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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曲

——作者:严祖佑

作者简介:严祖佑,生于1943年7月。1961年7月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二处,公开举办该“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是1949年以来,上海市第一起公开举行的,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会,至今总共两次)。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两年,1972年被再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曾做过商店营业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2003年退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人曲》是作者以其十四年牢狱生活为内容的记实作品。

部分章节(下)

狱中“宽严大会”亲历记

一.

1972年12月,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辗转关押了八年多以后,终于作出了判决,我被判刑十五年。判刑当天,我住入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六号监三楼。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六号监是独一的双酿团。

双酿团是一种苏式糕团。

我母亲是苏州人。因之,我自幼对苏州的甜食情有独钟。在苏州甜食中,又以各式糕团独步海内。在苏式糕团中,有一个颇有特色的品种,叫做双酿团。那是在一只小小的糕团中,同时包有两种馅心,其一是以黑洋酥命名的拌糖黑芝麻;其二是黄豆粉。一口咬下去,两种色、香、味殊异的馅心同时入口,十分诱人。

说六号监是双酿团,就是因为在同一幢监区内,居住者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状态的犯人。

一种是刚入狱的新犯人。还有一种是即将刑满或已经刑满,等待出狱的犯人。

有时候,一些将要押送外省劳改场所服刑的犯人,在离沪前几天,也在这里集中。

三楼以上,住的是新犯人;二楼和一楼,是等待离开监狱的人。

因而,六号监又被称作出入监,或者说是人间的鬼门关。新鬼从这里进入地狱,老鬼又从这里开始新的轮回。

二.

进入六号监不多天,就聆听了一场“宽严大会”的实况广播。 

这样的大会,在提篮桥监狱,大约每年举行二、三次,其程序和内容都是一成不变的。首先由狱方代表宣读公检法军管会的判决,对一些改造表现特佳的“立功”人员,予以提前释放或减刑;同时对另一些在服刑期间重新“犯罪”者予以加刑。第二项是由数名表现良好的犯人在大会上发言,倾诉自己的“改造体会”。最后由监狱负责人进行总结,并宣读若干获得表扬的犯人名单。我以前在提篮桥监狱居住过近一年,对此已司空见惯,但绝大部分新犯人却还是首次躬逢,因而具有相当的新鲜感。

这一次大会,有两个人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

两位都是九号监的女犯。

第一位开口时,我听到了一个十分怪异的嗓音:“偶(苏北土音,我)是一个地主分子……”

那声音又粗又沙,雌雄难辨。初听之下,我几乎以为是个男人,但会议主持者分明说是九中队的犯人。住在九号监的,当然只能是女人。会后,据几名代表六号监参加大会的劳役犯回来说,那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妪,已经羸弱得走路都显得吃力,是由一位年轻的女犯搀扶上台的。

那又粗又沙,非男非女的嗓音说:“偶(我)是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地主分子。偶的家乡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一九四九年初,偶丧心病狂地跟着还乡团回到乡下,向佃农收租。偶收到的租米,足够上百个人吃一年。政府判偶无期徒刑,是对偶的万分宽大。”

接下来,就是介绍自己这些年“积极改造”的种种表现。她说的具体内容,我已经都忘记了。每一位“积极改造”的犯人都有着极其相似的三部曲,那就是拼命地劳动,不遗余力地“揭发、批判”他人,以及呕心沥血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这位苏北籍女士,在这三方面的表现,都使我叹为听之。尤其她说到自己是文盲,却耗尽心智背出了许多篇毛先生的大作——她当时说出了一串目录,其中有不少是长文。可以说,她在这方面的毅力和决心,决不输于另一位不识字的农村老妪,当年名动全国的顾阿桃女士。顾女士是“贫农”,因而成了“革命群众”推崇的偶像。可惜这位女士是“地主”、“反革命”,只能沦为犯人中的“明星”。

我记得最为分明的是,这位女士在结束发言前的最后几句话::“偶深深感到,判无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对改造失去信心。无期就是没有定期,这是政府给偶的一个机会。哪一天改造好了,这就是期。年龄也不可怕,偶今年虽然七十多岁了,但偶还是个小把戏(苏北话,小孩),因为偶以前的五十多年都是白活,不能算。偶真正的年龄,是从投入改造的那一天开始的。偶改造了二十来年,偶只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偶的前途还非常光明,非常远大。”

这些话语,伴随着那近似歇斯底里的低沉、嘶哑、中性的嗓音,带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诡异。
次日上午,小组学习的内容,自然是讨论前日的大会。当说到这位女士时,无论政治犯还是刑事犯,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相同的表情:苦笑、摇头和轻轻的叹息。
                             
三.

另一位发言的女士,使我感到震撼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是她的身份。

会议主持者在通报发言者的番号和姓名时 ,吐出了三个字:荣智和。

号称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先生的女公子。

一九六二年,我和荣智和女士有过一面之缘。

那一年,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举行了一次市委扩大会议,我应邀列席,并被安排在学生组。学生组大约有十来位成员,除了时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郭醒民先生(复旦大学),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先生等少数人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正式委员外,大都是应邀列席的各界知名人士的子女,其中尤以工商界知名人士的子女多。记忆所及,有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前夕,曾任上海市代市长,负责同新政权交接的赵祖康先生的儿子;在“文革”中双双悬梁自尽的,原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老板胡治藩先生及夫人,著名京剧演员金素雯女士之子胡思华;以及永安集团郭氏、火柴大王刘氏的后人,荣女士是列席人员中最年长者。其时她病体初愈,正休学在家,是所有人中最娇弱的一位。说话的声音也极细,坐在一张桌前,隔开几个座位就难以听清。

当时,全国性的大饥馑正处于高潮。会议期间的午餐是招待的,一桌八个人,四荤、四素、一汤。我所在小组的成员,生活水准虽均属社会中上乘,对此伙食标准也都十分满意。却唯有荣女士一人,从未在餐厅同大家共进过一次午餐。每至中午,必由司机将她接回家中就餐,下午再返回会场。

会后,我们部分男生,有一段时间私下还保持不定期的小聚。大约过了大半年,听说荣女士结婚了,后来又听说她的丈夫戚先生是我高中时一位同届校友的哥哥。荣女士入狱的原因,据说是在文革中被指控企图与丈夫共谋出境,因而以“叛国投敌”罪,判了她五年有期徒刑,戚先生七年有期徒刑。
荣女士在这次监狱大会的发言中说,她入狱后,狱方特意安排她担任劳役犯——我听了倒抽一口冷气,劳役犯的必修课,是每日三次背上掮着一百几十斤重的饭板,重复多趟从一楼冲到五楼。我无论如何难以想像,以她的纤腰,是如何顶起像山一般沉重的饭板的。

然而,荣女士竟然挺了过来。而且,据她说,身体也强壮了,多年的宿疾也痊愈了。

的确,监狱生活可以治愈不少疾病。即如轻度的精神病——当一个人在身体上处于极度劳累,精神上处于极度恐慌的双重压力下时,正常人可能会被逼得发疯,而精神疾患者所常有的焦虑、臆想等等现像,却会受到抑制,其症状就会减轻乃至消失。又如胃病,往往是由没有规律的不良饮食习惯引起的。一旦进了班房,一日三餐,既定时定量,又绝无暴饮暴食之虞。我在大学时,由于常睡懒觉,来不及吃早饭,经常胃痛。住进南车站路第一看守所以后,不到一年就痊愈了。一九七五年,我第二次到军天湖农场,同队有一位姓董的难友,患有大面积牛皮癣,求医十余年不仅未愈,且越来越重。参加农场劳动后,虽盛夏酷暑,常赤着上身干活,在烈日烤晒之下,一身皮肤乌黑如炭,不到两年,牛皮癣竟不治而愈。

这一切,在当时都是被我们这些囚犯称颂为通过“改造”所产生的奇迹。

那实在是一个“奇迹”不断的时代。

岁月悠悠,今日的荣女士,当早已获得“平反”。荣女士的尊大人荣毅仁先生,更曾荣任国家副元首。而荣氏家族,在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又一次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钜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荣女士若回忆这一段往事,想必亦当感慨万千。    

狱中,那风声鹤唳的“黑板报”小组

一.

三十多岁的尹先生,是我在提篮桥监狱中,所见到的最具有书生气质的一位狱警。入狱那天,由于是公判,几十个人同时押送监狱,六号监内一时热闹非凡。尹先生站在六号监门口,审视着每一个人。我们这一案中的七个人,除了方晦和我没有在六号监住过,是他不认识的以外,其余五人都曾在六号监关押有年。因而他看到家骐,就笑吟吟地打起了招呼:“展家骐,好久不见了哇”——那口气,那神态,简直就像一个十分熟稔的老朋友。

家骐恭恭敬敬地称呼了他一声:“尹队长。”

他十分关心地又轻声问了句:“怎么样,判了几年呀?”

家骐沮丧地回答:“报告尹队长,是无期。没边了哪。”

尹队长很潇洒地笑笑,微微一摆手说:“怎么会没边呢,有边的。哪一天改造好了,思想和立场真正转到人民一边来了,这就是边。你受过高等教育,只要下决心,转过来的过程应该比别人快得多。我相信,你是懂得这一点的。好吧,安下心来,让新的生活从头开始。”

在尹队长的调派下,六号监除了和其他监楼一样,具有事务犯、掌握犯、劳役犯等一整套犯人的组织编制外,还有一支直属于他本人的嫡系部队——黑板报小组。

按照尹队长的说法,成立黑板报小组的目的,是因为在新犯人中,普遍存在不认罪、不服法,对前途“缺乏正确认识”的“思想问题”,需要利用黑板报这一宣传工具,着重在犯人中开展“前途教育”和“认罪服判”的教育。

黑板报小组的成员大约有七、八个人,都是尹队长亲自从犯人中挑选出来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准,既善于舞文弄墨,又能说会道。这些人又大多兼任各个楼面的事务犯或小组掌握犯。据说,尹队长在挑选黑板报小组成员时,有一条准则,必须是第一次被判刑,以前绝无犯罪前科。

据接近尹队长的人透露,他特别憎恶那些“二进宫”的“老改造”。因为这一类人对于那些“认罪服判”、“争取光明前途”之类的宣教已经经历过一次。作为过来人,往往对许多事都看得比较透,很难使他们再相信什么。尹队长认为这样的人最顽固,因而在他掌管下,所有的事务犯、掌握犯,尤其是作为嫡系部队的黑板报小组中,绝对没有一名二进宫混杂其中,以免一颗老鼠屎搅坏了一锅粥。

我在六号监时,黑板报小组的负责人,是当年在八号监未决组,和孙大雨同室的那位车某。此时他已被判刑七年,同时兼任我所在楼面的事务犯(整个楼面的犯人大组长)。时年四十多岁的车某,原来是上海市政府某局的科长级干部。“文革”中,造反派“砸烂”了原来的局机关领导班子。他心有不甘,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同夺了权的造反派对着干,结果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又据说多年前和一位女同事有过一段婚外情,就被按上“反革命腐化犯”的罪名,关进了看守所。在八号监的时候,车某还没有被正式判刑,他一心以为自己关一段时间就可以释放的。当时,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十分踊跃,对他人的批判也异常积极。在批判孙大雨时,我和他出于不同的原因,一吹一唱,配合得非常默契。诚然,以车某的智商,他当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提篮桥监狱的表现即使再积极、再出色,也都是隔靴搔痒,对自己案件的处理结果,绝对无补于事。但监狱中就是有这样的人,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一种表现欲,或者仅仅是出于本能。

我到六号监的第二天上午,黑板报组就奉命出动了。上一天下午一下子进来这么多新犯人,正是他们一显身手的大好时机。刚刚吃过早饭,小监房的铁门还没有打开,车某就带着好几名黑板报组的成员,扛着五六块图文并茂的黑板报,沿着外走廊,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进行宣传教育。这几块黑板报编得非常出色,无论文字、美工以及版式编排都十分专业。那一篇篇配上插图的文章,有真实的故事,有鞭辟入理的评论,有高调的批判,也有鼓励和表扬。

车某和他的同伴们,每经过一个小组停留一段时间。该组每一个监房的犯人,都必须全体在监房门口肃立,聆听一位姓顾的黑板报组成员逐块黑板,逐篇文章进行朗读。姓顾的原是小学教师,嗓音十分响亮,他朗读时又声情并茂。在他朗读各篇文章的间隙,车某和其他几位则不时插嘴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点评,或向聆听者提出各种问题,回答各种问题。看他们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样子,已经到达全身心投入的程度。

在这一期的黑板报中,有好几篇车某写的稿件。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仿佛是《谈谈“和”与“斗”》,内容是批判有些人入狱后,认为大家都是失去自由的犯人,身心已经够痛苦的了,彼此应该以和为贵。这是十分谬误和反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狱内的翻版。文章指出,犯人在狱中要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就必须“斗”字当先,奉行最高领袖所倡导的斗争哲学,在斗争中做到“脱胎换骨”。这篇文章文字通畅,结构严谨,论理透彻,而且又是车某自己朗读的,其中更是掺杂了不少解释、说明,不时穿插同听者之间的对答、提问,充分显示了他的写作和演讲才能。

车某比以前胖了,也似乎更白嫩了一些。见到我,他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笑嘻嘻地同我打招呼:“你是严祖佑吧,你看,我记性还不错吧。这次判了多少年?十五年呀,没关系,只要努力争取,一定会得到政府宽大的。我知道你的文笔不错,可以为我们的黑板报多写些稿子,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么。”

他的神态,依然是那样潇洒,说话的腔调和语速,依然是那样的好整以嘏。如果不是那剃得光光的青色的头皮,以及胸前别着的那块犯人特有的番号布,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他居然会是一名判了刑的犯人。而他在同我说话时的口气和表情,完全是一副首长在视察基层时,偶然遇见相熟的昔日的下属,那种在亲善中又隐隐包含着居高临下的神情。

二.

那天,车某等人离开后,和我同室的掌握犯(犯人小组长)小诸,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怎么会认识车某的。那表情就像是在问我怎么会认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交谈中,小诸十分羡慕地告诉我,车某是六号监犯人的一颗明星。尹队长对他信任的程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据说,尹队长处事素来有抓大放小的习惯,他生性疏于繁琐的细微末节,因而将楼面的一应具体事务,大都交于车某全权处理。车某甚至可以擅自决定新来犯人的口粮,何时从每天八两提高到每天一斤——此话不虚,据说一般犯人入监后,其口粮标准往往需经过一星期左右才能从每天八两上升到每天一斤,而我的口粮,次日就上升了二两。犯人就是饭人,对犯人来说,囚粮标准是比天还大的事,一个犯人居然能决定另一群犯人的囚粮标准,其权势实在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自然,车某对尹队长也做到了克尽职守,以报知遇之恩。小诸说,六号监的不少掌握犯和劳役犯,往往看到车某就发怵。因为每当空闲无事时,他常常会盯住某人的眼睛看,然后问你在想什么。如果对方支吾其词,或者在对答中出现破绽,车某不仅会当场点破,甚至会报告尹队长,说某人有思想问题,改造态度不端正!而且一告一个准。因为尹队长就希望通过他掌握这一部分犯人的思想动态。

车某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每天晚上,值班狱警吹响睡觉的哨声后,他总是半躺半倚在铁门上,手捧一本《毛泽东选集》,借着走廊上昏黄的灯光,苦读到深夜。有时,值班狱警走过,见他还在孜孜以学,忍不住说一句,什么时候了,可以睡了。

他总是回答,谢谢队长关心。我白天没时间,晚上再不抓紧时间学习,思想改造就要跟不上了。

不仅夜夜苦读,他还动笔写。每个星期,他都要交给尹队长一厚叠“学习心得”,内中都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剥、揭、斗、批、挖”。

听小诸说,六号监新来的犯人中,有不少是被怀疑余罪未清,或者掌握尚未破获的他人的犯罪线索的。对于这类重点对像,尹队长往往就将其放在车某等黑板报小组成员的监房中。而车某等人,也将此作为立功的大好机会。采用各种手段,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轰炸,迫其“斗私批罪,考虑问题”,不彻底“交待”,绝不放手。

说实话,当车某以黑板报组负责人的身份,向我约稿时,我是有些动心的。我是学中文的,一听到写文章,手就会发痒。即使是在狱中,即使是写这样的狗屁文章。一个人,在任何场合,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这也就是人性,或者说本能。然而,在听了小诸的介绍后,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对这个由尹队长一手倡办的,监狱中独一无二的黑板报小组感到恐怖。也许,我唯一的清醒之处,就是我十分明白,什么减刑,提前释放,都只是空中楼阁,是不能充饥的画饼,是美丽的幻想。然而,一位哲人说过,美丽的幻想,往往会把人带入地狱。

我之所以会留有这一点清醒,绝不是我比车某他们更聪明,而是在于我的经历。小诸说,尹队长最厌恶的是有前科的几进宫的老改造,其要害并不在于有没有前科,而是因为老改造几次进宫,对“宫”中的一切看得多了,也就看得穿了。

我没有“前科”,但我是进过几个“宫”的老改造。因之,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叶队长就对我另眼相看。

车某是小诸在狱中的偶像。他曾好几次以相当肯定的语气对我说,车某这个人,绝对是减刑或提前释放的对像。

小诸比我大一岁,原是铁路局的职工,曾经是铁路系统一派造反组织的一个部门的小头目。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作为“坏头头”揪出来,以“反革命”罪判了五年刑。

小诸已经成家,有一个二周岁的儿子。他是独子,还有一个年近六旬的寡母。他最担心的两件事,其一是年轻的妻子离婚,其二是年迈的母亲万一不测。

因之,小诸特别想减刑,想提前释放,一心以车某为榜样。然而,毕竟入监的日子尚浅,遇事处世不够熟练,难望车某之项背。

对于我,小诸始终客客气气,相安无事。因为我是老改造,既然连尹队长见了老改造都头痛,他就更不敢轻易得罪了。
    
有一天,小诸忽然问我:“你一个案子判了两次,前一次判两年劳教,已经期满了,又抓进来判了十五年,你有什么想法么?”

我笑了起来,对他说:“这话像是尹队长让你问我的,是不是。”

小诸连忙矢口否认,说:“不是,绝对不是。六号监那么多犯人,尹队长哪有这工夫顾及你这个人。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说:“一个案子吃两次官司,要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不打算在监房中对你说,你也最好不要问”

小诸问为什么。我说:“我如果对你讲,我口服心服,你听了也不会相信。如果我对你说不服,那就是在犯人中宣扬不认罪不服法的反改造言论,你去报告尹队长,马上就是一场批斗,我没那么傻。如果你听了不举报,就是同流合污,这又何苦”

小诸听了有些尴尬。他想了想说:“那你不妨去找尹队长谈谈,反映一下自己的思想情况,听听尹队长怎么说。”

我又笑了,说:“不必。判我十五年刑的是军管组,不是提篮桥监狱,更不是尹队长。其实,这里不过是一座仓库,我们是仓库里的货物,尹队长则是仓库管理员。他的职责就是让货物安安稳稳地耽在仓库里,不烂掉,不遗失。我又何必拿不属于他职权范围的事,去麻烦他。”

我知道,对于自视甚高的尹队长,这几句话,也许有些伤了他的自尊,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这样说了。

此后,小诸再也没有向我提起类似的话题。然而,当月我按常规写出家信后,到接见家属那天,母亲例外地没有来。

我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个月。下一个月,母亲来了,一见面就问我上个月为什么不写信回家,让她等了一个月。

我无以回答。很明显,上一封信是被扣了。尹队长是老狱警,他深知,对犯人而言,一月一次和家人会面,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不过,我仍然很佩服尹队长。他实在是一位“改造”犯人的高手。听说他后来升了职,这是应该的,以他的能力,理应获得更高的位置。

不久,我就从六号监换到了三号监。

三.

事过境迁。一九八零年代初,我在上海,和几位昔日的狱友闲谈中重提监狱旧事。说起了六号监,说起了黑板报小组,说起了车某。在座的一位狱友告诉我,车某已经死了,是在狱中自杀的。

据这位狱友说,凭借尹队长的信任,车某在狱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一段日子,他的监房中,新来一位二进宫的犯人,车某每天从午后起迫令他面壁思过,晚上也不放过,要他交待余罪。那人被他弄得寝食难安,痛苦万分,索性乱说一通。车某见是一桩大案,不知是假,心中窃喜,便要对方在“交待材料”上写明:以上材料,都是在同室车某的启发下交待的,希望以此邀功。那人照办了,却在后面又添上一句:这几句话,都是车某要我写的。

这一来,尹队长顿时翻了脸。再一查,更查出车某的诸多劣迹。诸如乘隙窃取尹队长的香烟偷吸,又从医务犯那里弄来酒精兑水喝等等。车某平日人人侧目,更有不少人早就想取而代之,苦无机会。事发后,墙倒众人推,一下子成为六号监的头号“反改造分子”。他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再加上苦心经营了几年的提前释放美梦一朝破灭,心理落差太大——或许尚心存幻想,打算演一场苦肉计,以博取同情——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些安眠药,吞服了下去。至晚上,药性发作,难以忍受,就反复哭喊,我想不通,我对不起政府呀!那日的值班狱警是北方人,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便置之不理,顾自睡觉去了。与他同室的那位二进宫,此时已成为他的监管人员,对他恨极,也听之任之。到第二天上午,值班狱警吹哨起身时,车某已气息全无。
车某就这样死了。如果不死,他是绝对可以获得平反,拥有另一种新的生活的。

为那个年代,留下一点记录(《人曲》1964——1978后记)
                                                        
——严祖佑

这是一本幸存者献给蒙难者

流淌在这几十万言墨写的文字中的,是我的生命和枯萎的青春。

对于它的出版,我已经等待了四十八年。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在手铐声中告别了学生生涯。一扇门在我的身后关闭了,另一扇门打开了,从此,我成为一个消失的人。

与此同时,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罕为人知的神秘的世界,以及一群和我身份相同的消失的人。

前后十四年,我置身在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群中。

我一无所有,我失去了我的喉咙和我的舌头。

我只留下一双眼睛。我还可以看。

而且,我看到了。

从那一天起,我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一切,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我看到的是一群人,一群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被变异的人性。

我写了《人曲》。
    
我只想留下一点记录。

为了曾经存在过的这一段历史不至于被湮没。

真相是很容易被湮没的——人为地,或者非人为地。

哀,莫大于被湮没。

被湮没了,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没有了一切,也没有了悲哀。

无可悲哀,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记忆这个东西是很脆弱的,是很容易被遗忘,被湮没的。

有一种说法: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吉卜赛人的遭遇之惨酷,比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一切今天却鲜为人知,其原因就在于前者的生存状态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由此造成的文化差异,使得他们的遭遇很少见诸公开的文字记录。于是,就很快被湮没了。
这是吉卜赛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

岁月在流淌,生命也在流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正在流淌中渐渐逝去。

人的力量,留不住岁月,留不住生命,但是可以留住真相。

这也是一本即将过去的一代人,献给下一代乃至下几代人的书。

为了使没有亲历过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后来者能够知道,有过这样的年代,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处境下,过着这样的生活。

让他们知道,是为了他们不再重复。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是我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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