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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书架易水寒:根之梦--知根山人刘德礼传奇 》易水寒:根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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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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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之梦

         --知根山人刘德礼传奇

作者:易水寒

 

目 录

在驚嚇中誕生
家世--祖父和父親
十八歲的反革命
回憶板橋農場
夥食委員
難忘的海灘
天下美味--兩只豬蹄
我的木工生涯
說說房東的故事
在花鳥市場
回老家的路
北海靜憩軒--第一次展覽
在長城飯店
知根?知人?
亦師亦友--謎一樣的于保民
從柴火堆裏掏寶
“創傷與向往”
懷念驢駒河
在展廳裏,我才有人的尊嚴
出國--新加坡
終身成就獎
發現,感悟--劉德禮的樹根藝術

本书章节摘要

家世--祖父和父親

父親劉世忠與時任廣東省稅務廳的廳長孫先生和時任廣東省主席的陳濟棠,合資在北方商業重鎮天津市開設了一家叫“信和發”的南北土産貿易行。父親做經理。公司的業務是把廣東潮州南方一帶的土特産運往天津,批發銷往北方各地;然後,再把北方的豆類運往南方。兩頭出進,進出都有差價,賺頭很可觀。再加上有這樣兩位大人物作後台,資金足,信譽好,各路關節通暢,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旺。不幾年,就很有規模,接著,又在上海成立公司。

待到時局稍稍安定,劉世忠把全家又由天津搬到上海。這一年,劉德禮開始上小學。學校的名字叫睿思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爲什麽取這麽個名字,劉德禮說,到現在也沒有弄明白。八十年代,他回上海時,舊地重遊,學校還在,名字卻改了。

1948年,祖父劉紹卿去世。祖父的身體一直很好,沒有什麽病。他的去世是因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他們那一輩的人,活得真是不容易。祖父的死,有點突然,是不是做事太認真了呢?他到現在也沒有想透。

祖父每天一早就到店裏去照看生意。在揭陽,這要算是一家信譽良好的老店了。當街,門面不算很大,但後面倒很寬敞,隔著天井,有倉庫,廂房,廚房和兩間店員學徒的住房。夏秋之際,祖父有時就在天井裏抽一兩袋水煙,在竹靠椅上躺一會兒。隔壁有綢緞莊,西藥診所,鍾表店,米店,藥鋪門前常年賣涼茶。祖父終年穿藍布長衫,隨季單,夾,棉袍,頭戴園瓜皮小帽,正中鑲一塊扣子般大小的碧玉。一身藍色綢長衫,一雙青直貢呢淺口千層底布鞋,清清爽爽,懷裏抱一只純種波斯貓,渾身雪白,亮著一雙黃綠雙色眼睛,人和貓都顯得那麽精神。進店,前前後後巡視一遍後,于是,就坐在櫃台後面,貓就蹲在櫃台上。一邊玩貓一邊看著店員跟客人做生意。熟客來了,有時也起身說說話。祖父對店裏的店員很客氣,從不大聲說他們。晚上到點燈時分,關鋪板以後,都是當天清當天的帳。他把算盤一打,記上出進的帳,錢財帳務,清清楚楚。

那一天,祖父把當天的銀元往櫃台上一倒,發現其中有一塊聲音不對。祖父一輩子跟錢打交道。他的耳朵很靈,一下就能聽出那一塊銀元是假的。當晚,祖父問店裏的店員。

“這一塊銀元是誰經手的?”
“我。”
“記得是誰嗎?”
“記得,就是常來店買東西的那老太太。”
“你看不出來,這一塊錢是假的。”
“當時生意很忙,又是老主顧--”店員是個忠厚人。

說的那位老太太,是店裏的老主顧,在印象中,她從來沒有幹過這樣的事。他心裏琢磨,難道她看錯了。“你明天問問她。”

第二天,老太太果然來了。在祖父的印象裏,老太太似乎不是那樣的人。難道是店員背著自己搞鬼?祖父一輩子做生意,以誠待客,以誠待店員。怎麽會出現這樣的事,而且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他心裏越想越氣,越想越想不通。一塊銀元是小事,叫人作弄欺騙,卻不是滋味。回到家,倒在床上,郁結不解,難以釋懷,一口氣沒上來,中風死了。

這難道只是因爲一塊光洋嗎?聽母親講到祖父的死,劉德禮常常暗自發愣:人,真是太脆弱了,一點不順心的事,就送了一條命。人生在世,應該認認真真做人,但,對于處事,尤其是這類錢財方面的小事,如果太認真,有什麽益處?傷人,傷己。每次想起祖父的死,他就就感到惶然。也從中得到某種啓示。劉德禮這一生經曆的折磨,遭受的挫折,經曆的坎坷,經受的汙辱,不知要比祖父多多少,如果要認真的話,他還能走到今天?

他說,父親也有幾個小故事很有意思。

1948年,國共內戰,上海戰事一觸即發,四處人心惶惶。于是,父親把我們全家送回老家揭陽,自己還回上海照料生意。那時候,戰事雖然緊張,但生意卻很賺錢。他想,自己是生意人,規規矩矩做買賣,跟政治不搭界,更不是國民黨官僚。共産黨的五星旗,不是還有民族資産階級的一顆星的位置嗎?後來,兩位大股東先後撤資去了香港台灣。父親卻不爲所動。

是一個假日吧,在幾個朋友的慫恿下,好玩似的去找當時在上海名聲很大的一位叫郭鐵嘴的先生算算命。同去的都是上海灘上有頭臉的有錢人。當算到劉世忠時,報完生辰八字,郭鐵嘴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忽然不說了。大家問他,爲什麽不說了呢?

“你只管說。”父親說。
“要聽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啰。”
“這位先生,你,--”郭鐵嘴又看了看父親,說:“我看你過不了幾年,會走背運,恕我直言,你看,比他好不了多少。”郭鐵嘴把手朝樓下指過去。路邊上,蹲著一個乞丐,衣衫褴褛,手裏托著一個洋鐵缸。

同去的幾位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來。

“你看看,那乞丐旁邊是什麽?”他們問郭鐵嘴。
“嘿嘿。”郭鐵嘴看了一眼,冷笑著。
“那是一輛雪弗萊,你知道嗎?那就是劉先生的。”
“我是看相的,現在怎麽樣,各位自己心裏明白,何必問道于盲。幾位不信--我說到這兒吧。”郭鐵嘴看也不看。

臨走的時候,他把父親拉到一邊說:“劉先生,我這個兒子是個老實人。你要是相信我,把他帶到身邊。他跟你有緣,將來或許能幫你一把,也說不定”。

同去的朋友這才恍然。原來,郭鐵嘴是在給自己的兒子找靠山。

還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

父親是一位孝子。在上海聽說祖父去世,當即在上海買了飛機票,還帶回一台發電機,回到揭陽。那時揭陽是個小城鎮,還沒有用上電燈。那裏的鄰裏哪見過這種陣勢。辦喪事的那一天,發電機照得幾條街通明,上海天津以及揭陽當地的商家,還有各地的親朋戚友送來的祭帳,挽聯,挂滿了幾條街。真是大大地風光了一回。我那時在上海讀小學。但我的功課不好,貪玩。要不,也可以跟著父親坐飛機,由上海到汕頭,風光一回。

當然,父親最爲人稱道的是日本快到揭陽時,把我們附近的叫澎厝巷河上的一座橋折掉了。抗戰勝利後,父親又獨資把這條橋修好,還把路面鋪成水泥馬路,也整修一新。這一折一修,使他名聲大震,折是爲了不給日本人通過,讓當地百姓少受災禍。據說,當地縣志有劉世忠的記載,說他如何在災荒歲月,運回一百袋大米,赈災救貧,孝順父老,造福鄉裏。

1950年,上海天津土産貿易公司的兩個大股東都撤走了。公司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父親便獨資開了一家規模較小的貿易行,取名‘忠信’。由于先前客戶的信任和良好的關系,業務依然紅火。那時,每年在廣州舉辦南北物質交流大會。(廣交會前身)父親當時是天津工商聯副主委,被任命天津商業代表團副團長,出席了第一次廣交會。1952年,朝鮮戰爭開始後不久,全國上下,抗美援朝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時,(忠信行)響應號召,捐出相當于四分之一架飛機的錢支持抗美援朝。這在天津也是一件大新聞。父親因此也成了工商界的愛國名人,企業家。但好景不常。1953年,進行三反五反打老虎,工作隊進入公司,發動群衆揭發批判不法資本家,檢舉揭發偷稅漏稅等等。而揭陽老家,父親又被劃爲地主兼資本家。于是,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地難過起來。公司的員工紛紛出來檢舉:哪來那麽多錢捐飛機?當然是剝削克扣員工工資和福利;二是偷稅。于是,把倉庫的貨物作抵押,把自己的蓄積拿來補稅。這一來,家底就花光了。有這樣幾個場面,我記憶很深,也有父親回家說給母親,我在一旁聽到的。

父親對揭發的員工說:“真的沒有了,倉庫空了,家底你們也看見了。捐飛機是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各位都是知道的。”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別在我們面前哭窮。”

于是,公司只好關門,解散員工。但員工不依,要遣散費。他們有政府派來的工作組支持。到那裏去酬這一筆遣散費?母親只好把首飾都拿了出來。我記得,那時,大哥在天津南開大學,二哥在北京彙文中學上學,我那年13歲,長得人高馬大,就常常跑人民銀行貸款處(即舊當鋪)。一次一次,由我家到當鋪的路,都叫我跑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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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刘德礼儿时全家照。前排右起:母亲、姐姐、刘德礼,后排右起:父亲、大哥、二哥。

遣散了職工,家裏還有一位從揭陽老家帶來的遠親。這女人從十三歲進我家門,當時,是她母親因爲養不活求母親收養的,就跟在母親身邊做一點零星家務,母親把她當女兒看待。此時,她也要求遣散。

“你也要走?”母親問她。
“也走。我跟你們四五年了,解放了,我要回家去。”

母親滿面愁容,她愁的是再也拿不出錢來打發她。

她望著母親,看了很久。說:“你那一對大金耳環呢?”
“那是我結婚時……從來沒換過。”
“那就換一換。”

母親望著她,好像第一次認識這位平時不哼不哈的女子。

“還有你滿口的金牙,也該換一換了。”

這是1953年年底的事。

這裏,要說說那位郭鐵嘴的兒子。從1948年那次算命以後,他就一直跟在父親身邊,在公司作職員,他有點文化,慢慢地學會了很多業務,後來,就連報關,進貨,發貨之類的業務也拿得起來。在公司裏,只認埋頭做事,從不惹事生非。就在職工鬧著檢舉揭發批判的時候,他也從不參與。工作組動員他,他卻幫父親出來講實話。後來,因爲公司解散,他也無聲無息地走了。這件事,我父親常常提起。郭鐵嘴說的有緣,是不幸而言中了。

當然,不幸而言中的,更應在父親的命運上。後來,父親果然成了一家街道工廠的鐵工,整天穿著補了又補的工作服,做了一名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做滾珠的工人。一直到1969年離開人世。

生命無常,我常常無端的想起郭鐵嘴的話,人的命運如果果然能預見的話,我真想再去見見他,請他算算我的明天。Liu 6.jpg

右图:刘德礼和其获奖作品

十八歲的反革命

劉德禮說,我們家的人都信“命”,我也信。記得是讀中學期間,我就請人算過,不過,不是郭鐵嘴。我報了生辰八字後,算命先生大吃一驚。說,你記准了?我說記准了。他說:

“你好好記記,是子時還是醜時?這可不能錯。當年朱洪武,沈萬山,範丹是同年同月同日還同時,醜時見生,雞鳴頭遍。但是一聲雞叫,可就命分三等了。擡頭朱洪武,低頭沈萬山,勾一勾就是窮範丹。一個貴爲天子,一個富甲天下,範丹凍餓而死。何況--這一個時辰能錯嗎?”

我說,我再回去問問。

“你的鼻子上方的這條橫紋路,在相學上叫‘山根’,主牢獄之災……”。
“怎麽辦?”
“去西北方,或可暫避。”

我將信將疑,他說的畢竟太玄。再說,我怎麽躲,躲哪裏去?雞鳴頭遍也好,勾一勾也好,只好聽天由命。

1957年,我沒有考上大學,按照志願我被分配到了一所戴帽的大學,叫天津建築工程學校,後改稱學院。我對學工科沒有興趣,數理化都不行,文科好一點,最喜歡的是體育,溜冰是我的最強,打球,也不錯,比同齡人個子高,有優勢。那時,我們家有一台五個電子管的收音機,我每天聽音樂,也聽廣播。有一次聽到了美國之音,聽到了很多同報紙上說得不一樣的新聞,覺得很新鮮,有趣。還有美國衛星上天的消息,覺得了不起。這了不起有兩層意思。一是美國人到底厲害,衛星上了天;第二個了不起,是別人不知道西方世界的消息我知道。這一點,很讓人羨慕。我自己也覺得很驕傲。在和朋友們一起玩的時候,我常常把這些新聞洋洋自得地說給他們聽,有時,還帶他們回家一起玩,一起聽音樂,聽新聞。

沒有想到,這招來了大禍。

從1955年下半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開始後,我在學校也挨批了,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學生,戴上頂資産階級思想,個人主義的帽子也就過去了。但到了1957年反右的時候,我這個夠不上右派的學生,被加上了偷聽敵台廣播,散布資産階級思想,破壞幹部下放,甚至還說我籌集經費,准備偷越國境等等罪名。1958年7月7日,我被定性爲敵我矛盾,判一年軍事管制。同年9月13號,我被抓捕進公安局,接著,就移送到板橋農場勞動教養。判決書上有一句說,因爲年輕,進行思想改造,保有公民權。

後來問母親,我到底是三月八日還是七日子時出生,母親也說不清楚。沒想到,我們父子兩人,都叫算命先生算准了。可就是執迷不悟,沒有逃過這一劫。我只好相信:這是命。

我還是一個公民。可是這有什麽用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不是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嗎?我的勞教是根據什麽法判的呢?而抓我的,判我的,關我的,管我的都是一家人--公安局。這合法嗎?制法者無視法,執法者無視法,所謂公民,自然成了法的犧牲品。

到1961年11月底,我才從板橋農場出來。判的是一年,而我實際前後在裏面呆了三年。而且,放出來時,管教幹部對我說,不是因爲你思想改造好了,是看你身體有病,保外就醫,到社會上再好好接受改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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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为刘德礼

回憶板橋農場

板橋農場的生活是值得記憶的。

1958年9月13日,這一天對我具有特別的意義,我永遠也忘不了。一個人的一輩子,要經曆很多平凡的日子,許多這樣的日子,象雲煙過眼,都悄無聲息地流逝了。而這一天,卻怎麽也忘不了。一生的災難,從這一天開始,拉開了屈辱的序幕。

離開學校後,我帶著軍事管制的帽子,分在一家工廠做鉗工。派出所規定我每三天要去彙報思想。那時候,我有什麽思想?

精神上,還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想,在工廠做工,盡量表現好一點,苦活累活不挑不揀,好好學技術,完成任務。車間領導對我印象很好。那段時間,我很少回家住,再說,家裏人多,住得很擠。我常常在同學家,澡堂子過夜。那時候天津的澡堂到晚上就是旅館,三毛錢過一夜,很便宜。有時,我就到火車東站的侯車室去過夜。一個書包,裏面裝著洗漱用品,睡覺當枕頭。一床毯子,還有一本厚厚的小說‘飄’。就著燈光,讀到深夜。但車站有時候要查你有沒有票,我常常被趕出來。就只好到離車站不遠的海河邊的長凳上睡一夜。

流浪也有流浪的樂趣。現在,我才明白,人是一個奇怪的動物,沒有精神壓抑的自由,比食物更重要。

記得,我也是睡在車站侯車室。那一晚,倒沒有被趕來趕去的,睡了個好覺。早晨一覺醒來,肚子餓得不行,該買點吃的了。出了車站,一邊掏錢。全身上下搜了個遍,摸來摸去,只剩兩分錢。怎麽辦?煎餅果子吃不成了。就連一個燒餅,一根油條也要三分。

一個賣芽烏豆的老頭在外面轉悠--不知道爲什麽,賣烏豆的全是老頭。把蠶豆用溫水泡發了,捂著,等剛出芽,煮熟了擱一點鹽。這是小孩吃的零嘴,老人拿來下酒。誰用來當早餐?但便宜,有嚼頭。小孩有個三分五分的,仰著頭遞到手裏,老頭便抓一把,放到用一小片報紙卷成一個鬥狀的包裏。小時候,我就買來吃過。

誰見一個大男人去買兩分錢的烏豆呵。

我在那老頭旁邊轉了好一陣,不知該怎麽啓口說我要買兩分錢烏豆。後來,倒是他看見了我,走過來。是不是他看出了我的狼狽?遞過去那兩個拽在手心裏發熱的鎳幣。他給我包了一大包。我沒有說什麽,他也沒有說什麽。我一路吃,一路朝工廠走,只覺得那烏豆酸酸的。

去年,我回天津,不知道怎麽突然想起了芽烏豆,想起了賣芽烏豆的老人。問六弟,還有賣烏豆和賣烏豆的老人嗎?他望著我直發愣。

這樣的半流浪的生活沒有多久。

十點半左右,一輛警車開進到了工廠的大門,下來幾個穿制服的人。把我從車間叫進了辦公室。

“劉德禮,收拾東西。”他們站在門口喊。

工廠同事都不知道怎麽回事,圍著看。警察同廠領導在辦公室裏不知說了些什麽。院子裏,不一會就擠滿了人,好奇地圍著看。我被推進了汽車,戴著手铐。同我小時候和在電影中看到的不一樣,那是用繩索五花大綁,背後插著標的。手铐勒得我的手腕生痛。

領導把我送出來,對我說:“好好改造吧。”

汽車經過市區,車站,似乎還經過了好些我熟悉的地方。到勞動教養院的時候,太陽已經偏斜了。一路顛簸,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到什麽地方去,心裏七上八下,充滿了前途未蔔的恐懼。

到了,前面是一堵高牆。牆上面有半米高的鐵絲網。

他們把我送到一個什麽地方來了呢?今後,等待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我的父母會怎麽想?還有鄰居?

一位幹部模樣的人,沈著臉上上下下把我研究了好一陣。然後,拿出一張表格,一邊問姓名,年齡,犯的什麽罪,一邊填寫。把這些例行的程序搞完之後,給了我一床被褥,一套服裝,又叫我去牆角自己抱一把葦子。告訴我說,葦子是鋪在紅磚砌成的床鋪上用來隔潮的。

“吃過飯了嗎?”出門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什麽,問我。口氣變得很隨和,好像很關心的樣子。

這才記起,從早晨出門,除了兩分錢芽烏豆,我滴水粒米未進,再加這一路顛簸,又餓又渴一齊冒了出來。他的話挑開了我生理上的麻木,燃起了我對于饑餓難耐的欲火。這種生理的意欲一旦被點燃,喚醒,就無法抑制。空空的胃興奮地攪動著痛苦。我不知道,當時我的眼睛裏流露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可憐和卑微,以及對他的這份關切的感激和期待。

“沒有。”我望著他,說。
“餓不餓?”他的嘴角含著微笑,又問。
“餓--”我想,這時候,我的樣子象一個乞丐。

他看著我,目光在我臉上來回掃動,似乎在考慮,在作一個重大的抉擇似的。時間在這樣的時候像要靜止不動。大約過了兩三分鍾,他說:“晚上再說吧。”說著,揮了揮手,象驅趕一只蒼蠅。

人有一種欲望,就是欣賞他人的痛苦的欲望。這種欣賞跟貓玩老鼠相仿佛,這是他們的職業,也是他們的樂趣。後來,在勞教農場我發現,果然有很多人有這樣的心理特征。就是玩弄別人的痛苦。從那以後,我才知道,什麽叫階級鬥爭,什麽叫人性。同時,我開始懂得怎樣保護自己的尊嚴:千萬小心,可不要再落到他們手上。

若幹年之後,每次一想起這個充滿了恥辱的回答,我就痛悔不已。人,爲什麽這樣卑微,在死亡面前,在饑餓面前。說實話,從那一刻起,我恨他。

後來,我才知道,這裏叫板橋農場。我在很多書本上碰到個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富有田園詩趣的名字。

板橋農場的勞改犯屬于反革命和政治犯,大都是知識分子。同我一起的,記得有章伯鈞的秘書,章乃器的秘書,有右派分子魯藜,古達等胡風分子。這些人弄到一起,表面上大家客客氣氣,可背地裏就互相檢舉揭發。有時,同某某說句牢騷話,體己話,說不定什麽時候就被人打小報告告發了。重則挨批鬥,降工資。我們那時工資分三等,一等21塊,二等19塊,三等17塊。夥食費扣掉7到9塊,剩下的記到帳上。每月可以在自己帳上支點錢去買牙膏肥皂,毛巾香煙之類的日用品。有時也會買一兩盒罐頭,得偷偷地吃,否則也有可能招來麻煩。我家裏人給我送過一瓶面醬,裏面摻了肉糜。藏在貼身的兜裏,吃飯時,偷偷地在窩窩頭上塗一點點,好吃極了。

三個月放一次假,每次三天,可以回家看看。但也要表現好才准假。至于表現好壞,主要看隊長對你的印象。由板橋農場回天津一去一回,路上得兩天。實際上,只能在家裏呆一天。

我曾經被批准回去過兩次。

第一次回家,我就犯了個大錯,險些沒有被關起來。

我興沖沖地放下東西,就到派出所去。剛一進門,一位戶籍坐在桌子後面,我認識他,姓史。年紀同我差不多,那是位不講情面的人。他象是沒看見我。我小心翼翼地趨近他面前,說:“我來報個到。”

他擡起頭,看了我一眼:“去家了?”
“嗯。”我嗯了一聲。
“爲什麽先去家?”冷冷的,他的聲音很重。
“我--”我不敢說“爲什麽不能先去家”。

人就是這樣一種動物,在階級社會裏,當權者根本無需以道理,就可以叫你自覺理虧,就可以叫你膽戰心驚。他們的氣勢,聲勢,甚至輕輕的一個“嗯”,或一個鼻息,一個眼神,就有攝人心魄的力量。

“你知道這是什麽地方?”他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
“同志--”我想解釋。
“誰跟你是同志?”
“隊長--我知道我錯了--”立即改口。
“嗯。”

我記不清是怎樣收場,怎樣走出派出所的。

那天晚上,我拿出進勞教農場前置下的最好的衣褲鞋襪:一件八成新的畢幾中山裝上衣,一雙平時舍不得穿的三節頭皮鞋,整整齊齊地穿戴起來,頭發梳得溜光,一個人溜到天津最繁華熱鬧的濱江道勸業場去。還買了幾個狗不理的包子,大搖大擺地逛起來。在燈光下,我象一頭滿身傷痕的狼,又像一位高雅的公子哥兒。

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吐一吐心中的這股惡氣,穢氣和晦氣。

這是我的反抗?一個弱者的反抗。

記憶最深的是去板橋農場總場洗澡。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這輩子洗過的最舒服,最痛快的一個澡。

自到農場以後,我沒有洗過一次澡。我所在的中隊沒有澡堂。洗澡得到總場去。當然,批准到總場去洗澡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恩賜。隊長掌握批准大權,批不批得看你的表現。也沒有什麽具體的標准和條件,主要看你會不會像奴才似的,叫他看著順眼。

半年以後,我終于熬到了這一天。

所謂澡堂,就是一個很大的水泥池子,大約可以塞進去二三十人,同時泡在水裏。另一個小池子的上方伸出兩條水管。一條熱水管,一條冷水管。洗澡的人先在池子裏泡,等到身上厚厚的那層汙垢松軟了,就搓。搓下來的汙垢象黑泥,搓成團,有一股濃烈的腥臭。池子裏人挨著人,水象醬油似的飄著厚厚的一層,腳臭味令人欲吐。搓得差不多了,就到冷熱水的地方領一桶幹淨的溫水沖。泡得舒服,沖得也舒服。澡堂規定不准互相搓背,時間也有嚴格限制。

走出澡堂,只覺得一身輕快。全身上下恍惚每一個毛孔都張開了嘴,讓清涼的風吹過來,一種從未有過的舒服和暢快,渾身流動。

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快樂的一件事。

大快樂源自大痛苦。這樣的代價是不是太高了呢?

夥食委員

我當了半年的小隊夥食委員。

“長(常)吃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頭吃餃子。”

在板橋農場,一年三百六十天,頓頓都吃窩窩頭。就是窩窩頭也吃不飽。你想想,那麽繁重的勞動,一個壯勞力,一天一斤二兩糧食怎麽會夠?有菜嗎?有,清水煮老菠菜,煮咬不爛的韭菜,看不見幾點油星的湯。還有就是一年到頭--除夕那一天,可以吃到一頓餃子。liu6b.jpg

左图:刘德礼在创作。

夥食委員就是到夥房去打了窩窩頭,再把窩窩頭分給隊員的“官”。這是一個人人眼紅,人人巴結當然更是人人想幹的美差。夥食委員除了分飯分菜有權,還有“出高牆”的方便,檢查和收送家人來探監送來的東西的特權。那時候送進來的東西主要是吃的。比如豬頭肉,罐頭,面醬,各種香煙,也有錢。如果你有靠得住的內線,關系,那就什麽東西都可以暢通無阻。

夥食委員官雖不大,幹的也是同其他犯人一樣的活。可就是這點權,也叫人垂涎三尺。窩窩頭有大有小,湯菜和棒子面湯則有稀有稠。分發的時候,人人眼巴巴地盯著你手上的勺子。你跟誰走得近一點,關系好一點,你的碗裏就多一點,稠一點。

在勞教隊裏,要說缺,什麽都缺。要說有,也可以什麽都有。那是一個社會。那時候一斤煙葉可以買到三百元,一個雞蛋十塊。說來你可能不相信,春宮圖在外面也是難得一見的稀罕物,但勞改隊就居然有。怎麽進來的?是一個謎。而且在勞教人員中偷偷地傳看。可不是白看,得花錢租。租一天多少多少錢。

社會就是這樣,東西缺,有需求,又有管制,這就造成黑市和黑幕,也造成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和犯罪。在這樣的地方,講忠厚,講天理良心,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

把這層關系放大擴展,你對社會的認識就有了,也深了透了。我們今天社會上的假公濟私,弄虛作假,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結幫拉派等一切惡行,在勞教隊裏就全體現出來了。在物質困乏的時候,尤其如此。

從小,父母就告誡我,天地補忠厚。但自從進了板橋農場,一切都翻了個個:天地虧忠厚。越忠厚越吃虧。撒謊成了在這種環境裏保護自己生存的本能。

你跟驗工員關系好,一天五立方土方,四立方就過去了。不過,這所謂的關系,感情只是潤滑劑,後面跟的是物質好處。否則,不會白給你這種方便。有煙嗎?沒有“恒大”“海河”,有“福字”也行,至少也得一包一毛三的“綠葉”。當然,你能弄到“春宮圖”借他玩兩天,那更是大能耐。當了夥食委員,手裏有了權,驗工員自然就交上了。

我做夥食委員做得最久,因爲我從來不做倒賣。

夥食委員的另一個“特權”是,送來的東西沒有經過他們點頭是送不進去的。當然更到不了犯人的手上。有這麽幾點權力,自然就成了裏面的除管教幹部之外,大家都要巴結的對象。雖然還不能說吃香喝辣,但也是叫人羨慕的人物了。

其實,我剛做夥食委員那陣,不知道裏面有這麽深的學問。原想一碗水端平,讓小隊的人都得點好處。那時我們隊四十五人,每頓九十個窩窩頭,平均每人倆。每次總要多出那麽二,三個。這二,三個是補足小一點或缺邊少角的。這是一。其二就是上面說的那層關系了。夥房做飯的也是勞教犯,跟各隊的夥食委員搞好關系,就靠他手裏那點多給你一兩個窩窩頭的權力,能得到別的回報。煙是最缺的,春宮圖更是難得,還有勞改隊沒有的東西。

我們隊有位姓李的,駝背,整天彎腰低頭,四十多歲,滿口黃板牙,那樣子就叫人看著窩囊。每次批鬥會,發言最踴躍的他數頭一個。入過三青團,有點文化,當過國民黨政府的科員什麽的。一發言先批自己八輩子祖宗,批自己的罪惡,批得痛哭流涕,叫人感動。隊長喜歡他。爲啥?能帶動大家發言。此人針線活做得頂好。平時一個人蹲在一邊縫縫補補,不言不語。我也曾多給過他幾次。有一次,開生活檢討會,他把我檢舉了。他是從批自己開始的。

“我多吃多占了。”他說。
“哪來的?夥房偷的?”隊長問。
“沒有,是領來的。”
“誰給的?”隊長追問。
“劉德禮給的。”
“有這事嗎?”隊長問我。

我傻眼了。這小子得了好處還賣乖。“有。”我只好承認。

“還給過誰?”我不能說誰都給過。
“你自己說說,還給過誰?賣過錢嗎?”
“沒有。”

就這樣,他們查了一陣子,雖沒有發現大過失,但,夥食委員的“官”還是給砸了。

有些人說,勞動教養改造人。可是,我覺得我讀書的時候是誠實的。到勞教隊以後,我學會了撒謊,自私。那是一個只有撒謊才有安全和免遭災禍的地方。同我一起改造的人,誰不是越改造越壞?那是一個撒謊,欺騙,告密,奉迎,奴性,爾虞我詐,滿嘴大道理者的生存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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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刘德礼的根雕作品。

兩個月後,我被轉移到耐火器材廠。幹的活是跟大塊的雲石打交道。大雲石大的一千多斤,小的也有一百來斤。要設法把這些石頭扔到粉碎機裏去粉碎。我們是一天兩班倒,露天作業,每班十二個小時,輪軸轉。在露天場上,碎石的機器聲震耳欲聾。我是十一月去的,北方的天氣,到這時已是寒冬,北風刺骨。給我們下的定額算得很死,很重。不努力幹,完不成指標。只有一刻也不停地幹,累得滿頭大汗。但再累,你也不能停下來,更不敢蹲下來稍微休息一下,即便累得精疲力竭,耳邊如雷般轟鳴,一蹲下,馬上就會睡著。但是,那就更慘了,寒風一刮,渾身涼透,再好的身體也頂不住。

我這年十九歲。

難忘的海灘

這期間,我被短期調到鹽場去工作。就是挖鹽,運鹽,卸鹽。兩人一條船,早晨駕船下鹽海。裝船,運鹽,每天的定額是十噸,然後往回運。早幹完早休息,時間自己掌握。這個活雖然也累,但監管較松,很自由。船到了鹽海上,就像人到了天上,面前一片空闊。蘭天白雲大海,象出了籠子裏的鳥,拉開喉嚨大聲喊叫,放聲歌唱,把胸中的不平之氣,盡情傾吐,發泄。我的搭檔是章伯鈞秘書的秘書,叫王榮。我們很談得來。兩人商量好,專挑人少的時候出船,不會叫人看見我們在船上的放肆。

我們看見過長江三峽背纖的纖夫--七八個光著膀子,肩上搭一條帕子,打著赤腳,彎身弓背的漢子在岸邊爬行。拖著身後的船,嘴裏哼唷哼唷地喊著號子。誰見過海灘上拉纖的呢?

拉鹽的船不大,隨著潮漲潮落,在淺海邊一趟又一趟地來回。借助海風,一人拉纖一人掌舵,在太陽暴曬下的鹽海灘上,幹著‘革命’。兩個人輪換,今天你背纖,明天我背。任務是死的,不幹完一天的定額,就別想休息。

幹什麽都有門道,都要動腦筋,你知道漲潮落潮的規律,你懂得風向的變化,你能熟練地使帆,你就比人家強,完成任務比人家好,下班也比別人早。我跟王榮都是駕船背纖的好手。

有一首歌唱道“哥哥在岸上走,小妹妹坐船頭……”“我倆的情,我倆的愛,在纖繩上蕩悠悠”。作歌的人把生活,勞動詩化。勞教的人當中,不乏詩人作家,有誰想到悠悠的纖繩會串起哥哥妹妹的愛情?

沒有女人,哪來的浪漫?

我們只有苦中作樂。幹完了,在天氣好的時候,赤身裸體地睡在鹽海灘上,仰面看天,看雲,不過,說實話,我們許多人都喜歡背纖,拉鹽。沒有訓斥,沒有批判,身體的苦累換來了精神的自由。

後來,我再沒有見到王榮。幾十年過去,當年共艱共苦在纖繩上蕩悠悠的苦難之情,是終生難忘的。不知道他現在哪裏?p12.jpg

右图:刘德礼的根雕作品。

不多久,是60年的四、五月吧,我由鹽場調到驢駒河勞教基地。這是一個海産品養殖場,養殖對蝦和海帶。我們的活是挖河溝,一千多人的勞改隊伍,排成長陣,浩浩蕩蕩。那時的豪言壯語是‘戰天鬥海’。每人每天勞動定額是八到十立方土,挖三米深的沙坑。我個頭高,動作靈活,是挖沙溝的能手。任務完成又快又好。幹完自己那份定額後,可以下海洗澡,可以躺在沙灘上曬太陽,也可以下海抓對蝦撈螃蟹--不是對我們的獎勵。不過是張一只眼閉一只眼罷了。人太多,他們管不過來。

我敢說,這段時間,是我勞改生活中的黃金時期:享受了海上的美景,海上的美食,還有在大海的懷抱裏的那種自由……在這裏,我想告訴諸位如何真正品味對蝦的美:

如果你運氣好,趕上退潮時,會在剛退潮的沙灘上撿到活的對蝦,螃蟹或小魚之類的海鮮。隨手把剛抓到的活蝦,把細沙沖掉,把頭一掐,撥皮,把蝦絲一挑 (我當時是用蘆葦),往嘴裏一丟,喝,那個鮮。

後來,在廣東佛山,中山,肇慶的五星級酒店裏喝葡萄酒,吃對蝦。我就怎麽也品味不到那種野食的美味。

人,實在是個很賤很賤的東西。

在海灘上找柴火,燒火,烤窩窩頭,也是人生一樂。

我們每天早上出工,晚上回隊,中午在海灘上吃飯。所謂吃飯就是啃窩窩頭。每天一樣,兩三個窩窩頭,一小塊鹹蘿蔔。十一、二月,窩窩頭從隊部送到海灘工地,十多裏路,早就凍成了冰疙瘩,沒法吃。要用火烤,人也可以取取暖。我們有三次打歇的時候。上午十點一次。中午飯後有三次打歇。這幾次打歇,在海灘上找柴火,燒火烤窩窩頭。躺在沙灘上看天上的雲彩,太陽曬在身上,暖暖的。什麽都不想,也什麽都想。忘掉一切,只有頭上的藍天和天上的雲。雲的顔色在變化,雲的形象也在變化。尤其是傍晚,‘紅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天空一片絢麗,色彩千變萬化。看得人忘記了苦和累,忘記了一切。這形象和色彩的變化,有時是緩慢的,有時又是瞬間的;有時是飛禽走獸,有時又是花鳥魚蟲,觀察牽著你的想象,幻變成無數的形象,幻象萬千,奇妙無比,令人著迷。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對蘭天白雲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那是一本讀不盡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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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刘德礼的根雕作品。

海灘上潮起潮落,飄來各種各樣的樹根。

有一次,一邊烤窩窩頭,一邊望著火堆發愣。突然,一截樹根在我眼裏幻成了一位舞劍的武士,斜著頭,英氣勃勃地揮著手裏的長劍,刺過去……越看越象,那姿態美極了,我一把從火堆裏把樹根拖了出來。

這是我的第一件樹根藝術作品,它幾乎沒有過多的修飾,只不過去掉了幾個多余的枝丫。

我的夢--根之夢,是從這裏開始的嗎?

天下美味--兩只豬蹄

三年的苦難終于熬到了頭。

從板橋農場釋放回家時,我拿到了三年多剩下來的40多塊錢。自從我踏進社會(這裏說的社會,就是勞教農場),身上第一次有這麽多的錢。

詩人說,近鄉情更怯,我是既情怯,又情急。三年沒見面,父親母親老了?她們還象以前一樣?哥哥姐姐,六弟還會像過去一樣?還有鄰居章大爺和他們一家。一路上,腳步輕快,恨不得一步就跨進家門。而心情卻複雜,沈重,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這段回家的路,既短又長。從離家的那一天走起,天天盼,夜夜想,受盡磨難,走得好苦,好長。走了三年,今天,終于回來了。熟悉的路,熟悉的一切都沒有變,但,一切又都變了,變了的是我的心。原來那麽快樂,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一個背著書包從學校回家的孩子。如今這樣沈重,一個釋放的罪人,一個叫父母臉上無光的反革命。見面的時候,我該怎麽對二老說?

過去,我總是還沒進門就喊:媽媽,我回來了。這一回,我是悄悄地,站在門口,低聲地叫了一聲:“媽,我回來了。”

媽看著我,接過去我手裏提著的大包小包。父親也站在門口迎接,他上上下下地看著我,臉上的表情,不知道是喜是憂。我知道,他們是心痛,不願說出來,怕傷我。母親連一滴眼淚也沒有流,平靜得就好像我是剛剛出差回來一樣。

“買這麽多東西幹麽,剛回來,去買幾件衣服……”
“嗯,我還有。”我把錢都掏了出來,交到她手上,母親沒有接。
“自己拿著,阿峰,別--”母親背過身去。

“老三,回來就好,這下好了。回來就好。”爸爸不斷地重複。我控制不住,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只有父母懂得自己的兒子,從小就怕事的孩子,怎麽會是反革命?

“回來就好,學門手藝。總是老老實實做人好。”父親不斷地重複。“爲什麽大哥二哥和姐姐能進大學?就你--”

“別再惹事了,三兒”母親打斷他的話。

第二天一早,我走進街道辦事處去報到。還是那位姓史的戶籍,坐在桌子後面,他好像沒有看見我。等了一回,我叫了一聲“同志”。他擡起頭來,見他沒有作聲,我連忙改口,“隊長”。

“什麽事?”
“回來了,我來報到。”我小心翼翼地把板橋農場的信封遞上去。

他看了看,往桌上一丟,鼻子裏嗯了一聲。我以爲他還有交待,站著沒動。

“先待著,改造好了再說。”
“我想找點活幹。”
“沒活。”他冷冷地說,就不再理我了。
“幹什麽都行。”我又說。
“告訴你沒有。先考慮自己的問題吧。”

沒活幹,怎麽改造呢?過了幾天,我又去。

一個女幹部沒讓我開口,說:“回去吧,想想自己的問題,對錯誤有什麽認識?每周來彙報一次。去吧。”

我站著沒動,想起了父親的叮咛,老老實實做人,做一個好人。學學大哥,二哥。我說,“我想找點活幹。”

“沒有。”女人說話爲什麽也像石頭,又冷又硬。是不是當了幹部都是這樣,這是我心裏想的。

“不拿錢的活也行。”

“嗯,”她看了我一眼,“好,那就去掃街。”

我興高采烈地回到家裏。父親很高興,母親沒有表情,我知道他們的心思,痛自己的兒子。用一個父親母親不同的方式。

從61年到65年,我只幹了半年有收入的活。p533.jpg

左图:刘德礼的根雕作品。

這半年活是派去郊區燒磚。燒磚的活比農場的活還苦,還累。但每天可以拿到一塊五毛七。打土胚,運,曬,碼,看火,開窯出窯。出窯的活最受罪,在高溫下搶時間,不能有半點耽誤。小班長叫張連成,是個初中生,爲人好,講義氣,跟我很談得來。不幾天,我們就混熟了。下了班幹完活,我們在一起玩,打球,唱歌,拉琴。第一次過這種自由自在沒人管,又有錢的日子,開心極了。

這段時間我讀了很多書。什麽“俊友”“紅與黑”“巴黎聖母院”“莫伯桑短篇小說選”,還有“紅樓夢”“西遊記”,只要能找到的都讀。張連成雖然比我大不了幾歲,但點子多,本事大。他出身好,是紅五類,貧下中農,他怕誰?

唯一不足的是很難吃到肉,活又累,肚子裏像被什麽掏空了似的難受。有一天夜裏,心裏實在鬧得慌,睡在旁邊的張連成睜著眼。

“想不想弄點吃的?”這家夥很機靈,還沒等我開口,就知道我想吃肉了。
“想,肚子裏都掏空了。可,這麽晚了--”我說。
“那就來兩個豬蹄?怎麽樣?”他一向很鬼,他眼裏放著光,像是開玩笑。
“別逗了,到哪裏去弄?”
“這你就別管了。”
“犯法不犯法?”他大概是准備去村子裏偷雞,我有些不放心。

他一翻身,跳起來,走了。這小子到哪裏去弄呢?也沒拿錢,再說,深更半夜的,店子也早關門了。我心裏七上八下的,別弄出什麽事兒來?我可再經不折騰了。眼巴巴,提心吊膽地睜著眼等。大概過了個多小時,他果然捧著兩個熱騰騰的烤豬蹄回來了。 

“吃吧。”他一臉興奮的樣子,額角還冒著汗。
“你呢?”
“我一路早啃完了。”
“哪兒弄的,你真行。”我問他。

第二天,這件事果然查到磚廠來了。原來,村子裏死了一頭豬,得了豬瘟,埋了。不知叫誰給刨了出來,什麽都沒要,四個豬蹄不見了。村裏人都不知道,查到磚廠來,也沒人承認。磚廠領導辦學習班,讓大家檢舉揭發。我一聽糟了,瘟豬他也敢吃。我心裏直想吐,可又不敢吭聲。

領導在會上說:“自首,坦白,就不追究,要是查出來,罪加一等。”

晚上,張連成告訴我,刀擱在脖子上也不能說。

“你怎麽能幹這事,瘟豬,要是吃出病來--”
“我說你還沒改造好不是?我就改造好了。窯裏幾百度高溫,什麽瘟都給你燒了。”他在開玩笑,在教訓我。

這事,雷聲大雨點小,鬧了幾天就這麽過去了。

不過,那兩個豬蹄確實好吃,叫人不能忘。

我的木工生涯

父親在土産公司做文書。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們公司有一木工,一天一塊九毛九。他說:“阿峰,你就不能學門手藝?”

一塊九毛九,比我大哥還強,他大學畢業,一個幹部,每月才四十多塊。父親的話,這回我是真聽進去了。

街道辦事處主任對我說:“你不是能幹木工嗎?明天,你去試試,修垃圾車車鬥。”

當天從下午到晚上,我興奮得把那套斧,鋸,刨,锉整了又整,磨了又磨。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還弄了個工具袋,把拾掇得鋒利透亮的工具裝在裏面。像一個出征的戰士,心裏想,我可熬出頭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工房。可剛走近那破破爛爛的棚子,就感到不對味,那股惡臭差點沒把我醺倒。而且,你幾乎找不到一處可以放屁股的幹淨的所在。那股惡臭,令人忍不住要吐出來。站在工棚門口,我真想背著包回去,這難道是人呆的地方?苦活,累活我幹得多了,可那個髒和臭,叫人沒法忍受。可是,我回去跟辦事處領導怎麽說呢?怎麽跟父親交待?只有咬著牙,硬著頭皮,堵著口鼻幹吧。好歹,一天一塊三毛二。再說,這倒底是個工作呵。

現在回憶起來,我不知道是怎樣熬過那最初幾天的。

這一幹,就是一年。靠著在建築工程學院的識圖繪圖的那點底子,刨,鋸,鑿,砍基本功也就這麽練出來了。此後,修個門窗,家具什麽的,我都能對付,領導挺滿意。

這以後不久,天津遠郊有一家工廠招臨時工,要有木工手藝。一天一塊五毛七,再加一毛一的工具費,可算是個好工作,比我大學畢業的二哥工資還高。

這麽好的工作,可沒人願意去。一打聽,原來是路遠。那地方在荒郊野外,叫馬莊,離天津幾十裏,來回只能靠步行,得七個小時。又沒有住處,也沒有公共汽車,每天得走路。也就是說,在工廠幹八個小時,加起來等于十五個小時一天,誰也受不了。街道辦事處問我去不去,我說去,我不怕走路,有錢誰不想賺。

幹的活是把邊角余料拼成一米寬兩米長的板。每天定額一百塊。鋸,刨,拼,粘,各幹各的。我的師傅是個好把式,技術好,人也好,參加過維修珠江大橋工程。對我也好,技術不保留。常常就對我說:“小劉,好好幹,學出本事是你自己的。別跟我糊弄。”

每天中午,我們有一個小時的午休。我們常常去附近的小河溝裏撈魚蝦。最大的好處是那裏遠離天津市區,當城裏打砸搶抄,破四舊,揪鬥反革命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沒有紅衛兵“小將”來找麻煩。我算是躲過了一劫。

我在那裏幹了十個月,有了老師傅指點,技術練成了一流。父親高興,我學了門手藝,成了四級木工。父親母親就是心痛我起早貪黑,路上走得辛苦,常常念叨,想法給老三弄輛車,就是湊不起錢。

1969年,文革開始後不久,父親經常被紅衛兵拉出去陪鬥,精神受了刺激,有幾次暈倒在台上,得了半身不遂,半邊身子不能動。有一次,在公廁裏,他無法解褲子,站在那裏難受得幾乎尿了褲子。幸虧遇到一位不相識的好心人幫忙。

臨終的時候,已經不能說話了。我從工地風急火急趕到醫院,全家人都守在床前。都不知道他要說什麽,只是定定地望著我,一個勁地用手畫圓圈,腳也不斷地蹬。我心裏明白,眼淚就再也止不住了。我湊在他耳邊問:“爸爸,是不是車子?”他嘴裏呵呵地叫,一個勁地點頭。他曾經說過,死了,政府會給一筆撫恤金,就給老三買輛車。二哥流著淚說:“你放心吧,錢要是不夠,我補上。”

後來,單位給了他一個改造好的資本家的結論,發了180元喪葬費。我花了40元買了台二手車。這輛車是爸爸的命換來的,我把它看得比什麽都珍貴,愛惜,那是我父親的臨終的心願。p677.jpg

右图:刘德礼的根雕作品。

七一年,我換到了二輕系統的有機玻璃廠作木工。廠裏要搞一個有機玻璃工業雙氧水柱測試台。技術要求高,難度大。四米長,兩米寬,一米多高,桌面要求光潔平整,精而又細,水平誤差不超過千分之五毫米。我當時已經是四級工,工資兩塊八毛一天,加上工具費拿到三塊一天。幹這個活,當時也沒有底,從沒做過。好在我有在馬莊十個月做拼板的磨煉,大著膽子幹。當我把實驗台的桌面做出來,我自己有底了。果然,這第一炮就打響了。車間沒人不豎大姆指稱好。當時,有機玻璃廠的技術總負責人叫于保民。這是一個能人,做有機玻璃工藝品是一絕。雖然跟我一樣,也是臨時工,但技術上全都要他說了算。對技術一絲不苟,自己又有一套,誰都服。他一看我的活,二話沒說,好,以後你就跟我。

七一年六月間,那時候于保民和我都屬于監督改造的臨時工。隔一段就要拿出來批鬥一場。車間主任是上海人,這家夥技術不行,又看不慣于保民不把他放在眼裏大大咧咧的樣子。所以,每次批鬥都故意整他,想煞煞他的威。那時候,天氣又熱又悶,一場批鬥兩三個小時站下來,誰也受不了。記得是星期六下午,他走出會場,憋得滿頭大汗,那樣子就象快撐不住。我趁人不注意,走近去悄悄塞給他一塊巧克力。

後來他問我,你怎麽知道我喜歡吃巧克力。我說我也喜歡,我怕你挺不住。這玩意頂用。

我也挨過幾次這樣的批鬥,三四個小時的批鬥會下來,人整個就垮了。他也同樣會塞給我一塊巧克力。投桃報桃,投李報李,在那樣的時候,兩人之間的那份情意,豈止是一塊巧克力?

有機玻璃廠藝術品服務部開業的頭幾天,于保民見了我自己打的一套家具。式樣,做工,油漆,我都用了心思。他一眼就看中了。讓我把這套家具拿到服務部去參加展覽。開幕那一天,天津二輕局的書記局長領導幹部都來了,看完了有機玻璃藝術品,書記站在那套家具面前不走了。問是誰設計的,請他來。

車間主任沒有打發別人來叫我,自己來了。

“小劉,書記讓你去一下。”態度跟平時不一樣。
“什麽事?”我以爲哪兒又出錯了。
“你來吧。”
“我這一身,你看看,讓我收拾收拾。”

于保民正在給書記指點介紹,看見他在,我的心放下來了。

他們在誇我的活。這套家具就由廠裏買下了。根據書記的指示,以及展覽會上參觀者的反應,以後,就按這式樣批量生産。

家具作價一千二百元。在當時,這簡直是我想也不敢想的天價。于保民對我說,“你放心拿吧,值,要是算算設計費,還不止這個價呢。”

那時候,誰的腦子裏有智慧財産這樣的觀念?但搞了不少小發明小革新的于保民有。

第一次拿到這麽多的錢,我“發財”了。

說說房東的故事

我們家住的房子在原天津法租界,靠近人民圖書館和中心花園。是一棟古舊的很漂亮的法式別墅,大家都叫它章公館。在天津,章公館不僅有悠久的曆史,還是當年京津一帶工商名流,梨園行裏聚會之所。一堵圍牆隔出一個獨立的溫馨的世界。近半個蘭球場大的院子裏,種花,莳草,假山,盆景,象一個雅致的江南庭院。大魚缸裏養了各種金魚,小閣樓上養了鴿子。春夏秋冬,綠紅黃白,是花鳥的世界,更是我們童年的樂園。

我們租住了二樓一層。房東叫章五爺,大家都這麽叫,父親母親這樣叫,我們自然也這樣稱呼。這是一個有意思的人。

章五爺家曾經是天津的大戶,也讀了幾年子曰詩雲。光緒年間花錢捐了一個七品功名。但沒幾年工夫,好景不常,‘城頭變幻大王旗’,糊裏糊塗就到了民國。坐吃山空,家境一年不如一年,慢慢地顯出了窘迫。章五爺只好把那套官服頂戴鎖進了箱子,換了一聲短衣短褲進了法國大藥房當傭工,做做打掃清潔跑腿之類的粗活。法國大藥房的老板是法國人,經營歐美一些國家的西藥,也買法國香水化妝品之類,在天津北京一帶很有名。

章五爺不聲不響地幹的是傭人的活,但畢竟出身大戶,還多少保留幾分昔日的身價。有一天早晨,老板突然叫住了他,問,你會煮咖啡嗎?他回答說沒煮過,看見過。老板說,那你煮一杯。

其實,章五爺什麽沒吃過,他是天津衛數一數二的美食家,當年同梅蘭芳,程硯秋這一班梨園行裏的頂尖人物,什麽好的東西沒玩過吃過。至于叫自己親自來煮咖啡,那可就真是頭一回。

那就試試吧。

章五爺平時是一個跟老板說不上話的人,今天,恰好侍候老板的人不在,叫他試試。于是,把平時看到如何煮咖啡的辦法煮了一杯,送到了老板手上。

“很好,以後你就煮咖啡。”老板滿意極了,這時才注意到,面前的這個人物相貌不凡,舉止不俗。

第二個月,他的工資長了。經理對他說,你以後改穿長衫吧。煮完咖啡就到櫃上學生意。過了一些日子,也是早晨喝咖啡的時候,他煮好一杯咖啡給老板送去。突然,他看見老板端過杯子,皺起了眉頭,卻拿眼睛瞅著他的嘴。章五爺心裏怦怦地跳起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難道,哪兒出錯了?

過後,賬房叫住了他。給了他三塊現大洋。說,這是給你理發,洗澡,置衣服的,三天不上班。最後說:“不過,你這滿口的韭菜味,倒--”

“韭菜味?”章五爺慢慢地琢磨明白了。

韭菜韭菜,九菜也。中國人愛吃韭菜,據說,這東西還能助性,但滿口的韭菜味對于不愛吃韭菜的外國人,聞著卻不怎麽舒服。章五爺是個聰明人,從此,他不再吃韭菜。不僅自己不吃,全家從此都不吃韭菜。這全家從此不吃韭菜的話,不知怎麽竟傳了出來。老板聽說此事,笑了。當然,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笑。中國主子喜歡衷心耿耿的下屬,沒想到,外國主子也一樣。

不多久,章五爺正式做起櫃員來。老板還讓他學法文英文,不過,煮咖啡照常。兩年後,章五爺滿口英文,法文也能對付。並且,重拾舊日風光,在社交界出頭露面,交遊廣闊起來。商界,金融界,政界,尤其是梨園行,風雲際會,昔日的章五爺又回來了。

章五爺對于鴨子的烹饪,品嘗更有獨到之處。那時候,四大名旦經常在天津演出,章五爺更是每場必去捧場,宵夜吃鴨子,親如兄弟。同工商界,稅務,海關等生意上有關系的部門,打點照應得內外光鮮。解放前夕,章五爺升到了大藥房總經理的位置。

章五爺如此風風光光,卻把個兒子嬌成了洋場闊少。每日在風月場中花天酒地,茶樓酒館出出進進,花錢如水。有章五老爺子的面子,在天津這塊地面上,誰還敢怠慢?

這時,國共內戰正當吃緊關頭,老板打算清理帳務,安排退路。章五爺這才緊張起來。只好找老朋友--我父親幫忙填補被兒子揮霍的空洞。我父親是個講義氣的人,朋友有難,豈能袖手旁觀。便預付了五年的房租,才算把他兒子花光的缺口補上。章五爺總算沒有辜負老板的栽培。

天津解放前夕,老板走了。這家大藥房還有倉庫的大量存貨,老板就都交給了章五爺照料。這一去,再沒有回來。章五爺成了法國大藥房的代理人,實際上的老板。

許多人都說五爺人好,命好,好人有好報。生前潇灑舒服享受了一輩子,死也選了個好時機,可謂死得其時。也有的人說,五爺算過流年,也許,他是的確遇到過郭鐵嘴這樣的能人,給他看過相,算過命。要不,他怎麽會死得那麽得時,又得法呢。生前風風光光,死後也風風光光,到他向往的極樂世界去做他的前清七品官去了。

章五爺是文革前一年過世的,據說是無疾而終。

就是苦了章五奶奶。

她沒讓別人幫忙,親自給他抹身子,換衣服。還把鎖在箱子裏的幾十年的那套清朝官服,花翎頂戴拿出來,給他整整齊齊地披戴上。臉上還化了裝,就象剛見了皇上下朝回來似的。棺材是他自己二十年前置下的,八筒的梨木,上了好幾道漆。章家雖是大戶,卻爲人謙和,左鄰右舍,相處得不錯。五爺出殡的那一天,四鄰街坊都來了,好幾條街幾百人,敲鑼打鼓放鞭炮,熱熱鬧鬧,一路相送。陰間一應須用的物件,樣樣皆備。章五爺生前風風光光過一世,到了陰間,也有章公館,有車有轎,一樣的風光。街坊們都說,五爺就是有福氣。

五爺過世半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是六六年七月,讓五爺的家人可遭了罪了。

首先是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主任書記們領著紅衛兵來抄家,好幾十人,帶著紅袖章,穿著黃軍裝,老遠就唱著‘造反有理’的歌來了。雄糾糾,氣昂昂,把章家老老少少好幾十號人都叫到院子裏,站好,然後,問話。再以後就是抄東西,破四舊。從樓上往下扔,從地下室往上搬。半個蘭球場大的大院子,堆滿了東西。

我們一家也被叫了出來,接受教育。大家一聲不啃地站在院子裏,聽候他們發落。

院子裏四只半人多高的大金魚缸,裏面種了子午蓮,擱在院子進門左側的木架上。清清的水裏,蕩漾著水草,睡蓮開得正美,幾十條大大小小的金魚在裏面悠閑地遊來遊去。金魚大的有手掌大,小的也有一指長,幾乎都是名貴品種,可愛極了。這時候,我的心一直懸在那魚缸上。革文化的命,革人的命,該不會把無辜的金魚的命也革掉吧。

隊長的眼光終于落到了魚缸上,它太顯眼了。

“去,把撈魚的網子拿過來。”他對我說,一種不容商量的口氣。“把下水道蓋揭開。”

他又吩咐趙家的人,我沒有動,他們也沒有動。這金魚是我們寵物,我爲它們撈沙蟲,換水,這是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給這整個院子裏的人帶來快樂。我沒有吭聲,章家人也沒有理會,誰也沒有動。

氣氛很緊張,我當時想,金魚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麽關系,文件上也沒有說不能養金魚呵。可是,我不敢說。

“這是資産階級的,你不打,它就不倒。”

“這是封資修的四舊,徹底打倒封資修黑貨。”于是,小將們跟著舉手,喊起來。

氣氛越來越緊張。“不老實,給挂起來。”隊長發話了。

有人拿出來早就做好了的兩塊牌子。幾位“小將”把寫著“封建老妖婆”的一塊,挂在七十來歲的章五奶奶胸前。寫著“破鞋”的一塊挂在四少奶奶脖子上。接著,他們點著“燒四舊”的火,戴紅衛兵袖章的十六七歲的學生們,一個個興奮得像過年過節似的,把抄出來的東西往火裏扔。頓時,院子裏火光沖天,煙霧騰騰。一邊是痛快淋漓的喊叫:燒掉一個烏煙瘴氣的舊世界,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

誰也不說話,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看他們到底要幹什麽。

樓上不斷有人往下扔東西。章家人一個個垂首側立,臉上是一種痛苦的表情。章五奶奶閉著眼睛,低著頭。我想,此刻,她一定在想章五爺,一定在恨自己命苦,爲什麽就沒有早跟五爺一起走。

這一場災難,毀掉了他們幾代人的心血。明清字畫匾軸,還有康熙的禦筆橫幅,精裝彩印圖片線裝書等等,紅衛兵們看也不看,不問三七二十一,一律往火裏丟。

我的心懸在那一缸金魚上。早早晚晚,看他們遊得那麽快樂,玩得那麽開心,追逐嬉戲……騰起的煙,火,落在魚缸裏,金魚受到了驚嚇。火越燒越大,他們似乎感到了不安。躲在水草裏,不敢出來。突然,有人舉起了鐵棍,只聽‘哐’的一聲--好像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如今,只要一閉上眼,面前就出現大大小小的金魚在地上,在火裏垂死掙紮的慘狀。我就再也不敢養金魚。想起那毫無人性的撒野,想起那情景,心就像被什麽撕裂一樣難受。院子裏火光煙霧,還有那一幅幅猙獰凶惡的面孔。我真的弄不明白,人爲什麽會如此凶殘,沒有人性。

章五爺的一生,他的爲人處世,他的忍辱負重,能屈能伸,以及他和他一家人的命運,似乎在我的性格和生活道路上,有過某種潛在的影響。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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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寒:根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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