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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捷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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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父亲

--回忆内蒙古名医崔文彬先生

 

作者:崔树勋

 

目  录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部分  闯关东  祖辈大迁徙   
第二部分  改换门庭  家父苦创业 
第三部分  花开花落  梦断兴安盟 
第四部分  再圆梦  安居奉天城   
第五部分  支边陲  再回内蒙古   

 

共117页

 

 

崔文彬,字郁章,辽宁省绥中县人。

 

生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农历五月二日,于一九八六年农历八月十四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崔文彬先生生前为内蒙古自治区著名中医,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医师。本书生动介绍了崔文彬先生经历清朝、伪满、军阀割据、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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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民国康德四年(1937年)由满洲国政府民生部大臣孙其昌亲手颁发的汉医认许证(康德是溥仪在满洲国的第二个年号)

 

本书章节摘要

 

一 “王爷庙”创业

 

家父满怀着图进取、谋发展的激情和创业的渴望和冲动,以开拓者和建设者的姿态,来到了当时还欠发达的“王爷庙”(乌兰浩特市),开始了他艰辛的创业历程,收获着不断成功的喜悦。


在我的记忆中,家父买下了新生街两面临街的一处住宅。那里有二十四间房子,在这些房子的南边有一块长二百多米、宽五十多米的院落。在这个基础上,于院落纵向100米处(长度的二分之一处)造建起一栋座北朝南的红砖瓦房,房子墙体的下三分之一是花岗岩砌成。房屋高大,采光极好,颇为壮观,室内装修分为两部分:靠东面马路一侧为医疗区,一直向里(靠西边)为住宅区;室内有走廊相通,我的父母住在最里面的卧室,木板铺地装修考究,富丽堂皇。整座建筑既古朴典雅又别具一格,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反映了它的主人跟随时代潮流的人文理念。新建的这幢房子三面开门,向东面朝大马路,是医院的门面,硕大的门面以砖、石、水泥等建筑材料装饰的十分气派。其正上方高悬醒目的“济兴医院”四个字的金字牌匾,其两侧还挂有附设产科等匾额;从房屋到地面有几级台阶,紧挨着台阶有一条流水的沟,当地人叫壕沟,由石头垒成,深约80公分,是当时排洪的简易设施,在门前的水沟上铺着结实的平整的大石板,形同小桥。

 

马路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糖坊,老板和老板娘都四十岁左右,雇用制糖工人十余人,生意兴隆。后来在四十年代乌兰浩特鼠疫大流行中,一夜之间全家暴死,无一幸免,令四邻谈鼠色变,唏嘘经年。

我家这栋房子向南开的门,通向自家的花园,这个院落我们叫它南院,也叫前院,这在当年当地也是不多见的私家花园。园中打了一眼“洋井”(即压水井),供浇灌花草树木之用。出水井口下面有一口大水缸,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时常存满一缸水,对特殊的花卉用喷壶取水浇灌。在我妹妹大约三、四岁的时候,在缸沿上玩,突然一头栽进缸里,恰逢我走来,一把将妹妹头朝下提起,幸好无恙,却也惊吓不已,令人后怕。为此,爸爸叫人把缸挖出来,送到后院做了给马喝水的储水缸。我妹妹遇难呈祥,后福不浅。

 

我家的花园是按照父亲的审美情趣建造的,错落有致,别有洞天;奇花异草,灿烂绚丽;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漫步其中,赏心悦目,修身养性,怡然自得。这里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致,也有世外桃园的意境。

 

靠花园的东侧又盖了三间房,其中一间为专设的佛堂,四个黄铜铸就的香炉,直径约60公分,闪闪发光,厚重敦实。每日上午这里香烟燎绕,为花园增添了几许庄严和神秘。这四个香炉是父亲找人精心打造,做工精细,每个香炉底下都铸进一十六两黄金,四个香炉共铸进赤金六十四两,以做传家之宝。怎奈土改期间,被做为“浮财”“没收”,其后就不知所踪了,当做废铜烂铁一并熔化,造枪造炮或移做他用也未可知。这个佛堂主要是供我的祖父母和大妈拜佛所用,足见父亲对其父母的孝心。

花园南面是刘家酱园,是制作酱和酱菜的大型作坊,他家的房屋后山墙就是我家花园的南墙,靠近南墙栽种一了些果树,其中有两棵杏树,意思是双木为林,而杏林就是医家。父亲时常对两棵杏树格外照顾,使之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可见家父在潜意识里对祖国医学的钟爱。

 

我家向北开的大门,是通过大厨房所开的后门,多数情况下是供我家雇用的厨师、车夫进出的。后院除了佣人居住之外,我记得姑姑们住过,其余的房屋就出租,后门旁有一个狗窝,供我家当时喂养的叫“四眼儿”的狗居住。房客有日本人、韩国人和解放军的营长偕夫人和警卫员。儿时,我吃过日本房客和韩国人做的打糕等民族风味食品。也曾跟解放军营长一家人去看过话剧“白毛女”。童年的记忆出奇的好,迄今那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后来,我家利用后院的房屋也开办过织袜厂和粮食加工小工厂。

 

一九三八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我的父母亲结婚。时年父亲三十五岁,母亲二十一岁。当时,父亲从业已十年有余,事业有成,初见成效,极待发展;母亲学业有成,初出茅庐,极待实践。父亲学富八斗,才华横溢,年富力强,倜傥儒雅;母亲容貌出众,仪态高雅,蕙心纨质,谈吐不凡。真是郎才女貌,天生地设的姻缘。

 

我的母亲叫王秀屏,于一九一七年(丁巳,民国六年)出生于辽宁省洮南县。我的外祖父叫王贵,是一位厨师,有一手烹饪的绝活,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无所不能。所谓“艺高人胆大”在他身上也有体现,他处事仗义,为人豪爽,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

 

乌兰浩特市解放前,有些人用一马车小米到千里之外的乌鲁门沁(音。地名)换一马车盐,利盈十分可观。晚年的外祖父不甘人后,不听劝阻,雇了一个车夫和一辆大马车,拉着一车小米,走上了“人为财死”的不归路。

 

有一天,黄昏之后,马车行进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夜格外的黑,伸手不见五指,旷野静得让人毛骨悚然,感觉毛发都竖起来了。心里发虚,还一阵阵的发紧发抖,耳边只听到马啼声声和不时发出的马的悲呜,远处传来象“鬼哭”一样的狼嚎,深更半夜的狼嚎让人不寒而栗,心中充满了恐惧。

 

外祖父预感到大事不好,跟车夫说:“坏了,遇到狼群了,你甩起大鞭子,千万别停,我拿铁铣,咱们跟这些狗杂种拼了。”说话间,那些闪着绿光的野兽已经跟随拼命奔跑的马车,亦步亦趋,前后左右都忽闪着绿光,野狼向他们发起了可怕的攻击。车夫的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快速抽动,发出呼啸,这一左一右地抽,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奔跑中的两匹马。外祖父挥动铁铣也是前后左右的击打,嘴里大声地吆喝、大声地怒骂,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企图吓跑那些穷凶极恶的狼。车夫手舞大鞭子,嘴里也不停地呼喊,他几乎已经变成了机械的永动器。狼越来越猖狂,它们轻盈地从车的这边越过人头跳到对面。外祖父和车夫的眼前是窜来窜去的绿色的光和呼啸而过的耳旁风。

 

这一场人和狼的生死之战,也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等天色朦胧、东方呈现鱼肚白时,年轻的赶车人突然感觉死一般的沉寂。他下意识的停下舞动的鞭子,四下张望,哪里还有狼的影子,恐惧袭上他的心头,回头一望,早已没有了外祖父的影子。他愤怒了,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叔,大叔,你在哪里?”只有高山空谷的回声,没有了我外祖父的回应。天大亮了,车夫返向寻觅多次,生不见人,死不见骸。毫无疑问,我的外祖父是被狼吃掉了……。

 

恶讯传来,举家悲哀,大舅和老舅毅然踏上寻找我的外公尸骨的危险之路。

 

这条拉盐的路是一条致富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的夺命之路。所经之地多为蛮荒,穷山恶水,渺无人烟;豺狼虎豹,漫山遍野,尤以成群结队的狼,使人谈“狼”色变。

 

家母在十八岁的时候,以优异成绩考入辽宁省桃南县产科学校,经过三年的潜心学习,具有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过硬的产科技能,这就确定了她以产科为终生职业的人生定位。

 

接生者,就是第一时间、第一位迎接鲜活而又宝贵的生命的白衣天使的崇高行为,每当听到出生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时候,妈妈的心中都充满喜悦,心中默念着、祝福着又一个生命来到了人间。保守的估计,家母用双手将数以万计的生命接到这大千世界。家母如若在世,今年86岁,21岁时她第一个接生的孩子,也已是跨入老年行列的、65岁的老人了。

 

我的父母亲结婚后,相随相伴,相辅相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五十年)的人生旅程。

 

家母在刚刚走出校门,尚未涉世的情况下,就面临着三世同堂的一个复杂的家庭。这个家庭有我的祖父母、有我的大妈和我的两个哥哥,还有我的三个姑姑。此外还有我老爷(即二爷)、老奶、二叔(从我父亲这里排行)、三叔等等。这个特殊架构的家庭,对二十一岁知识女性的家母来说,实在是劳身焦思,勉为其难了。我的母亲没有知难而退,更没有置之不理,而是以过人的勇气正视和面对这个现实。她首先自我排遣心理上的障碍,同时摒弃世俗偏见,立意以仁者之心、施善者之行,决心忍辱负重、屈己待人,尽心竭力,顾全大局,力求助夫成德,家和事兴。妈妈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这样做的。

 

妈妈结婚后,迅速进入家庭中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进入了女主内的角色。

 

自公元一九二八年家父独立行医,十年磨一剑,已然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王爷庙及其周围旗县,就已经赫赫然蜚英腾茂,得到广大患者和整个社会的广泛认知,成了王爷庙的名医。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同行是冤家”的激烈竞争中,在众多同行的呼声中,一致推选家父为兴安总省汉医学会会长。

 

在伪满时期,兴安总省的管辖地域包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区(原东三盟)。当时的汉医学会属纯学术的群众组织,其会长、副会长等职务均由业内学术水平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学者和医生义务担当,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薪俸,遇有学会活动临时借址开展。该学会的宗旨有三:一、传承、弘扬和和实践中华民族的瑰宝——汉医学,进行学术讲座,开展学术交流。在家父的主持和领导下,学术活动频频,学术气氛活跃,学风浓厚。为此,家父做过有益的贡献。二、引进自我保护机制,开展维权活动。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和日伪走狗,时常欺侮我中华民众,中国人饱尝了“亡国奴”的辛酸和苦难,家父等中医前辈也倍感亡国之痛。当时,中医同行中,时有被日伪欺负,看病不给钱甚至敲诈勒索,已成家常便饭,却只能忍气吞声,无处讲理;鉴此,家父主张业内人士加强团结,形成一种团结的力量,利用法不责众的道理,与日伪周旋。再者,就是利用日伪上层官吏假仁假义的伪善,对其申明正义,据理力争,以柔克刚,巧夺智取。有时日伪官员不愿撕去强盗的伪善面纱,而不得不在真理面前故做姿态,做出一些不妨大局的让步,这就维护了学会组织成员的某些权益。该学会第三个宗旨,除了治病救人实行人道主义之外,主要是以红十字会为核心,开展社会慈善事业,遇有瘟疫、天灾等意外,他们除了捐钱捐物之外,还要挺身而出,甘做志愿者投身公益事业。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爷庙暴发鼠疫,来势甚猛,死人颇多,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家父全然不顾个人的死活,毅然进入隔离圈,投入防疫抢救患者生命的第一线。当时,隔离圈周围以铁丝网相圈,再以军队把守,圈内居民严禁出来,擅自跑出又不听劝者格杀勿论。人不能出来,东西也不许往外送,只能往里送,凡猪狗出来也一概捕杀深埋。笔者亲见一马车赤条条的尸体拉出来,焚烧后深埋,其状惨不忍睹。

 

我和妈妈曾到疫区的隔离带外面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食品和其它日用品,遥看家父身穿紧袖隔离衣、面戴厚厚的大口罩、脚蹬一双高腰黑色胶皮靴,他伟岸的身躯站立在那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象一尊白衣天神,更象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妈妈落泪而泣,爸爸却泰然的大声安慰她,隔离带的两端相距甚远,非大声说话是听不见的。就这样父亲在疫区里紧张的工作了一个多月,疫情解除了他才获得自由。每念及此,他都感到此等义举理所应当,惟有如此更能体现救死扶伤的人道,更能体现医生的天职。

 

在我父亲任兴安总省汉医会长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会见过伪满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民生部长那木海扎布、保健科长小松丙三(日本人)、医学教官池田公夫(日本人)、医学教官义勒图等人,会见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继承和发扬汉医学的问题。这些汉、蒙、日等形形色色人物,对家父虽说高看一眼,以礼相待,但家父对他们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不卑不亢,绝无一丝奴颜媚色。

 

无论何时,我父亲都是抬起头做人,直起腰走路,挺起胸做事。父训:“我历来讨厌:低三下四,虚头巴脑,轻诺寡言,三吹六噪”,家父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更是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他很看重做人的气节。据家父跟我说:“小日本那个科长小松丙三,表面上谦恭和气,说什么要帮助中国建设什么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那是霸道的强盗逻辑。他装出一副至诚至真的面孔,说要和我做好朋友,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心中有数,绝然不为其所动。后来他果然提出来要策动我去日本传播汉医,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让我卖国呀,我断然拒绝了,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小松丙三仍然贼心不死,居然劝我出任维持会长,我太明白个中的玄机,维持会是汉奸组织,里边收罗了几个蠢才加奴才。他们想利用我当时的名人效应,为小日本效力,他们是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岂能做那丧权辱国、愧对祖先的千古罪人?!我又断然拒绝了。当时我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此后,那个小日本和我之间就断绝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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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民国康德九年(满洲国年号,为1942年)由满洲国政府颁发的西医术修了证书以资开业行医

 

家父不是民族英雄,但是,他有可贵的民族气节,他很传统,他很中国。象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已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毕竟是历史的印迹,是家父心路历程的一段印迹。

 

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家父埋头读书,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对日伪时期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活动,称之为狗扯羊皮而不屑一顾,一概谢绝。他要求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忠心爱国,洁身自好。就在这段国难当头,心中忿忿然十分郁闷的时候,家父时常哼唱岳飞的“满江红”,有时也哼唱京剧“空城计”,以杼发他内心的悲愤。“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要重新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那悲壮的寓意,那饱含深情的爱国之志,那高吭怒吼的歌声,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依然能使我热血沸腾。

 

在康德九年,家父结识了年轻有为、头脑灵活的蒙古族伪满军医官义勒图,他们情投意和而成为磕头兄弟,义勒图尊家父为大哥,情意深深历时五十年而不变。义勒图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外科军医官,在伪满王爷庙后方军队医院供职,后受聘伪满兴安总省医学教官。义勒图早年接受马列主义和中共思想,从骨子里厌恶日伪所为,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党做过地下工作,深得组织信任和赞扬。日本在投降前,不自量力垂死挣扎,妄图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一雌雄,日军命令义勒图赴前线充当炮灰,不料此消息被义勒图提前获知,乃用手枪对准左踝关节打了一枪,谎称手枪走火,造成关节骨折,从而逃过一难。自残造成其终生走路都有些一瘸一拐,历史使然!聪明使然!

 

当年,家父和义勒图是莫逆之交,无话不谈,从反满抗日到哲学、医学……谈学问,也谈志向,谈抱负、谈生活、谈情义、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包罗万象无所不谈。这就是酒逢知已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忘年之交。他们从解放前谈到解放后,从分别又谈到聚首,那是一九四九年我家迁居沈阳,两结拜兄弟挥泪分手,天各一方,难得相见。

 

其后,一九五六年义勒图与我大哥(原内蒙医学院附院党委副书记)、我岳父欧阳仆(原内蒙医学院副院长)、戴世平(原内蒙医学院附院院长)筹建内蒙古医学院,义勒图后来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包头医学院院长,几十年的交情,使之念念不忘家父,乃亲自到沈阳三次请我父亲支援内蒙边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者因我大哥、二哥皆在内蒙等等原因,家父痛下决心,沿义勒图铺就的路,到了呼和浩特,我家合家团聚,家父和义勒图也分久必合而聚首青城(呼和浩特的别称)。

几乎与此同时,家父结交了一位蒙古族著名蒙医敖喜臣。敖喜臣圆而白净的脸庞,慈眉善目充满智慧之光,蒙语流利,汉语精通,蒙汉兼备,端坐四平八稳,谈吐慢条斯理,言之昭昭,语焉凿凿,其形判若活佛面世;其实是一位通古博今、德技双馨的蒙医大家,是位很难得的蒙古族大儒。

 

家父性格开朗,敖喜臣先生沉稳,彼此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颇为默契,十分要好,不仅他们换贴子拜把子,成为兄弟,家父还命幼年的我认敖喜臣先生为义父,可见其交情之深厚。


一九五八年以后,家父、义父还有王跃武、关瑞森,同为内蒙古中蒙医四大名医。

 

文化革命期间,敖喜臣被红卫兵遣送回原籍。在火车上被几个毫无人性的红卫兵当凳子坐,可叹年已古稀之名医悲愤交加,回老家没几天饮恨含屈而死。一代儒雅之大家带着蒙古民族宝贵的知识和精神的财富,带着无限的遗憾,悄然离去。历史失真,这是蒙古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啊!说来伤感,不谈也罢。

 

在王爷庙时期,家父广交朋友,我记忆中的还有魏秉和(照相馆老板)、韩老四、王化民等等均属过从甚密者,我只记得魏秉和带上伙计和旧式笨重的照相器材,亲自登门为我家照相,照了很多生活照片。因几次动迁剩之廖廖。文革时,家父母之长袍马褂、西服革履、风度翩翩、华贵不凡的一些照片也都付之一炬,现存兄妹间几张发黄的珍贵照片,少得可怜,这也是我家辉煌记录中仅存的几个闪光点,弥为珍贵。

 

二 抗战胜利前后


一九四四年,家父从地主巴其恩手上购买六百七十五亩土地,位置在王爷庙河西。这是一片一马平川的平原,是富含腐植质的黑土地,不远处有西河缓缓流过,河岸上有一片片的小树林;田间和地头都间或点缀着枝杈繁茂,树干挺拔而粗壮的古树;西山在远方显露出它葳嵬的身影,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也是富有诗意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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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民国康德十一年(满洲国年号,为1944年)由日本医官小松丙三颁发的西医术考试合格证书以资开业行医


我家在这一方购得的土地上,打了机井,盖了三间平房,做了耕种的必要准备。在买地之前,我家在河西还有一群羊,大约有一千多只。还有黄牛六十多头、马四匹。这些牲畜是家父给牧主看好了病,几家牧主分别送牛和羊,然后花钱雇郊区牧民代为放牧,经年累月牛羊均有繁殖,逐渐牛羊成群,小有牧业发展的规模。当时,家父想在现有的数量上再增加两倍,把羊群扩大为五千只左右,牛二百头左右。按照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法则,我家农牧业已经摆在了起跑线的起点上,大发展指日可待。


可是,到了第二年,王爷庙战事吃紧,人民解放军在前苏联军队的帮助下,势不可挡节节胜利。战争使家父发展生产的计划暂时搁浅。一九四五年解放王爷庙,更名为乌兰浩特市,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乌兰浩特实行土地改革,我家的土地、房屋、牛羊以及所有的财物尽行没收,家父发展的计划彻底泡汤。这个情况,下面还将述及。


在王爷庙的日子里,父母忙于经营医院,难得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我只记得,当时医院曾有叫郎玉生、李玉成等雇员,有保姆、厨师、车夫,此外就是大舅妈、老姨等亲属照顾我们的生活。大舅妈有些男人性格,很泼辣。我妹妹小时候额头上长了一个疖肿,后来形成一个小囊肿,本来外敷药膏,等待自然破溃即可痊愈。有一天,大舅妈心血来潮,操起手术剪子就把囊肿剪破,疼得我妹妹哭天喊地,全家人都遣责大舅妈莽撞,她却哈哈大笑不以为然。事后,妹妹发际处留下一个小疤痕,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小疤痕长开了,看不清楚了。老姨和大舅妈截然不同,老姨做事很有分寸,她不仅勤劳,做事还特别利索,里里外外奔波劳碌不知疲倦。她一方面跟我妈学助产士,同时照顾我、妹妹、四弟、五弟,在我家以往的生活中,老姨是有功之臣。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美英澳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取得战略主动权,同时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俄向东北派兵就达一百五十五万人,坦克和飞机五千多架,各种火炮两万多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以及盟军的强大攻势和毁灭性的打击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中国光复了,亡国奴的生活结束了,家父母为此欣喜若狂,喜极而泣,喜跃抃舞。正当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突然传来坏消息,说苏联在三日内派九十九架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要把王爷庙夷为平地。谣言象长了翅膀不胫而走,竟然家喻户晓。战乱岁月中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民众,怎能去辩别信息的真伪?只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于是乎,恐惧、悲伤、绝望的阴影笼罩在王爷庙的上空。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情势之严峻都写在了民众的脸上,人们悲泣、烦燥、恐慌、失眠,甚至有精神恍忽者、举止失常者……整个城市炸了锅,乱了营。有办法的慌忙远走他乡投奔亲友,没办法的只好听天由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乱世出奸雄,盗贼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过一日少两晌,过一天算一天,贼胆包天,他们趁兵荒马乱大肆偷盗和抢劫,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在此情况下,家父决定全家逃亡到南郊老爷家,父亲和车夫谷喀巴留守家园。这在当时无异于生离死别,家父要有足够的胆量、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自己守住全家老少赖以生活的家,而让我们全家老少躲避血光之灾。当我们坐上自家的两辆马车和家父道别时,情景甚为凄凉,全家人痛哭流涕,那是生离死别的悲怆,是血与火的洗礼。当时,真不知劫难之后是否还能团聚。我们到了老爷家,进了玉米杆儿围成的院落,全家人在拥挤不堪的条件下安顿下来,老爷听说家父留在城里生死未卜,极为伤感,他表情木然,老泪沿着鼻唇流入下颌一缕白色胡子里,白胡子吸纳了沉重的悲情,他一句话都没说,走到院子里,双手合十,向北祈祷。几天后,来自共产党官方的确切消息,说九十九架飞机血洗王爷庙的消息纯属造谣,苏联军队即将入城,百姓不必惊慌。就这样,一场虚惊过后,我们又回到家园。


一九四五年,冬天,王爷庙天气格外冷,冰雪覆盖着山川和大地,寒风呼啸,地冻开裂,呼气成霜,滴水成冰。就在这个季节,前苏联大兵开进王爷庙,善良的王爷庙人列队举着小红旗欢迎,父亲和大哥皆在欢迎队伍中。大哥手上戴着一块手表,那年月手表是贵重而又极为稀罕的物件,戴表的手举着小旗,一个俄国兵过来象拿自己的东西一样,摘掉大哥的手表戴在他自己的手上,嘴里喊着:“哈拉哨”(俄语:好的意思)兴高采烈的走了。还有一次,一个苏联兵,看见我大哥仪表堂堂,衣着讲究(草绿色的呢子大衣带着两排铜扣),险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过来抓住衣领,凶恶地叫喊:“加彭尼斯,突突突”(意即日本人,突突突是枪毙)。家父快步冲上前用身体挡住我大哥,连比划带说:“他的,日本人的不是,他是我的儿子,我们是中国人……”。还是通过翻译,总算搞清楚了,这才幸免于可能发生在瞬间的惨案。家父在向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中总是充满酸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前苏联军队进驻王爷庙后,最令王爷庙人痛恨的是强奸妇女。多年以来,因为是中苏友好和“苏联老大哥”等原因,而淡化了俄国兵当年的恶行劣迹。其实王爷庙人乃至整个东北人对“老毛子”(对俄国人的别称)当年的兽行都是刻骨铭心的痛恨。当然,这也不能抿灭他们帮助中国抗日的功劳,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功过是非自有分明。


四五年苏联兵到了王爷庙,不断发生当地妇女被强暴的恶性事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妇女不堪侮辱,悬梁上吊、投井、服毒的都有发生。被俄国兵侮辱后,再被残忍杀死的也有传闻。俄兵被愤怒的民众用“木头圪塔”(王爷庙居民用于烧火的奇形怪状的树根,树干)活活打死者也有之。家家户户妇女不论老少都穿上男人的衣服,戴上男人的帽子,用锅底灰涂脸,甚至剃光头,就这样也绝不敢上街,她们整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在惊恐不安中渡日。


我家也被这个情况所困扰,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我家一栋房子的最西边一大间的门用衣柜挡住,这样“老毛子”走到这里就以为走到了房子的尽头。女人和小孩都吃喝拉撒在这间房子里,一切事情都通过开向花园中的南面窗户来完成。“老毛子”来了就敲打衣柜或令人跑到南窗户去报信,这时屋内的妇女和儿童都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几天过去了,“老毛子”没有发现这个机关,大家都感到稍稍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有一天上午,爸爸突然发现南面刘家酱坊的房上站着一个全付武装的俄国兵,正在拿望远镜向那间藏人的屋内窥探,并发出鬼一样的狞笑,向地上的同伴高喊:“玛达姆(女人)哈拉哨(好)”,说话间“老毛子”就下去走了。


家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毫不犹豫的找到了苏联城防司令部,说明情况并求助。完全出乎意料,据说这位城防司令是真正的苏联红军、真正的布尔斯维克,而侮辱妇女的禽兽是白俄匪军,是红军抓来当炮灰、打前阵的,中国的老百姓,谁能分辨得清楚呢?红军城防司令部正在整顿社会治安,严惩做恶的白匪,据闻已经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匪徒。这位司令听完家父的叙述,很有礼貌地说:“很遗憾,让你们受惊了。一切都由我来处理,请你放心”。说罢,就派几位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随家父到我家,接上妈妈等一行人,也包括我、妹妹、四弟、五弟,送到城防司令部专门保护妇女儿童的一个大礼堂。


我记得,那个礼堂太大了,每个家庭或亲朋好友聚成一小堆,席地而坐卧,老婆喊,孩子叫,十分嘈杂,混乱不堪,各色被褥铺陈一地,十分混乱。想起当时景象真是名符其实的难民营。礼堂外面站着端着卡宾枪的红军战士,保卫着妇女和儿童免遭涂炭,履行人道主义的义务。被保护者吃饭都由家里送,饮水由前苏联红军保证供应。


我们走后,城防司令派两个红军在我家等待白匪的光临。果然,天刚刚黑下来,就见从南面房上出现五、六个“老毛子”,准备下来,这时,两位红军仰起头很严厉地喊话,几个“老毛子”做贼心虚没敢回话,悄悄地从房上爬下去溜之乎也。从此没有再来骚扰。事隔不久,我党、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王爷庙。苏联军队撤离,由于对之褒贬参半,而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欢送仪式,千秋功罪自有公论。


一九四七年,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解放军强有力的捍卫下,王爷庙更名为乌兰浩特,社会治安迅速好转,民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真是“‘雄鸡一唱天下白,天翻地覆慨而慷’;翻身不忘毛主席,万民歌唱共产党”。


人逢喜事精神爽,时年四十二岁的家父,为胜利而感慨,为天亮而振奋,为解放而欢呼,一个赤子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激荡,普天同庆不夜天,家父乃恭逢其盛,夜不能眠。他嗓音更宏亮,笑声更爽朗,精神更健旺。他按捺不住喜悦,积极投身庆祝解放的活动中去,他参加合唱队,高高的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在舞台上放声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南丁格尔”。有一句是唱:“……要学习那南丁格尔的精神……”。曲调至今我还能哼唱,但歌词却记不起来了。此外,他还参加话剧“纪念白求恩”的演出,他主演白求恩。上演前在北山下面的一个小学排练,我曾去看过,他们是那么认真而兴奋,回家后,爸爸还执着地背台词。这些情景,今日想起来都依然令我激动不已。当时街头上演活报剧,其中有蒋介石悲哀地唱道:“……提起我的兵,打仗就发懵;不是那被缴械,就是那把枪扔……”人民讥讽蒋介石,歌唱毛泽东,爱憎分明。


彼时,人民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医学联合会”,这项工作是由自治区政府卫生部长胡尔钦和、赵玉庭主持(赵玉庭曾任内蒙古卫生厅厅长),家父被政府任命为副会长。我见过赵玉庭,他水平较高,谈吐不俗,气质也好。他与家父互相欣赏,颇有好感,以至工作上互相支持,合作愉快。


记得是一九四六年底开始,乌兰浩特土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从此,亘古未有的、惊心动魄而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亦如燎原烈火,催枯拉朽,锐不可挡。


家有数百亩良田、又有万贯家资的家父茫然了,他万没曾想富贵和罪恶划上了等号,勤劳致富和私有财产也不受保护,反而被划归没收之列。地主者,土地的主人,土地的主人将被无偿剥夺对土地的拥有权。对此,当时的家父不是很理解,他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不能有丝毫异议的流露。


家父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那个事变的关头,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在沉默中呼唤良知。他常说:“拿人心比自心,将心比心”。于是,用换位思考去正面理解孙中山先生和共产党共同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真髓,并领悟孙文先生告诫人们:“世界(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箴言,也学习了共产党为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等为国为民的纲领及土改的有关政策,家父茅塞渐开(而非顿开),逐渐从迷茫和沉重中走出来。家父深谙“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毅然找到相识的共产党官员赵玉庭,合盘托出我家土地房产、牛羊及其它资产情况,愿将土地和其它剩余资产供献给政府和穷苦的乡亲。赵玉庭很有政策水平,他听家父介绍情况说:“政府欢迎你的开明之举,就此而言,你是位开明绅士。你家的土地是解放前一年买的,说明你政治嗅觉不灵敏,上了地主的当。按照党的政策,解放前三年连续耕种并雇长工,有收成、有剥削就构成地主。因此,你构不成地主。既然构不成地主,就暂时不能接收你的土地。至于别的财产,现在也不能接收。以后,你要是捐助穷苦百姓,政府不干预。你不要怕,要继续开好你的医院,为人民服务,还要帮助政府搞好医学联合会的工作”。


从此后,家父象吃了一颗共产党政策的定心丸,悠悠哉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坦坦然喜庆胜利安居乐业。


正在“日丽天仪,风和乐节”之时,骤起狂风,电闪雷呜,天降横祸于家父矣。


在一个漆黑的寒夜,除了北风肆虐地呼号外,万籁俱寂。突然,我家大门处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也伴着人的叫喊声,其状态绝不是求医者的敲门声,家父的第六感测知来者不善,事有不祥,只能勇敢地面对。他把门打开,几个人气冲斗牛,不由分说将家父双手倒背捆绑,带走了。妈妈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把家父往哪里带?我们犯了什么法?他们只说土改组的,别的一概不予回答。只见爸爸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跟妈妈说:“别害怕,别着急,我一不偷,二不犯法,我什么事都不会有,很快就回来了,放心吧!”爸爸迈着自信的脚步,在土改队员的簇拥下,走向一段不可逾越的苦难历程。


当晚,妈妈伴着惨淡的灯光不断哭泣,一夜未眠,我那时七岁左右也感到了大难临头,黯然神伤。
爸爸被带到土改工作组,他用党的政策极力为自己申辩,那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年轻时的家父血气方刚,脾气暴燥,耿直不阿,在争执中惹脑了土改组的一个队员,爸爸火气上来毫不相让,绝不服软,越吵越凶,招致被鞭挞后背,几乎体无完肤,伤痕累累。爸爸象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怒不可遏,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潜意识中仍然是“士可杀,不可辱”。


第二天,政府上层干部包括赵玉庭闻听此事,命令土改工作组放人,并批评他们的野蛮行为。家父是放回来了,接下去又有不堪回首的故事发生了。


家父回家后,没有跟别人说起被打致伤的事情,他睡觉不能平卧,只有妈妈背着人给他换药,我看到过。后来爸爸悄悄的跟我说起过,并嘱咐我不要外传,他视此为耻辱。我却大不以为然。


事隔不久,土改工作组赶着两辆大马车,到我家没收“浮财”,所谓“浮财”也无非是金银财宝、古玩字画、牛马羊群、高级服装、缎被毛毯、布疋粮食、家俱餐具……凡是好的东西和值钱的东西皆为“浮财”。记得那是两辆车拉了两趟,总共是拉走了四车“浮财”,就连以厚铁皮制作的、酷象小火车头、制作极为考究、烧木炭和煤的洗澡盆也拉走了。那是俄国人精制的,十分别致的洗澡盆。“浮财”拉走了,留下的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党的政策是英明的也是明确的,当时的政策也只有对地主、官僚、不法资本家、土豪劣绅、刑事犯罪等人员实行没收“浮财”;而我家是自由职业者,家父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热心慈善事业的开明绅士,是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是爱国主义者,因而也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只可惜,当时土改工作组中个别成员政策水平很低,又不是法治社会,无法可依,他们左的偏激,已然到了无知的地步。违反党的方针政策造成局部或个别工作失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给无辜者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收“浮财”的同时,也没收了我家的全部土地、房屋、牛羊、马车等等。从百万家资到门庭败落,家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蒙受着严酷的心理冲击。要说当时他没有痛苦和悲伤,那是自欺欺人。但是,如家父所言:“诸葛一世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事到万难须放胆,理居两可要平心”。他自我调整纷乱动荡的心态,梳理杂乱如麻的心绪,要求自己心平气和痛定思痛,保持清醒的头脑,重新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确认下步行止。大丈夫能上能下,能屈能伸。他安慰自己:“事有定数,吉人天相”(家父训)、“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必反,命曰环流”。他在潜意识流中寄希望于四个字;等待转机。他等待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他洗去不白之冤,在此基础上,把握时机,重新起步,再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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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和曾经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之职的王斌颁发的医师证书以资继续开业行医

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家父也是睿智的。土改工作总结复查中,为家父正了名,确认家父个人成份是自由职业者,既不是地主,更不是资本家,当然与土豪劣绅、伪官僚、不法奸商等等一点都沾不上边。为此,房屋和“浮财”应悉数退还。土地问题,在当地当时,人们追求的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的温饱生活。要消灭大宗土地私有化,按当时的政策,我家的六百柒拾伍亩土地被收归国有,不是没收,殊不知收归和没收有什么区别,总归是被无偿地拿走了。房屋连同房照返还了,但是我家被没收的“浮财”,却已是千金散尽不复来,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为此,因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父说:“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破财消灾,平安是福”。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集体组织,对党中央,对毛泽东主席心存感激,肝胆相照,矢志不移。家父一生中经常充满深情的歌唱“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乌兰浩特的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在共产党政策的保护下,天理昭彰人为本,善恶分明有公断。家父虽经磨难,有惊无险,度过了人生道路上艰难的一关。

 

注:本文节选自书的第三部分:“花开花落  梦断兴安盟”,小标题为《民间历史》网站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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