必将干枯,新政权怎么运行?这么大的事情任何政党也不会随便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的大嚷大叫,不过是新政权惯用的舆论宣传手法而已。

“共产党造政治舆论,他们不能拿我们怎么办。”他们自视清高,目中无人。只要碰在一起,他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彼此打气。很多人说,自己的工厂、企业都是从白手起家开始,靠几代人每天早出晚归,真正从一无所有,辛辛苦苦地苦出来的,自己绝不会被划为什么剥削阶级。他们还说,只有坚守公平经商的业主,才可能生存到现在,他们按时缴税,支持公益,是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人,政府只应该肯定他们的业绩,绝不会打击他们。更有人说:不管在任何社会,私有财产总是会受到保护的,又不是什么偷来抢来的东西,怕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为保险起见,他们不过相约将一些银行存款提取为现金,保存在自己家中的保险柜中罢了。

当然,也有少部分人比较敏感,他们从报纸上、电台中读到、听到的这个新政权即将要施行的纲领,似乎与他们过惯了的生活格格不入,又渐渐从北京、上海一些大资本家的企业和命运所发生的变故中嗅到了点什么,他们认为局势的发展绝对不如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轻松。“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开始考虑举家迁居出境也许才最为稳妥。这个时候,爸爸的几个密友几乎每天都来到家中,他们捧着报纸分析局势,一谈就是一个晚上。他们与爸爸商议,现在,趁着昆明还没有解放,还没有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也许应该赶快变卖家产,带领全家飞往香港或台湾避难才是上策。爸爸穿着雪白的衬衫,外套黑色小马甲,手上拿着他爱抽的雪茄烟,笑眯眯地听他们谈论着。他不同意他们的话,认为他们将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他说:再观望一段时间吧。但不过才几个星期,就听说有两个好友已经买好了飞机票马上就要带领着家人走了。爸爸前往送行,回家来后,他不停地抽着烟,第一次认真思索自己家庭的命运,他不知道自己这一大家子人该何去何从?他可是从来还没有碰到过如此巨大的变迁,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此重大的决策啊!

一连几个晚上,他与妈妈反复商量,两个人屋子中的灯光一直亮到天都快发白了。妈妈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她舍不得放弃家里的一切,她对国外、哪怕就是台湾、香港都知之甚少,她一点也不愿意离开昆明到其它任何地方去生活。她抱着最小的孩子六姐,对爸爸说:

“我们家不像他们那么简单,说走就走,我们有六个娃娃,我们都在昆明生活惯了,我不喜欢到别的地方去。”爸爸是很尊重妈妈意见的一个人,他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一时也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轻易将一个凝聚着两代人心血的大工厂转手他人,一走了之。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他当时固执地认为,不管什么政权,要进步,要发展,总归是需要工商业的。他自信像他这样的专业人才,既奉公守法又兢兢业业,国家没有理由会排斥他。像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对新政权充满信心,他说:

“我相信新社会会带来一些新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我想这只会是一件好事情。”

爸爸几十年的生活圈子就是他的工厂和他的家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可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看见街道上穿着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了,报纸上的文章也完全变了调,他才决定应该对这个执政党来作一番新的认识。他专门去到新华书店,找来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小册子,认真读了好几遍。他揣摩着上面的大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期间,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

尽管对现在的局势发展他摸不清,看不透,但是他相信这白纸黑字,他相信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绝对不会乱来,自己每天按时到工厂上下班,以正常的心态等待着这场变革的来临就行了。

这期间,不少的亲朋好友陆续离开了故土,移居到香港、台湾,甚至到外国去了。而爸爸妈妈作出的最后决定就是哪儿也不去,一家人就留在昆明。这改朝换代的事情被自己给碰上了,难说还是好事情呢,他们每天相互劝勉着。

昆明是在1950年12月才正式宣布解放的,爸爸妈妈和许许多多的昆明市民一道,手舞着小红旗,站在金碧路的两侧,将大队人马的解放军迎接进了城。这些新政权的掌权人,咋一看都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衣着简朴,笑容可掬。一个月后的一天,市工商联合会来电话通知,几个军代表要来爸爸的工厂看一看,爸爸马上安排人员将工厂彻底地打扫了一遍,在会议室准备好糖果,然后就带领着全厂所有员工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地将他们迎进了工厂的大门。在视察了一番车间和办公室后,他们水没喝一口,糖果没动一下,就要离开了,临别之际,一个当官模样的,紧紧握着爸爸的手,对他说到:

“我们不懂商业,这方面您是专家,以后我们还要向您多多请教。”

爸爸感动地笑了:“不敢当,不敢当。”爸爸对共产党干部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那天下午,他几乎是小跑着跨进家门,马上就将军代表的原话告诉了妈妈,这一年多来两个人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哎呀,世道是变了,可我们的日子仍然可以像原来一样过啊,他们两个人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的欢笑起来。一家人的晚饭桌上,大家都在听爸爸描述当天下午军代表视察工厂的全过程,很是激动。

妈妈在欣喜之中再次怀孕了,她肚子里怀上的孩子就是我。我是弟兄姐妹中年龄间隔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我比1947年出生的六姐整整小了四岁。这真实地表明在国家政权新旧交替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进程中,爸爸、妈妈曾经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地观望了好几年。当时,在昆明宣布解放的半年之内,整个城市什么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一切依旧,爸爸妈妈和一家人居住的石桥铺的小院落,每天照样被妈妈打理得一尘不染,房前屋后花草清新,家中照样充满着欢歌笑语。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刚成立的中央政府财政困难,鼓励大家捐款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妈妈挺着大肚子,马上积极参与到了昆明市工商界妇女家属的募捐运动中。她和昆明市商界精英的太太们,每天抬着捐款箱站在街上,高举着大喇叭,声色俱厉地向人们宣传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晚上,一群妇女激动地细数着募捐到的款额,一一注册登记,然后欢欢喜喜地拿到市政府上交。她们激动万分,一点也不感觉到累,尽管这是她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她们为自己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出力而倍感荣幸。

兴奋之余,她们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要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就回家与丈夫商量,要以自己的名义捐钱支援国家。于是,有的人从丈夫手中拿到了现钱就马上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有的卖掉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拿着钱就高高兴兴地送去捐赠。妈妈说,她是得到了爸爸的大力支持,拿到了家中的一大笔钱去捐赠的。在工商界,就捐赠数目而论,不算第一,也算前几名了。据说,当时昆明工商界家属妇女们捐赠的款额巨大,足够国家买了一架飞机去支援朝鲜前线。为表彰这些妇女们的热情举动,7月7号,市政府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大会,新政权的领导亲自接见了这些妇女们。那天,根据捐赠金额的大小,一部分捐赠得多的妇女被选举为主席团成员,坐到了主席台上,妈妈就是其中的一员。散会时,主席团成员拍照留念,在照片上,妈妈她穿着一件湛青色的旗袍,头发照旧梳得光光亮,挽成一个咎盘在脑后,她笑眯眯地站在第二排左侧,看上去非常的自豪。
             
算起来,那时我是与妈妈一道参与了所有这些活动的人,因为我就在妈妈的腹中,几个月之后就要出世了。以前,妈妈在怀哥哥姐姐们的时候,总是被爸爸宠着,尽量的多休息。这个时候,爸爸可管不住妈妈了,她不停地朝外跑着、活动着,干着她一生中从未做过的大事情。她说他们商界的妇女们商议着还要成立妇女联合会,以后自己的才能不只是为家庭,还可以为社会贡献力量了。每天一回到家中,她都喋喋不休地向爸爸和她的儿女们讲述着她的见闻,她太兴奋了,简直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妇人。一家人被她的热情、激情感染着,日子似乎过得比前几年还要欢快。她为她的孩子们缝制了新式的列宁装,为他们一一换上,她鼓励已经上初中的大姐和二姐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活动,宣传新社会、新生活。一个“新”字包围了她和全家人。

工厂和家中一切如故,爸爸妈妈等待着他们的第七个孩子降临。

妈妈说,那个时候,他们被一系列的新鲜事儿冲击着,体验着。一出街就可以看到,首先是人们的服装变了,发型变了。很多妇女都自愿脱下了旗袍,头发不烫了,剪成了齐耳短发。身上第一次穿上了像那些入城的女兵们一样的衣服、裤子,一些更积极一点的,甚至开始学穿当时叫做“布拉吉”的花布做成的连衣裙。这是向苏联人学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国家的妇女都穿“布拉吉”,中国新潮的妇女就也开始学着穿了。家中原来居住的大院子和小家庭居住的石桥铺都离金碧路不远,那一带,原来有好多妓院和烟馆,这个时候,他们每天看见,金马牌坊上五星红旗碧迎风飘扬,那些乌烟瘴气的妓院、烟馆都已经被强制关闭了。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大红标语随处可见,到处锣鼓喧天,这个世道果真是处处充满了新鲜事,热闹非凡,让人眼花缭乱。

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来到了。一家人在妈妈的安排下,首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她就忙着煮板栗、毛豆。9点多钟,板栗、毛豆都煮熟了,在铺着漂亮桌布的圆桌上,妈妈已经布置好了一桌中秋食品,五个品种的月饼,每个切为四小块,各有一大盘。其中的火腿月饼是她蒸过的,这是她的特创,火腿月饼经过一蒸,吃起来会非常的酥软,此时香味早已漫溢了整个屋中。桌上还有红色的西瓜和白色的梨片,瓜子花生等等,她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笑嘻嘻地宣布:

“现在,我们一家人过中秋节。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很有意义,来,大家吃月饼。”六个孩子一下子欢天喜地地吃开来了。她将一块火腿月饼拣在精致的小瓷盘中递给爸爸,望着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太高兴了,这个中秋节太有意思了,吃完我们一起上街看月亮、看热闹去。”

“对,这个中秋节街上一定很热闹,我们到街上去看一看。”爸爸附合着她说道。大家吃完月饼已经差不多10点钟了,她牵着五哥、六姐的手,爸爸身边走着另外的四个孩子,月光中,他们穿出小巷,一齐向外面的大街走去。10多分钟,才刚刚走到东寺街口,妈妈突然停了下来,她小声对爸爸说:

“噢,我恐怕要生了,我想不能走远了。”爸爸交待大姐、二姐看好弟弟妹妹,自己去玩,早一点回家。马上和妈妈返回到家中,妈妈的阵痛已经开始。他们赶快收拾了一点必须的东西,驱车赶往医院。12点零6分,我,他们的第七个孩子顺利降临人世。

爸爸将我抱在怀中,我的一双大眼睛马上就睁开了,呆呆地望着他,“好机灵啊,”爸爸高兴地对妈妈说:“这个女儿不要再跟什么家传的名字了,新社会,取个新一点的名字吧,就叫‘玲玲’得了。”妈妈自然同意,她从爸爸手中接过我紧紧抱在怀中,“我们这个赶新鲜的小女儿啊,玲玲,妈妈的小乖乖。”她在我的小脸蛋上左右亲了又亲,才躺下休息了。就是这样,在全家7个兄妹当中,我的名字一直很特别,跟他们所有人都不同。同时,我也是7个孩子中第一个完全吃妈妈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妈妈说,在共产党废除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习俗当中,其中有一条,那就是再也不允许有钱人家雇用奶妈了,她和爸爸认为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们一定要响应这个号召,妈妈就开始用她自己的奶水来养育我,让我与她同睡一床。那一年,妈妈三十四岁,她想我应该是这个家庭中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她时刻都将我抱在她的手上。她逢人就说:

“我们家玲玲算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瞧,她好可爱哟。”人们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在我们这个家庭中也是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除了被爸爸妈妈格外的宠爱着,还被我的五个姐姐像玩玩具一样地轮番摆弄着,她们为我梳出各种怪怪的发式,不停地教我说这样、做那样,我鹦鹉学舌的举动常常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我的性格从小就很开朗、很爱笑。

这是我生命中曾有过的短暂甜蜜时光,我在爸爸妈妈的美梦还没有破灭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妈妈说,我的眼睛从小就很大、很明亮,总是滴里咕噜地东张西望着,对一切都很感兴趣,探究个不停。

那么,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的这双大眼睛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1952年初,在我刚刚半岁时,一场被称为“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突然在全国各省市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是指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业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为什么共产党会发起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是因为当时自认为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发现,国内的资产阶级正在暗中跟他较量,报上称:

“不法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地腐蚀国家干部,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民经济。”“刚刚掌了权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着钱物大权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贪污腐化、蜕化变质。”
 
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就是这类腐败分子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但在2月上旬,中共中央还是公开处决了这两个大坏蛋,他们两个人被五花大绑押送刑场的照片刊登在了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之上。杀戒大开,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了,党中央一方面号召贪污分子坦白交待,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瞬间在全国拉开了序幕。革命开始动真格的了,爸爸和工商界的许多同仁一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在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可是从来没有听过或见过什么政治运动啊,一时间,他们真的是被惊吓得目瞪口呆了。他们在自己人生的旅程中开始第一次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洗礼。

这一次,军代表是正式进驻到了工厂里,吃住都在厂中。他们召开工人阶级代表大会,给他们宣讲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同时,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的一切不法行为。作为这场运动的革命对象,企业主们都没有权利和工人阶级一道面对面的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当时,爸爸和其他的工商业主是被集中到了西山脚下一个叫作甘头村的地方,来进行守法教育并等待群众的检举结果。虽然他们每天仍然有好吃好睡的,不过分三段时间听听报告、读读报纸、学习一下党中央的文件和决定,但从军代表和各级领导对待他们的态度上,从一个个中央文件和报纸的措辞中,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在这个社会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了。从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如今被这样背对背的让别人来检举揭发问题,自然,他们还不能马上就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所以,一下子情绪都有些低落,无论参加大会或是参加小会,只见会场上烟雾缭绕,他们几乎人人手上都拿着一支香烟,不停地抽着。他们心不在焉的坐在那里,内心都在寻思着自己的命运,盘算着这场运动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经顺应形势,脱下了笔挺的西服,第一次穿上了灰蓝色的“毛氏服装”,有的人头上还带上了一顶进城的解放军都带的那种帽子,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加的显得垂头丧气、很有些不伦不类。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们,他们感觉似乎要大祸临头了。

果不其然,不过才几天时间再回到昆明,他们立刻发现,满街的标语口号杀气腾腾,气氛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爸爸没有和他的工人们一起参加军代表主持的会议,会上具体讲了些什么,他自然全都不知。尽管回到家中,妈妈已经跟他讲了这些天昆明市的高音喇叭和所有报刊上刊登的内容,但当他踏进工厂的大门时,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面对眼前出现的情景:他的工厂大门口被几个手臂上多了一圈“工人纠察队”红布条字样的工人把持着。他们看见一厂之主的老板走进厂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而是一幅得意洋洋的架势。走进自己的厂长办公室,突然发现已经增加了一张桌子,两位同样戴有红布条的工人监督员正襟危坐在那儿。看见他进去,甚至连点个头、打个招呼的礼貌也没有。

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前所未有过的情景啊,这让他心中很不舒服。

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很快,他就被告知,他已经被厂里的工人阶级“检举、揭发”出许多问题来。这些“问题”经由军代表一一严厉地对他面谈后,令爸爸大吃一惊:“长期偷税漏税,总额高达上百万元。”这一条,爸爸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要求财务主管来当面说清楚,然而他被告知,这些数字就是由工人群众检举、经财务部门协助调查出来的。

“哦,太可怕了”,自己亲自招聘到厂里来的这些人,从学徒工带到技术工,有的最后提升到办公室工作,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十几年,现在怎么突然就会变了脸,随便诬陷人呢?爸爸不愿意相信,他向军代表反驳他们的不实之词,然而,此时的军代表已经不是一年前的军代表了,他们的脸上只有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又“抓到了一只老虎,”这意味着他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在当时,报刊正在鼓励各省竞赛“捉虎”,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加检举。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干部,各种方法共用,刑讯逼供,一支支“老虎”就这样被揪了出来。那一天,他们的态度一反往常,冷酷的话语只有一句:

“我们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我们只相信工人阶级。你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什么事情我自己看着办!?”爸爸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他所有的细胞都被“惊吓”包围着。当时,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与农村正在进行到高潮的“土改运动”相呼应,进展速度非常之快,很快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农村的土改运动中,原来没有土地的农民一下子就拥有了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凭着感恩戴德的思想,对突然让他们“翻身作主人”共产党,这些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人们自然对恩人接下来的政策言听计从。而那些突然被化为地主、富农,并且还即将失去土地的人,很多都一时想不明白,对成分的划分和土地的处理很不服。明明是自己一家人辛辛苦苦攒几个钱,买几分地,经过多少年、甚至是几代人才渐渐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怎么能说成是“剥削”来的呢?他们或者是大声的到乡公所骂骂咧咧,或者是愚蠢地将自己家的土地圈起来,不准别人来动。好,共产党要的就是让你跳出来,让你先表演。这一下就好定罪了,凡是态度不好的,一顶“反革命”的帽子马上就扣到了他们的头上。然后召开几个会议一动员,被划为贫下中农的依靠对象们的仇恨情绪立刻像变魔法般的煽动起来了,在共产党员土改干部的带领下,他们用竹片、木板制作了尖头的标签和大招牌,拿上麻绳就冲进那些被化为反革命地主的人家,不容分说就将人绑将起来。然后,将准备好的用黑油漆写着“打倒反动地主XXX”字样的招牌朝前面挂上,后面插上标签,再当着他们的面,在他们的名字上用红油漆打上红叉,就敲锣打鼓地押着他们开始游街示众。呜呼,这些乡村中原来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何罪,沿途经“愤怒的群众”拳打脚踢,年纪较大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几天时间就命丧黄泉。还有的,是在批斗会上、在土改工作队的眼皮底下,就被农民活活用扁担打死了。一些被称为“罪大恶极”者,则是被人民政府正式宣判后,押赴刑场被公开枪决的。自然,这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坏人,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不仅全部都被没收归公,自己死有余辜还不算,他们的家属从此就算活着,也犹如在地狱般煎熬。

严子珍在1907年花巨资修建起来的那幢后来被称为“严家大院”的豪宅,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就被喜洲“翻了身”的农民们占为己有,严家后人全部被撵出了严家大院,一时流离失所。当时住在喜洲的所有严姓亲戚,都被突然宣布为“恶霸地主兼不法资本家”,田地、财产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带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好日子是彻底结束了,他们天天都正在接受捆绑批斗,生死不明。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推进,也像农村一样的大乱起来了,已经开始逮捕了一批被认为是极为反动的不法资本家,等候惩办,他们的企业、家产统统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没收,化归国有不说,按照当时报刊上公布的政策,他们还将被判死刑,接受公开枪决之厄运。

严子珍创建的“永昌祥”商号,在风风火火经营了50年之际,随着他的第二个儿子严宝成被定为“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在喜洲镇上被五花大绑地捆着,公开枪决、镇压身亡的噩耗传来,商号所有人员都知道,每个人已经劫难难逃,人人如惊弓之鸟。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凝聚了严氏家族几辈人心血、曾经繁荣昌盛了半个世纪的“永昌祥”,从此时此刻起将“不永、不昌、不祥”,它的命运只可能是:灭亡在即。

这样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一瞬间说发生就发生了,看到或听到的,都是跟自己相同身份的人突然就遭遇不测、性命难保。爸爸他有些脆弱的神经开始承受不了了。他越想越觉得可怕,一旦自己的身份也被划为不法资本家,不仅祖祖辈辈经营了几十年的产业将毁在自己的手上,自己又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了。爸爸的情绪一落千丈,虽然内心相当抵触,但对工人阶级检举、揭发出来的“问题”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在军代表和“工人纠察队”几番车轮战术的威逼、诱导下,他“承认”自己从解放到现在有一定的偷税漏税行为,并且同意用自己的财产来抵押还债。就是这样,他还是过不了关,几次被叫到大会上站着接受批判,军代表和“工人纠察队”对他指手画脚,大声斥责、说他“避重就轻,不老实。”生平第一次这样失去尊严,被人指责、教训、斥骂,令他万分沮丧,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色,他孤立无援地站在台上,恨不得有个地洞,自己可以钻进去躲起来。这种时候,他唯一的退路就是赶快回家了,只有见到妈妈,向妈妈一吐衷肠,他的心情才会稍微的平静一下。

妈妈说:谁都想不到情况一下子就会变成这样。那时候,他们的心情真是矛盾重重,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中。一方面是战战兢兢,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他们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总以为这一切只会是短暂的一场运动,政府清查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几个月就会过去了吧。他们想,也许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经济上损失一些,不过“赊财免灾”,只要人能够平安就行了。和其他相同身份的亲戚朋友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经历着这种前所未有过的冲击,真的令他们一时慌了手脚。晚上,几个胆大的亲朋好友还是会偷偷摸摸地来到家里,跟三哥、三嫂聚在一起,分析、谈论一下局势。但此刻,他们已经被严酷的现实搞得衣冠不整、仅从外表上看就已经非常的狼狈了。他们忧心忡忡地相互打听、询问:

“你认了多少?”

“哎呀,我快要被逼疯掉了。”

“共产党的这一招太狠了,明明是要抢,可还要安你个罪名,叫你白白的赔给他。”

“完了,完了,我们彻底完蛋了,只怕是要倾家荡产啊!”每次悲观地议论一番后,他们总是一脸迷茫地分手,像小偷一样各自沿着墙角悄悄地回家去。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觉察到,他们一生中最严峻的时刻已经悄然来临。尽管他们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这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中”,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月,中共中央宣布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报纸一公布这个政策,使所有正在接受审查的私营企业主都缓了一口气。原来,这是因为经过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涉及不同程度具有“五毒”行为的工商户数目巨大,比例竟然达到了80%左右。据说在当时,在全国好多地方,不是根据实证,而是根据每个单位所掌管的钱物状况,来分配“老虎”,各单位还成立了“打虎队”,研究出一些“打虎战术”,即不准“老虎”睡觉、长时间让“老虎”站着或跪着“反省”等逼、供、信的手段,所以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中央意识到这个数字也许是由于在方式、方法上过分偏激所造成,处罚的措施才比农村相对平缓了一些。接下来的几个月,所有私营工商户按照自己经过这次运动得到的最后定论,被分为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人。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

“三反五反运动,是同时从国家机关和私营工商业两方面打退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确立工人阶级和国营领导地位的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工商业者普遍接受了普法教育。”

是的,如爸爸一样的工商业者们,在1952年都普遍接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课。他们统统自愿交纳了政府公布的“偷税漏税”款,共产党通过“五反”从他们那里挤出了大把的金钱,使他们从此只会诚惶诚恐地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行事,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接下来,中央号召让工厂中的工人阶级代表和自己一起来共同民主地管理企业,这是大势所趋、社会进步的标志啊,他们几乎无条件就接受了。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现在只要能够相安无事地过日子,不再搞什么运动,什么都行啊,他们几乎是人人自愿表态,欢迎工人阶级代表来监督企业。这当然正中了共产党的计谋,因为共产党要走的第一步棋,就是首先要在私营企业中确立工人阶级和国营经营的领导地位。现在不是就顺理成章地成功了吗?

我们家,爸爸的“昌明染织厂”在当时是被划为中间的半守法半违法户。宣布出来,虽然觉得有点出乎意外,不过爸爸妈妈还是忍气吞声就接受了。政府认定的“偷税漏税”的那些钱,马上就想办法还上了。以后和工人阶级一起好好合作就是了,他们互相劝慰着。

“说话做事小心谨慎啊!”在爸爸出门上班前,妈妈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总要交待一句话,他们都希望能够继续平安的过日子。

谁知,不过才安静了几个月,1953年初,大张旗鼓的“公私合营运动”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这个时候,像爸爸一样的企业主们,简直太害怕听见“运动”这两个字了,可这次运动又是冲着他们而来了,他们是无处可逃啊!工人阶级已经参与到了工厂管理的方方面面,跟企业主的地位已经几乎是平行的了,这还不够。到底什么才是“公私合营”呢?他们谁也不知道共产党的这次运动又有什么新花样?

不愿意归不愿意,没有什么其它的退路啊,既然是这个新时代的要求,就认命吧,爸爸说服自己接受现实,每天到工厂参加运动。他反复收听广播、读报纸,对“合营”仍然抱有最后的一线希望,他认为,既然共产党公开称之为“合营”,那么作为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无论如何还是会在合营企业中占有一席地位和拥有一些所有权的,按照他所学习过的马列主义知识,私有制不可能马上被消灭,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不肯轻易低头认罪的一条是,他认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作为一个人,总要有人权、有尊严地与他人一样平等地活着,否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是,他错了,这一回,他这个文弱书生注定是要彻底失败了。因为毛泽东,这个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已经轰轰烈烈地登上国际共产主义的舞台上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的历史将由他来书写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此刻完全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何去何从,都得听他的了。毛泽东虽然自诩为是一个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福利、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的代表人物,可在他踏进北京城的第一天,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几代皇帝都住过的、北京城中最漂亮的宫殿____紫禁城中的中南海作为了自己的行宫,过上了“红色皇帝”的生活。他从来不崇洋媚外,他热衷中国传统文化,对封建帝王称王称霸的雄心大志情有独钟。1949年初,在他还未完全登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际,他曾经在一首名叫《沁园春. 雪__和柳亚子先生》的诗词中,抒发了他将要在一个泱泱大国行使一代君王的霸气: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既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中,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充满轻蔑与嘲讽,一切都已经过去,今朝,在19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居住的中国,就看他的了。他注定是要在这块土地上做出一番震惊寰宇的事情来了。并且,他的野心还远不止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毛泽东还要“带领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最终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插遍全球!”这些话语,都是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和报刊上耳熟能详的。

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将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上做出前所未有的创举。我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了解到: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削者的一切权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但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倘若无产阶级不用暴力手段,而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那就是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的事。马克思提出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构想,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想付诸于实践,但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由他来实现马克思的这个预言的时机已经来临了。因为他明白,由他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巩固的工农联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在这个势力面前,资产阶级不敢也不可能造反,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与共产党合作。是的,这是他们在1953年唯一的选择。

那个时候,中共在任何一个私营企业中都没有股份。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和平改造”方针,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就是通过中共先入股,再逐步“赎买”,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再进一步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使之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毛泽东“和平赎买”政策的六字方针,真是一个精明得杀人不见血的伟大战略方针,毛泽东曾笑称,这个政策的实施最终将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目的。马克思曾说过的“最便宜的事情”,将由中国共产党轻而易举收归囊中,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大门早已关闭,关起门来打狗,那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资本家,其实已经走投无路,他们除了和社会主义挂钩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工商界人士纷纷主动与共产党合作,公私合营企业遍地开花。共产党的党报上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状况:

“采取这种和平方式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改造,是史无前例的。”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必将很快被消灭,作为一个阶级代表人物的资本家真的是“兴高采烈地来接受改造”吗?他们将被改造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全国的农村、城市刚刚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家亲眼看见,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或是改造态度不好的人,马上就可以当作“反革命分子”,一枪就从这个地球上清除掉。为了留条性命,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正在抚顺的监狱中接受改造,被共产党划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数十万人阶级敌人,也都战战兢兢地开始接受改造。毛泽东改造人的工作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真的可以被成功改造为另外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我慈爱的爸爸接受的改造是何等的惨烈,受到的打击是何等的严峻,我的大眼睛中只看到,他经常不吃不喝,整夜失眠,仅仅只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就被共产党的一系列运动,改造得灰头土脸、神色恍惚,从外表上看,他的确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多少次爸爸跨进家门,我像以往一样地伸手要他抱。可我看见爸爸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他眼光发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他木讷地将我抱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抱着我玩,抱着我亲,只是很短的一会儿,就将我放回地上了。他无法掩饰他内心的痛苦,很多时候,他只愿意关起门来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他不知道这“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折磨哪一天是个头,自己在这个工厂里面的身份、地位要退到哪一步,这个关才算是通过了?“三反五反”运动被“揭发出来的”偷税漏税问题,在这次运动中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他们认为,他犯下的罪行,就是用整个工厂来作抵押都不足以偿还。要将自己祖辈辛苦挣下的产业以这样一种不体面的方式拱手交出,“这太过分了!”他心中一次次地反抗、挣扎。不甘心、不情愿,使双方合作陷入僵局。他也被认为是一个“顽固不化、难以改造”的人。不过,胳膊怎么拧得动大腿呢?以他的失败为告终实际已成定局。一天,他被正式告知: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他这样的不识时务者,当局不能再等了。现在决定将这个工厂的所有权全部收归国有,更名为“昆明市国营大华织布厂”。这个经过“公私合营”改造的工厂,可以保留他为工厂的一员,但厂里的一切权力从今以后不再与他有关。厂里的行政及领导职能从即日起完全由军代表与工厂工人代表组成的党支部和工会领导小组负责履行。他们让他回家呆着,下一步如何处置他,等候通知。

那一天,无力与命运抗争的爸爸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中,神情恍惚,从一进门就不吭气,径直走到床上呆呆地坐着。妈妈知道厂中一定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什么话也不多说,只是静静地递上一杯茶,抱我在怀中,就在他旁边陪他一起坐下了。

就这样在家中闲等了好几天都没有什么消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的,几十年来,每天都到工厂去的他,一下子也不能习惯就这样什么事都不做地闲着,因此,一天早上,他自己又走到了他以前每天都去的办公室。

他刚刚坐下,伸手想打开抽屉,拿点东西出来,已经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的掌管大权的工人代表却对他说:

“放下!没有工厂军代表的同意,你什么也不能动。”原来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工人,如今竟然以这种口气对自己说话,爸爸不知如何对答,他只好呆呆坐着。几个小时后,厂里突然通知召开全厂大会,他一走进会场,就被叫到了台上站着,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听军代表就振振有词地开始说道:

“根据政府的相关规定,我们工厂已经完成了公私合营改造,从今以后,将由新组建的领导班子管理工厂的一切工作。为了挽救原来的业主严则高,政府决定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现在我宣布,严则高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从即日起,他的身份变为工厂的劳动改造对象,他的具体工作是每天到工厂的锅炉车间烧锅炉。我们希望这个劳动改造过程,能够挽救其转变角色,从剥削阶级而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全厂职工,人人都有监视他的权利,”

“体力劳动我恐怕不行,我能否参加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爸爸真是一个书呆子啊,这种时候他居然还敢讲价还价,他才一开口,马上就被完全否决了:

“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还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现在连一只狗都不如,只是一只丧家犬,丧家犬,知道了吗?”军代表和工人代表指着他的脸,狂笑着对他说:“你只有接受劳动改造,重新做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出路。你应该清醒,你已经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了,严则高!现在是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台下的工人们,这些一天天渐渐明白自己从此是有了共产党这个大后台,地位完全翻了身的无产阶级,现在自然非常的会看风使舵。只见一个人开始带头高呼口号,他们马上挥舞着拳头一边大笑,一边附和着大叫起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资产阶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滚,滚下去!”在一声怒斥声中,爸爸在全体员工的注视之下低着头走下台来。这是爸爸一生中受到的最难堪的侮辱,从台上下来时,他连抬头看人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脸色苍白,头几乎缩到了胸前。

这短短半年时间内经历的一切,让爸爸真正领受到了什么是触及灵魂的革命,而且是步步紧逼,越来越令他难以承受。首先,这使得他过去40多年来所养成的斯文和尊严都统统散失贻尽了。物质上的损失此时大势所趋,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而像今天这样被揪到台上站着,劈头盖脸地接受谩骂,这种无端的诽谤和侮辱,他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那天,他亲眼看见,就连以前自己认为是最老实的小学徒工,此时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鄙视。而管理部门的人员,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原来自以为的亲信人员,现在也一个个对他避而远之,躲躲闪闪的连话也不敢讲一句。他觉得这个地方一分钟都无法继续呆下去了,他拿起提包,快速离开工厂,只想立刻躲进家中。

走在街上,满眼看到的都是五星红旗、毛主席的巨幅头像、一条条的大红布标和穿绿军装的人。稍微看上去有点体面的人,这时的衣装打扮都显得怪怪的,走路的神色都惶恐不安。见到一个熟人,刚想点头打个招呼,人家好像遇见鬼一样地立刻就闪开了。而好多的商店和工厂门口,一群群身着工人制服的人,挥舞着小红旗,要么正在围斗着店主或厂主,要么敲打着锣鼓,跳起了秧歌,正在庆祝“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他明确的知道,与自己同一身份的人此时此刻都在接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个世道已经正式的开始改变了,“哦,我们家这次是在劫难逃了。”爸爸自言自语说道。

明天怎么办?他简直无法开口向妈妈诉说工厂发生的一切,非常爱面子的爸爸,那天回到家中,只是一个人坐在卧室中,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默默无语。他在想第二天该怎么应对?如果接受烧锅炉的工作,也许还有一线希望,难说以后可以重新参与到工厂的其它工作中,并且也会有一点工资,这个大家庭每天都需要钱啊。但是,想到要去做如此低下的工作,他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这样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啊,并且是在自己的工厂里,当着所有原来自己的下属的面来做,“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这真的就是我唯一的出路了吗?”他找不出答案。但是,如果明天不去工厂,下一步会怎么样?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形势急转直下,工厂银行的帐户早已被冻结。现在家里只有少量现金,那可是死水不经瓢舀啊。他一言不发地思考着,香烟抽了好几包,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根据观察,马上就知道,爸爸肯定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以妈妈的个性,她是从来不会在丈夫为难的时候,多嘴多舌地催促丈夫做出任何决定的,她从来都尊重她的丈夫,特别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总是让他自己做出决策。因此,那天妈妈所作的事情,就是吩咐大姐、二姐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出去玩,让家中不要有吵闹声,只是自己一个人陪丈夫呆在家中,就让爸爸这样安静地坐着。妈妈坐在窗边的沙发上,什么话也不多说,她手上编织着一件毛衣,看见爸爸茶杯中的水喝干了,就起身添上热水,她似一只轻柔的蝴蝶不时在爸爸眼前闪现着,妈妈的举止令爸爸大为感动。

“这个家需要我,我不能倒下,”临上床前爸爸对妈妈说:

“你给我准备一身干活穿的衣服,明天他们叫我下车间去劳动。”妈妈知道爸爸的心结解开了,赶紧去为丈夫准备衣服。她哪里知道爸爸要去从事的工作是烧锅炉的工作,她为爸爸挑选了一套稍微旧一点的西服出来,像往常一样熨烫好了,挂好,就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傍晚,爸爸下班回来,当妈妈迎上前去为他接手提包时,她看到爸爸白衬衫的领口和袖口都变黑了,头发上也全是煤渣,脸上、脖子上还印上了道道黑印,直视爸爸的眼睛,她看见的是一副从未有过的狼狈眼神,妈妈脸上的笑容顿时变为惊骇。这一刻,她才知道丈夫现在的身份、地位是完全的变了。当天晚上,爸爸将工厂中的巨大变化完全告诉了妈妈,妈妈终于知道,原来属于自己家的产业此刻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妈妈说,那个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对自己的家庭失去的一切耿耿于怀,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她最担心的是人。她说她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恨不得自己去为爸爸做那份工作。因为她太清楚丈夫的四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的事情让他来做,无论从情面上,还是体力上,都未免太难为他了。

爸爸从每天西装革履到一身漆黑地呆在锅炉间从事加煤添炭的工作,从工厂的拥有者、管理者,突然变成所有人都可以任意吆喝指挥的、没有了一点身份地位的人。这个角色的改变,他当然不能够一下子适应得了。他对妈妈说:

“太难了,我首先要变成一个厚脸皮的无赖,可不要面子的事,我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啊。”妈妈知道,要学会这一点谈何容易,因为她太了解爸爸的脾气了,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说话他都还会常常脸红啊。就这样低着头去烧了一个星期的锅炉,有一天爸爸终于对妈妈说:

“这样灰溜溜地做人我太受不了了,我实在不想再去那个工厂了。他们要抢,就让他们都抢去得了。我在那里是度日如年啊!”这个世道到底怎么了?妈妈私下与几位原来认识的阔太太见了面,少数的一两个大业主的太太神情依旧,那是因为他们的先生识大局,一看形势不妙,马上就宣布无条件公私合营,拱手将全部产业易手共产党,这个时候,还获得了一个什么政协委员的光荣称号,并且自己还在工厂中保住了一定的名分。这些太太们相信,她们的生活虽会不如昨日风光了,但社会地位还有,她们很快就可以适应新的生活。而大部分中小业主的太太们,都是忧心忡忡的神色。他们的丈夫既不会随波逐流,又不甘心轻易就失去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更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大风暴,这个时候,他们和自己的丈夫一样,最大的感受就是害怕和无所适从,跟我们家是一样的情景。妈妈了解了一些情况回到家中,她知道,这个坎,这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她和爸爸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了。她寻思着,如果爸爸哪一天真的闲在了家里,这个家该怎么办?结婚后的这十几年,就这么做家庭妇女做过来了,前一年,拿着大把的钞票去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她还梦想着以后要更多的去参与社会活动。现在梦已经醒了,像自己这样的身份,这个社会是再也不会欢迎她了。如果丈夫再有点什么闪失,只怕是连孩子们也要跟着遭罪啊。谋生的事情,自己原来连想也没想过,这个家还是要依靠男人,她决定要跟爸爸谈一谈,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忍。

她柔声细语地跟爸爸分析形势。爸爸听从妈妈的话,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到那个他不愿意也不属于他的工厂去烧锅炉。为了让爸爸的形象更像一个做工的人,妈妈为他赶制了一身灰色的、街上人们都穿着的四个兜的“毛氏服装”,可爸爸穿上在镜子前一照,觉得很难看,一生中除了西服、长衫,没有穿过别的衣服的他,马上就将这件衣服脱了下来,扔在一边了。

“不,我坚决不穿这种衣服。穿上这种衣服,更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他仍然是每天都穿着他的西服到锅炉房工作,这使得他站在锅炉房中是那样的鹤立鸡群,而又显得不识时务。军代表一点也不喜欢他。

“哼,我看你傲到哪一天?!”他们经常摇着头,不解地对爸爸吆喝道。劳动改造就这样继续着。可是,到哪一天这个改造才会到头呢?下一步自己的处境又会怎样?就靠现在每月发给的这点生活费,一家人以后的生活将怎么办?每天中午,当他一个人坐在锅炉房的角落里端起妈妈为他准备的午饭时,这些问题就会反复困扰着他,令他心里很烦恼。他经常心不在焉地呆在那儿,一脸愁容。惊吓加上剧烈的体力劳动,爸爸终于病倒在床,好些天都没有去工厂烧锅炉,他神情忧悒地呆在家中闭门不出。妈妈说:这是自她与爸爸结婚以来,看见爸爸最难过的一年。但是,一切他不能承受的事情不过才刚刚开了个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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