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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Q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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