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哑口而雄辩的沉思(

               ——黄药眠评传

刘克定 著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六教授聚會成黑會     黃藥眠無辜遭橫禍

一鳴聲出萬古新,塵埃落定見真淳。入妙文章本平淡,丹青難寫是精神。
糟粕所傳非粹美,逆耳諍言化瑰珍。難能寒夜深雪裏,一枝敢出報早春。

黃藥眠究竟是左派還是右派?如果按“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邏輯來界定,那就難以定論。因爲黃藥眠就是黃藥眠,哪一派都不是。若論思想,他有他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是一言難盡的,怎一個“左”、“右”了得。在反右運動中,他說了許多話,寫了許多文章,也吃了許多苦頭。但是,“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憂時有激言”,那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不可能被人左右,這正是客家人“硬頸”的脾氣。他想說的,說出來了,現在看來,他的一些思想和觀點,並沒有錯,有不少事情,我們今天做的,正是當年他主張過的。暫且按下不表。

話說1957年的“整風運動”之時,在懷仁堂召開了黨的宣傳工作會議,與會者除黨內的各級幹部之外,還特邀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參加,黃藥眠也受到邀請。會議由毛澤東作重要講話。他一邊不斷地吸煙,一邊用地道的湖南話滔滔不絕地演說。他號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幫助黨除去三風,以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進行。要向章太炎先生學習,鬧革命不顧個人的安危。講話的態度誠懇,言詞雄辯。這個報告,無疑是一個動員。不久,“大鳴大放”的局面出現了。

1957年6月6日,應章伯鈞(民盟中央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交通部部長)的邀請,費孝通(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教授、社會學家)、錢偉長(民盟中央委員、清華大學副校長、教授、物理學家)、曾昭掄(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學教授、化學家)、陶大鏞(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吳景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社會學家)、黃藥眠(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藝理論家)等六教授在全國政協俱樂部聚會,與會的還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書長胡愈之(沒等會開完就走了)、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葉篤義、民盟中央常委兼組織部副部長閔剛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兼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金若強,加上章伯鈞,共十三人。會議主要是由大家介紹了首都各高校鳴放、幫黨整風的情況,並研究民盟如何在當前整風的形勢下進行工作。但是這個會議,被認爲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會”。兩天後,即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什麽?》的文章,矛頭直指六教授會議,反右運動正式打響。

如果按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鏞後來的“交待”,六教授會議是不得了的大事:“當時章伯鈞在會上危言聳聽地說:‘大學生這樣鬧下去,說不定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如果學生跑上街來,與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辦了’,‘交通部在漢口辦的一些學校已罷課了,形勢很嚴重。’”陶大鏞還“交待”,費孝通、錢偉長、曾昭掄、黃藥眠幾位同志的發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鈞的感染,把黨群之間的矛盾誇大了。“後來在吃飯的時候,章伯鈞一邊吃一邊大談發展組織,甚至站了起來,脹紅了臉,揮起拳頭,說民盟應該發展到幾百萬人。……章伯鈞‘雄心’不小。”

“六教授”之 一陶大鏞,和黃藥眠一起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

民盟的章伯鈞、羅隆基,號稱“章羅聯盟”,被列入“右冊”,而黃藥眠等人在章伯鈞的召集下,開這樣的“黑會”,也難脫干系。加上陶大鏞的交代具有如此重要的資訊價值,“六六六”事件的參與者,無疑在劫難逃。

1957年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陶大鏞檢討不深刻引起不滿》的報道。

於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會,追問陶大鏞,要他“徹底交待”“六六六”事件。

當時的陶大鏞已是“四面楚歌”,上上下下,前前後後,一片喊打聲,每天打開報紙,是鋪天蓋地的討伐,他哪裏抵擋得住政治上、心理上的淩厲攻勢,不得不作了這樣的“交待”:

“一、北大學生來師大組織罷課未成;

二、反映了董渭川談目前形勢是“五?四”運動以來所未見的情況;

三、肅反鬥錯的多;

四、評級評薪問題。

“我談到師大情況時主要集中在平反和評薪問題上,對這兩個發言較長。我還說我們負責人說話要慎重,同學們訪問記錄發表前要看過等,總之是怕負責任。如果同志們說這是兩面派,我也不狡辯。”

同年七月一日,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産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對“六六六”會議加以抨擊。

毛澤東是這樣寫的:

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么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估計。這不是令利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文匯報的資産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37頁)於是六教授會議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重點。

黃藥眠作爲六教授之一,自然難免一劫,被列入了“極右分子”的名單,“章羅聯盟”的“參謀長”。

除了參加六教授會議,黃藥眠在運動中的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一、思想方面,寫了《我的看法》一文,主要是由費孝通的文章引發的議論。

六教授之一的費孝通,是當時中央幹部局的副局長,管知識分子的,他在反右運動中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黃藥眠讀後,很有感慨,也寫了一些話,他是這樣寫的:

“舊一代的知識分子是從舊世界來的。他們在舊世界旅程不同,所以他們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塵土。也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對於今天新時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個從其所已經經歷過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較。費孝通同志說現在正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個說法,我認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見解。但在我個人看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就已經是春天,這並不是我有意要唱反調。這只能說我有我的一番經歷。當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時候,我只是半個流浪漢半個知識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條線懸在空中,門口時常有不尷不尬的生面孔出現,視窗的短牆外,時常有人露出一個頭來在探視,走路的時候也時常提防著後面有什么跟蹤。至於搖筆為文,既不能成為文豪,徘徊在大學的門牆外邊,也只能作一個牆外的行人,嚮往于牆內的佳人的笑聲。到了全國解放,眼看全國人民都獲得解放,反動的國民黨統治被推翻,在中國飛揚跋扈百多年的帝國主義勢力從中國大陸被趕走,我就不禁大樂。而我個人則竟然有機會追隨在許多專門學者後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識分子,有機會摸摸書本,這比我過去,有時在寒風刮面的深夜裏躑躅在街頭的情況,的確是溫暖得多了。所以我說,從那時起,就是春天。

當然,春天也還不免有一、二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東風不知吹散了花紅多少,或者甚至個人也還不免有一個時期的「傷春」的情緒,但春天究竟還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傳出春天的消息。”(黃藥眠《我的看法》,《人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

黃藥眠雖然對費孝通的文章是表示贊同的,但是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從字裏行間看,他認爲知識分子應該珍惜今天的生活,不要翹尾巴。壓根看不出有什麽“對現實不滿”、“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

“知識分子,喜愛知識,喜愛自己的專業,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識分子希望有一個書齋,書齋裏有幾本書,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協助和推動他們搞好業務,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說,有人想躲進書齋裏去就不出來了,那恐怕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專向聖賢書」,但是時代會來敲你的門,它會給你許多邀請。而且今天的知識分子,真的想鑽進書齋裏去,不出來問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這樣說,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時的感慨……”(同上)

這些話沒有什麽錯。黃藥眠還批評了有些知識分子:

“我覺得有些知識分子就不夠尊重別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諸葛亮,或者是應著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搖搖鵝毛扇就可以指揮如意!我們還得更多學習謙虛。”

這話也無可厚非;但費孝通哪裏知道,他的文章會禍起蕭牆,並且累及黃藥眠。費文中有這樣幾句話:

“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著,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么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乍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這些老知識分子,當他們搞清楚了社會主義是什么的時候,他們是傾心嚮往的。但是未免發覺得遲了一步,似乎前進的隊伍已經沒有他們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牆外行人「笑聲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感歎。”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

很顯然,發表這篇文章的初衷,是爲了談知識分子問題,認爲知識分子要珍惜大好春光,努力工作,克服舊思想,關心國家大事,一心跟共産黨走。在當時也並沒有不良反應。

但是,費孝通沒有想到,“早春”在台灣的《海外》月刊第六卷第四期(1957年5月20日)引起了反映,登載了署名李蔚南的《淒淒慘慘戚戚的大陸知識分子》,對“早春”進行評論:

“我們知道費孝通是一名高級知識分子,當然也是老知識分子,抗戰時期已在西南聯合大學當教授,文章寫得頂不錯,用字非常有斟酌,所以我們對他寫這篇長文開場白所引的典故,也不好放過。他文內「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候」一段,引自宋李清照《聲聲慢》悲秋詞,那首詞寫道:「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它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看他所寫的李清照詞,才知道大陸上知識分子竟是「淒淒慘慘戚戚」。但是原詞明明說秋天的「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費孝通卻巧妙地把題目改為「早春天氣」,這當然是掩「新知識分子」〔共幹〕耳目的一種手法,否則他這篇文章還沒登出來,恐怕就要吃官司。

『他文內「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一段,是引自宋蘇東坡《蝶戀花》詞,那首詞道:「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這是費孝通影射中共虐待和玩弄知識分子的又一筆好文,他的意思是說:「什么百花齊放啊,花在自由之日早就放過了,現在連殘紅都褪落了,柳花越吹越少,春天已經完了!那些無情的社會主義前進的隊伍,已經把門牆築得高高的,以新知識分子自居,氣炎逼人,老知識分子早已經被逐出牆外,而且越逐越遠,甚至逐到九泉之下,空餘恨事!’……”(引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1995年12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這個資訊反饋到北京,使當時的高層領導震驚,費孝通一下子成爲審查對象,“天氣”一下子變了。因爲那個時候的人們奉信一個原則:“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受到台灣“贊賞”的文章,會是好文章嗎?寫這文章的人,包括北京上海遙相呼應的人,都是什麽人?居心何在?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又是什麽?然而,台灣的李蔚南對費孝通的文章,狀似“擁護”,實則離間,“思想者”們對事物反映的僵化、機械、呆板,於此可見一斑。

在此之前,1957年4月21日,上海《文匯報》記者黃裳的文章,也曾撰文談“早春”,題目是《解凍》,與費孝通的文章“遙相呼應”:

“上海還逗留著已經延遲得過久了的春寒,人們的焦急心情已經有些不耐了。』『春天的太陽發出的溫熱,使停滯的冰河解了凍,知識分子們的愛國激情沖開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塊、冰碴,沛然莫之能禦地沖擊下來變成一股浩蕩的激流。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阻礙著這激流的通行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大大小小的冰塊冰碴是早晚必然融解,化為激流的一部分。』『讓春天早些來到吧!讓激流的力量推動我們的生活快速前進吧!”

真是熱情奔放!早春的風已經把人心吹得暖洋洋了,這像是“右派”的言論嗎?

費孝通倒了霉,黃藥眠、黃裳也跟著吃了苦頭,被認爲“遙相呼應”,搖旗呐喊。

二、在教育制度上,他參與了起草《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

在毛澤東的號召鼓舞下,5月13日,章伯鈞、羅隆基約集民盟中央有關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決定成立“黨委負責制”、“科學規劃”、“有職、有權”和“監督、爭鳴”等四個臨時工作組。其中“黨委負責制”工作組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北京大學)、侯在乾(中國人民大學)、李西山(清華大學)、陶大鏞(北京師範大學)、陸近仁(北京農業大學)等人組成。他們討論的結果,由黃藥眠執筆。

這個文件說: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

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于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認識不足。

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府機關等同起來。

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以為一切由黨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

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有些黨員同志對于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之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了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制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么是學校的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裏的『黨組』有什么區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系如何?在系裏面,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書記常常是兼系秘書〕和系主任之間關系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沒有研究,因此我們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

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教授的教權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難於發揮積極性,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定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為改正以上缺點,我們僅提出以下幾點有關高等學校領導機構的意見,請領導上加以研究和考慮。

領導方針和意見:

我們不同意黨和民主黨派退出學校,或在學校內停止黨、團、民主黨派活動和民主黨派的成員不以黨派的資格在學校內活動的說法。我們認爲這和今天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總方針是不相符的,和各民主黨派健全各基層組織的精神也是不相符的,相反,我們認為學校的黨正應加強領導,民主黨派正應加強活動。我們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說法。在過去反動統治時代,教授治校可以抵制反動派向高等學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勢顯然已和以前有顯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頗有和黨的領導對立的意味,再從教授治校作為制度本身來看,也是不夠妥當的。
……

現在把以上四點,分別扼要敘述如下:

一、關於黨的領導方面:

〔一〕黨應抓以下四種工作:①加強政治思想教育;②貫徹黨的方針政策;③黨的建設工作;④動員黨團員起帶頭、保證作用。

〔二〕黨委或黨組對學校內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則的規定,關於具體的工作應分別交由校務委員會和行政會議去作詳細討論。

〔三〕黨通過黨組織保證黨的方針政策能在校務委員會和行政會議中貫徹下去,但貫徹的時候必須注意靈活性和伸縮性,要耐心地用道理來說服人,不應強制執行。

〔四〕黨委或黨組織在討論學校工作時,可以約請群衆列席參加。

〔五〕黨委負責人應抽出一定時間學習一門業務,慢慢作到由外行變成內行。

〔六〕黨委必須規定出一種制度,指定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無黨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個季度一次〕舉行聯席會議,聽取各方面意見。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變革或措施可以召集臨時會議。

〔七〕黨委必須規定出一種制度,指定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定期舉行碰頭會,互相交換意見和批評。

二、關於校務委員會:

〔一〕校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的成員包括教務方面的負責人,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的代表,講師、助教的代表,教授副教授應在校務委員會占多數〔綜合大學如校務委員會的成員太多則可以考慮過去分成文學院、理學院的辦法〕。

〔二〕校務委員會應重點抓有關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制度和人事問題,如學術研究計劃,教學計劃,如教師的聘請、升級、留學生的選拔等。

〔三〕一般行政事務工作,交由學校的行政會去討論。但其中比較重大的項目,如預算、決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變動等,都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討論通過,如遇到比較重大和複雜的問題,校務委員會可定若干人組成審查委員會加以審查研究,審查委員會向校務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然後再由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審查委員會,在審查過程中,有權向主管部門調集有關資料,或請該部門的負責人出席解釋或陳述意見。

〔四〕校務委員會在制定規章制度的時候,黨的負責同志應把黨的政策方針加以說明,並陳述意見加以對論,如遇重大問題,校務委員會可以推選若干人〔必要時還可以指定若干校務委員會以外的專家〕組成委員會詳細研究各方面的有關資料,征詢各方面的意見,擬定草案,提交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必須避免一切規章制度都由黨委會決定交由校務委員會形式主義地通過的辦法〕

〔五〕學校的各種委員會的委員,在校務委員會討論到與該委員會有關的某一部門的工作時,應有權出席聽取該部門負責人報告,而委員會則應對報告提出批評建議或陳述意見。

〔六〕學校內的一切措施和重要人事變動,必須經過校務委員會的通過才能發生法律效果,校務委員會的決定交由校長負責執行。

〔七〕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議,持不同意見,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這個決議第二次再被通過的時候,則決議必須執行。

〔八〕少數人對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除執行決定外,他們有權向上級陳述意見,但不得向外宣傳。

〔九〕校務委員會應設置秘書若干人〔可和校長辦公室聯合辦公〕,專門負責和各校務委員聯絡,及處理學校各部門向校務委員會提出來的批評和建議。
……

(原載《師大教學》1956年7月18日第161期)

現在來看這個建議,實在是非常積極的,對學校黨的領導機制和改進黨的工作作風,以及協調黨政關系、黨內外關系、調動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都是很中肯、很有見地的意見。事實上,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有一些是正在這樣做,還有一些將要這樣做。一個制度的改革完善的過程,也就是汲取和采納各種意見的過程,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伽利略支持日心說,顛覆“地心說”,幾乎被教會殺掉,因爲那個時代不講辯證唯物論,而可笑的倒是奉信馬克思主義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人把一些誠摯的改革者,當作異端打入另冊。而起草這個“建議”的人,也因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三、在文藝政策方面,他寫過一篇《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文章。批評了一些人對文學事業的機械、刻板的態度,指出要尊重作家的創作和創作思想,保護個性。這也是非常好的建議,事實如何呢?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來看他說的話,有哪一點是錯誤的,要加以批判呢?——

我認為要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首先是必須掃除思想障礙,而思想障礙中有若干是和文學現象的理解問題有關的。這裏,我想就我所想到的來談談。

我們常常聽見人們愛引用列甯的話說,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事業的一部分。

這個話是完全對的。以後我們還要繼續這樣做。可是我們可不能因此忘記了列甯接著在下面說的另外一些話。列甯說:『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機械地平均,標准化,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上絕對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個人愛好的廣大空間,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大空間。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著:無產階級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和無產階級黨的事業同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

正是由於忘記了列甯後面說的那一段話,所以有些人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就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平均化。它們無視文學的特性。

正是由於忘記這些話,所以有些人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就硬要來一個標准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要以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少數人的文學趣味。這樣就抹煞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

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到如此田地,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

列甯的話是說得很清楚的,人們本來不應有這種片面的理解,可是竟有人這樣片面地理解,我想這不能怪列甯,也不能怪黨,這只能怪這些同志對列甯的著作並沒有好好學習。

人們常常愛說,文學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這種說法,當然是對的。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忘記了另外一面,即文學是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理解的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系交錯著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一個人有嚴肅緊張的時候,也有輕松愉快的時候,有和同志們的關系,也有家人父子的關系,有表現出來的思想,也有潛伏在內心的思想。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地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與人之間的交錯著的關系,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也可以有正面的描寫,側面的描寫,或者烘托的暗示的描寫。同時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因此,文學裏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於本質,某些方面它可能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

正是由於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因此有些人就要求文學要按著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了簡單的說教。

這裏重新溫習一下列甯的話,也還是有意義的,在《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列甯說:『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藝術家,那么他至少應當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出革命底某些本質的方面來。』『某些本質的方面』,比『本質』就得生動得多了。

常常聽見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裏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務就是把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的意義。這當然也是對的。可是事情也還有另外的一面,人們的主要任務是在於改造世界。在生活實踐過程中,人們不僅要認識這個世界,而且他們對於這客觀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即肯定的或否定的態度,愛或憎的態度,有時還有著強烈的情緒色彩。

正是由於忘記了事情的這另外一面,所以有些人把文學創作看成為在沙灘上撿拾貝殼一樣。作家的任務只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現實生活裏面有的,所以是現實主義的,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現實生活裏沒有的,因此作品違反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甚至有人把『希望像早上的紅霞般那么美麗』的詩句,都認為是錯誤的,理由是紅霞是很快就會消失的,難道我們的希望是很容易消失的嗎?

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是資料的搜集和堆積。照這樣的看法,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

照這樣的看法,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只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在這裏重新溫習一下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是有益處的。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唯物論,連費爾巴哈的也包括在內,其主要缺點就在於:對於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在客觀的形式上或是在直觀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當作人的感性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主觀地去理解。』

我認為如果對于有關文學的這些理論問題, 能夠有人出來闡發一下,這對於『百花齊放』的方針的貫徹還是有好處的。
(原載《文藝報》1957年5月12日第6期)

四、在文藝批評方面,黃藥眠寫了《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談到創作質量不高,與文藝批評理論簡單化有直接關系。作爲文藝領導,不能用“世界觀”來決定作家創作的“水準”。寫好一部作品,只要靠作家對生活的體驗,對人物的心理描寫和外形的刻畫,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以及精神世界的體驗,用“世界觀”這把鑰匙並不一定能打開創作問題之門。相反,如果將思想改造這些清規戒律來作爲文藝批評的武器,那只能是扼殺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需要探討,要搞群言堂,要解放思想,要說行話。不要在大路邊砌房子。要尊重個性,面面俱到則將一事無成。這樣的看法,有哪一點是錯誤的,需要鳴鼓而攻之呢?——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文藝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據我看來,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當前的迫切工作是如何著手解決這問題。近年來,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趙樹理同志的《三里灣》發表以後,很多人寫了文章,說好得很。康濯同志也寫了一篇評論,但我看,他對自己的意見也不大有把握,使人讀過以後,引起了模棱兩可的印象。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但他所以說好,倒並不是他親身感受到了,而是因為《文藝報》和康濯同志說好,他也就跟著說好了。其實他是抱著蘇聯大部頭的作品在啃呢,或抱著一大堆中國的古典作品在讀呢!

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掌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或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作家如果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擬討論』為由絕決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系的惡化的原因。

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系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系。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于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而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仿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
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請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什么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么為什么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現在又有人說,只要寫出真實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這就把世界觀對創作的作用看做是外加的,而沒有看到世界觀對創作的生動的滲透作用。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系看得過於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協會的理論批評組一直是不景氣的,我是成員之一。有人說我是什么幹事,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有幾次報上載作協文藝理論批評組開會,我就沒有接到過通知。有時候有通知,我也就來了,我是招之即來的。說到批評家的專業化問題,我是同意的。只靠業餘的人,臨時拉夫,產生不了質量較高的論文,也組織不成隊伍。一篇作品,讀一遍就寫批評當然不行,至少要讀二三遍,而要研究,就需要有時間,同時,批評要有一套設備,要有經常的工作。要有助手。比方現在出版物這樣多,誰能夠把它一一細看呢?必須有幾個人坐在那裏經常研究。批評也要靠集體的力量。舒蕪同志建議作家自辦刊物,每個刊物自成一格,一花獨放,全國合起來是個『百花園』。我看立刻全國來搞,恐怕不行,最好試辦幾個看看。現在的刊物多,為辦而辦,似亦可以考慮,每種刊物卻有自己的目的、任務、性質和寫作力量。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嘗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就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主編的意圖,要考慮蘇聯目前雜志上流行的意見,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腦子裏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於是自己的主意就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至惹起別人的反駁。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等等。結果好,只有正襟危坐戰戰兢兢,如此這般,交卷完事。個性風格完全丟到九霄雲外。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裏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爲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致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關于文藝批評,綜合大家意見,我們建議以下幾點:一、要有批評的隊伍,經常從事於批評工作。二、要有助手、資料,多作研究工作。三、試辦一二種同人性質的文藝綜合刊物,讓大家比較自由的發言。這種刊物,水準可能低些,批評的權威性也沒有這樣大,但正因為它的影響不像機關雜志一樣,因此寫作的人膽子可以大些,而被批評的人,也不會因此就抬不起頭來。四、批評也應該有自由,事後也不應責之過苛,因為如果責之過苛,那就只有鼓勵大家都寫四平八穩的文章,或者改行。五、應該鼓勵作家出來寫批評,寫創作經驗,和寫對於批評的反批評。六、應該鼓勵批評文章有藝術性,而且有多種多樣的風格。
(原載《文藝報》1957年6月9日第9期)

五、在政治方面,黃藥眠1957年5月1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雖然談到了“相當敏感”的問題,即黨和非黨的政治待遇差別問題(這在當時,是要捅婁子的話題)。但在黃藥眠看來,幫助黨整風,就要誠心誠意,直率地指出問題,使之得以改正。毛澤東不是要大家學習章太炎仗義執言,不怕捅婁子嗎?他哪裏會知道,話一出口就是禍,自己是“牛鬼蛇神”裏的“蛇”,正一步步被引出洞來,“捕蛇者”的大網已經張開。果然,第二天(5月12日)他的發言《人民日報》就登了出來:

黃藥眠在談到與非黨的關系時說,當前最重要的缺點是黨與非黨的關系搞得不好。他認為,有些事黨員不對也認爲是對的,非黨員對的也認為是不對的。黨員可以一年提升三級,非黨員盡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級。黨員犯錯關起門來在黨內檢討,只要不受組織處分,依然有權在手。非黨員犯錯誤,黨組織對他很少教育、幫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開始對這個人作組織處理。

他說,有些學校領導人怕和教師群眾見面,專門坐在辦公室聽黨、團員的彙報,造成部分群眾怕和黨、團員接觸。還有部分黨員恃功驕傲,有特權思想,不甚讀書,靠黨吃飯,口談馬列主義,而不肯刻苦鑽研。他說這次整風實在是十分必要的。

黃藥眠還對統戰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評。他說,統戰部接觸面不廣,過去大家對統戰部批評過, 統戰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批評以後依然未改,頗有『誠懇接受,堅決不改』的神氣。其次,統戰政策到了省級就很難推動。有些黨員對於統戰政策根本不瞭解或者瞭解得很庸俗。第三、統戰部對民主黨派的專職幹部缺少關心,缺乏教育、培養、提升的整套計劃,沒有給予他們一定的地位。黃藥眠建議:〔一〕現在形勢改變了,許多過去的做法都應該加以重新考慮;〔二〕共產黨內要加強對統戰政策的宣傳和學習,同時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應定出一套制度和辦法加以保證;〔三〕有些機關單位,如文化教育部門應把行政領導放在共產黨的與非黨的負責人組成的行政會議上;〔四〕各民主黨派的基層組織在各機關單位應有一定的地位;〔五〕在黨所指示的方針下,黨與非黨應站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競賽,有功則賞,有過則罰,有能力的應升遷,無能力的、不稱職的應降級。
《在1957年5月11日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12日)

這些“幫黨整風”的文章和言論,黃藥眠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才痛徹陳詞的,也可能徹夜未眠,幾易其稿,才拿去發表的。與一般被“錯劃”的右派不同的是,這番耿耿忠心,出自他的一個理想,即用民主的方式,解決政治上的矛盾。他早年在共産國際工作時,有機會接觸一些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接受了一些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主張通過民主進言,改進政治。但是換來的是什麽呢?是“反黨”,“攻擊黨”,是“想要推翻黨”。一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老知識分子,雖然被叛徒出賣,遭到國民黨的監禁,並被判十年徒刑,出獄後脫離了黨組織,但他對黨沒有二心,對國家大事,對思想文化建設,一直十分關心,懷有熱切的報國之心,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是某些人所描繪的,自己是一個“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猖狂向黨進攻”、“向無産階級反攻倒算”的“右派分子”!

這一次運動,派出去了千千萬萬頂帽子,戴在了千千萬萬人的頭上,還有一些拿在“群衆”的手裏。而這些“加冕者”,大都是學富五車的大知識分子。這件事教育了他們,不要隨便發表議論,寫文章尤其要注意,不說話沒人會說你是啞巴。即使是要好的朋友,也不要隨便掏心窩兒。所謂民主進言,不能脫離中國的“實情”。在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一談到“向黨提意見”,人們便會不寒而慄,繼而噤若寒蟬。心靈上所受的傷痛,甚矣哉。

黃藥眠成爲“右派”,已經是“鐵案”了,包括他的夫人蔡徹,北師大中文系的資料員,也一起入了“另冊”。黄不能每天迎著朝陽走向講壇,去向學生們傳授知識,也不能在一盞舊台燈下奮筆書寫關於美學和詩的話題,每天要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還有一輯又一輯的“右派言論集”,還有無休無止的批判會,寫不完的檢查和交待……平靜的生活已經起了變化,惡浪洶湧,危機四伏。

看官也許要問,毛澤東爲什麽要發動反右?這就問到了關鍵,但是,一言難盡也。遠因要說到列甯時期,那時候蘇聯的知識分子大都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有的還參加五花八門的政黨和組織,不像中國的知識分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影響,甚至壓根不是列甯領導的無産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對這些人,列甯懷有戒備心理,是情理中事。這在前面已經說到,不再贅述。毛澤東以此爲鏡,對知識分子也是有警覺的。近因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使蘇聯黨和國家“變了顔色”。加上1956年,匈牙利發生十月事件,知識分子起來造反。而在國內局勢失控的危急時刻,匈牙利黨政最高領導人格羅對此卻一無所知,一個多星期後,當他乘車從南斯拉夫回到國內,在車站見到等候多時的其他中央領導人要求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時,竟然目瞪口呆。只好趕緊直驅黨中央會議室。這才決定不准遊行,還決定派一些政治局委員到各機關、團體去做解釋工作。這件事又給毛澤東敲了一次“警鐘”。他認爲中國也決不是世外桃源,也可能出赫魯曉夫,他可不能像格羅那樣掉以輕心。於是,緊接著在1957年,以“幫黨整風”爲突破口,引蛇出洞。他很明確地指出一些文藝團體“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成爲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實際上,他忽視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建立了新中國,他們熱切地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獨立自主、自由幸福的新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爲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付出了畢生心血甚至寶貴的生命。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偉大的,可尊敬的,絕大多數是愛國愛黨的。是老人家自己過慮了。

倒是殘酷的政治運動,給了狐鼠之輩以可乘之機,他們趁火打劫,投機鑽營,以“左”的面目出現,爲虎作倀,大撈一把。也有的人,爲了苟安,低眉折腰,“何意百煉剛,化爲繞指柔”,落得千夫所指。

這裏要介紹亂臣賊子康生的“功勞”。

“在所謂『反右』運動期間,康生親自跑到北師大,要把一級教授黃藥眠劃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陣呢?有一次我曾問過黃藥眠這是什麽道理?黃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 科的時候,他奉派當過康生的翻譯,深知他的為人勾當。康生當時對王明是極盡巴結恭維之能事的。為了封住黃藥眠的口,免得露餡,他就親自出馬,使出這渾身解數……”(秦牧《奸臣的“定場詩”》1991年2月5日天津《今晚報》)

關于康生,黃藥眠在莫斯科青年共産國際的時候,與他打過交道,知道他的逢迎阿諛的人品。

“……一星期之後,來了一個人,西裝革履穿得很整齊,近視眼,半禿頭。……康生原在中央文件上叫趙容,在黨內是與陳雲齊名的。我在上海工作時與他沒見過面。在秘密工作時代,與黨的領導人是很難得見面的。他來莫斯科是因為在上海不好呆了,怕有危險。在這裏他也算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從實際上看,他顯然在王明之下,是第二位的。他來後也作報告,由於他剛來,不懂俄國話,有時候開些小會也拉我去幫他翻譯。我的翻譯很難說是准確的,只能使人聽懂是什么意思罷了。當時康生對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徵求王明的意見,出去發言時就事前把發言稿給王明看,或臨走前向王明說明要講的要點,看王明是不是同意。”(《黃藥眠口述自傳》)

早在延安時期,人們就談康生色變,他是個整人害人的老手,從蘇聯學來全套的整人術。甚至連中央的領導人也不放過。如胡耀邦同志1932年(那時才16歲)“在中央蘇區湘贛省委負責兒童工作時,被稱為「AB團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書記及時而巧妙地解救,他險乎英才早喪。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按下「搶救運動」的漩渦,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連。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邊的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回憶「AB團」往事時說:我那時還小,受那么大的打擊實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時我比較胖,人們都叫我「小胖子」,但從那之後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現在也沒有胖起來!

具有充分說服力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所謂的共產黨內也有「AB團」和延安「特務如毛」、必須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搶救運動」等等,都是殺人連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斷出來的。”(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1998年5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57年,康生變得十分活躍,他是很喜歡這樣的政治氣候的。他跑到北師大,點名要給黃藥眠戴上右派的帽子,要撤黃藥眠的職。這個當時權重一時的人物,把手伸到了各個部門、各大專院校。有他的煽動,有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産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篇文章,黃藥眠縱是教授、老革命,也百口莫辯,掀不掉頭頂上那頂“右派”的帽子。

黃藥眠遭到了嚴厲的批判。當時北師大的“左派”編了一本《北師大右派分子言論集》,種種批判文章之多,也足夠編厚厚的一本“批判文集”。一個高等學府,竟然有這樣一段令人觸目驚心的歷史,成千上萬的師生披掛上陣,互相攻擊,搞得頭破血流,妻離子散,不敢說話。彼此見面,只能點一點頭,匆匆而過,像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即使遇上什麽高興的事,也只能躲在屋裏,蒙上被子竊竊地笑一笑。那是令人心酸的年代!

人與人之間,任有如何親密的血肉親情關系,這層關系也被撕得粉碎。“你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於是,射來的子彈,大都是發自過去的“自己人”的槍口。

同是知識分子的一位語言學家,與黃藥眠可以說是低頭不見擡頭見,在批判黃藥眠時,他違心地發言,說黃藥眠“極不老實”:
 
“一是撒謊;二是抵賴;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圖反攻;五是躲閃,故意把政治問題說成是思想問題;六是有的問題根本不談,有的談得很少,有的卻反複地談。”

真是概括性很強的發言,不經過深文周納,哪能如此“精彩”呢?

陶大鏞也“勇敢地”站出來“揭發”黃藥眠:

“黃藥眠認為共產黨在腐化。黃藥眠一向發言是很少站起來的,但這次是站了起來而且很激動地作了二十多分鐘的發言。他主要是談了黨內滋長著資產階級思想,正在從內部腐蝕黨的問題。黃說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危險是從內部產生的,正如資本主義內部產生矛盾一樣。黃藥眠這套謬論,得到了與會者一致同意。”

請看看,這不是黃藥眠的“右派言論”是什麽?真是積燬銷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就是當時以階級鬥爭爲綱時代的人際關系。

有一首詩說:

你見了我,那鄙夷的目光是偽裝的,其中珍藏著愛。
我見了你,那淡漠的神情是違心的,其中掩蔽著悔。
時至今日,讓我們把愛壓迫在心底吧,
也許會燃起火焰,發出灼灼的熱,
燦燦的光,源源的力……

這是那個時代人際關系的真實寫照,但不是所有的僞裝下面有無奈,有些人的愛和悔來得很遲,也有的人至死都沒有悔悟。記得撥亂反正的時候,許多人如饑似渴地補習《論語》和《三字經》,試圖找回這一份天倫,告別那壓抑的六親不認的年代。正如雨果所言:

亮光可能不是光明。因為光明是真理,而亮光可能是奸詐。你認為它在那兒放光,不,它在那兒放火。(雨果《笑面人》)黃藥眠也說得好 :『要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把絞索當作花環拿來套在自己的頭上喲!』『你把水攪渾,意思是想使它看起來很深,不容易辨別其中藏有什么。但我們用竹竿子一量,用燈一照,不就知道它的深淺和其中有什么東西了么?——騙不了我們。”對此,我們還能說什麽呢?

坐“牛棚”日背語錄呼“萬歲”  伴青燈偷寫短句惜光陰

『萬壽』十年炎複涼,日誦『寶書』度時光。千萬萬人都『紅衛』,不讀詩書上『戰場』。
議世何料刀刺舌,吟詩渾忘雪盈巔。忍看朋輩成陌路,且向『牛棚』覓短箋。

1966年(正是“七、八年牛鬼蛇神又跳一次”的時候),“文革”史無前例地“開幕”,這是一場亙古未有的浩劫。打擊的範圍更廣,力度更大,真是“攪得周天寒徹”。而老“運動員”黃藥眠這些人,不但“帽子”更多,批鬥更多,還得抄家挨打。“文革”一開始,康生又盯上了黃藥眠,黃藥眠在北師大首當其沖,被公開點名批鬥,“大右派”、“大叛徒”、“反動學術權威”……一大堆帽子一齊扣在了他的頭上。黃藥眠失去了教學與研究的自由,隨時都有可能被叫去開批鬥會。凡是與他關系較好的同事乃至學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牽連。一些昔日的熟人,爲了保護自己和家人,不得不與他“保持距離”,見了面也形同陌路。身處逆境的黃藥眠對此表示理解,他很清楚在這個時候,這樣的選擇是明智的,也是無可奈何的。他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資派”的邊兒,但作爲“反動權威”、“黑教授”,常常被叫去充當“陪鬥”的角色。

這位一級教授被取消了上課的資格,每天八小時“監督勞動”——幹著打掃廁所之類的勞動。

但逆境不曾使他消沈,他有客家人獨立支持的個性,他有英氣勃發的事業心,更重要的是他善於思考和觀察,他認爲不管處於何種境地,人都是面對生活的海洋。海是博大深沈的,它能包容一切,黃藥眠是海水哺育長大,他是海的兒子,他有海的個性,他有海的胸懷。他熱愛生活,無論經歷何種磨難,也能開朗、樂觀,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就像艾青詩裏所描繪的——

一個浪,一個浪
無休止地撲過來
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
被打成碎沫、散開……

它的臉上和身上
像刀砍過的一樣
但它依然站在那裏
含著微笑,看著海洋

(艾青《礁石》)

即使在如此逆境中,他依然苦苦地思索著、孜孜地追求著人生的真諦。有一次,他站在球場接受批鬥,彎著腰,低著頭。他的眼睛卻看見一隻螞蟻,正順著腳底的一株小草,竭盡全力往上爬。黃藥眠想到螞蟻這小小生物,也有值得欽佩的品質:“它們勤勞,它們尊重集體。”“雷雨將作,它們就預先搬家;巨浸灌頂,它們就預先做好堤防堵塞罅隙。”他還想到螞蟻負重過度的不幸,一隻小螞蟻背負一顆大飯粒,只能氣喘噓噓艱難爬行,而那些不分糟粕和精華,將所有知識一股腦兒背起的人,也只能拖著沈重的步伐“蹣跚在歷史的長途上”。工蜂和螞蟻同是忍辱負重的形象,黃藥眠從這些細小的生活入手,發掘和歌頌忍辱負重的崇高的精神,說明他是激勵自己敢於直面人生,走自己的路。

“任何生活的小角落,都可能有至關重要的真理在那裏閃光,問題是在於要有敏銳的觸角。”

他就是這樣,在“牛棚”生涯裏,毫無寫作條件的情況下,他能將自己的思想沈浸在宇宙、人生、民族、祖國……的海洋裏,做著哲人式的漫遊:在勞動的間隙,在囚禁他的“牛棚”裏,在千人批鬥會上,在夜深人靜的小屋子裏,乃至在上廁所的時候,將思想的閃光及對以往生活的點滴體會,用短句的形式,偷偷地寫在紙片上,藏在十分秘密的地方。“四人幫”倒臺後,他清理這些充滿濃鬱詩情與深邃哲理的片言只語,總共積累了一千八百余條,成爲短論集《面向著生活的海洋》出版發行。“在年事已高、患著心臟病的情況下,他十分珍惜每一分鍾時間,……可黃先生在書的「前言」裏還帶著慚愧的心情說:「在漫長而寶貴的十年裏,我僅僅寫了這么一點,還做賊似的冒了很大的風險。」如果沒有頑強的意志和鍥而不捨的精神,他是不可能在學術這塊園地裏獲得成功的。”(童慶炳《黃藥眠先生的最後一課》)。
……

“文革”後期,黃藥眠被解除監督勞動,可以回教室上課。此時他已是步履蹣跚之人,嚴重的心臓病患者。他艱難地走上北師大教二樓講壇,微笑著,然後從書包裏掏出幾種心臓病藥,一一放在講臺上,再開始講課。他這是做好應急的准備,一旦心臓病發作,就立即吃藥;同時也提示聽課的同學:講課的人,身體有點欠安,可能隨時中斷,讓他們有心理准備。

盡管處於這樣的逆境,黃藥眠絲毫也不懈怠,只要能堅持,他就依然工作、學習、寫作、勞動。對因運動而回避他的人,他始終抱著理解的態度,在那種情況下,這種選擇是出於一種無奈。他不願意連累任何人,但見到熟人,他仍然以他過去那一貫的嚴肅平靜而又蘊含著祥和熱情相待,沒有絲毫埋怨和落寞之態。“有一次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包子衍、彭紹發兩位同志來京,為一些著名老作家錄音,留作歷史文獻資料。他們想給黃先生錄音,但不知他是否願意。我先去徵求他的意見,他沒有推辭,並當天就抱病做了部分錄音。……有一位曾在師大中文系兼過課的學者在歷經坎坷之後要落實政策了,他給黃先生來信,要求出具證明,說明他在師大兼課的時間和職稱。為此,黃先生特意把我叫去,問我當時的具體情況,是否有兼課聘書和職稱。他還是那樣認真負責,還是那樣關懷別人,還是那樣最大限度地滿足別人的要求。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多么需要他的這種精神、這種品格啊!”(楊占升《學者的風範—緬懷黃藥眠先生》)

有個傳說,有一天下午,一位友人來看望黃藥眠,在這特殊的年代,這是需要勇氣的。黃藥眠非常激動,趕忙將友人迎入家中,剛走進他的書房門,還沒有說上兩句話,就聽見外面有人氣勢洶洶地大聲叫喊:“黃藥眠!黃藥眠!”黃藥眠心想不好,這是來揪他開批鬥會的,萬一造反派看到這情形,一定會引起麻煩,累及友人。他立刻大聲答應:“來了!來了!”同時,他十分冷靜地示意友人躲在門背後,自己則很機靈地迎出去,並隨手帶上了門。走出大門不多遠,黃藥眠用手一拍腦門,說道  :“哎呀,我忘了帶手巾,讓我回去拿吧!”他很快跑回書房,小聲對友人說 :“等我們走遠了,你再出去,把房門帶上就行了。有甚麽事以後再說吧。”說完這幾句話,就匆忙走了。原來他並不是回去拿手巾的,只是放心不下友人。(見邵紅英《師大逸事》)黃藥眠的一生歷盡坎坷,飽經憂患,人生的苦難從未將他壓垮。那種機智和沈著冷靜,仍然不減當年。在那個歲月裏,多少人被迫不得不使出當年白色恐怖年代對付敵人的鬥爭方法,用以對付“四人幫”。這真是:百誣加身何足懼,過眼雲煙看等閑。

飄泊忘年浮沈有志  俯仰無愧未負平生

期頤將至氣平和,立志求真未蹉跎。到處留心皆學問,一生成我是多磨。
對鏡白髮何須悲,蠟炬尚燃未成灰。柳風吹面生春暖,曉寒雨後萬枝梅。
……

1984年,黃藥眠抱病完成了他生平最後一部著作:四十四萬字的《動蕩 :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遺憾的是,當這本書出版前的半個月,黃藥眠卻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友誼醫院,終年八十四歲。

黃藥眠本來還打算寫“五論”,即《創作論》、《風格論》、《典型論》、《文體論》、《鑒賞論》,都因他的離世而付諸東流。倘若沒有那近二十年精神煉獄的苦難經歷,他早就可以完成這一系列理論著作了……

北師大在黃藥眠逝世後,寫了一個《黃藥眠同志生平》:“1933年冬回國,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判處10年徒刑。1937年由八路軍辦事處保釋出獄。他雖然失去了黨的關系,但仍然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民主運動和革命文化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中國民主同盟長期負責宣傳工作,每當愛國民主運動的緊要關頭,總是挺身而出,為貫徹黨的方針和民盟的正確主張,不懈地進行鬥爭。他善於團結知識分子,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勤奮工作,以革命實踐迎接新中國的誕生。……1949年5月,黃藥眠同志從香港來到北平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和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他熱愛社會主義,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積極參加各項運動。他在民盟工作中努力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滿腔熱情地團結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1957年,他代表民盟中央起草了《我們對高校領導體制的意見》,論述中肯,不幸被錯劃為右派,為此受不公正待遇達20餘年。10年動亂期間,他在遭受迫害最嚴重的日子裏,仍然頑強地生活著,堅信黨的陽光將重新普照大地。……黃藥眠同志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他一生始終不渝地追求光明與真理,熱愛黨、堅信馬列主義,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不息。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宋時楊氏過梅州,曾賦梅花寄所思。今日嶺南煙雨裏,何處尋得開數枝?

“留意我啞口而雄辯的沈思吧。”——莎士比亞
目录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