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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捷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网刊编辑前言:作者为中国著名学人董鼎山与董乐山的侄子。他对自己家族的回忆,给读者带来重要的阅读和史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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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记忆

 

--董森林文集

 

目录

 

观音阁遗梦
寻根
我的祖母
三老人的最后岁月
鼎山与乐山
不幸早逝的母亲
捉摸不透的父亲
童年片断
朦胧的感伤
秋雨沥沥
失踪
与三教九流为伍的半年
民兵集中营趣闻
重返“旧居”
生死二重门
冬至夜
成师傅
文革三十年祭
侄儿印象中的董乐山
忧郁症患者的自我剖析
混混沌沌地活着
死亡体验


观音阁遗梦

 

我没见到过曾祖父,也从未见到过他化一生心血建造起来的观音阁,据说曾祖父盖观音阁耗资巨大,除供奉观音菩萨的大殿外,另建客房数十间、供上山烧香的香客过夜。观音阁造在近山顶处,四周筑高大围墙,院内种一大片竹林,是夏日全家避暑之处。但它地处浙东四明山区,民风骠悍,时有土匪及打着各式旗号的游击队出没。

 

据四叔回忆:他十五六岁时有一次在山上,忽闻土匪得知董家小少爷住在观音阁,欲来趁机绑架勒索,吓得他连夜下山,逃脱一劫。

 

这是八十年前鼎盛时期的观音阁。但时过境迁,一切已成过眼云烟。

 

当我真正走近观音阁时。己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在友人帮助下好不容易找到鄞县横溪金莪寺的山脚下。赫赫有名的金莪寺,不知何时己被一场大火烧毁。只留下二边被烟火熏黑的围墙。

 

在空旷的平地上有二间新砌的平房,白灰涂墙,中间供着一尊我不知名的菩萨。虽有香火点供,但未见一个香客,只有二位农妇坐着闲聊。我上前打听观音阁的走向,她们一边好奇的打量着我这个陌生的城里人。一边好心的劝阻我,称天色己晚,七八里的山路难走。

 

但我心中自忖既然己到山脚下,总该上去一睹观音阁的真面目,才不虚此行。所以谢了她们的好意,还是踏上了山路。

 

观音阁凝聚了曾祖父一生心血、他活了七十二岁,于一九三四年去世。但他一生记着观音菩萨赐予他的恩惠,是个极其虔诚的信徒。家中不留浮财,他有了财力不忘菩萨的教诲:乐善好施.普渡众生。独力置地修建了观音阁。

 

据说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九月的十六日是观音菩萨纪念日,沿着山路都是远近各地赶来朝拜的香客。

 

董氏家族在鄞县汪董村居住己近八百年之久。家谱在文革中丢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董家出现过何等显赫人物已无从查考。我只知道到高祖时家境已属贫寒,介于下中农之间。根据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法,四代以前我家可算在贫下中农之列。

 

曾祖父生于一八六二年。自幼念过二年私塾,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也算能读会写。学名顺赉(同来音),少时在家放牛务农。下有二个弟弟,名字无从查考,均一生务农,足迹未出汪董村。鼎山二叔印象中乃二位中年农夫。

 

在我的记忆中,其后裔可能除(我的祖母)一文中提到的那位堂叔同浩,几乎少有往来。

 

曾祖父出生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仅二十年。国内的洪杨之乱,二年后方始平息,可谓生于乱世。

 

宁波地区虽属富饶之地,但连年战乱,势必殃及池鱼。为贴补家用,虽身材瘦小,但身为老大的曾祖父大约十五六岁,便只身离家来到宁波江北岸码头打工做苦力。

 

一八五八年中俄签署<<天津条约>>后,宁波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

 

所以此时的宁波已成东南沿海繁荣的商贸城市。但和现时多达二亿的外来民工一样,都市的繁华景像,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与艰难度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他们无缘。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能攀上好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将一贫如洗。

 

曾祖父可算是他那个时代农民工中的幸运者,但他将自己的幸运归功于观音菩萨的保佑。

 

任何时代,贫困百姓多藉宗教信仰安慰眼前苦难,祈求未来幸福。魏唐以来,佛教传入中国,逐渐成了本土宗教。民间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可见其影响深远。我想曾祖父正是苦于当时的艰难生活,才笃信普渡众生,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以祈求未来的幸福。是否曾祖父的虔诚感动了菩萨,让观音菩萨显了灵。但老实巴交的曾祖父确实成了名符其实的幸运儿,发了财。也就此成了家族中的传奇人物。

 

八十年代初,父亲偕我游宁波天潼寺。当时浩劫刚过,受了十年蒙骗的百姓纷纷进山上香,一时间寺内人满为患。我们在下山途中偶遇一老僧,见到我们双手合十。父亲作揖请教:教禁始开,何故香客如此众多?老僧一语道破天机;菩萨是泥塑木雕的,不会开口说话骗人,佛自在众人心中。

 

曾祖父在宁波打工时结交了二位好友。其中一位镇海人沈氏,年少时因家境贫困在乡间以吹唢吶,帮办红白喜事的小堂名为生,也因不甘贫困而外出闯荡打拼,为人精明能干,后来成了我的外曾叔祖父。另一位据二叔回忆,系一张姓盲人。二叔陪同曾祖父去白沙(地名)拜访过一次。

 

年青时三人志同道合,都想做出一番事业来,遂结拜金兰。曾祖父居首,均称其为大哥。三人互相帮衬,同心协力,终于从工人做到工头。又先后进了染料行业,入了行,有了些积蓄.,也有了一定的信誉。

 

一九一一年发生的欧战,使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终于给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带来了发展的大环境。也给了三个刚刚起步的小人物一个好机会。

 

就在因欧战断航前夕,他们收购到一批德国染料,囤积居奇。按现在的说法是掏到了第一桶金,相继开起商号,买卖越做越大,购田置屋成了大户。

 

沈家不久去了上海发展,在江西路开了一家不小的染料行。在上海染料行业小有名气。张家后来如何我不清楚。

 

曾祖父仍蜗居宁波。开着商号但不管店务,让手下经理管理。自已仍去以前打工的商号做伙计,可见其虽做了老板,但无现时之大款派头。

 

曾祖父此时虽也已儿孙满堂、但却不坐享天伦之乐,只把寡母接来新盖大宅颐养天年。三叔曾有文记述他二、三岁时记得他满脸皱纹的曾祖母,坐在院子中籘椅上晒太阳的情景。但高祖母不久即去世。

其实中国人就其本质来说,基本上是无神论者。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心理治疗的需要、有时则是机会主义的需要。到了今天更是如此。年终时挤满各大寺庙烧香拜佛,祈求发财的芸芸众生便是例证。

 

与建造观音阁相比,曾祖父的另一善举更具现实意义。也更值得称道:他在宁波市内,我家后面购田盖房四十间。每间一室一厨,供无力购房、租房的贫民免费居住。俗称义屋,虽然只有区区四十间。对贫苦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翻遍当今国内媒体,尚未见新贵大款有此义举报导。

 

曾祖父只有朴素的感恩图报的宗教信仰,但尽其所能,广做善事。希望更多苦难百姓与他共享,却绝无炒作或作秀之嫌。何况依其财力与当前新贵大款相比,小巫与大巫也。

 

反观当前社会贫困百姓患病,被各式医院或拒之门外、或医院等着数钱先仃止治疗。而大众媒体则不时炒作,希望广大普通百姓对所谓弱势群体献爱心,其实是在把当局应尽的社会职能转嫁到百姓头上。

尤其是逢年过节,媒体大肆报导各地大小公仆手棒硕大红包、内装二.三百元,所谓慰问下岗或困难职工。而受此小恩小惠的老百姓则作感恩载德状,忘了自己应有的权力和尊严。

 

再说那天我走在观音阁的山路上,原听名山叔说有个小小的半途庵可以歇脚,谁知爬了半天也未见到。山路崎岖、草木丛生,见天色微暗,只得顺势下山。

 

二位农妇仍在原处等我。知道我是观音阁董家后人,就告诉我观音阁一度做过部队疗养院,后来无人居住就荒芜倒坍了。

 

想起幼时祖母夏季经常上山避暑,与看守观音阁的长脚婆婆、二毛嬷嬷作伴住上十天半月。我曾数次缠着要跟她同去,终被祖母以各种理由拒绝。到了数十年后仍未能上山一睹真面目。

 

上周应友人之邀回了一趟宁波,搭车时与一女司机闲聊,偶然提到观音阁。谁知这位女士的回答让我大喜,原来几年前她曾绕过已复修好的金莪寺、半夜上山于凌晨到达观音阁点了头柱香,她说观音菩萨仍在,香客仍不少,但尽存小平房二间供香客歇脚矣。

 

虽然观音阁己今不如昔,但我想己足以告慰曾祖父一生夙愿、香火未断。

 

寻根

 

我下了车,公交车迅速地开走了。这是城郊结合部一个偏远的小站,下车的只有我一个。前年春天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找到了家乡。

 

新建的鄞州大道北面有一排稀稀落落的农舍,有老式民居也有二层小楼。只是在对面路边赫然矗立着“汪董村欢迎您”的木牌,已经是油漆斑驳。南面是一片荒废的农田,可以望见远处的山峦。估计要不了多少时间,这片已被征用的农田也会竖立起各等现代建筑,最终融入城市。

 

我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祖辈们生活居住了数百年的故土:浙江省鄞县首南乡汪董村。

 

知道这个地方,还是五十年前的事。十几岁的孩子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经常萦绕心头的是:我是谁?从哪里来?我的祖先是谁?他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尽管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中,但仍抹不去心中的乡思,总想着有一天能亲身体验一下故土的气息。

 

有一天,偷偷翻阅了家中的户籍本,知道了父亲的祖籍。奇怪的是这个冗长的地名一下子铭刻在心中,历经数十年沧桑,多少陈年往事在记忆中淡出,却始终难以忘怀它。因为当时没有及时把这本关系到一家人住房、穿衣、吃饭、工作,甚至结婚生育,关系到一家人生计的“宝贵”的户籍本放归原处,挨了母亲的一顿痛骂,此事让我记忆犹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见天日后,曾有多次回宁波的机会。我自一九四五年二战快结束时,为逃避盟军轰炸上海,曾回过一次宁波,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因为才二、三岁,残存的记忆中只有董顺记染料行的二扇大玻璃橱窗。

 

据说当时祖父母、母亲带着我和二弟、姑妈、四叔挤火车到达杭州,在车站上母亲头上还挨了日本警察的一棍子,以至惊吓不已,祖母尤为心疼。

 

到了杭州,火车不知何故停开,便与宁波世交徐姓家人包了二辆小汽车才一路辗转回的老家,但我已全无印象。

 

姑母说四叔没待了几天,便挤上刚刚通航的轮船站立到上海。上船时汉奸与游击队发生枪战,乘客惊吓差点翻了船,最终与几个兄长在上海迎来了抗战胜利日。

 

一九八二年春,父亲突发奇想携我一同回宁波看看,他也有数十年没有回乡了。

 

我们坐的是夜班轮船,不设头等舱,最好的二等舱是专门接待外宾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沦为三等公民,坐的是三等舱,非但拥挤,而且肮脏不堪,连走道上也睡满了人。船出吴淞口,便把通往甲板的舱门锁上,根本休想看到海上的景色。船走得极慢,到了宁波江北岸码头,天色已大亮。

 

父亲带我在宁波最热闹的商业街东门口找了个招待所住下,当时宁波尚无宾馆之类高档酒店。稍事休息,急匆匆步行走过江夏桥,进入外马路。

 

首先见到的是我家以前开设的永勤德堂中药房,就在船码头附近,记得是三层混凝土石库门建筑,因为已经作了江北税务局的办公处,所以保存完好。

 

父亲告诉我,以前药房生意很好,还有坐堂医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坐堂医生倒带出了一位高足,就是以后名闻上海滩的小儿科专家洪柏年先生,担任过上海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记得幼时,他在上海的居所就在我家附近,祖父母偶有小恙,必请他来就诊,诊治严谨,态度恭敬,拒收诊费。他当时已是名医,有此古风,尤其可贵。前两年听说也已作古,不胜唏嘘。

 

在永勤德堂门口偷偷地给父亲照了相,因为背景是国家机关,故不敢堂而皇之地照相,只能偷拍而已。

 

拐过一条街,就到了昔日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中马路。如今却是家家店门紧锁,街上连行人也少之又少。父亲左右仔细观察,才找到了我家昔日开设的董顺记染料行,它曾经是中马路一带数一数二的大商铺。可走到近处一看,只是一栋破旧的三层木板楼房,记忆中耀眼的玻璃橱窗变成了钉死的木板条,大门紧锁。听附近的老人说现在成了仓库,专放拉货的大板车,我们从门缝里瞅进去,里面漆黑一片。

 

我在门前给父亲照了二张相片,他仿佛置身一个陌生的地方,神情恍惚不安。

 

我们告别中马路,通过拥挤不堪,窄小肮脏的人民路,一路东行。

 

父亲远远就认出我家的老宅,这是前后二进二层五开间带厢房和环廊的大院,大宅建于一九二二年,此前十年恰逢一战,欧美各国大打出手,经济衰退,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商业始有较大发展。据说曾祖父在战前囤积了一大批进口染料发了财。大宅当是曾祖父事业发达、家丁兴旺时所建,如今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门前的小河已经被填平成了大街,曾祖父专为过路人躲风避雨而搭建的长十余米的小凉亭早已不知去向,原本要踏阶而上的大门现在陷在路面下,进门反而要拾阶而下。

 

在院子的拐角墙下,一块刻有“富远堂董界”字样的基石,才确证这里是我们的老家。

 

幼时常听祖母说天井中放了几个大缸存接雨水以作饮用,现在喝上了自来水,当然已不见踪影。

 

如今前后二个天井里横七竖八搭了各式小棚供各家作厨房用,更有一水泥楼梯建在院中直达二楼,整栋楼被隔离成了无数小间,住了几十户人家。

 

二楼东厢房曾是曾祖父的佛堂,现在窗前晒满了各式衣物,菩萨早被吓跑,不知去向。

 

父亲站在老宅前,沉思良久,我不敢也不想打断他的回忆。

 

尚住在我家偏屋里的表叔闻声来见,邀去家中喝茶闲谈。

 

曾祖父与前妻生有一女,嫁赵姓店主为妻,就生了一位表姐和表叔这么一个儿子,他早年也曾来上海热水瓶厂工作,无奈年轻好赌,未几即被辞退回甬,祖父见他无依无靠,便将老宅边上的二层偏屋送他,下面开店,上层供一家住宿。

 

但此七十老翁犹耿耿于怀,称董家子孙个个都在上海,还有出洋留学的,唯独他这个外甥蜗居在老宅隔壁心中仍忿忿不平。

 

晚上表叔设宴招待我们父子俩,还请了我家世交后面徐家大院的一位老太太作陪,可惜忘了她的称呼。

 

吃的都是宁波家常菜,父亲显得很高兴,还喝了酒,我想自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后,他再未品尝过如此地道的家乡菜了。

 

饭余茶后,我才知道,抗战期间,宁波沦陷,我们全家逃到上海租界叔祖父家中暂居。老宅无人居住,一度成了日本宪兵队的队部,可以想象有多少抗日志士曾在此遭严刑拷打。我们走时不能带走的家具、陈设、字画等物,被毁的毁了,被盗的盗了。

 

抗战胜利,二届当局既不要日寇国家战争赔偿,早年也不准民间要求战争赔偿,慷国慷民之慨,换来今日日本极右势力顽冥不化,不肯道歉认罪之后果,不竟要问谁之过也!

 

据表叔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都留在了上海,老宅空置,祖父则住董顺记店中,惨淡经营,一切事务皆由厉姓帐房掌控。

 

四九年前后,他在我家办了一所中学,自任校长,近一千平方米的建筑,做教室是足够了,但学生无运动场所,于是大厅就成了少年学子练杠铃,哑铃的运动室,直到五十年代学校被当局接收搬迁,姓厉的这个自任校长当然也干不下去了。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老宅由房管局接手,分割出租,前一进成了水产公司,后一进成了教师家属宿舍。祖父兄弟俩每年约有近二百元的房租收入,成为祖父唯一的收入。他遂离开宁波,定居上海。

直至造反声四起,公私合营变成国家所有,房租便嘎然而止,不再支付。

 

当晚在后面徐家住了一宿,天明告辞,前往东门街,走过老江桥时,父亲告诉我,当年造此铁桥时,曾祖父也捐了款,在捐赠者碑文上刻有“南山七济”四字,南山是父亲的字,父亲作为长子长孙,位列首位。七济则指他一辈七兄弟,曾祖父要求孙辈名字中须带“水”,故此。此碑已荡然无存。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回乡,也是他经十年浩劫后,首次回乡。

 

父亲回沪后闷闷不乐,也不愿谈起回乡所见所闻,不久诊断出患了肝癌,卧床不起,不久即去世,终年仅六十又四。他曾嘱我将所摄回乡相片寄远在美国的鼎山二叔。二叔闻父亲噩耗后,又将相片悉数寄回给我,我的瑞典婶母也嘱他千万别回宁波老家,称父亲系受回乡后所见所闻的刺激而忧郁病故的。

 

此后许多年中,唯独找不到汪董村,问了许多宁波的朋友也没结果。只不过在心中从未放弃过找到它的念头。

 

直到去年,二○○四年春,应朋友之邀在宁波住了几个月。闲居无事,便买了一份宁波市区新版地图,想查查看看,到处走走。冥冥之中仿佛有祖先指引,一下子发现地图下方正中间,新建的鄞州大道上有“汪董”这个小小的站名。

 

当天下午我就在中山广场登上了开往那里的公交车。

 

幼时,听长辈说,汪董村系董姓与汪姓聚居一村而得名。

 

我穿过大道走进村中,碰到几位正在午后阳光中闲坐的村民,果然都是汪姓。他们一听我是来寻根访祖的,非常热心地帮我去找族人。不一会便聚拢来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族,先问我是什么辈分?我突然想起自己另有一个平时从未用过的名字“传贤”,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传字辈的。”原来都是我的同族兄弟!

 

说起我家宁波市里的店号董顺记,他们倒都知道。但问起同宗后人,则纷纷摇头称不清楚了,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我家这一支在村里已无后人。唯一的与我家相交甚近的堂叔,他名叫桐浩,早年也在上海工作,多年前也已去世。儿时的记忆中仍有他的印象,性格豪爽,说话大声,经常买了戏票请祖母去观赏,却在文革中断了联系。他的后人都生活在上海了。

 

六十几年过去了,村中的老一辈大多已不在人世。想到这里,心中一片茫然。

 

一位热心的族兄带我穿过往日的打谷场,穿过在一片老式民居和二层小楼之间的小巷,来到村东面河边的一块空地。三叔曾告诉我,他们幼时,从市内住所坐航船回乡下时嬉戏热闹的情景,想必就是在这小河边上的岸,一路奔跑回家。可是现在这里是一片荒凉,遍地瓦砾,甚至没有断垣残壁。族兄在我身后说:“你来得太晚了!早来半年,你们家的祖屋和祠堂都还在,现在都拆了。”“都要拆了!”他转回身指着残存的那些村舍。

 

看着这些老房子,我努力在脑海中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像,重现废弃村落的往日风貌,却始终不能。

我蹲下身去,拾起一片碎瓦,掌心中似乎仍能感受到祖辈传承给我的温暖,一面责怪自己来得太晚了!太晚了!族兄感觉到我的伤感,又兴奋地告诉我:这里将盖一座五星级的大酒店,全村都会搬到北面政府盖的小区中,以后都是城市户口了,我们不再务农,将到城里自寻职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为他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感到安慰,但又惋惜这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

 

其实董姓家族原籍河南,北宋末年逃亡到江浙一带的,算起来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我上一辈的人都知道,但究竟是河南何处,却不清楚。我问起族谱,族兄告诉我已毁于文革时期,这在我意料之中,所以再无法考查。我曾去宁波的天一阁询问,能否借阅,回答是要相关机关证明,我一介草民,何处去开证明?枉然白跑了一趟。

 

我想起我家祖坟所在地:顿岙。特别是这个“岙”字,是祖母在世时,一笔一划教我写,教我读的。族兄说就在不远处,要不陪我去看看,我摇头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没有勇气去那里,尽管那片山坳中埋葬着最疼我的祖母。但我知道那里已经一无所有,没有坟茔,没有石碑,甚至没有土堆成的坟头。那里只有埋葬在我和父辈们心中一段辛酸的无颜面对的往事。

 

我的故乡,现在只是地图上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名。这张宁波市地图,让我偶然地找到了它。可是用不了多久,这个站名就将变成XXX大酒店了。一个古老的村落终究难逃被现代城市吞噬的命运。表弟光宁知道后趁出差之际,专门去汪董村拍了许多相片,谁知张张曝光,无一幸存。此乃天意也。

 

我的下一辈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根基,他们不会有我的幸运,当然也不会再有我的怀旧心态。

 

我的祖母

 

来自我出生,第一印象中亲人的脸庞并非母亲,而是祖母,至今仍让我觉得奇怪。

 

当我这个长孙快出生时,一向节俭的祖母命我母亲住进上海最好的一家私人医院的头等病房,由最好的医生接生。她没有在病房中陪伴母亲,而是长跪在家中二楼阳台上,磕头不已,乞求菩萨和祖先保佑我们母子平安,直至额头磕出血来。

 

在我之前,母亲初次生育,因助产士之过,刚出生的姐姐不幸夭折。旧时医学落后,妇女生育曾是性命攸关的事,祖母生了七个子女,幸存下来的仅五个。母亲的不幸让祖母惊骇不已。

 

祖母从未向我提起此事,这是大我十岁的木兰姑母近日告诉我的,六十余年后,得知此事,仍让我热泪盈眶。祖母面容姣好,与木兰姑母很相象。衣着整洁,夏日着洗旧了的香云纱衫裤,冬日则黑色棉袍。每日用榆树皮浸泡的水把长发梳成光滑的发髻。放大了的小脚,走路仍有些摇摇晃晃,一个慈祥可爱的老妇人,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从未对我发过脾气,还处处顺着我,护着我,甚至容忍我幼时的顽劣。记得那时喜读连环画,弄堂口有一书摊,我经常下课后去借阅,不思回家。有一次被母亲严斥,我以拒食晚餐抗议,最后是祖母打了圆场把书借了回来,许我饭后再看。记忆中只挨过她一次责骂,我饭后从不洗碗,那天心血来潮,自己去洗,不慎打碎了一只碗,她并不痛惜破碎的碗,而是说男孩子不该去洗碗。

 

祖母也是宁波人,外曾祖父早年就在上海老城区开设钟表行,当是较早接触洋货的商人之一,思想应较开明,祖母幼时即上上海法国教会办的小学读书,能读会写,即是一例。祖母也不似当时旧式妇女,有姓无名,嫁人后称“××氏”。祖母姓陆,原名无从查考,与祖父婚后,由曾祖父的结拜兄弟,我的外曾叔祖父替她改名“洪福”,取洪福齐天之意。

 

祖母信佛,长年素食,我自幼跟着她,也养成不喜鱼肉,钟爱的菜肴是她亲手烹制的素鸡、烤麸、咸菜豆板酥之类的宁波菜。

 

还记得幼时,青梅上市,乡人必送来一大筐,祖母洗净后放在水中煮烂,去其皮核,用纱布过滤成浆状,再用白糖熬制成梅酱,用来佐餐或抹面包,味道远胜今日各式果酱,至今想到此美味仍垂涎欲滴。

 

五十年代初,家道尚可,祖母每日下午必与二三亲朋在三楼铺开桌子,垫上厚厚的毛毯,以防左邻右舍举报赌博,搓四圈小麻将娱乐。家中有佣人(现时雅称保姆)阿东,胖胖的,三十来岁,也是宁波人,端茶倒水,还去附近订几客生煎馒头或蟹壳黄飨客。我每放学,进门必大叫“阿娘,我回来了!”非得听到二楼祖母的答应声才作罢,然后飞奔上楼吃留给我的那份点心。

 

听说抗战初期,在宁波老宅,尚是初中生的鼎山二叔曾将搓麻将的祖母、姑婆等反锁在屋里,称外面枪炮声啪!啪!屋里麻将声啪!啪!最后自然以二叔得到一顿训斥而结束。可见现时客居国外五十余年冷静客观地观察时政的第三者,当时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鼎山二叔曾有几篇文章写祖母为人,“串珠花,走大厦”写祖母对穷苦人家的傲然自尊的敬佩。另有一篇忘了标题,似写祖母与老佣人之间的矛盾,又亲如姐妹的情感。祖母也爱读书,二叔写她后来喜爱巴金先生的作品,可见祖母知书达礼,思想中既有传统的品德又有开明的一面。

 

在叔叔姑母的印象中,他们幼时,祖母是相当严厉的,经常大声呵斥他们,甚至会给一巴掌。

 

前几日与鼎山二叔通越洋电话,谈及对祖母的不同印象,做了外祖父的二叔说出一番令人折服的话来,大凡初为人母,子女众多,整日吵闹不休,不免让做父母的忙于应对,烦躁不休,脾气暴躁,一旦做了祖辈,子女都已长大,少了应付子女吵闹的烦恼,怀抱孙辈,自然疼爱有加,笑口常开了。这使我想起我儿时脾气暴躁的父亲,有了孙子孙女,竟容许他们爬到自己头上玩耍,一面哈哈大笑,且乐此不疲。

 

祖母有一胞兄,能讲一口流利法语,旧时任法租界巡捕行翻译,按我推算当是清末同文馆学生出身。

我七、八岁时曾随祖母去过舅公家,在南市区的一座老式里弄里,恰逢几位表叔出门,其中一位西装革履,仪表不凡。印象深刻。文革之后,名山四叔告诉我,文革期间,在重庆街头,见一衣衫不整,拉大板车的中年人叫他名字,细看之下,才认出就是那位表兄,他原在轮船公司任职,因不知何种历史问题,开除公职,沦落街头做苦力。

 

再说那天,我随祖母爬上黑魆魆的楼梯,在一个堆满书物的房间里,见到了祖母的胞兄,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的一位老先生,他们的谈话,我似懂非懂,似乎是老先生不同意独生女儿元春的一门婚事,祖母可能是在说服胞兄同意女儿自由恋爱,谈话结果如何记不得了,只知道后来婚礼还是举行了,我去吃了喜酒。

 

祖母唯一的侄女元春,但我们自小到大叫她“好伯伯”,何故如此称呼,没细究过。她性格开朗,在工厂任职,年轻时喜演戏,与鼎山二叔、乐山三叔兴趣相同,曾客串演出上海滩闻名一时的文明戏(沪语话剧)。她结婚后,与丈夫感情很好,生一子二女,不幸做小生意的丈夫事业失败,又早早亡故,留下她们母子四人,靠好伯伯一人在纽扣厂工作过日子,住在南市区跨龙路一平房内,祖母不忍,经常带我坐三轮车去看望她们,不时给些接济。

 

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我已懂事,所以有印象。

 

好伯伯虽然中年守寡,但老来却很幸福,三对子女夫妇对她很好,个个孝顺,她自己一份退休金,打打麻将,逍遥自乐,九十年代曾同妹妹去拜见过一次,为她的老年生活感到欣慰,祖母地下有灵也会感到高兴的。可惜前几年她也去世了。

 

祖母有五个子女,自四十年代初起,她即与我父亲一家同住在上海,五十年代初乐山三叔去了北京,稍后木兰姑妈也去了北京,后下放天津,名山四叔先去了北京,后下放重庆。

 

其实他们三人,还有我的姑父文煦,都没逃过五七年的“阳谋”,个个成了右派,革职降薪或下放外地,只是一直瞒着祖父母和我们,否则,我真难以想象两位老人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

 

子女都在外地,当时交通不便,何况家道中落,无经济条件往来,往往数年不能相见。记得有一年冬季,乐山三叔出差来沪,也未通知,半夜趁空回家,祖母披衣而起,嘴上责怪三叔这么晚了还来探视,心中则惊喜不已。三叔只坐了半个小时便匆匆而去,祖母则高兴了好几天。

 

从我三年级起,便成了祖母的代笔,写信给叔叔姑母成了日常功课之一。起时她口述一句,我笔录一句,稍年长,我便嫌祖母唠叨重复,便要她把内容讲清楚,然后我整理成文,少时作文获老师评语“主题明确,段落分明,文字通顺”,实质这启蒙老师乃祖母也。

 

祖母生前最牵挂的是鼎山二叔,他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去美留学的,母子分别时的场景,三叔曾有描述,说他送走二叔,回到家中,见祖母独自流泪不止,口中喃喃自语,老二没良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叔原定二、三年后回国,岂料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中美互成敌国,音讯中断,生死两茫茫。直到一九五六年中美驻波兰大使级会谈后,方始恢复通讯,但似须从第三国转。

 

从此,每逢收到蓝色的航空邮件,祖母便激动异常,带着老花眼镜,再三阅读,若有二叔相片,更是欣喜,仔细端详,爱不释手。并急着要我写回信,片刻不容耽搁,称要二十余天方能寄到。

 

祖母没有祖父的幸运,等到二叔结婚生女的消息,看到外籍孙女的相片。

 

鼎山二叔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方始获准携妻女回国探视,但可怜的祖母早已于一九五九年夏去世,祖父也在一九六八年夏去世。母子生前始终未能再见一面,祖母心中的痛苦与思念可想而知。但祖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我从未见她为此当众流过一滴泪。

 

祖母常年胃痛,故饭后必吸烟一支以缓痛,称已多年如此.。一九五六年冬,祖父母受乐山三叔夫妇之邀,曾赴京一游,在三叔的斗室中小住,这可能是十余年来母子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我曾见祖父母与姑父母在颐和园万寿山前的相片一幅,现在想来当是祖母最后之影像。犹记得祖父带罗宋帽,着长袍,带围巾,祖母着黑色大衣,二人居中而立,精神矍铄。

 

但到一九五九年春,祖母胃病恶变,且已入晚期。父母亲虽四处替她寻医就诊,但已无回天之术。三叔、四叔、姑妈闻讯后,先后回来探视,作最后之告别,但都瞒着老人病情,也瞒着三人各自当时的政治处境。

 

我自幼偏爱文科,数、理、化都是红灯高挂,不能考上正规高中,读了一所民办高中,便去了外地工厂工作。闻讯后赶回家中,坐在祖母病床上,拥着祖母瘦削的肩膀,默默无语,双双流泪。其实她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最后她说:你是我自幼一手带大,是最亲的孙子,要好好做人。

 

祖母于一九五九年夏去世,祖父受此打击,年青时的肺病复发,母亲也受感染,此时,“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其实是“十分人祸”的所谓“自然灾害”在年底初见端倪,短衣缺食的日子将很快来临,对于病人更是雪上加霜。

 

祖母病重时,母亲就去了一次老家汪董村,从董家祠堂中将祖父母的寿材运回上海,祖父的寿材则寄存在附近殡仪馆中,数年后在文革中遭红卫兵砍毁。祖母的灵柩大殓后由母亲送回老家祖坟顿岙下葬。

 

顿岙的坟地规模甚大,祖父曾续弦四位,前三位夫人皆因难产而早亡,祖母是第四位夫人,所以五坟并列,中间是祖父百年之后归根之地,四周围以石栏,墓前有石制供桌及巨大石块铺就的平台。

 

未几,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时代来临。据近年来各式媒体遮遮掩掩的透露,饿死者逾二千万,当地乡民为了生存,遂掘墓盗坟,将石材甚至棺木盗卖,换些口粮以度饥荒,地方当局非但未加阻止,甚至纵容以自保。

 

母亲闻讯,急抱病回乡,在济成表叔的陪同下回到顿岙,见祖坟已毁,祖母等尸骨弃抛于荒野之中,投告无门,只得买来几只瓦瓮,将祖母等尸骨收拾其中,就地挖坑,草草埋葬。

 

中国人向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更视祖坟为不可侵犯之圣地。毛、蒋二氏虽水火不兼容,尚未互掘祖坟,深知此乃国人之大忌,但唯视黎民百姓为草芥,此等恶行,天地难容。

 

慈爱祖母,死后竟遭此厄运,我前年找到汪董村,遥望近在咫尺的顿岙山峦祖坟所在地,实无颜也不

知该去何地拜祭,此乃一生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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