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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捷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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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

 

朱锡侯 口述

朱新地 整理

 

目录:

 

 

贾植芳:老友朱锡侯——《昨夜星辰昨夜风》序
朱新地:整理说明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二、难忘毓文
三、从吉林到北平
四、求学法兰西
五、归来
六、我在1955年
七、从 1957 到 1961

本书章节摘要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吾 乡 吾 家

我于1914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吉林度过的。每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别样滋味。可是,按传统的籍贯来说,我还算是浙江绍兴人。八十多年了,只要是填到籍贯,填的都是浙江绍兴。

我的老家在绍兴东关的乡下,那地方叫做小官湖堰。家乡的生活很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后来怎么到吉林呢?听父亲说,他是挑着一根扁担跟同乡人到东北讨生计的。

当时绍兴在外面谋生的人很多。按周作人所说,绍兴出过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钱店倌。确实是如此。

师爷一般指在外地官府里当小职员、公务人员,如秘书文书之类的人,也有的是做一些做法律工作,绍兴人从来以刀笔吏出名。后来,能耍笔杆的人一般都称做师爷了。钱店倌也称钱谷师爷,实际就是管帐、记帐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会计。当时绍兴师爷远近闻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绍兴师爷,其中出色的人才的确不少。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是不可小视的。

我的父亲既不是师爷,也不是什么钱店倌,他只是个普通农民,也没多少文化。至于他是如何下决心去闯关东的,我始终不清楚。听父亲说,那时一个人在家乡没法生活下去时,便找个出过门的同乡跟着人家到外面去闯。到东北去就叫做闯关东。因而我推测父亲有可能是跟着同乡人中的经商者或是“师爷”之类的关系到吉林的。

在我出生之前(我是1914年出生,相当于民国三年),大约清光绪年间,一场火灾把家里烧得只剩一口水缸,真正是一无所有了,一家人生活非常困苦。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只得“铤而走险”闯关东了。

父亲离开老家时只带了一条扁担,几乎没有什么行李。大概还有几个同乡吧,他们拿不出路费,只得跋山涉水,一路艰辛辗转,最后总算到了吉林。

到吉林后,父亲先在一个酱园里当伙计,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地帮酱园卖些酱油、豆腐乳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货郎”。慢慢地有一点积蓄,父亲就离开了原来的酱园,自己租一间门面开了个夫妻小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渐渐把铺子扩大,做些大一点的生意。这大概就是我父亲走过的道路。

父亲名叫朱祝堂,原来是叫“竹堂”。我猜想这名字可能是绍兴老家某些文人起的,有点雅兴。后来父亲自己把“竹”字改成了“祝”。母亲姓董,我以前从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别人都称她朱董氏,就连报户口,母亲的名字也是朱董氏。直到文革中我在杭州养病时,才听妹妹说起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叫董宝珍。

母亲比父亲年纪小得多,大约相差二十岁吧。小时侯很少听父母说起外婆家,后来知道母亲的娘家在杭州,外公可能是个鞋匠,在城隍山脚下开一个鞋匠铺。在旧社会,这种行当被认为是下三流的,不太光彩,所以一般都不大愿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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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作者幼时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母亲也已三十岁。父亲算得上是老来得子。实际上父亲跟母亲结婚以前,在绍兴老家已有妻室,即所谓大房。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即所谓二房。因此,我算是庶出的。

母亲虽来自社会低层,没有文化,但为人温和、善良,且大房在绍兴老家,所以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单纯的,并没有那些大家庭过多的矛盾与烦杂。但不管怎么说,母亲毕竟是做“小”,在旧社会那样的家庭处境中,她的抑郁寡欢可想而知。

我的名字“锡侯”是父亲给起的。尽管父亲只是农民出身,但他认为,名字事关孩子的将来终生。略能识文断字的他,没有像周围乡邻那样给孩子取名“长生”“富贵”等。他希望我将来能够事业发达,如果能够进个一官半爵之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我的学名就叫了“朱锡侯”。又由于我属虎,小名就叫“老虎”。

妹妹比我小两岁,名“锡春”。因为她是冬天生的,小名就叫冬梅。

弟弟比我小十一岁。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已上高小,成了家里读书最多、文化最高的人了。于是父亲问我给弟弟起什么名字好,我想锡字下面加个良字挺不错,所以弟弟名叫“锡良”。

父亲是个心地平和的人,为人相当随和,很少同人家争执什么,总是慢悠悠地拿着一根竹制的长旱烟袋,坐在店堂栏柜前抽烟,或者坐在帐桌后记帐。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难得见到笑容,整天忙于家务事,很少走出家门。但母亲对孩子非常疼爱和关心,那时,她那样的人无疑是地位很低下的,又在吉林举目无亲,因而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长大能有出息。我是长子,她尤其盼望我将来能成为一个社会地位比较好的人。

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了。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有时甚至帮助母亲照料我,例如早上给我打打洗脸水或为我做些针线活。妹妹性情温和、厚道,我和她从来没有争吵过或闹过别扭。妹妹是二十岁上出嫁的,我对她始终存有一种说不尽的感念之情。

我儿时过的是一种很寂寞的生活。在我记忆中,遇到过年过节时,爸妈也给我做新衣服穿,新年或庙会时,也给我买一些玩具,例如蝴蝶灯、兔子灯、风筝什么的。但父母很少和我们有什么思想上的交流,家里好象从来没有大家高高兴兴一起同乐过。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是相当贫苦的。后来父亲的生意渐渐有了发展,父亲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宽厚殷实的商人。一直到我高小进入初中时,家庭才算慢慢步入小康的道路。

童年

我的童年生活是十分孤寂的。上小学之前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吉祥生生”里打发掉的。那时,“吉祥生生”南货店简直就是我的“乐园”。

南货店的后面有一间大房子,是长寿师傅做糕点的地方。这房间里面还有一间堆东西的仓库,是四边用木板钉起来的,暗暗的,只有从开着的门里透进一点亮光,非常简陋,但是很大。里面堆放着许多装货的箱子、竹篓子、酒坛子,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间仓库和长寿师傅做糕点的作坊,都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到大人们休息或忙碌无暇顾及我时,我就一个人跑到那里去玩。

糕点作坊里有一块大案板。这大案板是几块木头拼起来的。长寿师傅每次工作完毕,总要用碱水把案板洗得干干净净,但在木板缝里,总难免有些渗进去的油、面、糖等洗不掉。午休时,作坊里静悄悄的,苍蝇叮在板缝上排成一条线。我就用巴掌一掳,抓住几个苍蝇,然后把翅膀撕掉,把事先剪好的一张小纸片贴在苍蝇背上,看苍蝇像个小乌龟一样在案板上爬来爬去。有时把小纸片剪的稍微大一点,下面的苍蝇完全被遮盖住了,这时就像一个小小的圆桌面在移动。

那时消灭苍蝇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胶纸放在案板上粘,或者用一个像钟似的大玻璃瓶(呈罩子状)诱捕,瓶底中央是一个大孔,四周盛些水,下面空处放些引诱苍蝇的糖食。我常常守侯在旁边,一看到苍蝇聚集了,就用手拍一下,苍蝇飞起来进入瓶里,落水淹死,我再把死蝇倒到垃圾堆里。这是我消磨寂寞时光的一种办法,但因此我也成了家中的“灭蝇专家”。后来,我在大学里读到一篇周作人的散文《苍蝇》,很有感概。看来那时孩子们的游戏都差不多,不过,周作人小时候所玩的苍蝇,要比我在那个小作坊里玩的精致多了。

因为店里要做南方的糕点,需要一些松子、花生、核桃仁之类。晚上收工以后,常有几个店员或学徒围着一张圆桌剥花生、核桃、松子等。这便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加入此项工作,因为不仅好玩而且有得吃。还有,每当制面机把挂面制好后,要用彩色纸或纸盒包装起来,然后再在包装上盖上章,比如虾子挂面,蛋黄挂面,笋汁挂面等等,包装的事是我和店里伙计一起做的,而最后盖章的事总是留给我做。拿着一个小木头图章盖来盖去,我觉得挺有意思。

记忆中最快活、最富刺激的事莫过于求雨了。

吉林夏天时常干旱,很多日子不下雨,大人们为干旱发愁时,我却开始窃喜,因为要求雨了。

求雨是一项集体活动,除了自愿参加的市民和郊区农民外,每个店里必须抽一名店员或伙计参加(由商会摊派)。大家到某处集合后,一起到吉林北山的龙王庙去求雨。求完龙王之后,求雨的队伍还要上街游行,一边走一边高呼“老天大降甘霖……”街道两旁的店家和住户则要拿脸盆向游行者身上泼水,嘴里也喊道“老天大降甘霖、大降甘霖,雨来了”……

这时父亲总要我拿一张纸写上大字,“五湖四海,九江八河,家家有水,缸缸水满”,贴在店门上。还要把一个装满水的水缸放在店门前,水缸上放一个木牌(即牌位),上面用黄纸写上“东海龙王之

位”。当求雨的队伍走过我家门口时,我就跑进求雨的队伍里,兴高采烈地跟着走一阵。头上戴着杨柳枝编的帽子,浑身上下被泼得湿淋淋的,哪怕回到家里挨母亲一顿臭骂,也觉得其乐无比。

然而,求雨的机会毕竟少而又少。吉林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连玻璃窗上也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花。在漫长的冬日里,我总是喜欢爬在那扇靠街的玻璃窗前,用大拇指头按在玻璃上,看冰花慢慢溶化,然后从溶化的小孔里望外面的世界。那个冰花溶化出小孔有毛绒绒的边,外面的街道、行人和车辆,都变得朦朦胧胧,给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还有一次,我伸手摸大门上的铁把手,发现非常冷,我就用舌头去舔那个铁把手,谁知舌头上的一块表皮马上被粘在了铁柱上,以后好多天,一吃东西时舌头就痛得要命。

我的父亲仅粗通文字,谈不上什么文化。我始终不知他是否在家乡上过几年私塾,或者只是有人给过他一些指点。然而他老人家对我的启蒙教育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农民出身的父亲不希望他的儿子再当农民,因此,在我还没进小学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识字。用的课本就是当时一般人家给孩子的启蒙读本,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父亲教我念“人、口、刀、手、牛”“人之初,性本善”等等,还买来描红本,让我每天写描红。此外还买了一本千字诗给我,我至今清楚记得“云淡风清近午天”这首诗就是他教我背的。

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大概是父亲觉得我太文弱,担心我在学校会被同学欺负,正好他认识一个女子学校的校长,于是把我送到了女子小学去读书。因为父亲相信女孩子文静优雅,不会欺负人。

没想到我在那里成了另类,真正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我在女子小学上了三天学后坚决不肯再去,父亲只得又把我送到吉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这所小学离我家不远,而且是吉林最好的小学之一

。结果我在这里不仅没被同学欺负,反而成了一名优秀学生。

刚进小学时,父亲还教过我打算盘,珠算上的加、减法和简单的乘法都是他教的。这时父亲又给我买了一本书,是一些朴素的人生格言,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处理事情。书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那些格言警句,例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等等,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一切,父亲都要我背下来。虽然当时我对这些只是似懂非懂,但是其中许多对我是有影响的。

自从在父亲启蒙下,识了一些字后,我便成了店里的助手。那时,除了日用百货、糖酒香烟外,店里还卖一些从南方运来的红蜡烛,有四两、半斤、一斤甚至更大的。上面没有任何字,但顾客来买时,总希望在红烛上写一些祝词。这时,我就打开泥金粉,在一个小酒杯里用煤油调和一下,然后就用毛笔在红蜡烛上写字,写的通常都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之类。写完之

后,顾客和店堂里的人总要夸奖我几句:“真聪明啊”“字写得不错呀”,我听了觉得挺高兴,心里美滋滋的。

逢年过节,店里常常把玉兰片、海参等干货用水浸泡后销售,这时我就写些纸条子贴在柜台的玻璃窗里,例如新发海参,每斤多少官贴(当时吉林通用的纸币),新到玉兰片,每斤官贴多少。借这个机会,我不但练了字,还觉得自己长大了,能为家里出点力了。

到我练字练得好一点,不但能写大楷,还能写中楷小楷时,父亲就要我帮他写信。父亲虽粗通文字,但不大愿意动笔,每当他要办货或者要向谁催讨欠款时,就把我叫面前,开始口述他要写的内容,我则照他所说的写。记得信的开头总是“某某仁兄大人阁下……”,多是些生意上的往来。这些事也是我很乐意做的。

平时,父亲虽让我帮他写商业信件,但记帐等事却是自己干的。有时他不在,例如黄昏天黑快关门时,柜台上没有人,偶尔卖点东西,临时记帐就由我来代劳,因此,我学会了中国水牌上写的记帐数码字一、二、三、四、五(1、11、111、X、亠)之类。由于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很高。

我小学时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性格却十分内向,总是喜欢沉缅于各种遐思与幻想中。记忆里较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上高小时,薛老师带我去他家玩,路过北郊的一块墓地。那地方静极了,满目荒凉,有一种神秘、凄清而又诗情画意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墓地里有一座较大较好的坟墓,那墓前的石碑上写着“蕙兰女士之墓”。每次从薛老师家出来,我总是要在那儿静静地坐上一会儿,直到

暮色苍茫才回家。后来,即使不去薛老师家,我也常去那块墓地里一个人遐思。

回想起来,那时我便会思索一些生命呀、死亡呀、灵魂呀之类的问题。冥冥之中好像已昭示了我一生将要进行的求索。直到成年以后,我仍然喜欢比较低沉的格调,我甚至觉得自己天生有一种忧郁倾向,不知是否跟这种孤独的童年生活和母亲的性格有关。

高小最后一年,薛老师教我们排戏、演戏,他总是让我演主角。记得有一次演的是“灞陵伤别”,我和两个同学在台上随着伴奏吟唱:“痛心回望灞陵桥,只见寒烟照柳条”。我并不完全理解所唱的内容,却能体味到其中的感情,唱得泪水连连,下面看的人也哭声一片。还有一次是演表现爱国内容的话剧:英国侵略军用鸦片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跟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我演的是中国军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最后寡不敌众,中弹倒下牺牲了。这时大幕落下,台下立刻鼓起掌来,掌声十分热烈。

进中学后,我告别了寂寞的童年时光,也逐渐走出了孤独与内向。

淡火

我儿时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方寿康,一个叫董毓麟。他们和我同在一所小学上学。

方寿康是我的近邻,他父亲是做绸缎生意的。董毓麟是我的同乡,也是绍兴人,住得离我家相当远。方寿康和董毓麟常到我家来玩,而我家南货店那间堆放什物的仓库,就是我们玩乐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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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少年时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白话文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我高小的老师姓薛,是一个瘦弱的中年教师,头发有些花白,为人十分亲切。薛老师总是鼓励我好好学习,还时常带几个他比较喜欢的学生到家里去玩,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住的地方靠近吉林市北郊,是一间很简陋的小屋。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薛老师有家眷。他是孤身一人住在这里,吃饭、备课、批改作业都是在一张小炕桌上,过着非常清贫艰苦的生活。

薛老师的教学态度极为认真,教学方法也很好。特别是在语文方面,他讲的课进度较快,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除正课对我们的要求高外,还给我们补充许多课外读物。记得他采用一本孙俍工编的《记叙文作法》。这本书相当厚,除记叙文的一些作法、原理、原则外,还举了很多例子,都是些当时名家的文章,例如李大钊的“在苏联的一些见闻”、瞿秋白的“赤塔游记”等,还有朱自清等二十

年代的老作家以及“五、四”以后一些有影响作家的作品。

另外,那时已有两种少年读物:商务印书馆出的《少年杂志》和中华书局出的《小朋友》。《小朋友》一礼拜一期,《少年杂志》大概两周或一月一期,厚一些,内容深一些。这两个杂志使我增加了不少语文知识和一般的百科知识。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已有文学研究社,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译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营业点就在我家附近,里面有不少熟人。因此,我有机会读到许多书。比如,五四运动后第一个从事话剧运动者候耀的《复活的玫瑰》(内有三、四个剧本,多为反封建婚姻的),还有一本叫《山河泪》,也是话剧剧本,较长,讲述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故事。我对这两本书看得津津有味,从此阅读兴趣大增。此外,我还看过李青岩翻译的《莫泊桑小说选》,以及其他一些翻译的名著,如屠格涅夫、泰戈尔等的著作,不过这些翻译作品我却不太懂。

回想起来,那时读的许多书都是生吞活剥,半懂不懂的,但它们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知识面,激发了我对读书和写作的兴趣。

我在学校里很喜欢作文,方寿康和董毓麟也很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三人产生了办一个少年刊物的想法。但是如何办呢?小孩子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实力,根本不可能办出一本杂志来。一阵

讨论之后,我们仨一致同意办一个小小的壁报。

壁报就贴在我家南货店仓库的木板墙上。我给它起名为“朝颜”,意思是早晨的颜色。我特别喜欢早晨绽放的牵牛花,像个小嗽叭,朝气蓬勃的样子,象征着号角和希望。我们约好,每星期把各人的作文或写好的文章收在一起,刊登在这个小壁报上。

哪里去找纸呢?那时候,一般人家给孩子的笔墨纸等文具都是精打细算的,根本没有多余。我终于想出了办法。当时“吉祥生生”南货店除了卖土杂货和糕点外,还卖一些高档的调味品,如上海天厨味精。这类商品的广告纸张和印刷都很漂亮,经常是白色道林纸,背面洁白如新,我就把这种广告纸拿来分发给大家写文章。

每到星期日早上,他俩就带着抄好的稿子到我家来。稿子收集齐后便往仓库的木板墙上贴。仓库里很暗,没有灯光,只有从开着的门里透进一点光亮。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干我们的事情。大人们只知道有三个孩子在里面玩,却从没有人来过问我们玩些什么。

办了“朝颜”这个小壁报后,三个人又异想天开地认为,还应成立个什么文学社才好。思来想去,决定以“淡火”作社名。“淡火社”就这样诞生了。

为什么要叫“淡火”呢?因为在自然课上听老师说过,火焰分两层,颜色淡而明亮的那一层,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却是火焰中最热、温度最高的部分,而颜色较深较红的那层,温度要低一些。大家都要做最热烈的火焰,所以就取名“淡火”。

“淡火社”的活动非常认真。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仨就聚在我家那间暗暗的库房里,交流各自的文章或心得,然后把文章贴上墙。有一次,董毓麟匆匆忙忙赶到了我家,一掏口袋才发现抄好的稿子忘记带来,急得要命。他家住得很远,来去一趟不容易。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我们决定,遇到这种情况时,其他人的文章照样贴出,遗忘者在空白纸上写上自己的文章标题,下一次再补上。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在标题下的空白纸上盖一个的图章,图章上写着“忘记了”。这个图章是我设计的,宝塔状,上面是“忘”字,下面是“记了”二字。特别滑稽的是“忘”字应是遗忘的“忘”,我一时疏忽大意,竟写成了希望的“望”。拿到一个小刻字店去刻,偏偏刻字师傅也没有给予更正。刻好之后,成为“望记了”。如今想来实在好笑。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更正重刻,仍然继续“望记了”下去。

“朝颜”壁报,自始至终只有三个作者,而且除我们仨外,也没有任何读者,更没有哪个大人进到仓库里来往墙上看一眼,可是我们却认认真真地连续办了一年多。直到上中学,三个人进了不同的学校——方寿康的父母看不惯中学里除了语文课数学课外,还有什么体育课音乐课。他们觉得这是不务正业,是浪费时间,就把方寿康送进了一个同善社办的类似私塾的中学,而董毓麟进了离他家比较近的省立第五中学。我们三个好朋友从此分道扬镳,壁报也停办了。

进中学以后,课程增多了,作业也多了许多,再没有时间搞这样的活动了。但我一直保持了对文学的喜爱,甚至,我后来向校刊投稿时用的笔名也是“淡火”。

如今回想起这些童年的趣事,心中仍对薛老师怀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一向以来,小学教师的责任就是重的,责任感是强的,但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却是较低的。就像薛老师,住在很差的环境里,每天呕心沥血地趴在炕桌上为同学批改作业,自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却尽一切力量来组织好课堂教学,并对每个学生按不同情况给予教育,还组织种种课外活动来扩大我们的视野。我感谢薛老师,感谢我的每一位小学教师,正是他们用生命的烛光,点燃了一个少年心中最初的“淡火”。

我迷上了摄影

我上小学的时候,照相还是一桩大事情,那时一般老百姓很少照相。如果谁有一张照片,就是拥有了一件让人羡慕的东西。如果谁家墙上挂出一张照片,那简直是满屋生辉了。

在父亲快六十岁的时候,他老人家想照一张相。父亲平生大概没有照过相,因此,他渴望有一张照片,而且要放大的,在他百年之后作遗相用。其实吉林是有照相馆的。在河南街上就有一家同芳照相馆。河南街是市里一条比较热闹的街,同芳照相馆则是全市最大、最好的照相馆。据说,这家照相馆的老板,有个儿子在北京一所大学读什么光学系,因此同芳照相馆的设备是最先进的。

在我没进同芳照相馆之前,就已被它的“声势”所吸引。记得每次走过河南街,都会看到照相馆的大玻璃窗内挂着的大幅照片。一张是张作霖元帅的,穿着笔挺的军装,头上戴着带穗的军帽,威风凛凛的样子。还有一张是张作相省长的。其他还有什么要员的照片,我已记不清了。这些大照片十分醒目,尤其是那张张大帅的照片,吸引了不少人前去观看。不仅给照相馆增添了荣誉,也使它大大出名。

按说我家那时的景况已不算太差了,但父亲仍然踌躇了很久,因为当时拍一张放大照片实在太贵了。听说老板是广东人,父亲就想通过“浙江人与广东人同是南方人”这层关系去打交道,希望老板能给一些照顾。

父亲最终是否获得了优惠,我不清楚。不过,他终于去照相馆照相了。他去照像时,把我也带了去,因此我认识了照相馆的两个年轻人,也跟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此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悄悄地跑到照相馆去玩。照相馆的一切是那样地吸引我,怎么那个蒙着黑布的匣子,聚光灯一闪,就能拍出人像来?

我像着了魔一样想探个究竟。不过,老去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我就把零花钱一分一分攒起来,攒到够照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时,就去照一张。但要攒到够拍一张照片的钱也非容易。于是,我每次去时都带些糖果糕点给那两个摄影师。糖果糕点是在南货店里拿的。

幸运的是,那两个年轻的摄影师对我十分友好。年纪稍长的一个姓孙,是正式的摄影师。另一个姓柳,大概是学徒工,朝鲜人,汉语说得很好。后来,这两个年轻人都把我这个孩子当成了朋友。不仅不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有时老板不在时,他们就偷偷地给我照一张小照片,或者让我到暗房里看怎样洗照片。最后,干脆给我一些显影液、定影液,甚至给我一些边角相纸,让我拿回家去玩。

还给我了一些赤血盐,告诉我可以把洗出来的照片变成棕黄色或褚色。

从此,一到天黑,我就躲在家里的厨房中洗照片。我洗啊、晒啊,搞得满桌满地都是显影液、定影液和水。每天晚饭后,母亲都要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而我一洗照片,就到处变得乱糟糟、湿淋淋了。总难免挨母亲一顿骂。特别是每次洗完后,要扔掉一些洗得不好的照片,母亲便一边收拾一边唠叨:“真是作孽啊,作孽啊!”我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兴趣越来越浓。

    在我懂得了成相的原理,知道了镜头、快门、光圈、速度等摄影方面的常识之后,我开始渴望自己有一只相机。但我清楚,父母亲是绝不可能给我买相机的。他们省吃俭用地支持我读书,能给我订“少年杂志”已经很不容易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无意间在一家卖旧货的寄售行里,发现有旧的照相机卖。在柜台里摆放的几只旧相机中,有一只非常破旧的老式相照机,大概是一二期的“柯达”吧。镜箱的皮几乎折叠得快断裂了,前边的快门和镜头也磨损得字都看不清了。但,它是最便宜的。

每天放学后,我都要绕道去一趟寄售行,进去看一眼那只破相机,然后再回家。我生怕那相机在我攒够钱之前被卖掉。

终于有一天,我用自己的压岁钱加上积攒的零花钱,买下了那只破旧不堪的相机。我如获至宝,高兴极了。

这对我是一件大事情。班主任薛老师一向对我很好,还带我到他家去玩,我就把相机拿到学校里给薛老师看。薛老师很惊奇,他想不到小学生还会有照相机。那天大概是星期三吧,下午课比较少,薛老师突然在教室里向大家宣布,他要给全班同学照一张集体照。

于是,所有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忙乎起来,把教室里的课桌、长条凳搬到校园里,排列起来。然后,薛老师指挥大家一排排的坐下来,我坐在最前排。老师跑前跑后左比右看地折腾了好一阵,终于按下快门。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伫足观看,这事成了学校的一个新闻。

此后人人平添了一份期盼,盼望着快点儿看到照片。直到大家快把这件事淡忘了的时候,这张集体照才洗出来。一看还照得真不错,所有的人整整齐齐排列着,无一漏掉。可惜的是,照片上的人头只有火柴头那么大。但不管怎么说,这是薛老师的得意之作。

我更是兴奋得犹如过节一般。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知道我对摄影的着迷,以及为买这只相机所花的脑筋。这是我完全凭自己的努力干成的一件事情。在我后来的一生中,一直对摄影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也一直希望自已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照相机。

吉祥生生

我的父亲早年是挑着一根扁担从江南水乡走到东北的,虽然在松花江边的小城吉林安下了家,但他的生计仍在那根扁担上。

父亲先是在一个酱园里当伙计,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叫卖,慢慢地有一点积蓄,就自己租一间门面开了个小店。小店卖些从南方运来的副食品(即所谓“南货”),如绍兴黄酒、霉干菜、茴香豆、豆腐乳一类,主顾也基本上是从江浙一带来吉林谋生的人。

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一个小铺子。铺面不大,只一个小小的门面,后面有一间居室,是全家人居住的地方。墙角摆放的坛坛罐罐,坛坛罐罐里的霉干菜、豆腐乳什么的,加上几件极简陋的家具,便是我家的全部家当了。那时店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只要南边来的货物一到,父亲就会挑着一对柳条篮子去提货,母亲便在家里看守铺子。

父母亲起早贪黑地终日辛劳、省吃俭用,慢慢将夫妻小店扩大。后来,又找了几个同乡人集资入股,正式开了个南货店,这南货店就是“吉祥生生”。

为什么店名要取“吉祥生生”呢?那时候,一般南货店至少要两三个人合资才能办起来。把两个“生”字写在一块,变成“生生”,表示兴旺发达,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共同发财。“吉祥生生”象征吉祥如意、生财有道。

“吉祥生生”位于吉林市粮米行街上。粮米行街离松花江边的第一码头和当时的吉林省省府不远,是一个商业区,也是一个江浙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我家的南货店旁边,还有一家宁波人开的西服店、一家上海人开的五洲大药房、几家小百货商店,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实际都是小支店或营业点)等等。此外,“吉祥生生”对面还有几家较大的店铺,是北方人开的,例如“合兴隆”,门面很大,柜台很高,店堂很深。

儿时的我,觉得“合兴隆”的柜台高不可攀。每天晚上关店门时,我都饶有兴趣地站在门口看对面大店的管帐先生结算账目。他像和尚念经一样地大声唱着收入的每一笔帐,两个伙计则根据他唱出

的钱数用算盘打。例如他唱道:打上官贴三十八吊正,再打上一百三十二吊正,一笔一笔唱下来,旁边两个打算盘的也一直打下去。假如两人打出的数目一样,说明账对,如果数字不一样,则要重唱重打。

和这些店铺相比,“吉祥生生”只算小小字号的。关了铺门后,父亲一人整理一下帐务,一天的事就算完了。

然而,由于父亲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加上当时吉林做南货生意的不多,所以“吉祥生生”的生意很好。那些年,来吉林的南方人不断增多,刚来的人吃不惯北方口味,惦记家乡的食品,所以,父亲的小店一天天有了发展,经营范围也渐渐扩大。除了卖酱油、绍兴酒、豆腐乳、霉干菜外,还卖一些烟酒糖果、土杂货,有时也卖一点高档的南货,比如火腿或南方的干果。

后来,父亲除自己当的老板外,又从绍兴带出来几个亲戚和家乡人。并办了个小作坊,做些南方食品,像蛋糕、桃酥、酥糖、麻片糖、云片糕什么的。这些自产自销的南方糕点颇受北方人青睐。

绍兴来的陈师傅是我家的亲戚,主要负责店务,是店里的大师傅。还有一位长寿师傅,手艺很好,专门制作糕点。我上初中之后,家里又买来一台做挂面的机器,并聘了一个家乡人来做面条。现在

想来,那台制面机是十分简陋粗糙的,但此举也可看出父亲对环境的适应性。北方人喜欢面食,增加了这一产品无疑是扩大了顾客群。后来,随着经营品种的增多,一些日用小百货,如袜子、手套、毛巾、肥皂等也卖了。

在我进入初中后,“吉祥生生”已经有些规模。门面由一小间变成了两大间,原来的木排门也变成两扇大的玻璃窗门,玻璃窗内摆着各种各样的陈列品。比如,原来南货店只卖些白酒、五加皮、玫瑰酒之类,后来也卖白兰地、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甚至“三星白兰地”等名酒洋酒了。除了宁波的油焖笋、凤尾鱼等食品罐头外,还卖些时下流行的“勒吐精”奶粉和咖啡,那时这些东西都算高级的营养品了。另外像橘子,在东北算是名贵水果,也从南方整箩整筐地运来,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记忆里最深的是,有一晚外面刮大风,店堂里悬挂的大煤油灯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就在这个时候,电灯突然亮了,大家兴奋得欢呼雀跃,从此店里晚上改用了电灯。回想点蜡烛和煤油灯日子,有电灯真是天堂了。

我初中快毕业时,店里竟安装了一部电话。当时装电话是一件很时尚的事,能安装电话的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时候,除了一家叫“老鼎丰”的南货店(也是个同乡人开的),开的比我们早,做得比我们大外,“吉祥生生”南货店在吉林已颇有名气了。

可以说,我是和“吉祥生生”一起长大的。它曾是我童年时的乐园,更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特别我上初中后,“吉祥生生”在吉林已有了些名气,它还起了另一番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期间,每当学校里有进步老师(多为地下党员)被警察局抓走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总希望我能求助我父亲,让“吉祥生生”出面将他们保出来。尽管我上中学后,父母亲已无暇过问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他们也不清楚那些老师被捕的原因,但只要我回家向父亲开口,父亲总是不嫌其烦地一趟趟跑警察局求人,用自己那个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南货店作保,把被捕的老师从号子里保出来。

在我读初中的三年里,“吉祥生生”南货店保释过多名毓文中学的进步教师,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谢仲伍(即尚钺)、楚图南等。当年我年纪尚小,并不懂得其中之利害与艰险,父亲应该是懂的,但他仍表现得义不容辞。如今回首这些七十年前的往事,不禁深为他老人家的厚道和深明大义而感动。

1931年,也就是我到北平读高中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九•一八”正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前夕,家里的生意做得兴隆,许多账要等中秋时去收回。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所有欠账的客户谁也不来还账,父亲患有高血压,一急之下就中风了。

父亲病倒了,战事越来越紧,资金无法收回,生意也无法继续做下去,“吉祥生生”只好宣告破产。店里的存货和资产变卖后,几个股东各得一份。刚刚步入小康生活的家庭也急剧败落了。

“吉祥生生”倒闭以后,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艰难地回到了浙江。当时,我在北平上学,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不久,又接到了父亲病故的消息。由于筹不到路费,竟无法回家看望一下,对于父亲的去世,我是极为悲痛的。

父亲年轻时挑着一根扁担从绍兴到东北讨生计,在颠簸了大半生之后回到故里,最后在绍兴老家去世,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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