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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曲

——作者:严祖佑

作者简介:严祖佑,生于1943年7月。1961年7月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二处,公开举办该“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是1949年以来,上海市第一起公开举行的,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会,至今总共两次)。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两年,1972年被再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曾做过商店营业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2003年退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人曲》是作者以其十四年牢狱生活为内容的记实作品。

部分章节(上)

新生活指路人

当命运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无情地将我推入地狱之门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会是程公成了我的引路人。由于他的指点,决定了我以后十几年的生活格局。

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比我先入监的难友,出于对新来者的新鲜感,总是不断地向我问这问那。唯一例外是程公。作为我的紧邻,他从不主动问我什么,只是带着一种漠然的淡淡的笑容,听着我和其他人的对话。

当天晚上,我出于礼貌,随口问他,请问,你以前是……

他仰起头,字正腔圆地回答了半句,我是临时户口……

在那个时代,户口是一个人身份的起点。连正式的户口都不具备,也就不可能得到在社会上赖以立足的最低贱的职业,以及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是被抛弃在社会正常运转之外的另类。

于是,我注意地看了他一眼。

第一眼的感觉是猥琐。中等身材,人不胖,但显得臃肿。原因是手短、脚短,上身比下身长。肩部很窄,肚子却圆滚滚地凸了出来。整个形态有一点像冬瓜。圆头圆脸,四周的头发已经秃了,只剩下脑门中心那一小撮,依然乌黑、浓密。粗看之下,脸上似乎见不到一根纵横交错的皱纹,但仔细看去,每一方寸都像橘皮一样起了皱。上身披一件已经旧得分不清颜色和料子的中山装,而且在不显眼处还打了几个补丁。但可以肯定,当年的做功相当精致,因为过了这么多年,穿在他这样的体型上,依然如此合身。下身穿一条比上衣更旧的中式直统裤。无论长相还是穿着,都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与众不同的,还有他那令人捉摸不定的笑容,和同样不可捉摸的眼神。狱中绝大多数囚犯,即使平时最爱说笑的,只要一旦沉默无语,总会不由自主现出愁苦的神情。唯独程公不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总是眯着眼睛,微微嘻开嘴,似笑非笑的样子。一说话,或者一笑,就露出一口又白又长,但并不齐整的牙齿。那笑容,那眼神,初看之下有几分谄媚,几分轻贱,而仔细看去,又会发现其中隐隐包含着几许凄凉。只有相处久了,才能在这凄凉和悲哀的深处,觉察到一丝卓而不群的孤傲。

尽管那一声"我是临时户口",引起了我的好奇。但接连几天,我忙于应付审讯,更沉浸于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心乱如麻之间,也就没有心思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究。

但是我隐约感到,监室中,好几个人都对程公抱有很深的敌意,不时向他瞟来一种混和着提防和蔑视的眼神。我实在无法理解,他毕竟只比我早入监半个多月,何以众人对他存有这么深的芥蒂。

不过,程公对这一切,却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他身无长物,自称属于无家无接济一类。一条被子是向狱警借的—— 看守所规定,凡无家属接济,又无御寒衣被者,可借给棉被一条,入冬,还可借给一件棉衣。尽管棉被又旧又薄,但程公晚上拉开,往身上一盖;白天卷起来,往屁股下一坐。比起九座阿火,虽有家人送来的一条又新又厚的棉被,但时时小心翼翼,更舍不得做坐垫,生怕有所损伤,要自在得多了。他既没洗脸盆,也没有喝水的口杯,只有一个所方借给他的破饭格,平时作水杯,早晚用作脸盆。我看了不忍,他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我入监第三天早上,值班狱警通知洗衣服。程公脱下已经穿了半个来月的内衣裤,却没有肥皂——看守所对无接济者,每两个月发一块劣质肥皂,他入监前已发过,要下一个月才能申领。他就利用他人搓洗衣服时,留在地板上的肥皂沫,浸泡自己的衣裤。我看不过去,就将自己的肥皂往他手边一推——入监时,学校将我在寝室中所有的物品都随车送来了,因而无一不缺。说,用我的吧。

程公头也不抬就加以拒绝,不用费心,我就这样洗可以了。

我以为他客气。就说,何必介意,用一点肥皂,算不了什么事。

程公停下手中的搓揉,抬起头,看着我说,你不介意我介意。十年来,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进班房。在牢内,我始终奉行一条原则:一概不取,一概不予。哪怕一针一线,我决不受人之恩,也绝不示恩于人。

我十分尴尬。

邵大个子看不下去了,他在监室中,是明显对程公表示敌意的一位。这时,他冷笑着插嘴,就凭你眼下这副德性,还有什么可示恩于人的?

出于电影编导的职业特性,邵大个说话,常常上半句是上海话,下班半句就换成一口京片子。

程公不甘示弱,以他特有的南腔北调,反唇相讥:以我在你今日的年龄,未必不如你;以你到我今日的年龄,未必胜似我。正因为我今日已无可示恩于人,所以才我决不受人之恩,以此做到心中了无亏欠。

我刚入监的那几天,程公一直不停地在写东西。他起先用的是看守所内统一的公文笺,一望而知是在写案情交待材料。看守所的规矩,这种纸发下来几张,交上去也必须几张,一张都不能少,审讯员每次都要点过数的。第三天下午,他忽然不用公文笺而改用草纸,我第一次发现,草纸上居然也能写东西,忍不住朝他多看了几眼。程公十分警惕,马上瞪了我一眼说,看守所规定,别人写东西是严禁偷看的。

我不禁又气又好笑。心想自己不过是好奇而已,随你写什么东西,管我屁事,才懒得看呢。

奇怪的是,从程公在草纸上写第一行字开始,监室中就气氛大变,原本有说有笑的,一下子都哑口无言。人人都拉长了脸,显得十分凝重。

睡觉前查房的时候,程公特意走到窗口,把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纸交给了当天值班的狱警小王。

第二天晚上,小王刚接班,就来到监室门前,将小窗一拉,指着我开口就骂,他妈的,你才进监房几天,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一头雾水:报告管理员,我,我没有胡说什么。

小王怪眼一瞪:还没有说过什么!那别人怎么知道你在什么学校念书,你老子又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说着,他有意无意扬了扬手中的几张纸,我一眼看出,那就是昨天晚上程公交出去的几张草纸。

我默然。

小王又问,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监规的?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

我脑子一转:报告管理员,不是明知故犯.那天晚上进监,光线太暗,没看清墙上的监规,我就说了。

小王冷笑,好,算你会狡辩。这次放你一马,罚你今天晚上把监规背熟,明天我会来考你。

小王走后,大家都用冷眼瞟程公。

程公脸无表情,眼观鼻,鼻观心,状若入定老僧。

次日,程公被叫出去提审。他一离开监室,众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老倪一张脸全皱了起来,心有余悸地说,好险。你今天真的是运气。那小王管理员是出了名的辣手。也许因为你新来,又年青,要是换了我们几个老头子,非上铐不可。这样,你连国庆都过不安稳了。

阿火紧接着老倪的话头,十座这个人,心肠毒透毒透。他刚进来时,我们见他年纪大,算得照顾的了。可他过了几天就一张草纸塞出去,把房间里讲的话,通统打了小报告,害得全房间被叫到办公室训了半天,还罚五座站了整整一天壁角。”

邵大个叹了口气,似笑非笑地说,逃过了这一劫,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说话要看看人头。”

二.

程公有两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除了“一概不取,一概不予”外,还有一句是“我的权利,决不放弃”。

尽管身陷囹圄,无论权利还是义务,都已如此有限。但程公一直不折不扣地奉行他的准则。由于没有脸盆,他的生活用水,很长时间一直寄放在每天轮值的狱友脸盆中。其他狱友偶尔也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特别是新入监者),大都随便用上些许,余下的就留给寄放者,谁也不去计较,也没有心思计较。唯独程公不然,他每天晚饭以后,都要从轮值者那儿,把属于他的那份水,涓滴不少地装入他的饭格。然后往往不过洗把脸,就把大好的清水望马桶里一倒了事。这让不少始终处于用水紧张状态的狱友,既心痛不已,又恨恨不已。

清水毕竟是有形之物。每天下午发酱菜时,为了保准分配公正,在轮值者将酱菜按人头分成若干份之后,各人还以猜拳的形式,伸出几根手指,再以伸出手指总数,推算出各份酱菜的归属。由于个人伸出的手指总数具有不可知性,各人最终取得哪一份酱菜,同样也不可预知。因此,对于这项“猜拳”的权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狱友都兴趣不大,每次参与者不到一半。然而,程公每次都非常认真,从出拳到分菜,脸上始终浮现出一种紧张乃至惊喜的表情。有几次见我懒得参与,还问我,你怎么连着几天都不出拳?

我无精打采地答道,何必多此一举,反正少不了我的一份就是。

他不以为然地瞪大眼睛:这是你的权利呀!

我说,此情此境,只剩下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权利,要来何用?

他接口,既然只剩下这一点权利,又何忍放弃。

然而,程公也有宣布放弃权利的时候。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监房的窗口,既高又小,通风不畅。监室中挤了十几个人,更闷热不堪,一天二十四小时,挥汗如雨。为防犯人中暑,所方每天发给的生活用水增加了一倍。大家就把各人的脸盆集中起来接水,余下几个空脸盆则轮流使用。每天早饭,大家怕粥烫,就把饭格放在盛水的脸盆中,冷却一段时间再吃。

这一来,程公不乐意了,一天早上,他发话了:不行,这么热的天,你们把水温弄得这么高,揩在身上,太难受了。你们这样做,我这个胃里有病,喜欢吃烫粥的人,太吃亏了。

几位狱友同时答复,可以把他的那份水单独给他(此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脸盆),彼此互不相干。

他思考良久,露出为难的神色。大概觉得,如此炎夏,一天总得要揩好几次身,如果所有清水都放在一个脸盆中,反复使用,不消半天,就会发臭,揩在身上更难受。只得悻悻然闷声不响了。

第二天早饭时,他突然说,既然大家都把稀饭放在冷水里,我也要放。

我们都笑了起来,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一天、二天、三天.到第四天早上,我发现,程公稀饭一到手并不放入脸盆,就稀里哗啦地喝了起来。就问他,今天,你的稀饭怎么不降温了?
他狠狠地说了一句,这个权利,我放弃。

至于他的另一个原则“决不受人之恩”则早在一九六四年秋,他入监不到三个月,就受到了挑战。

一次放风时,一只小毛虫从他的颈项,落进了他的后背。小毛虫虽然费了一番周折被及时捉出,但皮肤因此受到刺激,全身发出红斑,骚痒难忍。狱医给他开了抗过敏的苯.海拉明片,服用后,虽有所好转,但该药可引起嗜睡。早饭后不久,程公在座位上坐着,就打起了瞌睡。不一会,就鼾声大作。

这自然是违反监规的。同室狱友都看了发笑,也没有人去叫醒他。犯人长久关在小监室中,耳朵特别灵敏。值班狱警平时巡视监房,距离五、六间房,座位靠近门口的人就能听得出脚步声,从而及时向同室打出招呼,或停止吹牛,或叫醒瞌睡者。程公的座位在监室最深处,自是耳目不灵。当天值班狱警是小王,他例行巡视时,近门口的孙某等几位狱友,有心要看洋相,故意装聋作哑,以至程公被小王狠狠训了一通。程公不敢怠慢,他忍了一上午,没有再睡。

苯.海拉明的服法是一日三次。中午第二片药服后,程公再也支撑不住,午饭后又昏昏睡去。不料,半小时后又被小王活捉。

这一下,小王翻了脸,问他,上午打瞌睡,被我发现,你说保证改过,下午又睡。看来,你这个老反革命,是不把政府管理人员放在眼里了。

程公身上痒得难受,本就烦燥不安;再加上药性发作,困得迷迷糊糊,也就没好气地回答,报告,我生病。医生开的药,本来就是要睡觉的。”

小王问,你生什么病?

过敏性皮炎,全身发痒。

小王冷笑:皮炎,身上痒,跟睡觉又搭什么界,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

不是胡说八道,这是常识,人人都应该懂的常识。不信,你去问医生。

小王脸色铁青:是么,只有你懂常识,我不懂。不错,对你这个老国民党的常识,我是不懂。今天,我让你懂得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常识。

随即开门,把程公带了出去。

几分钟后,程公回到监室,上了背铐。

不一会,我就被喊出去提审了。这一天,提审的人不少,还有史老,以及自称“被提审员忘记了”的老倪。

我回到监室时,刚开晚饭。史老和老倪都还没回来,阿火已经把我的一份饭装进口杯,捂在被子内。

大家都在吃饭,程公也在吃饭。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人是这样吃饭的。

他身前地上,平铺着一块毛巾,他的那份饭菜,就倒在毛巾上。上了背铐的程公,双脚跪地,弯下身子,趴在地上,歪着脑袋,伸出舌头,舔着、啃着毛巾上的饭菜。

随着嘴巴一张一合,他的头部不住地扭动着,在这一霎那,我看见了他的眼神——伤痛、绝望、无助,充满了兽性。

那不是人的眼神。

忽然,他开始剧烈地咳嗽。

这时,我看见即使平时最憎恨、最厌恶他的人,脸上也露出了不忍的神色。

兔死狐悲。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把他拉起来,将毛巾上的饭菜,倒入一只口杯,用两根牙刷柄当筷子,默默地喂着他。

他默默地接受着我的喂饭。

晚饭后,原本是监室中谈天说地,最热闹的时候。这一天,没有一个人说话。

死一样的寂静。

晚上七、八点钟,我发现程公的身体在不住地扭动,似乎十分难受的样子。他涨红脸,向我吐出几个字,我要大便,我脱肛了。

程公患有严重的脱肛症。和邵大个相反,他每天都要在马桶上坐半个来小时,每次便后,都要忍受很大的痛苦,用手把脱下的肛门,一点一点慢慢托上去。

妈的,谁让我是他的紧邻呢。我咬咬牙,帮他脱下裤子,将他扶上马桶。尔后,又顾不上满手脏血,帮他把脱下的肛门再托回去。

这次,程公的背铐,只上了不到一天。第二天上午发药的时候,小王就来把他的铐给开了,什么话也没有说。

此后,程公与人相处的态度似有变化。有几次,我因提审,错过了开饭时间,他也会帮我把饭菜装进搪瓷杯,而且放进被子捂好,以便我回来时能吃上热饭。

一天下午,程公一边喝着滚热的开水,一边嚼着酱瓜对我说:我所说的一概不取,一概不予,看来也许有失偏颇。但积我十年来,二次服刑的经验,唯有如此,方能保全自己。圣人说,君子独善其身,然而,犯人更须独善其身。一旦跨进监狱,就是进入了魑魅世界,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同任何人交朋友。否则,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程公又说,在监狱和劳改队,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斗人的人,一种是被人斗的人。想置身事外,过安稳日子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天天都要开会、学习、批判、斗争、搞运动。为了保护自己,一定要积极发言,写揭发、批判,靠拢政府干部。一定要争取当犯人的小组长,当然,能当大组长更好,但至少要当小组长。你们不要冷笑,我当年做过法院院长,上校军法处长,但我就是要争当这个犯人小组长。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小组长每天可以直接向政府干部汇报,不然,就只能由别人来汇报你。哪怕你劳动再卖力,也不知道别人向政府干部说你什么——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有好话的。

在说到“一定要争取当犯人小组张”时,程公目光炯炯,在兴奋中又夹杂着几许贪婪。

一直在倾听着程公说话的邵大个插嘴问,凡事看穿不说穿,今天你何故把这些不传之密都和盘托给我们?

程公轻轻嘘了口气,喟然道:因为我当年两次入狱,都是马上就判刑,在看守所的时间极短。于是我一进看守所就产生一个错觉,把这里等同于提篮桥监狱和劳改队。其实,看守所人员命运未定,聚散无常,不过是属于内外两个世界的一个过渡地界,相互之间,也许没有必要弄得过于紧张。

他接着说,不过,在座各位若能直接释放,自然最好,如果万一到了监狱或劳改队,请千万记住我今天的一席话。

邵大个笑了起来,很好,我们这个房间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当然,话要说回来,一旦我判了刑,希望我们千万不要再相见,你这个人太可怕了。
程公回答,也许,到了那时候,你会比我更可怕。

此后,对于“到了牢改队,至少一定要争取当犯人小组长”这样的话,程公曾经反复说过好几次。见他说得那么认真,就问他,当了组长是不是可以减刑?

程公瞪眼看着我说,你应该知道,减刑,这不是为了你的需要,而是政府的需要。

我不解地又问,那究竟又有什么好处呢?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费这么多的心计。

程公闭上眼睛,沉思有倾。然后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突兀,我从来没有想过,无法回答。也许,这就是人的本性。

三.

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通过断断续续的交谈,程公逐渐披示了自己的经历。

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程公,三十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嗣后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根据当时的中国官员等级体制,军政官员依官阶高低,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其中特任官最高,为政府部长、军队上将以上者。简任次之,荐任又次之,委任最低。一般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都从委任十几级做起。而一旦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则可平步获得荐任县级官员的实职。既无后台,又无背景的程公,由此被任命为江南某县的法院院长,当时不过二十多岁。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血气方刚的程公,出于爱国热情,毅然放弃法院院长的官职,投笔从戎,经过半年军校训练,当了一名最下级的少尉军官。但很快在与日军作战中兵败,部队被打散。他辗转流浪,到达当时的陪都重庆,又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组织,被任命为专员,后又响应蒋经国“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再度从军,职至军部上校军法处长(军长是国民党著名将领黄维)。

抗战胜利后,因仕途失意,他和夫人一起到上海当律师,并同沈钧儒、史良等左派人士往来密切。一九四九年初,在轰动一时的王孝和案中,程公担任了该案第二被告的辩护律师。并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他的当事人“遍体鳞伤,屈打成招”。当一审判处第一被告王孝和及第二被告死刑后,他继续上诉。终审判决时,他所辩护的第二被告,终于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又和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一起,离开监狱,重获自由。

一九四九年六月,程公夫妇联袂北上,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干部培训。结业后,分派至江苏省高级法院任推事(审判官)。任职期间,由于他早年曾带职就读医科,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熟悉法医的有关专业知识,在审理一件命案时,根据凶手的作案手法,平反了一项冤狱,受到全国司法系统的通报表扬。

一九五一年,是程公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讲起自己此后的经历时,他的语气是悲凉的,但同时又带有一种令人忍俊不住的滑稽。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现在许多人也许记不得了。那天晚上,上海全市就抓了几万人。当时人们称为四.二七大逮捕,官方的说法,叫镇压反革命运动。

我安然度过了那一个晚上。以我当时人民法院模范推事的身份,我根本感觉不到这一天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甚至还认为来得太迟了些。此前几个月,我曾在上海街头,遇到一位以前在中统的同事。我当时就找到马路上的一位交警,说这人是反革命,要交警把他抓起来。但那位交警回答说他只管马路交通,无权抓人。事后,我还致信上海市公安局,检举该交警丧失革命警惕,放过了眼皮底下的反革命分子。

然而,以后发生的一切表明,我后半生的厄运,确确实实是在这一天开始的。几个月后,中国司法机关的民主改革就开始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旧司法人员。我这个中国人民革命大学首期毕业生,翻手之间就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我和我妻子都被调离司法单位,安排在上海的中学当教师。当教师就当教师吧,我们夫妻也想通了。年已不惑,不求闻达,但得衣食足,平稳度日,此生也别无他求。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没有了追求,也就没有了压力。夫妇二人,月收入二百来元,远远超过了市民平均水平,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可是,到一九五四年,我还是被捕了。一九五一年那次,叫镇压反革命,这次叫肃清反革命,是前一次的补课。我躲过了初一,还是躲不过十五。具体罪行?我既当过伪法官,又是反动军人,还参加特务组织,既然担任过这么多罪恶的职务,那你在此期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罪的,这就叫做有罪职必有罪行。不错,我曾经为王孝和辩护过,我曾经检举过别的反革命,我曾经平反过冤狱,但这只能减轻而不能抹掉我的罪恶。十天以后,判决书下来了,有期徒刑三年。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最低刑都是五年,只有符合从轻的条款,才可判三年以下,这就是对我的特别宽大。
 
判决后,我在提篮桥监狱服刑。转眼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央号召大鸣大放,章伯钧、黄绍竑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提出要对镇反、肃反中被捕者进行甄别,抓错的要平反。在这样的气候下,我又收到了一张法院的判决书,说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撤销原判,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立即释放。这时,我已经关了两年八个月了。

这就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当初判我三年,跟别人相比,我是感恩戴德。但关了两年八个月之后,再改判免予刑事处分,我却不满意了。于是,我就提出上诉,要求进一步改判我无罪。目的是什么?很简单,钱。我上诉的唯一目的,是一旦改判无罪,就可以补发我关押期间的工资,每月九十多元,二年八个月就是三千元。从当时形势看来,这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上诉书递上去后,我和妻子连怎么花这笔钱,都计划好了。

想不到,几个月后,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了。我一看苗头不对,主动找到法院,要求撤回上诉。得到的回答是,法院不是戏院,可以随意退票,既然上诉,就容不得你撤诉。判决那天,我把被子行李都带到法庭,判决词几乎同第一次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句‘从轻处理’。三年变成了五年,扣掉两年八个月,再补两年四个月。由于我的原因,老婆也戴了顶右派帽子。
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老婆也和我离了婚。如果不离婚,她既是右派,又是反革命家属,也要遣送到西北。只有离婚,才能留在上海。
二年四个月刑期满了以后,先是留场。以后灾荒越来越严重,农场紧缩,遣散回家。我离婚了,没有家,当然更没有户口。但我还是回到上海老家,离婚的妻子没有再结婚,把我收留下来。到派出所去报临时户口,户籍警也眼开眼闭。再后来,我就进来了。这里好,三层楼房,红漆地板,比青海,比妻子家里的破亭子间强多了。

四.

程公看待许多事情的角度都与众人不同。比如吃东西,他只关心各种食物具有多少对人体有用的成分。比如每一百克中含有多少乾物质、多少葡萄糖、多少脂肪、多少蛋白质,以及不同种类的蛋白质中,含有氨基酸的比例各是多少,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用他的话来说,吃东西就是“吃元素”。人体所需要的营养,主要就是葡萄糖、脂肪和蛋白三大类,因此,他见我一度因家中送来的水解蛋白口味太差,打算让家中不再继续送时,就十分恳切地告诉我,水解蛋白是所有送来的“药品”中,对人体益处最大的,千万不要停送。

我曾经问程公,难道你吃东西,从来就不顾及味道好坏么?

程公回答,对我来说,讲究味道,是一种奢侈。

从“吃元素”引伸开去,程公还说,孔子说,食色性也。对于食物,我衡量的标准是吃元素;对于娶老婆,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是人,第二是女人,第三是活的。

史老反驳说,这话就未免说过头了。照你的说法,人和禽兽还有什么区别?

程公回答:你的两只眼睛是永远看着天堂的,我却是常年在地狱里打滚。人一旦濒临绝境,本来就与禽兽无异。

程公自称无家无业,连户口都是临时的。因此,进所好几个月,从不向外发信,也从无任何接济。他表面上显得很豁达,经常说,这里三层楼房,红漆地板,一天三顿大米。身上穿的,晚上盖的,都由政府发给,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哪天放我出去,我还不想走呢。其实,他过得十分艰难。尤其到了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整天一动不动坐在难得一见阳光的囚室中,透心的冷气,从全身的每一根骨骼,通过所有的毛孔向外散发出来。五十多岁的程公,已经发疏齿落,还经常脱肛出血,因此十分怕冷。看守所借给他一件棉袄和一条薄被,里面的棉絮都已经烂得像油渣一样。白天,他只能将穿了一条单裤的瘦骨伶仃的双腿,埋在被子里。但这又是违反监规的,需要时刻提心吊胆。每当值班狱警走到门口,便急忙将腿抽出来。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规定家属送物的那天下午,大胡子狱警拉开小木窗,出人意外地喊了一声:“1898”。

程公浑身哆嗦了一下,从座位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是程公名义上已经离婚的妻子,在他关押期间,首次为他送物。

东西很简陋,几条肥皂、几刀草纸、两支牙刷、两条毛巾、一个脸盆,都是廉价的处理品。还有几个线团、一摞破布(充分显示出送物者十分熟悉狱中人的需求)、两条衬裤、两件内衣、两件虽然很旧,却十分厚实的棉袄。

程公很快把一件棉袄穿在看守所发给的棉衣外面,两件棉衣重叠,显得特别臃肿。

他同时打量着另一件棉袄。

我说:,要是换成一条棉裤就好了。

程公笑嘻嘻地说,不要紧,我有办法。

他一边说,一边脱掉单外裤,把两条腿伸进棉衣的两条袖管,再把棉衣的左右两襟往腹部一兜,显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摇头晃脑说,这条棉裤是特制的,不仅腿暖和,还能保护我的肚腹,实用得很。

说着,程公站起来,在室中走了一圈。由于两件棉袄式样、大小都十分相似。一上一下穿在身上,使他的上身和下身,上肢和下肢,显得异乎寻常的对称。再加上他背部微驼,一步一行,脑袋向前一耸一耸。这时,一向不大开口的阿火忽然说,你们看,十座现在的样子像个啥?像河滩上会爬的物事(乌龟)。

一房间的人,听了阿火的话,再看看程公的模样,都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我打趣说,外面的小阿飞流行小裤脚管,你这个样子,可真是太时髦了。

不想已经对我相当友好的程公,一下子翻了脸。瞪大眼睛,疾言厉色对我说:你这是是么意思?我穷,你就这么讽刺我。我老婆一个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一个二十好几,因父母连累而没有工作的儿子。她是右派,能给我这个反革命前夫送东西,已经太不容易了,受到的压力够大了。你还要她怎么样?

由于患有脱肛症,程公平时一直坐着,很少站立。但这一个傍晚,他却很久很久对窗站着,仰头看着窗外,呆呆地出着神。

一九六五年秋,冷落已久的程公,提审忽然多了起来。十月下旬一天晚上,他受审后回房,吃过我为他捂在被子里的晚饭,悄悄告诉我,他的案子可能很快要解决了。我问他,会不会判刑。他说也许不会,因为他的全部“罪行”,不过是和几个有相似遭遇的朋友,时而一起偷听国外或台湾的电台广播,并私下议论。公安部门怀疑他们和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有联系,其实并没有。

程公幽幽地对我说: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想和人家联系,人家也不见得会要。我曾经是国民党军、政、特几个部门的骨干,却在生死存亡之际,倒戈相向。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故主如何能容。所以有朋友提出,设法找当年旧友联络,被我阻止了。不想倒减轻了我的罪行。

这时,程公转换了语气,有些动感情地对我说,你我相处一场,也是一种缘分。来日一别,也许终身不复相见。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我心想,你那些破烂东西,我要来何用。连忙推托说,不必了。一应衣物用品,我都不缺,谢谢,这就心领了。

程公咧了咧嘴,似笑非笑,你误会了。我身无长物,所送并非物质上的东西,而是积多年监狱及农场生活的点滴心得,以供你日后得以摆脱繁重的苦役。

昏黄的灯光下,程公的脸在我眼前显得模模糊糊。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疾不徐。

他说,恕我直言,你这个人,日后万一判刑到了劳改队,以你的性格,做不来一条咬人的狗;依你的身体,适应不了繁重的劳动,日子将会非常艰难。唯一的方法是装病。其一是装心脏病,有一种治哮喘病的药叫喘息停,这是非常普通的药,很容易搞到的。含一片在舌下,心跳马上就会加速,你原来就有心动过速,配合药物,可以使心跳加速到一百五十次以上。劳改工地的医疗设备很差,有的医务所甚至只有一个听筒。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请病假休息。其二是装肾病。只要在化验小便时,在小便里掺一点点鲜血和蛋清。记住,光有血不够,一定要有蛋清,鸡蛋、鸭蛋、鸟蛋,什么蛋都可以。这样,尿常规的化验报告中,就会既有血红球,也有蛋白,这是典型的腰子病症状。蛋这东西,到了农场,只要留意,捡也捡得到。如果以令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名流的身份再配合一下,保外就医也是有可能的。”

轻描淡写几句话,石破天惊,使我得以平安地度过了十四年九死一生的犯人生涯。

以后几天中,程公还对我说:我这个人,自认智商不低于常人,但关键时一错再错。最为荒唐,而且令我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是误信了古人“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其实,每一群鸟,都有自己专属的林子。为了争一棵好树搭窝,争吃好果子,同一群鸟也会打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但前提是不能毁了林子。一旦把自己的林子毁了,还自以为可以择木而栖,投奔别人的林子,无疑痴人做梦。要知道,那是别人的林子,你永远是异类、败类,最后结果只能落到如曹操诗中的两句: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连一个可以栖身的草窝都不会留给你。

他又对我说,我已年过半百,这一生是没有指望了。我对你有几句忠告,你还年轻,即使判上十年,出狱时不过三十来岁,务必学一门实在的手艺,作为糊口的根本。不要留在城市,到乡下去。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话不适用于今天。今天的城市,已经布就天罗地网,决非你我存身之处。只能隐于野,而且越穷、越偏远的农村越好。中国农村大,空隙也大,那里的干部,化一点小钱就能摆平。再娶一个乡下老婆,化费也比城市便宜得多。然后靠手艺养家,忍上一、二十年,必有出头之日。

一个多星期后,值班狱警一声:1898,收拾好东西,出来。

程公就此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程公。二零零三年秋,我在和几位年青朋友谈起往事时,提到了到程公。一位朋友叫了起来:你说的程先生和他夫人的故事,前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一篇介绍一群历尽坎坷的法学家的报道中,看到过的。

南方周末是我每期必读的一张报纸。朋友说的那篇文章,记忆中我也是看到过的。然而,程公的名字却在我眼皮底下漏过了。再回头去找,那张报纸却再也找不到了。

天外来客

一.

我到青东农场大约二十来天,收容队来了一位新客人。他的到来,引起轰动。不仅队上的劳教人员,甚至附近生产中队的留场就业人员,也在下工时将大房间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见识这位特殊客人。

新来的人叫王乃诚,四十四、五岁,是一位日本华侨。

归国华侨因犯事而被判刑或劳教的,一直都有。青东农场下属的生产中队,就有好几位。但这些人都是在归国定居若干年后,才因故获咎的。然而王乃诚与众不同,他是在回国观光时就被拘留的。王乃诚原是一名商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定居日本,五十年代以后,据说他一直同台湾国民党方面接触频繁。最近又试图回大陆开辟市场,不想一下飞机就被软禁,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审查了一段时间,又没有真凭实据。但既经扣留,就不便放他回去——恐怕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就以“思想反动”为名,将他送到农场劳动教养。这种情况,在青东农场还是首例。

在张中队长及另一位应队长陪同下,走进大房间的王乃诚,依然保持下飞机时的本来面貌:腆着大肚子,一身肥肉,笔挺的西裤,黄白相间的香槟皮鞋,十分鲜眼的紫红色粗条纹长袖衬衫,一口夹杂着浓重粤港口音的普通话——这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四十多年前,特别是四十多年前的劳教农场,无啻是天外来客。

王乃诚的床上用品也令人眼睛一亮。按惯例,凡无家属接济的人员来到农场,场方都会发给一套粗布缝制的被褥用品。王乃诚原来是做床上用品生意的。这次回大陆,他带了一套样品,本打算试探在国内有无市场,现在正好留作自用。这套被褥用的是粉红色的确凉面料,太空棉内芯,既轻柔又鲜艳,这在当时国内是极其罕见之物,令每一位旁观者赞叹不已。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蚊帐。农场蚊子多,一过五月,晚上睡觉,不用蚊帐不行。农场发的蚊帐,不仅又粗又黑,而且极其低矮,连帐门都没有,活像一尊棺材。就这样一口土棺材,罩在即使在国外也算得上是最新款式的被褥、枕头之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连好几个小时,王乃诚诚惶诚恐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双惊恐的眼睛,不时地东看看,西望望,向每一个人低头、赔笑。

傍晚,看门的老李队长来接班,听人说新来了一名华侨,便站在门口向内张望。他张开一张嘴,探头探脑地,象是在看什么西洋镜。

王乃诚也看到了李队长。他起先以为是个老劳教,并不在意。及至听到有人喊了声“李队长”,这才惊觉到对方竟然是一位“长官”。他猛地跳起来,双脚并拢,满脸堆笑,向李队长深深鞠了一躬。

当时,我正靠在铺上,看见李队长眼皮一跳,一时不知所措。但转念之间,他大概省悟到,这也许是国外的礼节,而自己身为政府干部,不还礼是有失身份的。于是,他仿照王乃诚的神态,同样满脸堆笑,歪着头,以同样的姿式还了一鞠躬。但可怜他活了四十多年,这样的鞠躬还礼,绝对是有生头一遭,因此,无论是笑容还是姿式,都显得十分僵硬、尴尬、滑稽。

王乃诚一共向李队长三鞠躬,每一鞠躬过后,李队长都十分认真地以同样的姿式还礼。

次日中午,我经过王乃诚的铺位,他孤单地坐在床上,见了我,连忙招呼:“老严,您好。”(他比我年长二十来岁,可是,他称呼我老严)

我站住,向他点点头。他说:“请教您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他四顾无人,压低了声音:“这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流氓、小偷?”

我笑了:“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当然是流氓、小偷的集中地。”

“那有没有杀人、抢劫犯?眼中的神色更惊恐了。”

我摇摇头:“杀人、抢劫是要判重刑的,大都在监狱和劳改农场。”

他点点头“听说,您是政治犯……”

“反革命。中国没有政治犯。”我纠正他。

他似懂非懂地连声说:“那好,那好。我们以后多交往,多交往。”

王乃诚在国内已无亲属,农场更不准他和海外通讯联络。他回国时随身带有一笔旅费,当时大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也被官方扣押。只将其中零头三百多元,存入他在农场的个人账户。这在当时的劳教人员中,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主管收容学习班的应队长见他无家人接济,就同意代他额外购买一些食品。其中有一大听奶油饼乾,王乃诚视若至宝。小瘌痢等一帮人向他讨,他十分吝啬,不舍得给。每天睡觉时,偷偷躲在蚊帐里吃。小瘌痢等一些流氓小偷骂他:“操那,还是从外国回来的,吃东西像一只老鼠一样。”

一天晚上,王乃诚照例爬到他的上铺,放下帐子,在“叭”的一下打开饼乾听盖子之后,旋即失声大叫:“不好了,我的东西给人偷掉了。”

原来,一大听奶油饼乾已经空空如也。他向应队长报告,但劳教队贼多,这类事层出不穷,应队长也无法查清。他想来想去,温言软语地对小瘌痢等人说,饼乾吃掉就算了,他也不打算追回了,但希望拿饼乾的人能主动承认,他不仅不要赔偿,还可以送给偷儿五元钱,因为“小孩子应该诚实。承认了就是诚实的孩子,这五元钱就是奖励给诚实的孩子的。”

众人听了大笑。小瘌痢对他说:“我倒很想得到这五元钱奖赏,可惜不是我偷的,想要也要不到。再说,你的钱都存在账上,怎么拿出来给人。难道你去对应队长说,我要奖励小偷?”

事后,小瘌痢对我说:“这个老华侨,把我们当傻瓜,想出这种戆东洋门槛。谁会上他的当。”

很快,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7月底,我同七八十名来农场不久的劳教人员从上海青东农场转押到安徽军天湖农场。

二.

来军天湖农场,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过得很清闲。尽管正是农忙季节,但由于来得仓促,大队部还没有来得及把属于我们中队的田地分下来。因此,临时让我们到後山去采石。采石虽然也是重活,但比起每天泡在水稻田里,上面是毒日头,下面是滚热的水,这样的猪八戒上蒸笼的滋味要好受多了。这儿的山体也怪,石质酥脆得很,一根钢钎插入,铁榔头敲几下;或者用羊角镐刨几下,一块块碎石就下来了。每天上午出工,下午、晚上开会,说是做“途中小结”,也就是从青东农场宣布转场起,至到达军天湖农场以来,这一段时间思想、行为的“小结”。先是由各人对自己这些天的表现进行反省,写成书面文稿。然后按照所属各分队队长指定的程序,在分队会上宣读,其他人提出意见,再由队长作结语。或通过,或进行修改后再交大家讨论通过。

开始几天,情况很平和。被指定宣读的,大都是表现较好的小组长之类,或劣迹较少,不甚为人注目者。大都是一次通过。,偶有尚须补充修改者,也往往在第二次获得通过。

有趣的是王乃诚。

短短的日子,王乃诚完全变了样。

由于到青东农场收容队时间较晚,王乃诚并没有同我一起下中队劳动,而是一直留在收容队班中。当我从生产中队重新回到收容队,等待转场的那几天,我又见到了他。他比来时瘦了许多,原先那身时髦的衣服也不见了(他舍不得穿,怕穿破。保存起来,打算三年期满后,回日本时穿),换了一身农场发给的灰布衣裤,那是提篮桥监狱被服厂生产的囚衣。脚上一双也是农场发的土黄色的解放胶鞋,半秃的平顶头,一脸虬髯,顿时从原先气象万千千的归国侨商,变成了鹑衣百结的老囚徒。

在收容队,我们耽了三天,这中间还安排了一次家属会见。这三天,总而言之,是一个乱字。在这三天内,青东农场的警方人员唯一希望做到的是没有人逃跑,一个不少地把人送到安徽。此外,一概不闻不问。因此,这里就成了一干小流氓和贼骨头的天下。偷窃、打架层出不穷。

我非常自在。早在两个月前,我吃的用的,都同小瘌痢这一帮贼爷爷打了通账。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一点都不必担心有谁来偷我的东西。

王乃诚倒还自在。他一手抱着个食品罐——上次饼乾被偷後,应队长又替他买了几斤饼乾和糖果。另一手提了个包袱,里面装着他从日本带来的两套时装——这也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了。那套漂亮的被褥体积太大,是没有人会偷的。他走来走去,找机会同每个人拉关系。遇见我时,他满脸堆笑,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老严,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讨一下。”

“什么事?”我有些纳闷。心想自己同这位老华侨素无瓜葛,有什么可商讨的。

“就是,就是,明天,您府上会有人来送东西。那个,那个咸蛋……”他说了半天,我才弄明白。原来,第二天是场方安排的去安徽前同家属会面的日子。大部分家属在送来的东西中,往往都有咸蛋,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

“可以。”我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前几天农场不是让我们每个要走的人都买了十个咸蛋么?”我随口问。

“不行,不行。”王乃诚连连摇手,压低声音说,“农场的咸蛋不行,同你们从上海家里送来的咸蛋不能比。”

他做了个手势:“你们的咸蛋,蛋黄红红的,筷子一戳下去,里面的油,飞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说到最后一句,他眉毛、眼睛、鼻子、嘴巴都一起动了起来,表情丰富之极。

第二天中午,我正沉浸在同母亲及惠英表姐会面的情景之中,王乃诚又出现在我面前了。

他点头哈腰地:“老严,您好。”

“有事么?”我心绪不佳,不想同别人多说话。

王乃诚欲语又止:“昨天,我们商讨的那个问题……”

“昨天,我们商讨过问题?”见鬼,我全忘了。

王乃诚吞吞吐吐,露出几分尴尬,几分羞涩的笑容:“就是,就是那咸蛋的事……”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件事。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我拿了一个咸蛋给他,还带笑补了一句:“我可不能保证,每个都如你所说,飞的一下子冒出油来。万一也是乾乾的,一点油水也没有,你可不要见怪喔。”

王乃诚连连点头:“这当然,这当然。”

对王乃诚的小结“评议”,是在到达军天湖农场的第六天晚上。由于晚饭以后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各个分队的会议,就都在各自的宿舍进行。

前面已经说过,我所在的宿舍是光板瓦房;好几个地方漏着水。屋子十分低矮,又闷又热。一盏马灯挂在屋梁上,暗暗的灯光,摇曳着照在下面的二十几名赤膊短裤的汉子。

当天晚上,被审议的共有三个人,王乃诚是最末一位。他战战兢兢地站在屋子中央,赤露的脊背和短裤上,还留有残存的泥巴。从宿舍到后山的采石处,只有一条不到半公尺宽的小路。小路的位置很低,两面都是稻田,稻田里的水经常溢到地面上,即使晴天也泥泞不堪。王乃诚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身躯又笨重,每天上下工都滚得一身泥水,经常是别人把他抬得去,再抬回来的,因而身上的泥几乎从来没有洗清过。

此时,王乃诚双手捧着小结底稿(那是他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精心写成的),诚惶诚恐地念道:“本人去国二十余年,此次回到故国,本意为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略尽绵薄……不意犯了思想上的罪错,经政府首长苦口婆心谆谆教育,本期从此洗心革面,从新做人,逆料政府认为,尚须作劳动教养三年,方能收改造之效果……此次来到军天湖农场,见此地山明水秀,乃一改造之大好胜地也……最后,他双脚立正,向主持会议的两位同样赤膊短裤,浑身晒得乌黑的警员一个九十度鞠躬:以上小结,请二位高级长官多多指教。”

对面的“高级长官”,一位姓邹,四十出头;另一位姓糜,叫糜开,三十五、六岁。邹“长官”半闭着眼,似听非听,糜“长官”则一手伸在裤裆里,不知掏摸些什么。听到那一声“高级长官”的称呼,糜“长官”的手停止了掏摸,但依旧没有从裤裆里伸出来,脸上出现了一个怪怪的笑容。邹“长官”则眼角下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手中的大蒲扇往前胸的两个奶头部位连连拍了几下,以驱赶叮在那上面的蚊子。继又神态严肃地说:“王乃诚,不要这样称呼,我们这里不是国民党,没有什么高级长官,应该称队长。”

“是,二位高级队长。”

三.    

变化最大,而且最快的是王乃诚。

这位从日本回国,一落地就被抓进来的华侨,仅仅几个月就“旧貌欢新颜”。刚到青东农场时,他是几乎被所有人目为外星人的。所凭借的,就是一身上海市面上绝无仅有的,花里胡哨的衣着。从青东到军天湖,那两件最新颖料子的花衬衫,那条涤毛裤子以及香槟皮鞋,都端端正正压到箱子底下,“等期满回家时再穿”。于是,夏天,上身赤膊,下身一条犊鼻短裤;冬天,一套农场发给那些无家无接济者的棉衣裤,都是监狱被服厂生产的囚衣。人靠衣装,衣服变了样,王乃诚顿时从洋腔十足的老华侨,沦为土得掉渣的老囚徒。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别人还能指望家中寄来邮包,补充几斤咸肉、卷面、猪油、炒麦粉。王乃诚唯一的依靠,就是大伙房一日三顿清汤寡水的饭食,很快就瘦得不成人样。腹部的肌肉消褪了,便便的大腹瘪了下去,多余的皮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一条一条松松散散地挂了下来。原来圆滚滚的脸也缩小了几号,唯一不变的是那一脸络腮胡依旧。

也许是以往吃得比谁都好的缘故,落难的王乃诚比谁都馋。

中队部大约半个月一次,派人到总场邮局挑回各人家中寄来的邮包。每当此时,王乃诚总是默默地盯着一个个被打开的邮包。他那曾经患过轻度甲状腺亢进的眼球,不由自主地像铜铃一样瞪着,厚厚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半口整齐的白牙。目光如电,从这个包裹转到另一个包裹。每一个品种,每一件食品都不放过。似乎可以听得见他咽口水的声音。就这样看着,半小时,一小时……

偶尔(非常偶尔),有人递给他几块糕饼、点心。

王乃诚的愁眉苦脸,立时换成喜笑颜开,千恩万谢伸手接过。很快走出屋子,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独自享用。

王乃诚从来不在人前吃东西,包括一日三餐。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了两个字:“不雅。”

有一天,正逢一月一次开“大账”。其中包括每人十个,每个六分钱的芝麻饼。分好“大账”买的东西,我到伙房后面的小河边洗衣服。正好看见王乃诚一个人蹲在后墙角,一手捧着一袋麻饼,另一手抓起了一个,翻过来,转过去,痴痴地看着,眉开眼笑,宛如望着久别的亲人。突然张开嘴,一口就咬掉半个。嘴里一时间塞满了饼,拼命地嚼着、咽着,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还有胡子都一齐动了起来。这脸上的五官,就像在跳一场杂乱的,毫无节奏可言的秧歌舞。难得他有自知之明,那“吃相”,即便是在丰河三队这样的劳改场所,也确实是只此一家,别无他人,“不雅得很”。

在丰河三队,王乃诚一直被安排在蔬菜班种菜。相比在大田班种水稻,蔬菜班的劳动还是比较轻的。渐渐地,王乃诚从初来时走田埂路都要人抬,终于熟练地学会了锄草、挑粪、施肥等一应农活,成了一名地道的菜农。由于长期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他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理念,都和其他人截然不同。在那些二十来岁的流氓、小偷眼中,王乃诚这个从外星球来的“怪物”,似乎永远只是取笑、耍弄和欺侮的对象。而王乃诚对于这些只有他一半年龄的“社会渣滓”,同样也充斥着恐惧、蔑视和隔膜,完全谈不上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于是,大部分时间,王乃诚都是茕茕孑立,形单影只。每天收工之后,是他相对空闲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除了下雨下雪,他总是提一把椅子,独自坐在屋后,点一支烟,无声地看着流动的河水,山边的落日。仿佛是在沉思,又仿佛是在期待。

我在饲养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那一棚瘟诸陆陆续续都宰光了。接下来有较长时间,我的工作是值班,和蔬菜斑住在同一宿舍。中队部规定,值班人员在空余时间,一律参加蔬菜班劳动,因而同王乃诚时有接触。

也许因为我念过大学,在王乃诚的眼中,同那些流氓、小偷有所不同。因此,在他孤独得忍受不住的时候,我偶尔也成为王乃诚谈话的对象。

一天下午,我和王乃诚一人手执一把铲刀,在韭菜地里除杂草。那块地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同他面对面坐在地沟上,慢吞吞地将韭菜中间的杂草挖出来,团成团,扔到田埂上。前几天家中给我寄来了一个邮包,内有一斤什锦糖。我剥了一粒糖,含在嘴里,又点上一支烟,美美地吸了一口。这是当年我在农场最惬意的一项享受。

我一抬头,看见王乃诚正眼巴巴地望着我。就从口袋里掏了两粒糖给他。王乃诚的眼睛马上发亮,忙不迭伸手接了过去。一边吃,一边连声说:“你这糖的味道好。到底是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大商店里卖的东西,就是同开大账买的当地货色不一样。”

吃了我的东西,虽然不过是两颗什锦糖,整整一个下午,王乃诚都屁颠屁颠地向我讨好。吃第二颗糖的时候,他对我说,像您这样的人。沦落在这里,实在是当局不识才。其实,凭令尊(他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是资深报人)和您这样的高才,即使请你们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也是可以的。

马屁拍过头,我听得笑了出来,说:“算了,这种话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再抽支烟,吃颗糖吧。”

王乃诚瞪大眼睛:“老严(尽管他比大部分人都要年长二十来岁,但他对任何人都以“老”称之,以示尊重),我说的话可都是真心实意的,这有什么不可能?”

我说:“你这是天方夜谭。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不要说总编辑,即使普通记者编辑,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我父亲一直是党外人士,更本无从谈起。”

王乃诚不解:“那你们也可以申请加入中共呀。”

这一下,轮到我翻眼珠了:“你以为这党,是想入就入的?”

王乃诚还是不解:“为什么不是呢?在福摩萨(台湾),任何人想加入国民党,就表示他对党国有感情,都会受到欢迎。”

我无话可说。而且,即使说了,这位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也是不会理解的。何况,我不想说也不敢说。此时此地,没话找话的结果,往往是没事找事。

看他吃得那么香甜,我转了一个话题:“老王,听说你在日本,多年来一直孑然一身,无家无室?”

王乃诚听了一呆。他望着几张飘落在韭菜地里的,花花绿绿的包糖纸,眼泪泫然欲滴,四顾无人,压低声音,悲哀地说:“我这把年纪了,怎么可能无家无室呢?”

他从贴身处拿出一个小皮夹,从中抽出一张照片说:“你看,这就是内人和孩子。”

照片上,身穿和服的王乃诚身旁,紧靠着一位瓜子脸,眉清目秀的女子。他俩一人一手搀着一对男女少年。

王乃诚收起照片,继续说:“从青东农场到这里,队长们都告诫我,改造期内,是严禁同国外通信的。因此,也不许我向他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只说自己是无家无室的单身汉。从一九六六年初到现在,对我的家人来说,我是一回国就如石沉大海,再无影讯。在我而言,则是遥望云天,无尽相思。只盼三年期满,总会放我回家团聚吧。”

我听了,只是轻轻叹一口气。

四.

转眼到了一九六九年。枫河三队的人们,先后都熬过了或二年或三年的劳动教养期限。都从劳动教养人员变成了留场就业人员。名义上的身份变了,其他一切照旧。还是同住一幢宿舍,吃同样的伙食,干同样的活。

当然,变化还是有的。唯一的变化是增添了一年十四天的探亲假。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这十四天是做人的日子。

然而,解除教养后的王乃诚,即使这短短的十四天,也无从享有。因为这是“探亲”假。他在国内没有家,无亲可探。

又是一个下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一块菜地除草。劳动间隙,他主动递给我一支烟,飞马牌的。我刚接过,一块当地产的芝麻饼又递了过来。我知道,对王乃诚来说,香烟和食品,都和他的老命一样金贵。相处三年,我还没有见过他主动送人的。我惊讶地地望着他,推托道:“不要。你从来没有邮包,不必了。”

王乃诚连连说:“应该的,应该的。我屡次蒙你恩施食品,心中一直过意不去。今天是聊表心意,千万不要客气。”

见我点燃了香烟,又咬了一口饼,王乃诚说:“老严,我有一事相求。”

他卖力地挤出一点笑容,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请说。”我点点头。

笑脸终于变成了哭脸:“老严,我惨了。我的朋友骗了我。”

“你的朋友?”我很诧异,从没听说,他在国内还有什么朋友。

是,我的朋友。我刚回国,就是他接待我的。后来,他关照我不准离开酒店。我每次写的材料,都是他来拿走的。有时,我口述,就由他作记录,我再签字 。再后来,也是他把我送到青东农场。分手时,他还对我说,老老实实在农场改造三年,就放我回日本,同家人团聚。

原来,是这样的朋友。

王乃诚告诉我,自从解除劳动教养后,他几次找袁中队长,请求兑现三年前那位“朋友”的承诺。袁中队长答复他,想回日本是不可能的,要他及早打消这个梦想。而且连同日本家人通信也不准,因为农场是对外封闭的“无产阶级专政单位”,严禁同国外通信往来,违者以通敌叛国论处。王乃诚说,他想起在上海虹口,还有一位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远房亲戚,希望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帮他找一找。因为如果能和这位亲戚联系上,他也就可以每年回上海“探亲”了。而且进而通过这位亲戚,间接同日本的家人取得联系。

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有点不忍。但又不放心地问:“老王,有人听队长说,你是台湾国民党的特工,因此一下飞机就把你扣起来。到底是不是?不要我替你去找亲戚,结果变成帮你从事特务活动,做好事没好报。”  
      
王乃诚涨红了脸,连连摇头:“我多年经商,有何必要参加什么特务组织。我早年在国内念中学时,正值八年抗战,那时年少,出于爱国热诚,倒是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日本以后,对中共不了解,跟国民党方面的人交往多些,那也是有的。但绝对没有参加过他们的组织。回国后,接待我的朋友,起先的确怀疑我是特务,但查到后来,他也承认我不是。否则,早判我重刑了。不过他又说,我多年来一直同台湾方面的人士混迹在一起,思想反动得很,还说过不少反动话,因此需要送到农场,接受改造。”

当时,我口头上答应了王乃诚的请托。王乃诚对我千恩万谢。至于日后回到上海是否当真履行这个诺言,说老实话,我心中是忐忑的。然而,这一年,中队部对我的探亲申请,一拖再拖,拖到第二年的三月二十六日,一纸逮捕令,将我押回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我终于未能完成王乃诚的托付。

一九七五年,我被判刑十五年后,再次来到军天湖农场。我所属的铜岭山监狱三中队的指导员,就是当年丰河三队的指导员秃头老李。他告诉我,王乃诚已经死了。

王乃诚是淹死的。夏天,他和几个人在河边洗澡,其中一个人同他开玩笑(或者说是欺负他,耍弄他),推了他一下。这一段河道,前些天恰好挖过塘泥,水的深浅落差很大。他不会游泳,一脚踩空,就沉入水中不见了。另外几个人也不会水,等到喊了人来,已遍寻不着。一天后,他的尸体在几百米远处浮了上来。

有人说,这是朱黎明在找替身。

那个推他的人,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判了三年徒刑。

王乃诚终于没能等到他可以穿上那身押在箱底的时髦的衣履,自由离开中国这一天。

二零零二年中秋,我到已经退休的,原丰河三队警员方先生寓所拜访,闲谈中问起王乃诚当时的“罪名”。

方先生说了两个字:“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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