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书架董森林文集:活着的记忆 》章节摘要:三老人的最后岁月 鼎山与乐山
分类:

20071009190.jpg

 

 

图:作者

 

 

 

 

 

 

 

三老人的最后岁月

 

祖父和叔祖父兄弟俩年青时嗜烟酒。尤其是祖父每日烟二包、黄酒三顿。鼎山叔有一文记述一九七八年首度回国,明知祖父已于一九六七年去世,不能再与他同饮。但他仍带烟酒回国,原想与尚健在的叔祖父对饮,以补精神上对祖父的遗憾。但年事已高的叔祖父已不沾烟酒……,此文读来令人伤感。

 

五十年代中,祖父主管的宁波两家商号,前些年因当局采用打击私营企业政策之故,祖父无力维持,只得将商号白送政府。他无事可做,就干脆回上海家中闲居,靠宁波老宅房租中属于他的那一半生活。

 

叔祖父居沪上数十年,早巳购了房产。娶了一位如夫人,生了一女。时任一染织厂经理,但祖父与叔祖父少有往来。叔祖父一年来我家一、二次拿宁波老宅房租中属于他的那一半。幼年记忆中:叔祖矮胖、稀疏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着花呢长袍、皮鞋擦得锃亮、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日子过得远较祖父滋润。祖父则光头、着缎面旧长袍、絷腿裤、中式棉鞋。兄弟俩皆是一口地道宁波话,且声音洪亮。因已无宁波店务可商量,内容多系闲闻逸事,未几年后我去了外地工作,很少再去拜访叔祖父。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开始后,为避嫌疑,两家断了联系。有天路过愚园路,我虽预料资本家的叔祖父景况不佳,但记挂他的身体状况,斗胆上门拜见。才知他的这栋私宅已被充公,楼下客厅及二楼二间正房已被几户人家迁入占用,原来宽敞的厨房里增添了好几户人家的炊具,到处是煤球炉,拥挤不堪。

 

叔祖父夫妇及次女三人挤住在亭子间里。染织厂收归国有,他的私方经理当然没有做了,连工资也革去大半,三人一月共发四十五元生活费。家中细软衣物悉数抄去,搬不动的柜、桌、椅都被上门抄家的红卫兵贴了封条。叔祖正在发愁:这些生活费不够日常开销如何办!我当时年轻胆大,也对打着各式旗号的红卫兵有所了解:这群乌合之众绝对不会杀回马枪,他们知道抄过家的已无油水可捞。所以我叫叔祖干脆撕了封条,把家俱拿去卖掉,以补家用。叔祖再三对我说撕不得!撕不得!他以旧时眼光看待新事物,害怕私撕封条,罪加一等!我坦言道共产党不怕你凶,只怕你穷,尽管去卖!但不知他后来可有此胆。告辞时,叔祖对我说:森林,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钱财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道理今天我才算明白了!

 

一九六八年我再度因反革命罪身陷囹圄,十年后方始重见叔祖父,巳是一九七八年二叔全家回国的酒席上的事了。

 

叔祖活到九十出头,撑过了艰难岁月,私宅也归还了。但我重见他时,叔祖父己患老年痴呆症。终日叨咕:“饭还没吃过!饭还没吃过!”是老人的潜意识中还留着饥饿时代的记忆……。

 

已故画家陈逸飞为拍记录片<<海上旧梦>>,在上海寻找老式石库门房子。竟阴差阳错敲开叔祖家大门,说明来意,获得应允。进到室内,在书桌玻璃板下发现了我二叔鼎山的相片,惊奇万分!经询问,才知这里竟是他好友鼎山的叔父家。这正合二叔的一本书名:《天下真小》。

 

祖父有一小妹,有时开他玩笑说:大哥最出风头,衣袖一甩又拜堂成亲了。原来祖母是他的第四位续弦太太,所以姑婆有此说。

 

老来受苦最让人于心不忍。二叔首次回国,姑婆席间听说二叔家房间较大,就说要跟着去住大房间,闻老人此言,二叔心酸不己。未几二老也相继走了,幸运的是终于等到了落实政策。但抄走的黄金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早巳进了国库。到落实政策时,按每两折价人民币八十元,不管你愿不愿意卖。

 

祖母与姑婆私交甚好,祖母每每有高兴或不高兴事时必去四川路姑婆家,我也经常跟着去。祖母去世时在场的除了家人,就是姑婆来为她的大嫂送行的,可见相互间的深情。

 

姑爷爷原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毕业前夕,适逢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因跟着学长邹蹈奋闹升旗学潮,被约大校长开除学籍,转入光华大学。毕业后进李鸿章创办的官商企业招商局工作了十八年。

 

抗战期间他们全家去了大后方,姑爷爷一生从事长江航运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作为私方经理留用,文革时早己退休,本无大事。况且他的五个儿子中还有二位解放军军官,一位还参加过朝鲜战争。两位老人文革前是人人羡慕的光荣军属。

 

姑爷爷有数十年写日记的习惯,所记无非日常琐事。文革开始因害怕而将所有日记撕碎冲入抽水马桶,岂知水管爆裂,楼下住户举报,二老均被批斗。姑爷爷被责令每日清晨清扫偌大一条弄堂,年老体衰不慎摔断腿骨。身为军医的儿子闻讯赶回上海,不敢进家们,只能约老父老母在附近公园见了一面。

 

他们的遭遇仍不幸中之大幸。有一上海著名电影导演,夫人亦系著名演员。文革伊始就在电影厂中批斗,同住的岳母也因胆小怕事,将些四旧资料冲入抽水马桶,结果也是水管爆裂。因是电影界中人,后果严重。导演夫人不堪忍受暴力而自杀,在上诲音乐学院就读的女儿闻讯自尽,老岳母责怪自己害了女儿及外孙女无颜活在世上,也走上了不归路。一户幸福之家,去了三,只剩导演一人。晚景凄凉,前几年也去世了。病重时,二叔曾去看望过他,回来只说:惨不忍睹!

 

七十年代后期,中共开始平反,落实政策。但因牵涉面广,受害者不计其数,所以进度极慢。姑爷爷俩老生活艰难又体弱多病,日日在等落实政策。我去拜访,姑婆总是问我:森林,政策到底何日才落实到我们头上啊?其实我也在等待平反,也不知何日才能等到。但我不忍让他们太失望,总是说快了!快了!

 

手头有一张祖父中年时的相片,光头、留着浓密的八字须,煞是威严,但眉目之间则透着慈祥。父辈们说他是个懦弱的人,但我印象中的祖父却不乏幽默感,有时也颇坚强。

 

他生于一八九一年,有一次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不好意思,算起来主席还没有我大。”言语之间透着一股与他年令不相符的顽皮,我赞赏他的幽默和大胆,此话不是一般人敢直说的,尤其是那个时代。

 

又有一次他忽然脱口而出,说祖母比慈禧太后还美。祖母笑言道:我这么个老太婆怎可和皇太后相比。此事当在五十年代初,清帝逊位只是四十年前的事,二位前清子民才会开这样的玩笑。就像毛泽东戏称爱新觉罗·溥仪曾是他的皇上一样,只不过换了讲活的口气。

 

祖父本人在文革中倒是未受冲击,但因五九年祖母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旧病复发,经治疗后很快痊愈。但随之而来的三年饥饿生活让身材高大的祖父一下子瘦了下来。

 

文革开始后,父亲在厂里遭批斗。里弄里昼夜不停的抄家声、批斗声使他和祖父饱受惊吓。父亲因拍抄上门来,主动将一切四旧物品上交。最让我心痛的是父亲一生收藏的大批书藉,其中不乏善本字帖,从此音讯全无,再也没有回来,现在不知在哪位权贵的书架上。

 

父亲怕祖父年老健忘,还是上了三楼翻箱倒柜检查了一遍。谁知在一祖父的籘箱里竟然全是地契、房契、借条、账本,按当时说法都是变天帐,妄想有朝一日反攻倒算。三人吓得脸色全白,又不敢点火焚烧,怕烟味招人举报。只得撕成小片慢慢的从抽水马桶中冲走,心中还怕马桶堵住。

 

最后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找到名山叔从国民党逃兵手中买来的一把童子军匕首,虽未开刃,但也算凶器。父母不知如何处置,又不敢檀自丢在外面垃圾箱里,怕追查起来顶不住。第二天父亲设法从厂里拿来几根钢锯条,虽然没有锯架,父母二人硬是光用锯条把匕首锯成极小片状。慢慢从马桶中冲走,整整干了一夜,手上都起了泡。在文革中,我家马桶算是立了大功。

 

祖父虽然生性懦弱,平时有些木讷,但他在病中却表现出非凡的坚强。到了一九六七年夏,他的病已是晚期,不能进食,连牛奶等流质也须含在嘴里,慢慢地咽下去。但即使这样他始终坐在籐椅上,白天从未卧床不起。

 

临终那天上午,家中只有我和他。他忽然伸手让我看手背发肿,我急电父亲从厂里回来,一边赶紧去附近医院请来大夫。大夫称还是送中心医院。此时父亲刚到家,等救护车来了,祖父说要上厕所,我携扶着他上了厕所。然后他自己走向担架,躺了下去。车还未到医院,途中祖父就走了。

 

祖父晚年唯一的快乐就是观赏金发碧眼、漂亮可爱却又从未谋面的外籍孙女的相片。

 

三位老人晚年都生活在现代史上最黑暗时期。生活艰苦、疾病缠身、饱受惊吓,他们都是极普通的老人,在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老人,厄运降临时,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早已无承受能力,但都坚强地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鼎山与乐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活跃在文化圈里的董鼎山、董乐山兄弟是我的二叔和三叔,这让我有较多机会近距离地了解他们,当然并不全面。

 

也许像二叔的文章:<<碧亚的小搁楼>>。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现实或梦幻中的小搁楼。从十岁左右时起,我常常一个人爬到家中三楼的小房间去,关起门来。在一张二叔和三叔几年前使用过的老式书桌的抽屉里,翻阅偶然发现的各式宝贝。那时二叔去国已有数年,三叔、四叔和姑姑也去了北京。我自以为成了这张书桌的合法继承人,可以随意翻阅。

 

首先映入眼帘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二人不同年代的相片,从少年时代兄弟几个、穿着夏布长衫、圆口布鞋在宁波与祖父的合影。到上海后在校园中与男女同学的合影,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也有西装革履、头发锃亮风度潇洒的艺术照。让已看惯了蓝灰色列宁装、中山装的我大开眼界,世间原来还有此等穿着。

 

厚厚的一本圣约瀚大学一九四七年度毕业生年鉴,图文并茂,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找到了头戴学土帽的三叔,教会背景的校史,充满西洋风格的校园,给我留下深刻印家。我知道二叔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想像有朝一日也会是该校的学生,所以圣约瀚成为心目中惟一曾向往过的大学。

 

上了初中后,我的兴趣是翻阅他们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剪报,它们都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保存着。我得坦白地承认对三叔署名麦耶的剧评,只是让我知道不少名导演和名演员的大名,但文章内容并未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二叔描写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感情故事以及令狐彗这个怪异的笔名,却让我记忆深刻。以致于五十年后鼓励二叔把它们都收在《最后的浪漫史》这本集子中,但书名却是当年的《幻想的地土》更贴切些。

 

还有几封女同学或女朋友给他们写的信,也像今日之时尚青年,中文中不时夹着几句英文,让我看不懂,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

 

最有兴趣的是许多四十年代的期刊杂志:《幸福》杂志以及《西风》、《万象》等。从文章中熟悉了沈寂、张爱玲、李君维、上官牧等各位前辈作家。凡能找到的期刊、甚至《申报》、《新闻报》的年度合订本,我都无所不读。从报刊中了解到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及当事人物,同样让我感兴趣。

甚至发现一张二叔鼎山在约大的成绩报告单,原来他的英语成绩是C,刚刚及格。其它各科成绩也平平,甚至偏下。这让我对自已的学业有了一丝安慰,因为在初中时我的各科成绩极差,除了作文和历史。

 

说我对二位叔叔的感性认识,源自一张老旧的书桌一点也不为过。通过他们的文章我已能了解:二叔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浪漫风格,三叔则是严肃的现实的评论文章,即使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也显得远较他当时的年龄成熟。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当年就已有所显示。

 

我对文学艺术和现代史的兴趣,同样来自这张老旧的书桌,它使我对同龄人热衷的童话神话故事毫无兴趣,提前进入了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期。还记得第一本令我着迷的美国作品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叔经过几年努力终于获准全家首度回国探亲。此次三十年后的首次兄弟见面时,父亲和他的几个弟妹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一九七八年时,人们尚未从长久的恐惧中苏醒过来。而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嘴丧失了说真话的功能,而脸部肌肉则丧失了笑的功能。进出二叔所住的上海国际饭店都要填写项目繁多的登记表,即使是出门买包烟,回来仍要重新登记。除了亲友聚餐、上街招来人群围观,让十三岁的美籍堂妹不快。未有任何谈话印象,有幸接待外宾而已。

 

至于二叔的快乐情绪,通过他的笑声和动作完全显露无遗,完完全全的一个美国人。虽是瑞典藉的二婶,则处事为人却似典型的贤妻良母。与他们个个健康的肤色相比,我们个个面如菜色。父亲如是评价说。

 

一九七八年出版界受读书无禁区这句话的鼓舞,范用先生得以创办<<读书>>杂志。受冯亦代先生之邀,二叔开始用中文为它写专栏。三叔成了他当然的经纪人,因二叔留美三十年巳习惯英文写作,所以开始时他的中文文章由三叔替他略加润色。这一阶段是二兄弟合作最愉快的时光。二叔为当代欧美作家写的书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专业或普通读者,给国内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清新空气,也吸引了广大读者,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影响极大。随后书禁开放,大量美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引入,使我们的视野从杰克·伦敦、德莱塞一下子跳跃到福克纳,索尔·巴娄,辛格等等当代大家,简直目不暇接,国内新派作家也应运而生,人才辈出。

 

我尚记得二兄弟间一次有趣的争论:谁的文章写得好?二人各不相让,最后三叔说你的英文文章比我好,我的中文文章比你好,这才作罢。其实在我看来二人的文章并无可比性,三叔是杂文,二叔是书评、散文,应该说各有特色。

 

一九八○年,有感于所谓伤痕文学悲悲戚戚、平铺直叙的写实风格的平庸,我以对亲身经历的体会写了一篇风格迥异,现在看来结构、技巧显得粗糙,同样是伤痕题材的短篇小说寄三叔。得到他的首肯,并称巳与他的一短篇小说同寄上海新创刊的<<小说界>>杂志,有望在创刊号上发表。不惑之年等来生平第一篇小说可能发表的好消息,虽然有点残酷。但对经历过中午的黑暗的我,也不失为是一个安慰。

 

但是不久传来的是作家白桦因<<苦恋>>挨批,西单民主墙遭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消息,三叔把与我的二篇文章同时撤回。此后三叔虽再三鼓励我:你有生活,有写作的能力,不管发表与否,要写下去。但我未听他的忠告,没有他那惊人的毅力。我单纯地想:读书可以无禁区,写作怎可有禁区。写作既然不能自由表达个人思想与情感,不如不写。从此不再提笔,兴趣转向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以阅读解闷,也从中探索当代国内政治走向的历史根源。

 

没有听从三叔的劝告,我至今后悔不己,他当时一定对我也很失望。

 

三叔为人并非如他的文章那样严肃,在不经意中往往有幽默的言谈。一九八一年,父亲偕我去京。一日在三叔家中闲聊,他突然告诉我:幼时偶然发现一间平日房门紧锁的房间内,放满了他从没见过的大堆玩具,有当时罕见的玩具汽车、脚踏车等,大吃一惊,原来是只供我父亲作为长子长孙一人玩耍的特权。五十年前的妒嫉溢于言表,这是我首次见到三叔童心未泯的一面。

 

八十年代后期,我每年出差去京,必去见三叔。他与三婶各居一室,各自埋头写稿,桌上堆满书稿。但他会起身亲自沏茶,我知他虽久居京城,但仍喜饮龙井,每年新茶上市,总带些孝敬他。有次恰遇另一位堂弟也来拜访三叔,那位堂弟寄希望于大批干部子弟自欧美学成归来,自会推动民主进程。三叔称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舍弃特权推动民主。只怕引进的是欧美的享乐主义,而非民主精粹。一九八九年的风波过后,某位政治元老“还是交权给自家子弟最放心”的一番心里话,倒是印证了三叔的理论。如今这位堂弟久居海外,常言中国已成世界强国而倍感自傲。

 

三叔家中新书成堆,都是各家出版社送的。他知我嗜书成癖,凡有同样的,每次必慷慨送我几本还未上市的。不过若他只有一本,不会轻易送我,但他每有新作必送我。纵观他在译余所写各篇杂文,涉及面广而杂,无一不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而且他并非如某些海外学者那样:一味推崇西方民主政治,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诸如美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种族歧视、崇尚武力、甚至枪支泛滥等等社会现象,都是从对美国历史形成中的特点着手研究,立论有根有据,批判同样犀利有力,因此更有说服力,而非留于皮毛。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多半来自他的真知灼见。依我之见他倒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以在封建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修正主义者的眼中,他反而成了另类、异端。

 

对于三叔来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非但未使他沉沦消极,反而激励他更深层次的思考极权主义的产生根源和滋生环境,他的译作自<<第三帝国的兴亡>>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库斯勤的<<中午的黑暗>>、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都环绕着这样的思考范围。我始终认为他首先是一个思想超前、极具独到眼光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我至今想不明白<<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释作是怎样逃过当局的检查得以出版、发行的。虽然是内部发行,但许多读者通过各种渠读了此书才反思正在进行的文革。

 

九十年代,二叔差不多每年回国一次,大多只到上海。我成了他的秘书和向导,出书签名、应酬会友、接爱采访都由我安排日程,每次回国一周或十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社科院的讲演,那天不大的房间满座,讲演结束,二叔的习惯是必留三分之一时间给听讲者提问。其中有一学者发问:美国的情况我们很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情况美国人并不了解?二叔简短、傲然地作了一个美国式的直接回答: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大大的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我坐在下面心想这是个不问即可自知的问题。

 

他不喜欢新建的高楼大厦,有一次在浦东金茂大厦高层的咖啡室里,他评论说,这栋令某些上海人引以为傲的形象建筑是未来世界,与普通百姓毫不相干。对于到处在大兴土木建筑的高楼,会让他担心有无销路,一定会问卖得出去吗?但他对本土设计师设计的上海博物馆却情有独钟,去参观了二次,称绝不逊色于国外一流博物馆。

 

但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他,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他知道三叔以及他所有留在大陆五十余年的亲友,都有一段坎坷辛酸的往事。比如当他知道名演员石挥因不堪承受迫害、投海身亡时,不禁为之动容。但他对亲历其中永世难忘的切肤之痛是难以有体会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羞于向外人倾诉不堪回首的往事,而美国人的性格又不愿意去触及别人的隐私,这使彼此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

 

他虽然经常回国、但每次不过一周,也只能就所见所闻作一些表象的报道。他看不到也不会了解住在破旧里弄里下岗职工的艰难生活,他也不能想象拿着微薄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看不起病的无奈。他感兴趣的是文化方面的消息,他的身份也使他对国内政治置身度外而不作追问。所以那些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回国后个个以中国通自居、著书立说。但以我看来没有一个可谓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神秘莫测的。

 

记得有一次蔡光天先生设宴招侍二叔、沈寂先生及几位哈佛毕业回来创业的年青人,我与至友祖佑(报界前辈严独鹤先生幼子)。二位哈佛博士或硕士纵论起国际国内时政不着边际,让我感觉他们既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中国。近几年来也见到好几位在海外住了几年、回来探亲的朋友,个个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称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估计是在外天天阅读中国如何如何崛起、被老外的媒体捧昏了头,他们的头脑没有细想过:任何天文数字的绝对值被除以十三亿人口,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何来强国之说。

 

早在一九六四年我与祖佑等数人,不是在校大学生就是普通文学青年,即以所谓反革命集团罪入狱十六年,至一九八零年方始平反。虽至今心结未解,而且信仰依旧。不过回想当年在长时期的关押中,在各种各样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力下,也讲过许多违心的假话、作了无数亳无根椐的交代、写了无数言不由衷的检查,这是实话实说。即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几十年的中国人,又何尝真正了解充满变数的祖国。但是依旧爱它,爱这块土地、爱这个民族、爱五千年传承不息的文化。

 

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当晚我与三婶外出就餐,匆匆吃完,给三叔炒了二个菜回来。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暗自高兴,问他还想吃什么,他说建国饭店的西菜。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我感觉到他心中的无奈,我也知道他还有许多想做而未做的事,这些话说得太令人伤感,我赶紧岔开了话题。

一九八九年后,他本有机会留在海外教书。但他没有留在海外大唱高调,而是毅然回国。脚踏实地用自已的译著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及人生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也是知识份子这个名词原来意义上的含意:智者,我是异常敬佩他的学问和人品的。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赶到建国饭店点了几样他喜欢的菜。中午赶到他家中,谁知三婶不在家,三叔正在用药,一听我敲门声,药丸散落满地。开门大怒,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不久三婶回来,我赶忙告辞。三叔在里屋,我也不敢请辞,岂料竟成最后一面。

 

不久、我接妹妹电话称:三叔去电问她我是否生他的气了,电话也不去个。其实我何尝不想去电问候,但怕他不巧又在用药,岂非又要惹他生气。我始终未敢再去电话,也不知他作何想。人生有时充满误会。

 

三叔十六岁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四七年初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经冯亦代先生介绍去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接替冯先生太太郑安娜的工作。郑安娜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多年,为乔冠华、龚澎起了某种程度的联络作用。她当时要去中国福利会当宋庆龄的秘书,不愿把美新处的职位轻易让给信不过的人,才找了三叔去工作。

 

谁知在美国新闻处的半年,在一九四九年后成为他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一度找不到工作,即使是老前辈夏衍先生的手谕也没用。到了文革期间甚至怀疑他是美国特务,发配农场、吃尽苦头、甚至摔断手臂。

 

但悲剧并来到此结束,因学运时期的原领导不愿为他作证,三叔不能算离休,而只能作退休。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意味着他病后无法进好的高干医院,得不到最好的及时的治疗,因此耽搁了病情,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美国问题专家。

 

三叔去世后,为出他的文集我曾去上海收集资料。见过几次那位三叔的原领导,此公虽热情帮助联系市图书馆予以便利,令我感谢。他开口闭口称曾是董乐山的领导,但对不作证明一事则推说不知当时实情。

 

二叔知三叔病危,不久回国先去北京看他。那天四叔也在,我因有上次经验,打了个电话到三叔家请二叔听。我告诫二叔:三叔病中火气大,切勿与他争执。

 

第三天二叔飞到上海,我去机场接他。一见面二叔的第一句话就说:森林,你那天的电话太及时了,十分钟后你三叔就为一篇文章观点不同对我大骂。我记着你的经验,默不作声一句都没争辨。看得出来二叔是强制着心中的无奈、痛苦,说完后默默无语。

 

这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晤。

 

他和三叔年青时是相知相投最贴心的兄弟,但是命运使然,五十年来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活背景中,双方的经历差异实在太大,又身份各异、无法沟通、观点分歧势所必然。

 

十年前曾有出版商计划让他们各自写回忆录后再合成一书,后因故搁浅。我想若此事当时成功,则兄弟俩必互相增进对对方思想进程的了解,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体谅,不至于造成今日之遗憾。

 

今年是三叔乐山先生去世八周年,作此文以资纪念。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