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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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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闲话

作者:宋世誠

目 录

序、自序
一 旅遊
二 圖與文
三 另一半
四 醫藥保健
五 憶往
六 生活點滴
七 親友情
八 居美常識
九 小朋友
十 其他
后记
作者简介

宋世誠:1925年生於美國底特律市,五歲時隨父母返中國。1974年回美後冠夫姓,改用英文名,DOROTHY SUNG LIN 。

1948年,獲福建協和大學理學士,1952年,獲山東醫學院(前齊魯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1978年,獲美國專業審查委員會(BOARD)頒發的放射診斷學(ABDR)及原子醫學(ABNM)專家醫師證書。
1953年至1974年,歷任山東醫學院附屬醫院放射診斷學實習、住院及主治醫師。1956年起兼任山東醫學院放射學教研組講師。

1976年至1977年,任美國費城總醫院放射診斷學住院醫師。1977年至1978年,任費城賓州大學醫學院醫院放射科原子醫學研修醫師(FELLOW)。

1978年至1980年,任費城傑弗遜大學醫院原子醫學主治醫師。1980年至1983年,任傑克遜市密西西比大學醫院及退伍軍人管理局(VA)醫學中心放射診斷學及原子醫學主治醫師。1984年任休士頓VA醫學中心原子醫學主治醫師,兼任貝勒醫學院放射診斷學臨床教授。1995年退休後仍定居休士頓。

曾發表中文醫學著作20篇;英文醫學著作45篇。
1980年,1983年,1986年獲美國醫學會頒發優秀醫師獎。
曾名列美國名人錄(WHO’S WHO IN AMERICA)及華夏海外科技精英錄。
1995年退休後定居休士頓。
1997年開始用中文發表小品文。曾用筆名:小炎、大石、汪苗。

抗戰時期的協和大學

成立於一九一五年,由基督教會主辦的私立福建協和大學是一所由文、理,農三學院組成的綜合性大學。抗日戰爭前是中國東南沿海較有名望的大學之一。學生約有五、六百人,多是來自本省的中學畢業生。校址在福州的閩江東廿里的魁岐鄉的半山坡上,三面臨江,一邊依山。山的背後不遠處就是著名的鼓山千年湧泉古寺,校址風景優美,環境幽靜。

福州至馬尾的公路經過學校門前,每小時一次班車。此外,福州往返馬尾及閩江口各城、鎮的小火輪也經過協大。當小火輪經過協大時,就由鄉民經營的小木船接駁上下旅客。從協大至福州的航程只需半小時左右,交通方便。但校方為了讓學生能夠專心求學,要求他們全部住校,男生住光國,光榮、光華三座樓,女生宿舍則獨自位於山坡另一隅。每當傍晚夕陽西下時,常見三,五學生漫步於江邊,或山間小道,有的在樹下或席坐草地,討論功課或議論時局,大家對未來都抱有美好的夢想。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爆發,日機時常轟炸沿海各城市,為了安全,協大奉令遷往距福州約五百里的閩北山區邵武縣。我係於一九四四年考入恊大,當時學校已在邵武縣。

協大在邵武是借用縣東門的一所已停辦的教會漢美中學。校園並不小,但房舍太少,不敷教職員工及數百學生的需要,因此校方又新建了兩座教學樓、兩座學生宿舍,一個大廚房、一間大飯廳,外加數座教職工宿舍。實驗部分及少數課程是在縣城北門外的一處教會學校舊址上課,學生上午在校本部上課,午飯休息後,步行穿過大街前往北門外上實驗課。

在戰爭時代,各校師資都較缺乏,當時恊大的校長林景潤博士積極聘請國内學者到校授課外,還多次赴美募捐經费,並高薪骋請國外的學者回國任教。那時的文,理、農三學院分由陳易園、王調馨及陳興樂擔任院長外,各系並有正、副教授及講師多人,教師陣容相當堅強,很受學生的歡迎。林景潤校長不幸於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因積勞成疾,肝癌逝世。

文學院陳易園院長是一位有爭議性的人物,此君是前清舉人,曾是光緒皇帝的老師陳寶琛(即太子太師)的入室弟子,精通八股文章,他要求學生每周一篇的作文,要寫文言文,否則扣分。授課時,他常搖頭晃腦,作詩,詠詞,很是風趣。他對現代事物知道的不多。學生作文有寫及羅斯福(當時美國總統)、邱吉爾(英國首相)、史達林(俄国領袖)時,被他批改為“羅氏斯福、邱氏吉爾,史氏達林”。學生作文中提及維他命時,他改為維他之命,並在大課堂上公開示教,學生們真是又氣又好笑,但又不敢當面批駁。

一年級的普通生物學,因其為農、理學院學生的必修課,人數眾多,所以是在大禮堂採大班授課。教課的林秀瑛老師是以大嗓門、講話快(那時沒有擴音器)、要求嚴格,經常突擊性抽考課業而著名。因此下課後,大家都忙著“對筆記”,然後複習和準備下一堂的考試。她考試只用十幾分鐘,目的是讓大家平時勤讀,免得到期末,臨時抱佛腳。所以選讀她的課的學生,每天都緊張兮兮地,但是學生們也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日後獲益不淺。

一九四四年底福州被日軍佔領.在邵武恊大的福州籍學生,因經濟來源被切斷,幾近斷炊.幸而教育部及時發放獎助學金.足夠每月膳費之用。但是學校食堂八人一桌.菜量少又單調無味,經濟寬裕的同學可至街上食肆打牙祭,缺錢又口饞者則到街上或郊外捕捉野狗,回校偷偷宰殺,用煤油爐燉熟,加上多種佐料,味道鲜美。有時還請女生來吃,但她們吃後得知是狗肉,有人惡心欲吐,大罵男生缺德。日久天長,野狗漸漸少了,便有人另闢來源。學校大飯廳内,餐後總有一些飯粒,剩菜掉落桌上或地上,於是引來大批麻雀搶食。不知那位同學提議抓麻雀吃,麻雀小,體能有限,無法持久飛行。於是十餘同學組織了一個抓鳥隊伍,在午餐後,每人各拿一個臉盆及一木棍進入食堂,守住所有的窗戶及大門。當為首的一聲令下,眾人同時關閉門窗,然後大家呐喊,敲打臉盆,發出巨大響聲,麻雀受到驚嚇之後,到處亂飛想找出口,十幾分鐘後,可憐的小麻雀們筋疲力盡,紛紛掉落地上。大家便不費吹灰之力,一會兒就撿滿二、三個臉盆,即刻去毛剖腹,去掉內臟,然後用油炸著吃。

抗戰勝利的那一年冬天.協大漢美樓發生一次大火災,造成了重大損失,學校被迫停課。接著遷回福州原址上課,當年的協大同學談起漢美樓大火事,猶印象深刻,因為那是男生宿舍中,唯一的一座磚建四層樓房,又有電力照明(學校自己發電),住宿人數最多。火災發生那夜,首先從一樓的儲存室起火,火勢迅速擴大,且聞陣陣爆炸聲(儲存室內有煤油、槍械子彈),濃煙滾滾衝向樓梯附近。學生們於夢中驚醒,紛紛搶救自己的物資從樓梯逃生。有人只穿內衣、內褲,有人抱個枕頭或棉被,有人夾著書本、筆記簿逃出。不久樓梯處即充滿濃煙,來不及逃出者,只好從窗口攀吊繩而下,甚至有人見形勢危急,不顧一切從窗口蹤身跳下。

我的一位同學即是從二樓跳下,正好跳跌到一樓地面上的一人多深的坑洞中.他還未來得及爬出,又有同學從樓上丟下一個大衣櫃,正好蓋在坑洞上面,也因而保護了他.免受其他落物擊傷。事後,學校宣佈暫時停課,發給受災學生救濟金,並安排分散到各教職員工宿舍住宿,勉強恢復上課。但終因學生們情緒不穩,無心學習,加上日本已經全面投降,學校乃決定於一九四六年春天停課,著手遷校,並於當年八月在福州魁岐鄉復校。

(二○○三年)

大哥落難

一九四○年代初,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當時上海是汪偽政權的特別市,但實際上,日本是太上皇,汪偽只是照主子指示行事而已,表面上,社會是一片繁榮,但日本鬼子非常害怕中國愛國志士暗地裡反抗他們。

我們兄弟三人原在福州讀書,抗戰後因沿海一帶時常遭受日機轟炸,掃射,學校遷往閩北山區上課,因山區瘧疾流行,父母親乃託姑母帶領我們三人到上海上學,租住愚園路一棟小公寓二樓,由姑母照顧生活。大哥當時念大夏大學,二哥舆我在民立中學就讀。

大哥從初中起就喜歡玩弄無線電收音機,拆拆装装,樂在其中。到了上海後,仍然在夜間搞他的收音機,有時也替友人修理,經常發出擾人的噪音,影響我們的睡眠,常受到姑母的指責。一次,剛好三樓空出一間未租出的房間,於是大哥與一樓一位同好的同學私自佔用了那間空房,把修理收音機的器材都搬上去,算是臨時的“娛樂室”。他們以為一旦房間租出,即刻搬回家,應該不算違法,所以並未知會房東,每日晚飯後大哥念完了書,就上樓到他的“娛樂室”繼續他的另類“作業”,常常與那位同學一起搞到深夜才回家睡覺。兩個星期過去了,房東從未出面過問,大哥正在洋洋得意之際.一場大風暴發生了。

一天夜裡,公寓外面突然來了幾輛卡車,車上跳下了十幾個便衣及武裝人員,把公寓前後包圍起來,為首的一個是腰插手槍,足蹬日式木屐的中國便衣带領一幫人直奔三樓而來,踢開房門,衝入房間。此時大哥舆同學正耳戴收聽器,收聽當地的廣播,被這突然的撞門聲嚇了一跳,待回過神來,已嚇得目瞪口呆,那位同學想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事,剛張口,就換來兩聲響亮的耳光,大哥也被當胸一拳,踉蹌倒退了好幾步,二人隨即被銬上手銬。部分人員留在三樓繼續搜查,其他人押著大哥二人到二樓及一樓房間,走廊上人聲嘈雜,姑母開門想看究竟,見到同學鼻子流血,大哥臉色蒼白,兩手被銬的景象,嚇得全身發抖。這些人員進入房間後,翻箱倒櫃,尋找可疑的物品,有人在一本相簿中看到一張大哥在高中軍訓穿軍服的相片,如獲至寶,立刻呈給為首的便衣。他們把整個房間翻了個底朝上,最後帶走了一些信件,相片,無線電收音機及器材,押著大哥,姑母及同學三人登車呼嘯而去。

二哥與我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全身打哆嗦,面對滿屋的零亂,不知如何是好。幸虧隔壁的一位廣東陳老太大,見到我家發生重大變故,過來安慰我倆,她擔心那幫人再回來抓我們,勸我們先到同一條街上的二女兒陳小姐家暫住,避一下風頭。

陳小姐是位年約廿六,七歲的交際花,她交遊廣,與黑白兩道,三教九流的人物有來往,為人很講義氣,她說我們住在她家,是很安全的,用不著害怕。當前最要緊的就是先要託人查清是誰來抓的?關在那裡?如有可能,要盡快將大哥等保釋出來,免得受苦。

經她多方託人,不幾天就弄清楚,原來是房東因不滿大哥私自佔用其空房,向有關方面密報大哥二人深夜鬼鬼祟祟收聽廣播,可能是重慶的地下人員,所以汪偽特工隊派人來抓大哥。她告訴我倆,這不是一件小案,如果動起刑,有可能屈打成招,那時就不好救人了,她知道我們是由外地來上海求學的,比較單純,現又舉目無親,又是被房東誣告的,出於同情心,她答應極力幫忙,終於在被捕後的一個多星期,大哥等三人被釋放出來。大概特工隊也沒有查出實據,所以做了人情就把他們三人放了。當大家回到家裡見面時,都恍如隔世,大哥與姑母在看守所審問時,都挨過打,但幸經陳小姐疏通,才沒有動過大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經過此重大變故,我們也無心念書了,姑母把這裡發生的經過寫信告訴了在福州的我們父母,當時通訊緩慢,一封平信要三個星期才可到達福州,兩個月後,一天我們回家時,突然見到父母在房內,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原來他們接信後,就日夜兼程趕來上海,當時海路交通已中斷,他們是沿著沿海一帶山間小路步行了二十多天才到了寧波,在那裡用錢買了二張良民證,乘輪船到了上海,又經一番折騰打聽,好不容易找到愚園路我們這個家,正好姑母外出,由隔壁陳老太太代開房門。他們看到了牆上我們的相片,才算確定找對了門。大家見面時,有說不出高興,千言萬語也難以表達心裡的感受。當時市面正謠傳汪偽要在佔領區內徵兵,老人家生怕我們被徵去當兵,所以就決定带領全家離開上海,沿著他們來時走過的道路,長途跋涉地回福州了”

林朝明執筆(二○○三年)

迷戀賭馬


七七抗戰爆發後,福建沿海大、中學校為了躲避日機的轟炸、紛紛遷往內地山區上課。1938年家兄随英華中學內遷洋口,得了惡性瘧疾,差點送命。後來雙親把他送到上海讀大學。1939年我和二哥也從福清登上了末班的輪船到上海念民立中學。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上海也於翌日淪陷,上海和福建航運斷絕,我們兄弟三人由姑母照顧生活,租住一間小公寓中。一次因大哥課餘在家修理無線電,被房東舉報抓到偽警察局,幸虧托人疏通得以釋放回家,因為家中三個壯丁,易成為汪偽政權征兵的目標,所以雙親日夜兼程沿著沿海山間小道步行二十多天趕到上海,決定把我們冒險帶出敵佔區返回福州家中。

1943年夏我和二哥以同等學力在福州報考大學沒有考取,在走投無路下,我倆商量唯有再冒險走路去上海,把民立中學的高中最後一學期的課程唸完,取得畢業證書再報考大學。

所以1944年1月進了民立中學,思想上就是為了混文憑的目的。我們的教室在三樓,大窗戶正對著不遠處的上海跑馬場。每逢周六下午有賽馬時,一早馬場旗桿上就會升起馬會旗。起先,我們是好奇,後來嚐到個中滋味後,一看到飄揚的旗幟,一上午心情亢奮,老師講課有如耳旁風,一點聽不進去,早已魂飛馬場。

我倆第一次看賽馬,是跟同學一起去的。進場後,有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切都是新奇的。經過同學指點,才稍為進入情況。兩個人對馬經從外行到入門,很快就愛上了這種賭博,癮頭也愈來愈大,從周一上課,就盼望著星期六快點來到。

每次進場後要先買一本當日的「馬報」,看看別人對各場各馬的評論。在每場賽前,每匹馬和騎師都會出來繞場亮相,我倆趕快瞪大雙眼仔細瞧,牢牢記住自己屬意的馬號,然後趕到窗口買票下注。早期下注是隨大流跟著多數人買,哪個窗口排隊買票人最多的,我倆就趕忙跟著排隊買,後來發現這種赢的機會雖然較大,但是因為獎金有限,押注的人多,一趙押五元錢的本,只能赢一元多錢,而且輸的機會也不少。以後發現許多「老手」都是等到最後幾分鐘才衝向窗口搶著買票,我也學著最後押注。另外,如果能押中冷門的黑馬,可以贏上二、三十元,但我們本錢有限,也沒有這個膽量。押某一匹馬「獨赢」,押中的機會大一些,但赚到的錢也少,所以喜歡買「聯贏」,就是兩匹馬要按規定的順序跑贏終場、困難度大,獎金也多,但輸的機會也大,往往把前面獨赢到的錢都賠了進去。

買好押注的票以後就趕快到看台佔好位置觀戰,一聲鈴響,看著各馬快速奔上跑道,趕快為自己挑中的馬聲嘶力竭地加油打氣.,吶喊助威,待到馬匹經過看台前衝刺時,全台上的人都會站起來.瘋狂地為各自的馬匹加油。有一次在呼叫的人群中竟看見了我心儀的偶像影星陳燕燕,我那時18歲,她大概比我大不了幾歲。

如果看到自己下注的馬領先則會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但情況是瞬息萬變,一旦別的馬匹一時超前,我都會緊張地把嘴唇咬破,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幸虧那時年青,沒有高血壓病,否則非得腦溢血或心肌梗死不可。如果我下注的馬落後少許,輸局已定,我會槌胸頓足,痛不欲生。

我們是住在靜安寺區朋友家,房租和伙食費由雙親支付,我們所能支配的,只有二、三百元的零用錢,除了往返學校的電車費外,我們把錢都攒下來,做為賭本。一個下午大概要賽十場,我們是一場不漏,總要磨蹭到天黑才回家,雖然賭馬是有輸有贏,但是久賭必輸,每次把老本輸光了,倆人就發誓再也不來了,但是到了星期六上午上課時,抬頭看見馬會旗飄揚在馬場鐘塔頂端時,又心頭癢癢難受。倆人說好,這次是最後一次,一旦還本以後,就一定不再去了,但最後還是故技重犯,鍛羽而歸。有一次連坐電車錢都輸光了,倆人餓著肚子,拖著疲累的身子走路回家。要添購的生活用品和新衣鞋的錢都泡湯了,因不敢要求在福州的雙親增加零用,只好咬牙苦撐。幸而不久,我們高中畢業得以離開腐化墜落被日寇佔領的上海返回自由的家鄉福州。在離開赴寧波碼頭時,目睹日本“皇軍”,手拿上了刺刀的步槍,兇神般監視登船的旅客,經過時都得向“皇軍”低頭鞠躬,在一旁的汪偽警察則把旅客的箱子翻倒底朝上檢查,見到違禁品如藥品、火柴、肥皂等立即沒收,稍有爭辯,則飽受拳打腳踢。大家心中憤憤不平,暗中發誓我們中國總有一天把你們這些「皇軍」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

半個多世紀過去,回憶那段歲月,因少不更事,不能體會父母對我們的期待,國難當頭,卻過著荒唐的歲月,真是不堪回首。所幸,終生引以為戒,不再接近賭搏。

林朝明執筆(二○○四年)

目睹一架軍機摔落

1945年我們在閩北山區邵武縣福建協和大學讀書,那時正值抗日戰爭的第八個年頭。為了躲避日機的轟炸,從抗戰開始,沿海城市的大學及大部分中學均已奉令內遷山區或偏僻縣城上課。在邵武縣,除了物資缺乏、物價昂貴、生活艱苦外,別無其他明顯的戰爭氣氛。平時既無任何飛機過境,甚至連防空警報聲音也沒有聽過,猶如生活在世外桃源。

有一天下午,同學們都在課堂上課,突然間傳來飛機馬達的嗡嗡聲,大家都感到驚奇,飛機聲音愈來愈大,大家不約而同地衝出教室跑到操場上去看個究竟,隨即見到一架雙引擎的飛機,搖搖恍恍地低空掠過操場,迅速地消失在前面不遠的地平線上,接著傳來一聲低沉有力的撞擊聲,大家猜測可能是飛機墜地了。為了查明真相,我跟著部分男同學及少數女生朝著飛機摔落處奔跑,一口氣跑出二、三里路。出了縣城,遠處見到一架飛機斜栽在田裡,大家靠近後,看到機身上漆著星號標誌,才知道這是一架美國軍用飛機。機旁站著五、六位腰佩手槍的機員,有人用手指著衣服上的中文字「我是美國人,是中國人的朋友」,與警察比手劃腳地交談,警察弄明白他們是友邦朋友,不是敵人後,很快就保護他們,並把他們帶走了。

留下的我們這一群大學生和當地居民上前圍住飛機,爭著細看。飛機像是一架中型戰鬥轟炸機,因飛機翼下還掛著未投擲的炸彈。機艙已經爆裂,估計是駕駛員在飛機降落時,以機腹貼地滑行受到撞擊所致,機輪部分陷入泥沼之中。飛機兩旁各見一挺機關炮,很多炮彈因震動故而散落在田地上。炮彈要比陸軍用的機關槍子彈大一倍以上,彈身表面可見到紅色油漆斑點,外形很漂亮,因此吸引圍觀的人們爭先恐後地上前搶拾,有人竞在一瞬間把衣服口袋都填滿了炮彈。不久,有幾個彪形大漢急忙趕到現場,企圖阻止大家檢東西,並大聲驅趕群眾。一些居民看到來者不善,有的趕快把檢到的炮彈放在原地走開了。剩下的學生因為不知道來者的身份,與之發生口角,以致雙方打了起來。彪形大漢們孔武有力,打傷了同學,有人趕緊回校報信,召來了更多的同學。大漢們因寡不敵眾,乃向城內退卻。學生心有不甘,在後面追趕直至縣城內一所大宅院。學生衝入院內,摔砸多項物品,洩恨之後返回學校。

回校後,聽本地學生說起,才知道被砸的大院乃是本地一位姚姓大惡霸地主所有,平時與官府勾結,並有武裝,當地居民都不敢惹他,今日受到學生們的侮辱,絕不會善罷干休,說不定當夜就會來學校報復。於是學生們緊張地議論,有人說不要和地頭蛇鬥,宜和解為上策;多數人認為日本鬼子都不怕,還怕地頭蛇,況且是他們先動手打傷了學生,錯在他們,根本不必與他們和解。於是關起了大門,吹哨、敲鐘、緊急集合部分男生。分發幾隻平時練操打靶用的舊式步槍,在校園內站崗、瞭望、四處巡邏。大概是有人給惡霸通風報信,他們知道學生己有準備,是夜並末率眾來攻打學生,大家虛驚一場。

第二天上午,學生在校園內上課,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想到下午,部分學生需要穿過縣城唯一的一條街道,前往北門外學校的實驗室做實驗,聽說惡霸可能會在道旁埋伏人員突擊學生,情况似乎比較嚴重。校方也意識到情況危急,必須盡快解決,以保證學生的安全,而縣府也怕事情擴大,驚動省府或重慶教育部。於是二方面緊急協商,最後由校長率領學生,由縣府人員陪同下,前往姚家解釋事件的經過,消除了誤會,而姚家大院的一切損失由他們自己處理,學校不負責賠償,雙方都有了台階可下,這次事件,終算得到了完滿解決。

事後進一步了解,這架軍機乃屬於抗日時期美國友人組成的志願援華航空隊,由美國退役將軍陳納德率領的。這架飛機在出完任務,返航途中,因燃油耗盡,緊急迫降邵武,飛機已嚴重損傷,無法修復,他們只要機員安全就好,機員最後由地方政府送往軍方,並轉送到大西南空軍基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首這次意外事件,再次證明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中國人民也會記住在中國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刻,美國友人對中國的大力幫助。

(二○○三年)

抗戰時期三過封鎖線

我家原住福建省福州市。抗日戰爭爆發後,各學校均遷往閩北,我的大哥隨校內遷洋口,因打擺子(瘧疾)演變成惡性,休學在家,後往上海讀大學。一九三九年,我和二哥也搭輪船由大姑偕往上海,入民立中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淪陷了。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哥因課餘在公寓內與同學搞無線電修理,發出的聲響引起鄰居不滿,而密報汪偽特務機關,大哥竟因而被捕,幸虧一鄰居好友代為向有關方面疏通,大哥才被釋放。家父母聞訊由福州兼程趕住上海。當時還風聞汪偽政權在滬將實行徵兵,雙親毅然決定帶領三個適齡壯丁,盡速逃離上海。當時同行的,除我家六口外,還有大哥的未婚妻,大哥的同鄉兼同學、李君和他的阿姨等共九人。

當時的形勢是日寇與偽政權已佔領了上海和寧波一帶,成為淪陷區。寧波城以南三、四十里處再向南,仍為國民政府統治區,即所謂的自由區。兩區交界寬約二十里的地帶,是為封鎖線。這個地帶並沒有崗哨或關卡,也沒有固定的管轄者,是個三不管地方,也是土匪、地痞及流氓橫行的區域。每當日寇漢奸出動時,此封鎖線便會向南推移數里,如被國軍收復,則它又會向北推移,所以它是兩種勢力拉鋸的地帶。

北邊淪陷區的百姓,不斷地有人通過封鎖線向南投奔自由;自由區內做小買賣跑單幫者,也經常通過封鎖線北上寧波和上海等地,買些日用品運回內地販賣賴以維生,往來的旅客經常遭遇土匪搶劫、強姦或被亂槍射殺,非常危險。

我們一行首先在上海碼頭搭火輪前住寧波。登船前,日本兵檢查得很嚴,行李都被打開、翻箱倒櫃、並且還搜身。據説是搜查運往自由區的“資敵”物品,如西藥、火柴等。由於我們所攜帶的十餘件行李事先巳託在海關的朋友照應,所以沒有遇到麻煩。

船行一夜到寧波,登岸往南十里就是封鎖線了,我們先找客棧住下,向來往過境的旅客打聽近幾天封鎖線的情況。若在日軍進行掃蕩時通過,當然是凶多吉少。得等沒有軍事行動的空檔動身比較安全。當時年關将近,挑夫難僱,我們花了兩天功夫才找到八名挑夫。

動身之日清晨上路,上午十點到達封鎖線,立刻聽見有頻密的槍聲,並夾雜著機關槍射擊聲,聽起來不像是土匪發射的。大家不敢向前走,躲到有二十幾戶人家的一個小村中,挑夫也都就地休息。其中兩名挑夫佯稱去解手卻再沒有回來,顯然是溜了,據說是怕被鬼子抓去。因無法再僱到挑夫,只好答應給剩下的六個人加工錢,把行李勻給他們挑。槍聲漸小之後,一行人忙繼續前行。但剛出村即看到前面遠方有人影,並比手勢叫大家停下,原來是汪偽的“和平軍”和三兩個日本鬼子。他們服装不整、滿臉鬍鬚、模樣狼狽又可怕。他們把大家都押回村中審問,由鬼子發問,漢奸翻譯。我們異口同聲說是過年要回鄉探親。

當時一行九人中有三人乘轎.二人為較年長的大姑及李君的阿姨。還有一人是我們未來的大嫂。當日軍問話時。那位阿姨下轎用日語答話,她因早年曾留學日本。所以能說流利的日語。日本鬼子此時態度立刻軟化,放我們過境,並告訴我們趕快走,因為馬上會有軍事行動。其他兩頂轎的轎簾沒有掀起來,所以他們未看到年輕的未來嫂子。

我們向前剛走了七八分鍾,就聽到後面槍聲大作,當時心想:慘了!一定是軍事行動開始了。偷偷地回頭往後看,原來是漢奸們在打野鴨。於是,走路的、抬轎的和挑擔的,大家都拚命地向前跑,一口氣跑了十多里,也跑過了封鎖線。那次我們沒有遇見土匪,土匪大概也怕“軍事行動”,沒敢出來活動。

自寧波向南走了二天,到達臨海縣城(滿清時的台州府)。寧波來的挑夫不肯再往前走了、雖然按約定給他們加工錢,但他們仍嫌少,同聲吵著要再加錢。我們這幾個年輕人當然也不甘示弱,抓起扁擔擺出要和他們鬥一鬥的架式,這場敲竹槓的風波才告平息。

我們繼續南下,經過浙江的海門、樂清、溫州、進入福建,再過福鼎,福安共走了二十五天,才到達目的地福州市。

二哥和我於該年暑期以同等學力投考外地大學,未被錄取。這時又聽說日偽在上海並沒有實行徵兵,在走投無路、無學校可讀的情況下,雙親又带我倆走原路返滬,繼續高中學業。待把我們安頓好後,雙親又步行返福州。

一九四四年夏,我和二哥高中畢業後又第三次穿越封銷線走回福州。雖然那漫長的二千里路程,對我們已不那麼陌生了,而且後面的兩次,我們都是輕装簡便,也沒有年輕的女眷同行.不像頭一次那樣擔心害怕。但每次走這條路都好像是提著腦袋闖鬼門關。沿途鬼子、偽軍、土匪、地痞、流氓以及真真假假的游擊隊等多如牛毛,性命根本毫無保障,隨時都可能死亡。
回憶起六十年前的往事.猶歷歷在目,我們這一代的老人,在八年抗戰中為了求學,真可說是嚐盡了千辛萬苦。

林朝明執筆(二○○二年)

雞血療法

在大陸的六十年代,由於群眾的「思想解放」和「敢想敢作」,醫藥界也風行了各種千奇百怪的治病方法,「雞血療法」就是其中的一種。

當年把「雞血療法」吹捧成百病皆治的先進療法.說它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力,不但可以治病,還可以強身,簡直是神奇的不得了。我所服務的醫學院附屬教學醫院派人到外地去「取經」回來,專門成立了「雞血療法」門診,配備了專職醫生及護士,認真推廣這個工作。

病人是由各臨床科轉去的。這種療法的主要指徵是各種慢性病,如食慾不振、便秘、腹瀉、慢性胃炎、潰瘍病、腰背疼、頭昏腦脹、失眠、神經衰弱、心慌氣短、高血壓、氣管炎、肺氣腫、關節炎等,一些有慢性病的患者,風聞這種神奇的療法,紛紛要求轉去該門診接受治療。各科醫生也樂得趁機卸包袱、甩掉那些難纏、棘手的病人。

治療方法是病人自備活的大公雞一隻,以生猛壯碩的為上品,由護士每次抽出雞血半個毫升,接著注射到病人臀部肌肉內,每天一次.七至十天為一療程。休息一、二星期後,再開始另一療程。一般幾個療程後,再把病人轉回到原來看病的科室,對其療效進行評估。

因為患慢性病的老病號多,大家對這種新療法又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每天清早在「雞血療法」門診外大排長龍,隊伍一直延伸到院子裡,每人腋下夾著一隻大公雞等候開門就診,堪稱奇觀。「雞友」們遇在一起,紛紛交頭接耳,互相攀比雞隻的大小,肥瘦,並交流養雞的心得和經驗。

病人挨到時,由護士及病人七手八腳地逮著自己的雞,把一邊翅膀抽血的部位的雞毛拔掉,用酒精棉球消毒一下,進行抽血。但一般雞翅的靜脈很細,抽血時針頭常穿透翅膀造成一個大血腫,因而需要另外再找一條靜脈抽血。如兩邊雞翼都找下到能用的靜脈,祇好再試抽腹部及頸部的靜脈。所以過不了幾天,一隻漂亮的公雞會變成混身青一塊、紫一塊的斑禿雞了,需要另換一隻好雞,因此一時「洛陽雞貴」,公雞成了奇貨。

在抽血的時候,強壯的公雞會拚命地掙紮,一但掙脫會咯咯大叫,滿屋飛逃,大家追拿,真是雞飛狗跳,亂成一團。雞毛和灰塵在室內揚起,再加上雞屎遍地,更是臭氣薰天。

雞血注入臀部不能很快吸收,每天一針,不久病人的臀部已滿布硬塊、腫疼不已。患者常常會發冷發燒,在臀部形成膿包,因而需經外科手術切開引流,就更受罪了。不論是局部反應,還是全身症狀,醫生都告訴病人是過敏反應引起的,沒有人敢貶低「雞血療法」,給「新生事務」抹黑。

經歷了幾個月的「新療法」,多數的老病號依然如故,沒見到什麼療效,只有一些神經衰弱的病人,由於心理作用,說暫時感覺好些,但最後大家都放棄了治療,風光一時的「雞血療法」門診也關門大吉了。

(二○○三年)

痲瘋專家尤家駿之死

我讀醫學院時,教皮膚科病的是尤家駿老教授,是全國有名的皮膚病專家.也是世界著名的痲瘋病專家。他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很高的學術造詣。他授課時,常引用實際病例,講些小故事,深入淺出地說明,加深我們的印象。上他的課,大家都精神飽滿、興趣盎然。

講到痲瘋病的分類時,尤教授說結節型(結核樣型)的痲瘋病是不會由接觸傳染的,因為病人身上雖然有許多腫大的淋巴結,但他們的體液中沒有活的痲瘋桿菌。另外一型是疣型(瘤型)痲瘋病,傳染性就很強。他有一次檢查一位疣型痲瘋病人,不小心弄傷了他自己的手指,沾到病人的體液。他立刻在手指的傷口處做塗片,顯微鏡下可見許多活的痲瘋桿菌。於是,尤教授自己操刀,剜割掉手指上受感染的皮肉。我們看了他手上的刀疤,印象很深。他還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位患疣型痲瘋病的馬車夫,他在趕車時,習慣用嘴咬著馬鞭的尖端,有一次揚鞭抽馬時,鞭子甩到另外一個人的臉上,結果把痲瘋病傳染給了那個人。尤教授家住山東農村。他是由基督教教會資助,入齊魯大學醫學院(五十年代改為山東醫學院)習醫,是最早幾屆畢業生之一。一九三○年,在齊魯醫院皮膚科,年輕的尤家駿醫生發表了“頭顱淺部霉菌的分類和鑑別”的學術報告。不久,他前往奧地利和德國深造,返國後於一九三四年,任齊魯醫院皮膚科主任兼任痲瘋病療養院院長。抗戰勝利後,尤教授於一九四六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一九四八年,濟南政權易手的前夕,尤教授代表中國赴古巴哈瓦那參加第五次國際痲瘋病會議,他在會議期間發表了“痲瘋病的分類”的學術報告,對該病的分類有很大的貢獻。

一九五○年,齊魯醫院附設的痲瘋病療養院由濟南市政府接管,改名為濟南痲瘋病院,但醫療方面仍由尤教授領導。同年,尤教授受衛生部委託舉辦了全國痲瘋病防治學習班,並在醫院開設痲瘋病門診。一九五一年,尤教授在中國首次發現並報告了黄色釀母霉菌病。

一九五四年,尤教授擔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六年,他被選為山東省先進工作者並獲得山東省個人特等先進獎。同年,國家批准山東醫學院為第一批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院校之一,尤教授被選為導師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醫院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籌委會,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七年一月群眾造反組織奪了黨、政、財、文等一切大權,原行政機構全部癱瘓。三月軍隊進駐醫院稱為軍宣隊,負責領導醫院的“革命”委員會搞運動。一九六八年,由工人領導的工宣隊進駐醫院代替了軍宣隊,重點是“鬥、批、改”。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首先被揪出來批鬥的是那些專家和教授,包括尤家駿在內。他們集體住在牛棚內,脖子上掛著一個大木牌,上面寫箸“打倒反革命尤家駿”。政治學習小組會上或開大會,“牛鬼蛇神”都可能被揪出來彎腰、低頭、坐噴氣式飛機(兩手臂向背後伸展,不許放下)、在台上挨鬥。有時是他自己挨鬥,有時是陪著别人挨鬥。有些出身好的所謂“積極份子”,對老教授們拳打腳踢,以表現自己立場堅定、能與“敵人”劃清界線。白天尤老先生一個人拉著一個人地排車,大汗淋漓地運磚石。我們這些“狗仔子”見狀,也只能忍氣吞聲。有一天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發高燒昏倒了,送急症室診斷為中暑,經過搶救幸運獲救,出院後還是得照常勞動。

一九六九年初,尤教授又被揪上臺批鬥,有人跳上台惡毒地打他頭部,把他打倒在地。他倒地後未能起身,抬到急症室,值班醫生也沒有好好檢查,就想打發病人回去.經過他的家屬苦苦哀求,才勉強讓他住院。第二天家屬去探視時,院方說他已經死了,病歷上寫的是“死於尿毒症”,但他生前並沒有做過腎功能或小便檢查,很多人認為尤教授是死於腦挫傷。但在那個混亂的時代,誰肯給做屍體解剖?一位名滿醫界、桃李滿天下的教授醫生,在文革中竟死得不明不白,糊裡糊塗!

最近看到二○○○年出版的齊魯醫院院誌中記載:“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三日,原齊魯醫院附設痲瘋病療養院院長,著名的皮膚科痲瘋病專家尤家駿教授病逝”。這大概就算是給尤教授平反及恢復名譽吧!?

(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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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大學閩江東 這張六十多年前的舊照片,是從行駛於閩江的船上,眺望福州鼓山麓,魁岐鄉我的母校,協和大學的校園風光,是永遠銘刻於校友們心中的美麗回憶。

廁所里的標語

一九六八年夏,“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年,在我工作的醫學院附屬醫院,和全國步調一致,也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院內牛鬼蛇神該進行專政的都在執行著。隨著運動的深入,我們這些出身不好,有海外關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每天提心吊膽,生怕一不小心被“清理”掉。

在這種萬分緊張的氣氛中,忽然一天晚上巡邏人員在內科門診的廁所蹲坑的前方的水泥地上,發現用白粉筆歪歪扭扭地寫了四個大字:“打倒毛林”。毛當然是指毛澤東了,林是指毛的親密戰友,紅得發紫的林彪。那時領導在大、小各種會上曾再三宣揚,革命的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這個“反動”口號的出現,無疑是給“革命”當頭一棒。

領導班子立刻連夜召開了全院職工的動員、誓師大會,向現行反革命分子宣戰,並宣佈醫院半天停診。除了每天晚上的政治學習照常外,另外再加半天的小組政治學習。革命小將及積極分子全部脫產搞革命。半天的門診由政治上靠邊站的臭老九們負責。老教授們都已進了“牛棚”,不能用他們給病人看病。“抓”革命的也好,“促”生產的也好,大家都忙得團團轉,誰也不敢鬆懈。

經過分析研究,認為這“反動”口號一定是本院人寫的,因為病人很少用那間廁所,而且在內科上班的人嫌疑最大,尤其是臭老九們。每天開小組會時,臭老九都低著頭如坐針氈,不發言好像是心虛,發言又怕說錯話被人抓住把柄,真是進退兩難。在會上被組長點名發言時,心裡更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且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地受著煎熬。這種精神虐待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個月之久。當時沒有人敢擦去那個寫在地上的口號,衹好把那間廁所上鎖,把筆跡的放大照片展出叫大家辨認。因此“革命”群眾又忙不迭地把臭老九寫的病歷找出來對照。由於沒有鑑定筆跡的專業知識,大家胡亂比了一陣也沒得出個結果,始終沒能找出做案的人。這件事花費了大批人力、大把金錢,耽誤了無數病人看病之後,不了了之。

(二○○二年)

手術檯上主刀求救

“鬥、批、改”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三部曲。首先是鬥倒、鬥臭一切封、資、修的東西,横掃一切牛鬼蛇神。由中央報章定調,經本單位的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及大小會議的批判,舊有的規章制度不是遭否定.就是被砸爛了。到了後期,工宣隊進駐我們醫學院附屬醫院,接管了領導權以後,就提出了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辦法。

工人師傅認為許多早期畢業的醫生,雖然夠不上反動的學術權威,但也都是些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修正主義苗子,需要徹底地進行改造。於是叫過去在內科病房中領導業務的主治醫生,去做護士工作,如給病人發藥、打針、鋪床、開飯等。另方面,把出身好、有經驗的護士長或護士提拔做主治醫生。每天由她們領著查病房,後面跟著全體駐院及實習醫生。新上任的“護士”殿後,做些抄醫囑及打雜的瑣事。

新提拔的“醫生”,由於過去有跟著查房的經驗,有樣學樣,對床邊病案分析也能吹上一套。但她們畢竟沒有實際的治病經驗,對藥物的作用也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些老病號趁四下無人時,常會懇求原來的主治醫生幫忙看看吃的藥對不對症。曾有病人訴苦說:“我得的是心臟病,但他們給我治肚子痛,愈治愈壞。”但是沒有工宣隊的批准,誰敢拆新上任的“主治醫生”的檯?每天晨會時,工宣隊都領著大家學習毛選中的“愚公移山”,反覆唸著“紅寶書”中的“……下定決心、不怕困難、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給大家打氣和壯膽。

原外科主治醫生們,也改為從事給病人發藥、洗傷口、換藥等工作。手術則改由護士操刀,原主治醫生則在旁邊遞器械。曾發生過闌尾切除術時,病人肚皮已切開好久,主刀者就是找不著闌尾,她急得滿頭大汗。在一旁抓思想的工人師傅,及時地翻開了“紅寶書”唸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手術用的是半身麻醉,病人還有意識,知道手術出了問題,嚇得臉色大變。工宣隊領導衹好批准由原來的主治醫生接手收拾殘局,找出闌尾把手術做完。

(二○○二年)

走後門與送紅包

一九六○年代初,大陸在所謂的“三年災害”時期,因物資極端匱乏,在城市裡樣樣東西要憑票證購買,美其名曰計劃供應。上自“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下至一切棉製品、火柴、豆腐、糖果、點心、魚、肉等無不要票。手表及自行車等貴重、稀罕物品,幾百名幹部才能分配到一張票證,是由機關單位掌握分配。雖然大家口袋裡有錢也有票證,但還是經常買不到東西,因為店鋪的貨架上是空空如也。農村就更慘,因沒有物資供應,所以乾脆不發票證。農民的生產意願很低,沒有多餘的東西供應城市發展自由市場。

那個年代,大家沒事就帶著各類票證、手拎小提兜,大街小巷地轉。看到哪裡有人排隊馬上跟進。排上隊後才向前後打聽是賣什麼,以便準備好相應的票證。但多數人都是臨時排隊,誰也說不準在賣什麼。待快挨到自己,也知道賣啥,店員卻宣布:物品已售完,下次請早。上班的人也是心不在焉,祇要風聞街上在排隊買東西,託辭向組長請假上街去也。遇有紅、白喜事,就得找關係拉攏幹部搞到一些物資裝門面,表示自己“有辦法”。

拉攏的幹部不需是位高權重的人物,只要手裡掌控著熱門物資就行。例如賣豬肉的小販,跟誰有“交情”的,就切給誰好部位的肉,甚至可預留肝、腎、肚、蹄等減收肉票的熱門貨。百貨店售貨員能透露給和他們有“交情”的人珍貴情報,就是銷售熱門商品的時間。另外有些不須憑證賣的生活用品,如罐頭、洗衣粉、混紡衣料等,都可以經後門賣給熟人。走前門的人根本很難搶購到這些東西。各行各業中,以貨運司機及醫生最為吃香。司機開著車跑遍全國,順便跑跑單幫,進帳可觀,另外還可夾帶黃魚(旅客)中飽私囊。醫生掌握的權限很廣泛,舉凡特殊檢查如拍X光片、胃腸透視,用貴重藥物等都得經醫生處方或開申請單。病人住院、轉院、院外會診、開病假條、療養證明,甚至調動工作,醫生都有權處置並需要他的簽字。當時所有在機關工作的人員,都享受公費醫療,一切費用全部報銷。工作方面吃大鍋飯,提拔和升職靠出身好及政治表現,不必努力工作。在“小病大養、無病呻吟”的風氣影響下,病人對醫生多有要求。醫生則根據自己的需要,挑選有門路的病人,滿足自家的需求。大家心照不宣,彼此方便。

祇要醫生表示有需要,病人就會想方設法弄到手。在門診交貨不方便,那就下班後或周末送到醫生家中,醫生家的物資不虞缺乏。當時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有姑娘當結交醫生或司機,則全家沾光。
醫生也不輕鬆,除了份內診療工作外,還得為病人的後門跑腿。凡是檢查排不上號、無病床、貴重藥缺貨等,都得靠醫生施展“個人外交”搞定。在門診看病的主治醫生,根本“不務正業”,飛進、飛出耽誤看病人,護士急得滿頭大汗,好歹一個醫生回來了,另外的又跑走了。上午的門診都拖到下午一兩點才完。醫生愈辛苦,病人愈感激,回饋也更豐富。

走後門是利用職權給彼此方便,未牽涉到錢款的貪污,因此不算違法,只算是一種歪風。

一九八○年代實行改革後,物資已不緊張了,走前門就什麼都可以買得到。隨著社會的開放,物質的誘惑與日俱增,人們開始認識到金錢的魅力,於是走後門的歪風被更惡劣的收紅包陋習所替代。例如醫院看病,要給醫生送紅包,紅包大小,視病情而定,自一、二百至數千元不等。外科主刀的醫生的紅包要大,如果他嫌小,拒絕操刀,病人只好變賣家產或借貸應急了。手術室的其他人員如不以紅包打點,也得請到餐館大吃一頓。住院病人若想護理好、探病方便,護士長以下,一直到門房都得送紅包。簡直是“醫院大門朝南開,沒有紅包别進來”。“為人民服務”衹是一個装飾門面的口號而已。
大陸官僚文牘主義十分嚴重,送機關審批的文件,要經過層層關卡蓋章。每蓋一個圖章,就得送一個紅包,否則就把文件扣住不發。要把圖章湊齊,得先付一大筆紅包錢。如係大事如房屋分配、工作調換、職位升遷等,那麼紅包也要大,甚至出動金飾珠寶等,真是變相的貪汙行為!

注:本文节选自书的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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