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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2年的全家照

六、我在1955 年

(1993年3月18日录)

今天开始回忆我一生中最痛苦、最不愿意回首的事。

法语中有一个词叫“trouble”,很难翻译,有麻烦、混乱、苦恼、搅乱等意思。可以说,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时,思想和情绪就“trouble”了,一下子变得神思混乱,思想及理智都浑浊起来,以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由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混在一块,再加上我自己性格上的软弱,遇到事情时的紧张,不能冷静地思考及处理问题,从而造成了这些事的祸根。

鲁迅有一段散文,很能代表我此时的心情。鲁迅说:“有些记忆,好象失落在水里的鱼的鳞片,每次把混水一搅,就从底下泛上几片来,看见这鳞片上都还带着血丝。”现在我的回忆就是从记忆的水底下搅起一片片鱼鳞来,上面都带着鲜红的血丝,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最初叫忠诚老实运动),我曾两次跳楼自杀。痛定思痛,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悲剧呢?这必须从头说起。

谈谈我和贾植芳的交往

1930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念高中(附中)及大学。当时我和贾植芝(后叫贾芝)同学。由于贾芝的关系,认识了其弟贾植芳。

贾植芳在私立教会学校(大概是育英中学,在灯市口一带)读书。他有时到阜城门外孔德学院来看望贾芝,因此,我和他便认识了。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头发象许多小蛇似的卷曲膨松着,活活象高尔基笔下沙俄时代大草原上流浪少年的样子。

那时,我和贾芝、沈毅、周麟、覃子豪等几个人还躲在象牙塔里,醉心于读波特来尔、魏尔伦、果尔蒙等所谓现代派象征派之类的诗和写一些抒发个人感情的朦胧诗,而植芳已经走向十字街头了。

他喜欢读的作品大多是高尔基的,或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以及一些苏联进步文学作品。

植芳为人真诚,坦荡、直率,思想观点总是一览无余。我在年轻时也是这样。还有我们俩都喜欢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所以我跟他非常谈得来,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有时我进城,便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他,他住在西单商场附近一家非常简陋的公寓中,房间很小,除了几块床板搭成的铺外,桌子上摆着他喜欢的书,还有一个小书架,是那种非常清寒的学生公寓。

植芳是个不拘生活小节,非常豪爽、坦诚的人。他手头不缺钱用,他的父亲(还是伯父)经常给他寄钱,可是他从不把钱用在生活享受方面,穿着也随随便便。钱一到手就大手大脚的花掉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花掉,这是他为人的特点之一。

有一年寒假,我因家境贫寒凑不出路费无法回家。植芳也没回去,大年夜和初一初二的三天时间,我们都是一起过的。大年夜我俩一起去逛了西单商场,然后在西单小店里要了两碗油茶面和几个炸元宵,边吃边谈的非常高兴。

从小吃店出来,看到一家小西装店门口挂着一件粗人字呢的夹大衣,价钱相当便宜。这家店大概是新开张的,没有什么顾客。老板一看见我们俩在外面张望,就出来兜揽生意道:“你们就做一件吧,挺便宜的。”我口袋里没有钱,不想做。植芳打量一下对我说:“你做吧,我看你穿起来挺不错的,你今天就把它量了算了,将来取时没有钱我来想办法”。这样我们就进去把大衣给量了。说来惭愧,后来我和植芳把这事丢到了脑后,根本没有去取那件定做的大衣。这也反映出我们年轻时的不拘小节和浪漫情调。

植芳无神论的观点十分鲜明。他当时在私立教会学校读书,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安分上课的学生,经常上英语课缺席,特别礼拜天不去做祈祷。他曾对我说:“一天到晚god、god的有什么意思?god倒过来不就是dog吗?”对宗教的不信仰,对教会的不恭,再加上这样的性格,教会学校当然对他很不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得罪校领导而被开除了。1935年冬,植芳参加“12、9”学生运动后被警察局逮捕关押。他伯父想方设法把他“保”了出来,随后他就去了日本,继续搞他的进步文化活动,从文艺创作一直到文学研究。

我和他们兄弟俩都是好朋友,但我觉得植芳和他哥哥贾芝的性格不一样。贾芝非常温和、细腻、含蓄,而植芳除了坦率、热情外,更多的是一种豪放。

植芳去日本后我就与他中断了联系,但和他哥哥贾芝仍然交往很密。我出国以前,我们已经不住在阜城门外孔德学院的宿舍,而是都搬到了城里。这时贾芝和李星华(李大钊的女儿)已结婚,有了个小男孩。我常到贾芝夫妇家去看他们,有时在他家一聊就是半天,晚上才回来。因为我们三人都喜欢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一次我在东安市场买到一本瓦格纳传(书中有很多精美的图片),送给了贾芝夫妇。所以贾芝和星华就把他们孩子的小名起作瓦格纳,后来我们就叫他小瓦格。

1937年秋,我去了法国留学,贾芝和星华则去了延安。我到了里昂中法大学后,还曾经和贾芝通过一两次信,大概是1938年吧,贾芝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抗日大学经费很困难,希望我能够在法国为抗大募捐一点款子,寄到他那里,作为抗大修建校舍的费用。他还在信里附了一个小本子,是募款的收据,上面盖有抗日大学的章。

我接到贾芝的信后便和几位同学商量,想办法在里昂留学生和华侨中给抗日大学募捐,但是赵祟汉和魏登临他们都说此地已经有一个华侨救国会,如果把这个组织撇在一边,由私人出面来为抗大募捐不太妥当。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我一向缺乏政治头脑,因为华侨救国会募捐到的钱是寄到重庆的,而我受贾芝之托是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募款,这在政治上完全是两个方向,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既然不大好办,于是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由于欧战关系,我与贾芝、星华和植芳都失去了联系,但在我们心中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情,并且一直相互怀念着。可以说,这份深情厚谊与我们相伴了一生……

自我和贾芝兄弟在北平先后分手以后,一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我和贾芝才在北京见了面。这中间大约隔了十四五年的时间。1951年,我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心理学会成立的筹备会议,从郑效洵那里得知贾芝已随新中国的诞生回到了北京,正在文化部领导运动。我打听到贾芝的地址后,便到文化部去找他。

那时,贾芝和星华还没有分到住房,临时住在一间办公室里,房间里摆着两张行军床,显得很拥挤。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兴奋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我和贾芝彻夜长谈着分手后各自的情况、他目前的工作、我在国外的学习情况,以及对未来的打算等,我们一起畅想着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文化前景,丝毫没有因为十几年不见而感到生疏或有任何的顾虑。我顺便问起他老弟植芳的情况。他说植芳还不错,写的短篇小说几次被译成英文,登在美国进步文学刊物“New masses”(新群众)上。并将植芳在上海的住址给了我,建议我回昆途经上海时去看看植芳。

实际上我那次去上海并不是专程看望植芳的,我主要是要替云大医学院买一些教学实验的仪器。到上海后,我先去了上海强华生理仪器厂,办完公事后我便赶去看望植芳。

植芳夫妇住在嘉善路一个糖果烟酒店的楼上,二楼是他们夫妇的卧房,隔壁一个亭子间住着他侄子。当时我已经在上海北站处的旅馆里住下了,行李东西都放在那儿,原只打算见见面次日就走的,没想到植芳夫妇见到我亲热的不得了,无论如何要我回旅馆把行李搬到他家,住几天好好叙叙旧再回昆明。我觉得难得有这样真挚的友谊,而且他夫人任敏给我的印象也非常好非常亲切。看得出,任敏对我的热情绝不是敷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我只好回北站旅馆取出行李,到嘉善路他们家住了三天。

那两天,我就和他侄子住在亭子间里。小侄子大约十一、二岁,很善良也很听话。每到吃午饭时,植芳就叫他到附近店里买点面条啊饺子啊烙饼啊之类或者到楼下买点啤酒回来。我们就在家里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地边吃边谈。吃晚饭时,植芳和任敏就带我到附近一个北方小馆子里去吃“摸鱼”(一种“刀切面”)、烤牛肉、烙饼之类的北方饭菜。一次,我们逛书店逛到天快黑了,植芳说:“今晚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换换口味。”便带着我去了淮海中路上一条斜街的一间小酒吧。那个馆子很狭小,里边摆了两三张桌子,但有点灯红酒绿的味道,我们吃了牛排、通心粉等西餐。

有一次我问植芳:“你的小孩在哪儿?”他说:“没有小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你问任敏好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有两个孩子,就一个叫贾仁,一个叫贾义。”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我一时没有领悟过来,稍微思索后才明白其中的幽默,“贾仁、贾义”便是“假仁,假义”。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了。任敏对我说:“老贾什么事情都要靠我,他写稿子一挥而就,写完后连看都不看,字歪歪扭扭的,第二个人没法认识。每次的稿子都要替他修改错别字,替他认认真真地抄好,才送出去,什么事情都是我的。”

植芳知道我爱好文学,过去有时也动动笔,写写诗、散文之类。我告诉他出国之后已改行学美学、心理学,后来又学了生理学,现在搞自然科学了。回国以后,竟到云南大学医学院当了生理科主任,同时还给文法学院讲点美学、心理学的课。

植芳告诉我他在震旦大学教文学方面的课程,除了任教之外,还和胡风等文艺上的同道一起搞刊物,编写有关丛书,此外还经常写一些稿子,有一些稿费收入。

我并不知道胡风是何许人,在文艺界地位如何。只是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些印象,1936年鲁迅逝世时,出殡的棺柩是四个进步文学青年抬的,其中一个是胡风,一个是田汉。这是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的,这一点我还记得。既然给鲁迅抬灵柩,当然是进步文学家了。看到我的好友跟这些有名的进步作家和其他文艺界人士一起组社团、搞出版,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当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所以我除了为植芳的成就高兴外,其他的也没有多问。

当时植芳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外,已经出了几本书,其中有些很受文艺界的好评。比如短篇小说集《人生赋》,另一本《人的证据》类似回忆录,是他被反动派关进监狱的一些情况,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此外,植芳还翻译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住宅问题》。(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尚未由国家成立有关机构统一翻译。只要作家或翻译家有能力都可翻译。)

有一次植芳家里来了一位挺俊秀的女同志。植芳介绍说,她就是胡风的夫人梅志,搞儿童文学的,正在编写青少年读物。因此,我在植芳家虽没有见到胡风,却见到了胡风的夫人。但我和梅志只是互相点了点头,没有作过任何交谈。

在我临离开上海前的一天,晚饭后我对植芳说:“我还有一个老朋友在上海,叫章新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很要好的同学,二十年代就参加了地下党,也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他就住在永嘉路,离你这里很近。不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你们都是我从青年时起最好的朋友,让你们见见面,以后可以往来。”

于是我和植芳一同去了新民家。新民听我介绍了与植芳的深厚友情,也高兴的很。从他家出来时,他非要陪我们俩一起走走。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在永嘉路转弯快到嘉善路处有个什么单位,好象是中苏友好协会的分会,门面不大,用红纸糊着彩色门楼,写着“庆祝国庆”几个耀眼的大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

我们三人并肩而行,我走在中间,左手是初中时的好友,右手是高中时的知己,心里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感觉。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一起忧国忧民、求索真理,如今,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实现,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中国就在眼前。而老朋友们竟然能在上海相遇,真是他乡遇故知。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高兴与欢欣鼓舞真是难以言表,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因为我住在他家,植芳不可能坐下来写文章或工作,总要设法和任敏陪我出去走走。一次他陪我到锦江饭店附近,那儿有几家豪华的商店,大橱窗里放着皮大衣、高跟鞋等奢侈物品。我反正像乡下佬进城,看看也就算了,但植芳建议说:“你从昆明来一趟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我劝你在上海买些生活用品带回去。”我说:“身上带的钱用得差不多了,除去路费没什么余钱了。”植芳又说:“没关系,在我这里先拿一百元,让任敏带你到附近百货商店看看,需要什么就买吧。”

于是第二天在任敏的陪同下,我在淮海中路第二百货商店买了一支大号的金星自来水笔、几件衬衣和针织汗衫、还有一些牙刷、牙膏之类。这些东西在昆明确实不易买到。

还需说明一下,当时(1951年)从云南到内地一趟的确不容易。比如像我这样到北京开会的人,还要拿着军事委员会的特殊路条才能放行。路上还设了一些关卡查问,如带个糖果罐头或什么有怀疑的东西,甚至要打开来检查。

植芳想得十分周到,他说衬衫内衣如果原封不动的带,路上查到也许会被认为是做投机生意的。于是任敏将包装拆开,帮我把新衣服放在水盆里浸一浸、揉一揉,弄得象旧的样子,这样便不会被怀疑了。

植芳还很动情地对我说:“你何必一定要留在云南工作呢?那个地方到内地来不方便,连买本书都不容易,你还是调到上海来工作好,如果小梵嫂子想找个工作,例如在学校当个教师,我在文教界有些关系,也不难办到。”

植芳夫妇对我的真挚情谊使我非常感动。最后,我带着这些东西和植芳送我的三本书,依依不舍地和他们告别踏上归途……

回到昆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借的一百元钱电汇给植芳夫妇,同时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的热情款待。后来,植芳又寄了一本他翻译的《契诃夫手记》给我。

再次见到植芳夫妇是1953年。那一年的八月底,我去北京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都是全国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生物或生理科研教学工作的负责人。讲习班结束时已是九月底了,随后我们参加了“十.一”国庆大游行和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晚会。国庆节北京热闹非凡,置身于这欢乐的人海中,我真是非常激动,深深地为我们伟大祖国感到自豪。

国庆节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赶到上海。到上海后,我先在新民那里落了一下脚便去找植芳。

这时植芳已调到复旦大学。那天复旦大学校门外也是一派节日景象,很是热闹。我到传达室打听植芳的地址。传达人员把我领到了一个大办公室里,植芳正在那里和一群年青教师忙着什么,见到我很意外。他马上跟我说:“任敏在家,你索性先到家里坐一下,等我忙完这件事就回家。”于是一个年轻助教把我送到了他家里。

复旦大学校园相当大,他就住在校本部里。任敏见了我非常高兴,她先带着我看了看他们的住房情况。房间是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所造的那种格局,比较矮小,地上铺的是“榻榻米”,上面摆些卧具或席地而坐的垫子,虽然他们住进时已经改了许多,但最初的格局仍看的出来。随后任敏说我一路太累让我休息。那天晚上,植芳很迟才下班,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又开始忙工作。

这一次我在他家也住了几天,但情况与上次大不一样了。

1951年住在嘉善路时,只有他夫妻俩和小侄子,我们相聚三天很少有外人来往,可以尽情地畅谈。到了复旦大学后,植芳白天要到办公室工作,任敏除了做家务外还要配合植芳的工作,有时也不在家。幸好他家的书很多,书架上摆着许多新书和各种杂志,我没有事就看看书翻翻杂志消磨时间。

没想到我居然在书架上发现植芳还保留着一册抗日战争前(1936年)吴承仕编的文史杂志,恰恰在这本杂志上,有一篇我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兵”的前一部分。当时植芳就对来访的一位年青同事说:“呶,这就是我这位朋友翻译的。他原来也爱好文学,喜欢动动笔,后来出国留学改了行,搞生理学了。他到底比我们聪明,趁早改了行,不象我们这些耍笔杆吃文学饭的,一直在受着这样那样的罪。”

这次我在植芳家倒是见到了一些他的同事,也有些知名人士,比如韩待桁(留日的,小泉八云著作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汝龙,我曾读过好几本汝龙所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还有便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刘大杰,那时他已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下三册。此外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中国文学界的老前辈郭绍虞。但他们都是有事来找植芳的,我也不可能和他们作多少交谈。

在我离开上海前的一两天,植芳家里请的一桌客,前面所说的几位名人都在座,另外还有两三个不太记得了,反正都是植芳要好的同事。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的,气氛很轻松,也很随意的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想等谈了一些不同看法。我记得刘大杰说:“现在一卷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初期的小册子比较,已经作了些文字修改,变得文雅多了。原来小册子上说文艺工作者不要坐错了地方,把屁股从无产阶级移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现在新版毛选中已把‘屁股’二字改为‘立足点’了。”刘大杰说完这话后,不知是哪一位又谈起:“用今天眼光来看,毛主席的某些提法是不是有些过时了?比如他强调只写工农兵,实际解放以后,作家的创作题材早已超过了工农兵的范围,现实生活中可写的事很多,不应把文学观点和创作路子限制在狭隘、局限的范畴里。”汝龙还说:“一本翻译作品出版后,别人总以为我们很轻松就得了多少稿费,实际上我们在翻译时,碰到一个名词,一句难解的话,要查很多工具书,还要东问西问,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弄清楚,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因是圈外人,虽然年轻时也喜欢写点什么或翻译点什么,但毕竟已改行多年,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所以他们所谈的那些文艺界的事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只是听听而已。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就离开了上海。

这次我走的时候,植芳没有送给我什么新作。那时他的教学任务很重,社会活动和写稿方面的工作也很多。但我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告别植芳夫妇的。因为我刚从北京学习回来,为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又看见植芳当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他周围还有许多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新中国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我相信今后无论是植芳还是我都可以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一点贡献的。

那时从上海到昆明还要经贵阳转汽车,大约十月二十日左右,才回到了家。因为我一回昆就投入到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此后便再没和植芳夫妇有过任何的联系。

我在1955年

(1993年3月22日录)(从这盘磁带开始,我想说说肃反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1955年春,我因在云南省卫生厅举办的巴甫洛夫学习班担任主讲教师成绩卓著受到表彰,以及一些健康方面(视力恶化)的原因,被学校送到安宁温泉疗养院里疗养,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一段宁静、闲适的生活。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却莫明其妙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大概是五六月份吧,我忽然在疗养院旁边的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人民日报上连着发表了三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我大吃一惊,心里十分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虽然没有见过胡风,但是从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上对胡风的印象以及从植芳嘴里所听到的情况来看,胡风跟鲁迅的关系很好,是个进步作家,不会是反革命分子。

我随后又想到,如果胡风被揪出来,植芳必然要受到牵累。在1952年底(或1953年初)思想改造运动末期,我们曾填过一个很详细的表格,凡是旧社会的社会关系,无论国内或国外,亲戚或朋友,都必须如实填写。我当时把贾芝和植芳都作为知己朋友填上了。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不妙,既然已成为我的档案资料,如果不交代和植芳的关系,将来查出来,反而说我不忠诚老实,因此心里很苦恼、很矛盾。

过了几天,大约是7月上旬,具体记不太清了,反正是个早上,组织上打电话来让我结束疗养回校参加学习。我想这样也好,索性把过去的事情讲讲清楚。这样一想,心情倒开朗了一些,于是我离开温泉疗养院匆匆赶回云南大学。

先将那场运动的阵容和情况简要地说一下。

最初还没有“肃反”这个词,而是叫忠诚老实运动,即要对党对组织忠诚老实。后来才改叫肃反运动的。

云南大学肃反委员会的主委是云南省公安厅厅长荆克洲(来云大蹲点的),副主委是云大校长李广田。云大医学院肃反大组的正组长是刘绍文,副组长是王昭(云南军区司令员胡荣贵的夫人),他们两个人是把握大局和斗争动向的。下面就是骨干分子(比如各教研组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

组织形式分为学习大组和学习小组。我们小组是由生理教研组和生理病理教研组的教师组成的,大约有十五、六人,另外还有一两个人是学校派来了解情况的。所谓大组是整个医学院前期(注:即基础课)十一个教研组的各级教师,共计七十多人。此外,还有几个人担任联络员,在各小组之间来回走动。只要一看到会场上有什么情况,或者发现什么大老虎、阶级敌人等便及时通报,并马上汇报学校肃反办公室。

当时的斗争方式有点像解放初期评薪定级时的那种“自报公议”的办法。一个运动对象,特别是被列为重点的运动对象,在进行审议时首先要自己把要交代的问题在大组中说出来,然后大组再分成若干小组讨论。各组根据你交代的问题进行公议,看你是不是老实,有什么漏洞或隐瞒,并进行检举、揭发。最后把各小组的意见汇集起来,大家再来补充。在当时的情况下,小组公议时,每一个人都要表现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特别在“大胆怀疑、大胆假设”的前提下,人人都唯恐怀疑得不够,唯恐假设得不彻底,当然是宁左勿右。甚至有些本身有问题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和政治积极性,常常会主动地发起进攻。所以,对运动对象们所交代问题的“公议”行情也越来越大。

回到云大的第二天,我就去参加小组学习。那时“关于胡风三批材料”谈体会的务虚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交代问题了。反复强调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不放走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苍蝇和老虎会严格地分开,但是必须打消顾虑,对党忠诚老实。”等等。

我当时的思想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自己和贾植芳的交往就这么多,很容易讲清楚的,所以我把和植芳认识及交往的经过,1951年和1953年去他家的事从头到尾如实说了一遍,然后把植芳送我的四本书《人生赋》、《人的证据》、《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契诃夫手记》和两封短信一起交给了学习组长。

小组学习结束时,记不清是谁还拍拍我的肩膀说:“朱先生这样做很好,事情说清楚了,有关的东西交出来了,就可以轻装上阵了。”我很高兴,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马上就转到大组去学习。大组里大约有七八十人,一进去我就感到了那里的火药味,说实话,刚从温泉那种安静、闲适的休养环境中出来,马上就进入阶级斗争的大场面,我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精神准备,更认识不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和严肃性,而且,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愣了一下,确实有些紧张和恐惧。

我进去的时候,崔毓宇正在那儿谈他的问题,他大概已经谈了好两天了。崔毓宇谈完后就轮到了我。于是,我就把我跟植芳关系的来龙去脉,1951年及1953年去他家的情况,见过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详详细细地又交代了一遍。

按照规定的程序,我谈完以后,应该先回避一下,大组分成若干小组去公议,然后我再回到大组来。这时,一个积极分子站起来大声说道:“不错,你是把几本书和两封信交出来了,但是还有没有其

他的呢?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间见不得人的勾当,难道只是这些吗?”另一人马上接着说:“你不要避重就轻,你以为交出这点东西就完了吗?其余的你藏起来有

什么好处呢?”接着又有人说:“你们还想攻守同盟吗?你不要自以为是了,党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仔细想想看,你们能守得住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只得向他们解释:我并不认识胡风,贾植芳也只是我高中和大学时的朋友,当初由于我爱好文学,写写诗什么的,所以和他交往的比较亲密。但大学毕业后我就改了行,出国后学的是心理学和生理学,回国以后就到这里医学院教书。我已经跟文学界完全没有关系了。

又有人接着说道:“你可以不写文学作品,但你和他们的密切关系是不能否认的,要不然贾植芳为什么拿一百块钱给你,这不就是让你在云南作反革命活动的费用吗?你可以为胡风的反革命言论推波助澜,在云南扩大他们的影响。还可以用贾植芳给你的经费去联络人、拉拢人,从事反党反革命活动。你不要赖得一干二净。”

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解释,我除了心理学和生理学界有些熟人外,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很少,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胡风和贾植芳的事情,更谈不上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影响。同时我一再说明,贾植芳借给我一百块钱,并没有其他意思。是因为当初在云南买东西困难,我在上海买了一支钢笔和一些生活用品,而且一回来就把钱电汇还他了。

这时有人又说:“既然如此,你说马上就用电汇还他了,你把电汇的单据拿出来嘛。”

我说:“那是1951年的事情,离现在四、五年了,电汇收据怎么可能留到现在?”

大家又接着“开导”,要我认识事情的本质,说:“贾植芳和胡风自命为进步作家、革命的文学家,他们实际是披着羊皮的狼,这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即使你不搞文学了,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反革命的事嘛。就像你这一段时期讲“巴甫洛夫学说”,表面上是挂着苏联的招牌,可是谁知道你暗地里有没有干反革命的事呢!”
……

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要极力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积极性,自然是宁左勿右。我平时群众关系尚好,有些人对我的斗争比较软弱,气氛不够紧张。这时刘大组长马上大喝一声:“怎么一点火药味都没有?大家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撕不开脸面呢还是有其他顾虑?现在正是考验每一个人的阶级觉悟的时候……”

于是会场的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行情也随之水涨船高。

我才知道,我们大组里有三个“大老虎”,一个是崔毓宇,他解放前给伪满皇帝溥仪看过病,因此算得上高级汉奸。此外解放初期崔毓宇在沈阳一家医院当过院长,据说这医院里曾窝藏过一个特务,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另一个是缪安成,是留美的,说他跟外国特务有交往,里通外国,也是属于历史问题。而我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潜伏暗藏在云南为他们搞反革命活动,属于现行反革命的问题,所以是重点中的重点。

第二个向我“开炮”的问题,就是那天在贾植芳家里聚餐时复旦几位教授的随意谈话。这再次反映出了我对政治的天真和幼稚。本来,这事如果我自己不交代的话,谁也不会知道的。但我觉得既然提倡忠诚老实,所以就不加思索地和盘托出了,未料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大家接二连三地质问我:“人家说毛主席原来说话粗鲁,解放后的书上变得文雅起来,把“屁股”改成了“立足点,你又是怎么想的?”“还说毛主席提出写工农兵的文艺思想过时了,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只得低声下气地一一回答,谈自己的认识、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批判错误思想……

(1993年4月8日录)

我实事求是的交代已经被完全歪曲了。肃反小组对我百般怀疑,1953年我在贾植芳家里与复旦大学几位知名学者教授的那次聚餐,被认为是参加了反革命文艺黑帮的活动。而且怀疑这次聚餐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庆祝国民党“双十节”的秘密聚会。连我在植芳家见到过胡风的夫人梅志一面,也成了我与胡风有关系的罪证之一。

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更没想到的是又出现了新的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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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新婚1937年

我自己在旧社会没有任何政历问题,但我的妻子范小梵1941~1942年间曾在上饶广播电台(属于重庆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当过一段时期的普通话播音员。当时上饶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她所播的内容均来自前线日报,都是抗日方面的,没有什么反共的东西。此外,她在1944年~1945年期间,曾在昆明“中央日报”当过外勤记者,负责教育和体育方面的新闻。(说明:母亲在“中央日报”工作时,曾和陈香梅女士同过事。朱新地)按照当时的一般规矩,凡是在报社、电台里工作的人必须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就要丢碗饭。因此,小梵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

范小梵的这段历史,早在1952年到1953年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已代她向组织作了很详细的交代。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带有政治色彩的工作经历,最好向组织交代清楚,免得以后麻烦,自己也能轻装前进。

这时有人提出怀疑:范小梵工作的那个广播电台跟上饶集中营有什么关系,她是否是在上饶集中营的电台里工作,甚至提出范小梵可能就是上饶集中营的特务。他们还怀疑范小梵和贾植芳夫妇有什么勾结。因此要我进一步交代小梵过去的政治历史。

在当时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大胆怀疑、大胆假设”的前提下,群众作这样的猜测和怀疑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认真调查的话,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不算困难。

对群众的这些质疑,小梵把自己1941—1942年之间在上饶广播电台工作时的上级领导和所有同事的名单,甚至她所接触过的国民党反动人物的名字都一一写成详细材料交给组织,请求组织调查核实。

我把材料交上去后,再次到肃反大组进行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国家干部,谁不希望得到党和组织的信任?我何尝不想尽快把跟贾植芳的关系搞清楚,把小梵过去的政历问题澄清呢?然而,那些问题我反反复复地如实说了很多次,组织和群众就是不相信,他们歪曲我的交代,总认为我是“挤牙膏”、避重就轻。我早已和盘托出,再也说不出什么新的内容了,他们却认为我是负隅顽抗、隐瞒了什么重大问题,不断地对我搞“逼供信”。

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一连多日的“车轮大战”使我吃不下、睡不着,筋疲力尽,精神恍惚。面对会场上怒吼的群众,我浑身的神经、身体的一切部位都绷得紧紧的,简直觉得支持不下去了。

那天傍晚回到家里,小梵见我神情恍惚、两眼发呆,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大组上的情况说了一下。她安慰了我几句,并对我说:“你放心,我没有事,明天你到大组上就对他们说,范小梵的事情由她自己负责,如果有什么情况,组织上可以直接处理她。”那天晚上,小梵还替我代拟了几条解释和发言的简要提纲。为了缓和我的紧张情绪,使我晚上能安定入睡,她又到校医室去要了两粒鲁米纳(镇静药)来,让我临睡觉时吃。可是我吃了鲁米纳以后头昏脑胀地却仍不能入睡。入夜以后,听到楼后边的院子里有狗叫,有铁栅栏门的开门声及吉普车的声音和灯光,我以为是来逮捕我的,因为在大组上已经说我和小梵都是反革命分子了。

第二天上午,小梵为我准备了一搪瓷杯桂元汤,嘱咐我说太紧张时可以喝点桂元茶镇静一下,也免得口干舌燥。但是这天大组上的气氛却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一些老师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开导我说:“朱先生,我们中有不少人是你的学生,都很尊敬你,因此我们才苦口婆心的挽救你。你长期在国外,对国内的阶级斗争情况不了解,所以你不认识范小梵的本质。你想想她是什么人?她当过新闻记者,当过播音员,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的。干这种工作的人,怎么可能不接触反动军官、特务分子!你不要被她的假象所迷惑。现在我们苦口婆心地劝你,实际上是在极力拉你、挽救你,希望你不要陷到反革命的深坑里。你想想看,是我们大家的眼睛亮呢,还是你一个人的眼睛亮?”

然后,他们又好像是很善意的劝我:“朱先生,你还是坦坦白白的交代吧,估计范小梵她不可能不是特务。再说,你也知道,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是你自己交代出来的,哪怕今后对范小梵处理也会从宽……”

连续几天高度的紧张疲劳,再加上昨晚几乎整夜没有合眼,我头脑里昏昏沉沉的,听了这些话后,我的脑子简直要炸了,觉得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我说:“好吧,我听从大家的劝告,她可能就是特务,我把她交出来就是了。”当我说完这几句话后,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气氛也立刻缓和了。他们接着又鼓励我说:“这就对了,朱先生,你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把范小梵的特务代号和她

的上下级关系交出来,你就可以完全轻松了。”

大会休息的时候,我回到二楼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刚刚坐下拿起桂圆茶,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脑子“轰”的一下清醒过来,我立刻开始后悔。我想,这下子糟了,不仅我自己完了,范小梵也完了。
我怎么也交代不出她的特务代号,更说不出她的上下级是谁。忽然想起前些天听说的师范学院有个讲师自杀的事,我眼睛一黑,不知怎么就昏昏沉沉从办公室的窗户跳了出去。

这时楼下有人从窗口看见我摔在地上,惊喊了一声,马上许多人跑过来。我左手大拇指已经折断,颈后面有外伤和出血,左锁骨也折断了。随后我被人们抬上担架,用卡车送到了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这时距我从温泉疗养院回校参加运动也就十来天吧。

大卡车把我送到附属医院后,并没有马上把我送到急诊室,而是把担架放到了一间会议室的长方形大会议桌上(跟乒乓球桌差不多),会议室隔壁就是医院办公室,两间屋子是相通的。因此,隔壁办公室说的话我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我听见医院办公室的负责人李德祥在隔壁打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你们快来抢救。这个人你们是认识的,但见到他时,不要问他的姓名,也不要说出去,病历上只写他病床的号码,不要写姓名。”

这之后,头一个进来看我的医生是况铣,他是我教过的学生,还是班上的高材生。况一进来就认出了我,吃惊地问:“朱先生,你怎么啦?怎么到这儿来了?”当时我的神志还是清楚的,只是痛得说不出话来,而且我也无法解释,就什么也没有说。况铣给我做了检查,发现我左手拇指开放性骨折,颈后部与锁骨处都有血肿和疼痛。他又去喊了其他医生来,大家把我送进X光室,拍了几张片子。

大概除上述几处外,其他地方没有严重的骨折,便作了些简单的处理,然后把我送进了病房。

躺在病房里我浑身疼痛,左手拇指已经折断,医生拔除拇指指甲后做了些包扎,但仍然钻心的疼。锁骨也骨折了,肩膀和脖子后面都痛得很厉害,脖子是僵硬的,不能弯也不能转动,吃饭或侧过身进流质都非常困难。唯一可用的止痛药是APC。

实在疼得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呻吟更不敢叫喊。服用APC后疼痛没止住却浑身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出汗之后全身冰凉,凉完之后再热再继续出汗。我请求查房医生是否能给一点更好的止痛药,医生回答:“服用APC后当然要出汗,其它的没有。”住了好多天医院,我身上还是出事时穿的那件细毛线背心。因为是直接从学校来这儿的,之后就完全被隔离起来,不许和家里有任何接触往来,所以我一件可替换的衣服也没有。只得汗湿透后由它自己干,干了以后再汗湿。衣服、被子、床单、褥子全都是湿漉漉的,身体总是泡在汗水中。自己闻着身上的汗臭味都恶心,每天就这样在疼痛、臭汗和忽冷忽热中煎熬着……

(7月22日录)(上次讲到这里我就讲不下去了,差不多停了三个月,觉得体力和勇气恢复了一些,今天再接着往下讲。)

几天之后,刘绍文大组长来了,我一看见他思想就紧张起来。我还记得,在会上群众对我斗争不力时,正是他大喝一声,立刻掀起了猛烈的“攻击”。但这次他换成了一副亲切温和的面孔,他对我说:“朱先生,你过去为党做过不少工作,党是了解的。现在就给你一个任务,目前你好好休养,把一切都撂开,等身体好一些后,你就在病房里想一想,写一写,把问题交代清楚。这对你自己有好处,对范小梵也有好处。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已经反复说过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对你来说恐怕有个思想上的障碍,人到这个时候,眼前总难免会有个障碍物,觉得万一把事情说出来,组织上会不信任我,同事们会看不起我,学生们会不尊重我,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只要问题交代清楚了,你照样是人民的好教师,组织上照样信任你。好好争取立功吧”

以后,刘大组长和医学院附院党总支书记周克敏又分别来过几次,仍是恩威并施叫我交代问题。后来看我实在写不出新东西也就不再来了。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但我既没有能力申诉——就是申诉了也没有人听!也没有胆量和精力来抗拒运动。想到自己明明是清白无辜的,却只能被动地等待定罪、等待处理,这时我想到应该向组织上把实际情况说清楚,求得组织的了解(我是民盟成员)。我想,只要组织上能了解我的清白,哪怕一时有什么委屈和压力,最后总可以得到水落石出。

于是我写了个简短的条子,托看管我的工友老向交给杜棻,希望他无论如何能到病房里来看我一下,我有一些情况想向组织反映。因为杜棻不仅是民盟省委的主委,也是医学院民盟的负责人,而且和我的私交也不错。哪知等了好多天他也没来。再问老向,老向说条子早就交给杜棻了,此后明明看到杜棻到对面去过几次。(注:对面一个院子是医院办公的地方,行政领导和肃反小组领导成员经常在那儿开会。)

我顿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望,新的失望!因我觉得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应该是自己的组织。在我参加民盟时曾认真学习过民盟章程,里面有一条说得很清清楚楚:盟员如果有什么政治问题要交代或者有什么问题要申诉,可以通过盟组织进行。现在危难关头希望组织能主持一点公道,伸出手来拉我一把,竟是这样冷酷!——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我实在太天真了,说不定那时杜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自己的苦衷与难处。再说,在当时的氛围下谁不避嫌?我病房的门上就挂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横幅大标语。如果不是组织的安排,谁敢擅自到病房里来看一个受审查或被怀疑的人呢!

根本不允许家属来医院探视,我完全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除了查房医生,也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使我更感到自己孤独和无助,冤枉和屈辱无处诉说。当时允许我读的书除毛泽东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事与政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外,只有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报上每天登的都是什么地方发现暗藏的反革命,什么反革命团伙或地下黑组织被揭发出来之类。又听看管我的工友说,有人跳了八大河(一条河的名字),有人吞了整盒的大头针、图钉甚至罗马怀表自杀,这些新闻更增加我的疑虑和恐惧感。精神上的痛苦更加重了肉体上的痛苦,我日日夜夜就这样苦熬着。

向民盟组织求援得不到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任何回答,哪怕是一张纸条或一句口信都没有。我既痛苦失望,却又不甘心束手待毙。无奈之下,我最后想到了李广田。因为李广田是云大肃反小组的领导之一,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解放前我曾在朱光潜的文艺沙龙中见过他几次,也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好象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灵相通。在我心目中,李广田始终是一位作家、诗人。而且,他和金克木关系不错。在他来云南大学当校长时,金克木还特别向他介绍过我和小梵。由于这些因素,我想到了他。我并不是想通过他怎么样,只是希望他能听我说几句心里话而已。我想,李广田总该能认真耐心地听我说几句话吧!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写了一封短信,让看管我的工友设法交给李广田。其实我只是想向李广田表达一下,我不是负隅顽抗不肯交代,而是都交代过了,没有东西了。只要他能亲自听到这几句话,那么,不管运动中群众怎样斗我、逼供我,我都会顶得住一些。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大概是医院肃反办公室领导的碰头会开完了,李广田在我病房里露了一下面。但还没等我说上两句话,他就很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朱锡侯,你太急燥了,我们总要解决你的问题的,你还是待些时候再说吧。”万万没想到左盼右盼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不但出乎我的意料,也给我造成了更深的恐惧和打击。我简直是绝望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很想知道一些外边的情况,无奈之下,只能注意倾听窗户外院子里的动静。窗外就是医学院后期(即临床教学部分)的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声和集会时的口号声时常传到我耳朵里来。那种压力和声势,令人感到惊恐、惶惑。

后来我能够起床了,允许我在病房里向窗外看看,但我是高度近视,根本看不清什么。所以我很注意听外面的动静。

有一天,忽然听见外面在开什么群众大会,细听之下原来是校长李广田(山东口音)在做动员报告。在报告结束时,只听见李广田声嘶力竭的声音“不要被张士耀的自杀所吓倒,肃反运动要健康地发展,让运动越过张士耀的尸体前进!健康勇猛地前进!”接着就是群众震耳欲聋的喊声“张士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我,也大大增加了我的恐惧感。张士耀我认识,河北人,中等个儿、方脸,给人的感觉比较和蔼亲切,是个精干活跃的人。他原来好象是在医学院教务处,因为工作不错,群众关系比较好,被调到医院当工会主席。我虽和他没有什么深交,但对他印象还不错,有时见面也交谈几句。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政治问题,怎么就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呢?是被运动吓昏了还是真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被逼得无奈,只好以自杀来抗争呢?

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就开始混乱了,钻进牛角尖难以自拔。平心而论,当时并没有后来文革中那种千夫指、万众吼的惊人斗争,也没有挨打之类的皮肉之苦,而是一种从单位(包括医院、病房)到整个社会的高压状态,使人的精神像弦一样绷得紧紧的,时时有种快要断裂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性格和精神是比较脆弱的,加上过去经历比较单纯,读完书后就当了教书匠,可以说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阶级斗争场面。打个比方,就好象把一个人放在封闭的大铁箱或大汽油筒里,外面拿棍子乒乒乓乓不停地敲,筒里的人肉体并没有损伤,但从大汽油筒里放出来时,精神已经失常了。那种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是无形的。如今痛定思痛,我才慢慢明白,也许这种由软弱到失常,最后到混乱、错乱的精神状态,正是别人能挣扎过来而我却不能的内因。

我开始苦思苦想地在毛主席著作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例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有这样一些话: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之身;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等等,等等。这些话引起我很多的思虑与联想。联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所以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错杀”。可走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二是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手中唯一剩下的一点权利,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当时我眼前除了血淋淋的斗争场面,就是一片漆黑。我很遗憾上次跳楼没有一下子死掉,觉得与其这样痛苦而屈辱的活下去,还不如自己结束生命好。这样的念头反反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难以抵抗。真是五内俱焚、万念俱灰,不能吃、不能睡,日日夜夜在焦虑和恐惧中煎熬自己。

就在不久后的一个中午,趁看管我的工友老许不在,老向午间打瞌睡睡着时,我偷偷地溜出了病房,下狠心把眼睛一闭,从走廊的石栏杆处跳了下去……

我不知是否可以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命不该绝”来解释。那时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还是原来老的“甘美医院”,在巡律街得胜桥那里。这是一幢外国人建的西式建筑,楼层很高,三楼的高度可能比现在一般的四楼还高不少。幸好我跳下去时摔在了水泥地边有些小草的地方。

开始时我的神志还是清醒的,我听到旁边有人惊慌地大喊起来:“什么人掉下来了,什么人掉下来了!”随即有许多人从楼里跑出来……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这次跳楼摔的非常严重:两根肋骨完全折断,脊椎也受了伤(严重压缩性骨折),右肾完全摔烂了,血压降至零……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医院领导立即打电话请示李广田:“是不是还有必要抢救朱锡侯?”李广田指示:“朱锡侯可能还有重要口供,必须尽一切力量把他抢救过来。”因此,医院立即给我进行了急诊手术,主刀医生是蓝瑚,(说明:蓝瑚先生是和父亲一同从法国回国的。)此外还有杨长庆等其他医生和护士也参与了抢救手术。

可以说,这些医生和护士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那一段惨痛历史的见证人。但按历来政治运动的惯例,人们必须站稳立场,与“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见了我时,总是远远地和我保持距离,也有个别的人走近我身边时悄悄地喊我一声“朱先生”,算是表示一种同情吧。

(说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样严重的伤势能够救活已是奇迹,况且父亲那样的身份了。因此,我深深感谢那些抢救我父亲的医护人员,还有李广田,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下的指示。)

还要补充一点,在第一次跳楼和第二次跳楼之间,我在病房里还有一次触电自杀。被杨长庆医生发现后,对我的监视有了明显升级。开始住进病房时,管我的几个年轻医生多半是我教过的学生,护士也都是认识的,尽管他们不敢和我多说话,但对我态度还是比较亲切和蔼的。我触电自杀未遂后,就重新换了一批人。新来的人都不认识,虽然嘴上不叫我反革命分子,但都冷冰冰的绷着脸,或者是动辄训斥,疼痛之极也不敢向他们说。病房里看守我的人也从向汝荣一个变成了两个(注:后来的一个叫许友义),气氛更加严肃紧张。

有一天午睡时,看守我的两个人以为我睡着了,实际上我那时迷迷糊糊并没有睡着,就听见向汝荣对许友义说:“朱锡侯还不自觉,如果他再抗拒交代,不把他和他老婆的问题交代出来,大概再过几天就要把他送出去了。”听这话的意思,好象是学校要把我送到公安部门去了,也就是说要逮捕我了,这使得我非常惶恐不安。

在病房里隔离审查的那段时期,如果我对组织上有什么请求,或者要向家里要衣服等东西时,总是由老向或老许带信出去。有一天,只有老许在病房,我就问他说:“我想写封信给范小梵,是不是可以请你送到我家里。”他说:“可以。”于是我在非常凄苦的心情下,写了一封短信给范小梵。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我在病房里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估计组织上近日就会把我送出去了,与其到外边去受严刑拷打,无穷无尽的折磨,还不如自己结束自己。求生不易,求死也许更轻快一些……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我们来世再见吧。”

老许识些字,平时很喜欢我那支进口自来水笔,他老说这支笔样子好看,写字也挺流利。我把信用饭粒封好后,又顺手把身上那支“习弗尔”摘下送给他。我说:“请你帮我把信送一送,既然你喜欢这只笔,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吧。”老许答应了我。

谁知那天晚上我被看守得严严的,一直不可能找到任何办法自杀。第二天,老许从云大回来时,我就问他:“那封信你送给范小梵没有?”老许回答说,他并没有到我家去,而是把那封信交给了组织。接着又说这支钢笔确实不错,朱先生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说完便将笔还给了我。

这使我的思想更加震动了。我想,这样一来,不仅暴露了自己求死的想法,组织上也一定会更加怀疑我,进一步认为我有多大的问题抗拒交代,抗拒到底了。那些天,除了向、许二人之外,周围的医生、护士,包括我教过的学生,似乎都在盯着我,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我心里真是痛苦之极,不能吃、不能睡,日日夜夜在极端的焦虑和恐怖中煎熬。这也是我第二次跳楼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写这封信时,思想已经十分混乱,即使不算是错乱,至少也已不能用理智来控制了。今天看来,连自己都觉得不但可悲而且有些可笑。

第二次跳楼被救活之后,日子更难熬了。脊柱和腰背部都严重受伤,浑身疼得不能动弹。再加上肋骨断了,呼吸、说话、咳嗽更是疼的要命。已是痛不欲生,还要时时受着向汝荣的训斥和辱骂。因为我是在他午间打瞌睡时跳楼的,他挨了批评,就把所有的气都发到了我头上。开口闭口:“老子就是要好好管教管教你,你竟敢趁老子休息时做出这种事情来,以后要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利害……”

我只得忍气吞声地忍着。

当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打菜的工人,他叫王友德,是共产党员。解放初期在官渡参加土改时曾和我在过一个大组,因而对我比较了解。他十分关照我,每次到病房里来送饭都很亲切的对我说:“朱先生,你不能不吃东西啊!你想吃什么?我打一点好的给你。”我说我吃不下,但他打菜时仍总是尽量把好菜多打一些给我。为了少受点向汝荣的辱骂和折磨,我就把我的菜特别是荤菜让给他吃。后来允许家里送一点东西来(东西是通过组织上转交的,仍不许家人探视),比如点心什么的,每次我也总是让他先吃,才算慢慢把关系缓和了一些。

因为我的脊柱损伤严重,右侧两条肋骨骨折,右肾完全摔烂,周围的韧带也都受了伤,整个腰背部疼痛难熬。特别是脊柱损伤,医生认为必须睡石膏床。但是以我这样的身份,是绝不可能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于是医院便把一张妇科女病号睡过的石膏床搬来让我睡。那个石膏床的臀部肥大,腰部很窄,腰背部骨节高低也和我相差很大,根本不能吻合。我腰背部的伤本来就疼得不堪忍受,再把我放在这张坑坑凹凹的石膏床上,简直就象睡在钉子板上,痛得眼泪都出来。我恳求旁边的老向和老许说:“求求你们帮我一下,让我起来睡正常的床,只要一块木板,上面有个草垫子就行了。”

他们不肯。

我躺在石膏床上不能活动,虽然吃的东西很少,但几天下来大便解不出,不仅腰背部疼痛难忍,肚子也胀的难受。在一般情况下请护士灌一下肠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当我提出请护士给灌一下肠时,护士竟冷冷地抛出一句:“让医生开条子来。”我实在胀得受不了,又向来查房的医生提出请求。这个医生还是我熟识的,他也冷冷地说:“朱先生,你是搞生理的,应该知道,让家里送点水果、香蕉等吃吃就可大便,要灌什么肠?”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却连请求人家帮助解除一点痛苦都难以做到,这种心灵的痛苦也是无法言说的。

这种骨肉崩裂、心灵破碎的痛苦使我再次想求一死,但此时我连求死的能力都没有了。

睡了一段时间的石膏床后,医生给我换上了石膏背心,并把我从原来的病房搬到医院大门右侧的简易病房里。我前后共调换过三次病房,最先住在外科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把我转到了妇产科里面拐弯抹角处的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隔壁就是护士室,非常严密,外人进不去。这次又把我转到靠近街道条件很差的普通病房。

这间房间是朝北的,终日见不到一点阳光,里边的地是泥土地,连水泥地都没有。光线很暗,而且又阴冷又潮湿,是医院里最简陋、条件最差的病房。

为了更严密地看管我,老向和老许把两张木板床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很宽的大床,他俩睡在两边,把我紧紧地夹在中间。晚上则在我身上盖一条大床单,就是那种医院里的很大的被单,然后把床单铺平,他们俩分别压在两边的床单上睡。只要我一动,他们马上就警觉过来。虽然没有把我捆绑起来,但我一点都不能动弹,连翻一个身都很困难……如今回想这段日子,真像是从但丁所写的“炼狱”里熬过来的。

简易病房就在医院门口,同马路只隔一堵薄墙,隔音条件很差,外面的动静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一天天快黑时,来了一个人,听他的口音是周启林,跟门房说要看朱锡侯先生。传达室的人说朱锡侯是审查对象,不能见。无论他怎么左说右说地央求也不让进来。还有一次,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带着我4岁的小女儿走了很远的路赶来,想见我一面,也是说什么都不让她们进,我老母亲只得含着眼泪回家去。那种辛酸和说不出的滋味也是至今难忘。

在医院里隔离了近半年,直到1955年12月30日,周克敏来通知我说:“你做个思想准备,可能明天你家里会有人来接你出去。”果然,第二天上午,组织上让范小梵坐着学校的吉普车来了。这是自我被送进医院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我本来是个健健康康的人,现在却是这么一个形象:面色灰白,戴着一个石膏背心,人佝偻得像个驼背,哆哆嗦嗦、摇摇晃晃的连站也站不稳了。

一些人赶来看热闹,他们想看看“上饶集中营的女特务”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众人好奇的眼光中,小梵把我扶上吉普车。在医院里隔离了半年之后,我终于哆哆嗦嗦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家……

还想谈谈在这段坎坷经历中,几个人令我难忘的人。

首先是前面提过的病房里打饭的王友德,从我出事住进医院一直到离开医院,他对我总那么热情和关心。第二个是老许,许友义,虽然他是看管我的,但对我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始终喊我朱先生。我出院以后回到学校,不久后昆明医学院独立建院,老许也到了昆明医学院传达室。他每次见到我都显得挺亲切,对我挺尊敬的。此外还有一位叫何若璧的护士。何是个归国华侨,当时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但她不管我多么艰苦和遭受白眼,还是很亲切耐心的护理我,让我感到一种温暖和人情味。记得住院后期,因为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动,腰背部长了很多褥疮,特别是右侧皮肤发炎溃烂得很厉害,十分疼痛。她看到这种情况,就仔细用盐水棉球把患处清洗干净,再用红药水给我做外敷,总是表现出一种同情和恻隐之心。他们的这种真诚善良,让我看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即使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离开医院之后,很久没有见到何若璧。1957年,我因提了一点意见说肃反运动应该更实事求是一些,运动结束时应该给受审查的人一个正式结论,不要不了了之。我又被打成“右派”。哪知何若璧也成了“右派”,一直到大家都摘了帽子以后,在医院里碰到面,才敢彼此谈谈心。那时她已经头发花白,相当老了。她告诉我,自从戴上“右派”帽子,被划到人民外部以后,生活非常艰难。何若璧一直保持着独身,但不管她住处怎样狭窄、生活怎样艰苦,家里仍保留有一架钢琴。看来她在艰难的岁月和处境中,仍然保持着高尚的精神情操和文化追求。后来我和小梵离开了云南,不知这些年来她的境况如何?生活怎样?我始终记挂着她并深深地为她祝福。

终于断断续续的说完了这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放下压在心头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精神十字架,也算是一场痛定思痛的反省吧!(此刻的时间是1993年7月27日下午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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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全家照 1957年

整理补充说明:

父亲的录音磁带整理了很久,断断续续的,其中许多地方泣不成声,可以想见他的痛苦之深。

由于父亲已经去世,一些细节无法核对,我只得根据反复听录音以及我的理解来整理,特此说明一下。

另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阅一本经历了抄家、迁徙、动荡和变故之后保留下来的旧书,发现书中居然夹着一封我8岁时写给父亲的旧信。信是毛边纸的,铅笔写的繁体字,竖排列,已经泛黄……现把这封50年前的旧信一起呈上,也算是一个历史记录吧:

亲爱的爸爸:
你在医院里可好?我们很想念你。我们在家里都很好。妹妹很淘气,爱打人、抓人,还爱咬人,我们叫她小狼狗。我已经上二年级了,算术小考得了5分,语文还没有考。
希望你好好养病,早点回家。
你的女儿新地1955年10月5日

200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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