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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剑

·陈凯歌·


陈凯歌,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一(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赴云南屯垦戍边,后从军,复员后回京,进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任客座教授。处女作《黄土地》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主要作品还有《孩子王》、《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梅兰芳》、《赵氏孤儿》等。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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