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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口而雄辩的沉思(上)

               ——黄药眠评传

刘克定 著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目錄


自序
客家圍屋人才輩出  梅水河畔走出精英
母愛哺育含辛茹苦  望子成才瀝血嘔心
楚辭漢賦過目成誦  舞文弄墨初試牛刀
風雨飄搖粵省動盪  人心浮動求知無門
飽讀詩書壯懷激烈  上下求索文學之路
問民疾苦思緒難靜  不甘安閒投奔大潮
接受委派出國赴會  風塵萬里去國懷鄉
北國之旅幸會豪傑  鬥爭猶酣矛盾紛紜
負重任回國傳指示  費周折通過封鎖線
地下組織突遭不測  叛徒告密藥眠被捕
黃浦江畔愁雲慘澹  黑鐵牢內殺機四伏
組織營救脫離虎口  參加抗日奔赴延安
赴桂林共創新天地  毛澤東賞識范長江
風雲際會香江濤起  志士仁人同仇敵愾
朱黃談美論壇高設  答疑問難大有古風
六教授聚會成黑會  黃藥眠無辜遭橫禍
坐“牛棚”日背語錄呼“萬歲”  伴青燈偷寫短句惜光陰
飄泊忘年沉浮有志  俯仰無愧未負平生

主要參考書目
黃藥眠著譯年表

自序

我愛讀詩,對東西方的詩歌,雖然研究不多,但只要能讀到的,就不會放過。如歌德、海涅、拜倫、密支凱維茨、席勒、莎士比亞、艾青、徐志摩、黃藥眠……當然也有唐詩宋詞。黃藥眠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詩作,自然清麗,質樸無華。內容很少有吟花弄月,除了早期的作品中有一些個人的憂鬱、傷感和彷徨的情緒外,中後期的詩作,大都是描寫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痛苦與覺醒。他是很直接地把詩歌作為號角,鼓動民眾為爭取民族的解放而起來奮鬥,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的傾向。

1993年秋,我到廣東工作,得知黃藥眠是廣東梅縣人,客家的後裔,這更引起我的興趣,於是找來許多關於黃藥眠以及客家文化的的資料,進行研讀,對他的創作活動、社會活動和坎坷的遭遇,有了進一步瞭解。後來又從朋友那裏得到一本蔡徹的《黃藥眠口述自傳》反復誦讀,使我的認識又有了一些進步。並且萌生寫出自己的感想的心願。

黃藥眠(1903—1987年),原名訪、蓀,梅州人。早年就讀於廣東省立第五中學(梅州中學)。1921年秋考入廣東高等師範英語系。先後在百堠中學、金山中學任教。青年時期,追求民主與科學,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27年,在上海加入革命文學團體“創造社”,任該社出版部助理編輯,在《洪水》、《創造週刊》、《流沙》等報刊上發表作品,開始文學創作活動,並出版詩集《黃花岡上》。192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9 年在上海藝術大學兼課。是年冬赴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從事翻譯工作。1933 年冬回國,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34年10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處10 年徒刑,押送南京中央軍人監獄。1937年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出面保釋出獄。先在延安新華通訊社工作,後到桂林與胡愈之、范長江等組織國際新聞社,任總編輯。1941 年到香港,在廖承志領導下從事國際宣傳。同年 12 月,香港淪陷,回到梅縣,在東山中學任英文教員。不久赴桂林,後到成都、昆明,從事創作和理論研究,出版散文集《美麗的黑海》和發表長篇論文《論約瑟夫外套》。1944 年在成都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積極參與推動抗日救亡的民主運動。

1946年初,在廣州農工民主黨主辦的《人民報》任主編,是年夏主辦民盟機關刊物《民主星期刊》以及《民主與文化》。同年秋,在香港參與創辦達德學院,任文學系主任,並參與民盟的領導工作,主編民盟中央機關辦的《光明報》。

這一時期,出版了著名長詩《桂林的撤退》,小說集《暗影》、《再見》。理論研究方面也取得新的突破。出版了論文集《論走私主義者的哲學》等。

1949年5月,黃藥眠從香港到北京。7月,出席全國文代會,後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先後出版《沉思集》、《批判集》、《初學集》。1957 年,他為民盟中央起草了《我們對高校的領導意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成為“六教授事件”受害者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間,雖受“四人幫”迫害,但仍堅持寫作,短論集《面向生活的海洋》,就是在他受監視期間一條一條地在小紙片兒上寫出來的。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過去羅織在黃藥眠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被推翻,恢復了名譽。他雖年事已高,仍倍加努力,積極為教育大業辛勤工作,發表了《悼念》等詩歌、散文和美學、文藝學論文,培養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藥眠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六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第一至五屆中央委員(一、二、四、五屆中央常委)、民盟參議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聯常委、副秘書長,中國作協常委、顧問;全國高校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等職。
 
1987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終年 84歲。

本書以平話的形式,完整地講述了黃藥眠的一生,夾敘夾議,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史實,是一部比較生動的人物紀實文學作品。對黃一生的文學、美學、詩歌、文學理論研究和創作活動,作了比較客觀的、切中肯綮的評價。對廣東客家文化發展史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此書初稿曾得到詩人彭燕郊先生的指導,他在給作者的信中說:

大著《黃藥眠評傳》給我帶來驚喜,黃老是我的師輩,當年在桂林,才開始學寫詩的我就得到他的教導和鼓勵,建國初期在北京,居處相近,常聆到他的親切教誨,近年不自量力,試寫過一些前輩的回憶,計畫中也擬寫黃老,但蹉跎至今迄未敢輕率下筆,得讀先生力作,獲益良多,在此首先向你致敬,致謝!

大著用話本、評書筆調寫,在傳記作品中別具一格,讀起來格外親切,行文流暢,可讀性特強,與一般流水賬式枯燥寫法截然不同,不少地方寫得很生動,把黃老忠貞、堅強、溫厚、誠篤的性格描述得使人如見其面,如聞其聲,……

傳記必須是「信史」,不容有絲毫想像、猜測乃至誇飾成分,大著在這一點上堪稱楷模,一點一滴皆言之有據,引用文獻資料,往往有獨到之處,因此敍述上能發人之所未發,這也是我應該好好學習的……

我很感謝彭燕郊先生的鼓勵和指導,在修訂過程中,根據彭燕郊先生的意見,在黃藥眠的作品評述以及文學活動方面作了重要的補正。並在章節、年序上作了必要的補充。

十分遺憾,彭燕郊先生忽於今年3月31日因淋巴癌在長沙逝世,他已不能看到此書的出版。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還得到譚元亨、岑桑教授、新華社老前輩姚平方先生、北師大黃大地先生和出版家曾璧華女士(美國)的幫助、鼓勵和關懷,使我銘感不既,在此一併致謝。

書中難免存在錯訛或遺漏,期待讀者批評指正。

劉克定  二○○八年九月


楚辭漢賦過目成誦  舞文弄墨初試牛刀

梅水蜿蜒繞孤村,暮鴉點點雲色橙。青燈夜夜功堪苦,茅廬小窗聞書聲。
識字伊始迷三國,累泥築城拒千軍。三千弱水取瓢飲,除卻讀書都讓人。

幼年黃藥眠,天資聰慧,過目不忘。早年拜鄉儒鍾雨蓀爲師,從“人之初性本善”讀起,一晃幾年,在鍾雨蓀先生的“旱煙管的教導”下,學會了識字,背書,不久以後又能讀木刻版的《唐傳征東》、《唐傳征西》甚至《三國演義》。  加上母親的影響,梅州的山水,梅水兩岸的人文遺産,也給了黃藥眠滋養。民俗、民歌、各種祭祀文化活動,給他幼小的心靈播下了“執之以生,唯讀書耳”的人文種子。

辛亥革命成功是1911年,那時黃藥眠只有七、八歲,辛亥革命是幹什麽的?革命成功了又怎樣?他是不甚清楚的。一會兒聽說革命軍打下了武漢,清朝皇帝要倒臺了。一會兒聽說城裏官兵在抓革命黨,抓到要被殺頭。有的說“三合會”是反清復明黨,也有人說“三合會”是黑社會,跟青洪幫差不了多少。

他聽說孫中山有本事,法術無邊,說是他的住所明明被清兵包圍得水泄不通,恐怕是插翅難逃,但當清兵沖進屋裏正要“抓活的”時,卻撲了一個空,哪裏有孫中山的蹤影!有人說看見孫中山腳踏祥雲騰空飛走了!

幾年之後,讀大學的時候,黃藥眠聽過孫中山的演說——

“他長得矮而粗,並不像照片裏那樣文雅。他講話的確很有氣魄,他講了許多革命的故事,聲如洪鍾,煽動力極強,盡管你在聽演講以前不相信他,但聽了他的演說以後,莫不受到鼓舞。覺得他的確是一個有力量的人物,敢於領導革命把清皇朝推翻的人物。

“他講了一些關於准備革命的故事,其中有曲折微妙的人物心理描寫,有在革命進行中突然遇到的阻力,有革命人物在碰見困難的時候關於如何克服困難的辯論,有最後克服困難的重大的決策,這時候他的聲音就特別大起來了。他說革命就是要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敢於從實際鬥爭生活中創造我們的理論。他舉起手來,等候著雷鳴般的掌聲。我猜他是學過辯論術的,讀過西塞羅的《宏論》、華盛頓的演說的。他爲著中國革命,是花過許多心血的。

“我以能親自聽到他的演說感到欣慰和自豪,現在想起來,覺得這是我生平中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

“但是聽完他的演說以後,就沒有再聽到別的崇論宏議,報紙上所刊登的都是些瑣碎的議論。我們學校的教授還說,孫中山先有行動後有認識,這是和‘試行與錯誤’的心理學原則不符的。所以他的演說並沒有在我腦子裏生根,形成有體系的思想。”(蔡徹《黃藥眠口述自傳》)這比在少年時期所能聽到的孫中山其人是個能仗劍燒符,呼風喚雨的英雄的傳說,更直接,更有自己的見解。

在那個局勢動蕩不安的日子裏,即使是辛亥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又出了這麽一位英雄,也並不是清平盛世。有的人一會兒剪掉辮子,一會兒又弄個假辮子掛在後腦勺上,一會兒是留頭不留髪的革命同志,一會兒又是留著辮子的不二清臣,人心浮動,少年黃藥眠見了感到很可笑。

嘉應州動蕩不安了。母親懼於戰亂,惶恐不安,只得到離城四五里地的親戚家中暫避。沒有想到的是,革命軍很快就打來了,曾雍甫騎著白馬進城了。那白淨的、留著鬍鬚的、威風八面的州官不見了,以前小孩子一聽說州官來了,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聽說他逃跑了,但他還留著辮子呐,誰見了不認識他?黃藥眠想。

他記得有一年立春日,母親帶她去看州官扶犁,這是梅州(當時的嘉應州)一種類似祭祀的活動。立春日,州官要代表皇帝出巡田間,先從街上巡遊一過,又到田間扶扶犁牽牽牛,一是表示州官親民,躬親田事,二是老百姓希望新年伊始,討個好的吉兆,一年風調雨順,沒有災荒。

州官乘輿巡遊,威風的場面是不用說的。執事們前呼後擁,長槍大刀,鳴鑼開道,那時嘉應州沒有自己的報紙,更談不上電視,州官長的啥樣,老百姓是一年也難得看一回,所以聽說州官出巡,老百姓爭相一睹風采,萬人空巷,人山人海。黃藥眠在母親的保護下,也擠在人叢中,見到了這州官是“國字形方白臉,口唇上蓋著兩撇尖尖的鬍子的人”。現在呢,州官跑了,革命軍來了,小縣城似乎變化不大,老百姓還是過著自己的日子。

黃藥眠對鍾雨蓀一直懷著敬重的心情,沒有忘記自己的啓蒙老師。但他的數學成績不好,母親只好又請了一位家庭教師,叫羅陸宗,很有才氣,他教黃藥眠數學,“從加減乘除,一直到分數、比例。同時還兼教我一點作文。補習了半年,果然我的學業大有進益,後來我之所以能考上縣立高等小學,可說是全靠他的幫助。從他的講解可以看出他的思維的邏輯力,雖然那時他也許沒有學過邏輯。”(《黃藥眠口述自傳》)後來羅陸宗患肺結核去世,黃藥眠感到十分惋惜,也一直很懷念這位數學啓蒙老師。

黃藥眠在縣城西南角文公祠堂開始上小學,夏天,因爲跟同學一起,泡到老師的水缸裏洗冷水澡,被打了十大板,還向孔夫子的像鞠躬懺悔。但那時他已經在讀《唐傳征東》、《唐傳征西》、《三國演義》,有些字不認識,他便向來串門的客人請教。引起當地秀才和教書先生的注意,他們對黃藥眠的好學感到驚喜,認爲這是客家人的希望,有客家人的那股硬頸勁,於是向他的母親建議,讓這個孩子多讀書。

母親決定要他去考縣立高等小學,並且將學名改爲黃訪。

“黃訪!”黃藥眠趕緊答:“到!”立即走到一個白白胖胖的的人跟前,鞠一個躬,領取試卷,再進入考場。而這個白白胖胖的、當院坐著的人,是該縣的縣長大人。

到縣立高等小學讀書,不是那麽容易的,那在當時是“重點學校”。過去,在前清時期,梅州下邊還管四個縣,因爲級別高於“縣團級”,可以按期遴選秀才。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很多年,到民國初期才被廢止。但對于選拔人才,弘揚學風,梅州還是非常重視。所以報考縣立高等小學,首先有個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程式,就是考生進考場前須由縣長親自點名。投考那天,學校院子裏人很多,在院子中間擺了一張桌子,縣長坐在桌子邊,拿著一本花名冊,慢條斯理地唸著一個個學生的名字。當叫到某個學生的名字時,這個學生要大聲回應“到!”然後走到縣長跟前深深鞠躬,領取試卷,這樣縣長便在這個學生的名字上面用紅筆一點。

經過縣長朱筆點過的黃藥眠,入學後成績一直不錯。縣立高等小學設在縣城南的孔廟裏,廟裏有桂花樹,嶺南的桂花,不是一定等到八月才開,只要不是嚴冬,桂花總是不時開放,香氣襲人。整個院子,處處有縷縷清香。教室很多,師資也很高,他開始學習《滕王閣序》、《赤壁賦》、《進學解》、《史記》等等,以及自然科學知識、英語。《滕王閣序》讀五遍就能背誦,會寫史論、遊記種種文體。

1919年,16歲的黃藥眠考入梅縣城裏省立第五中學,又叫梅州中學。中國“五·四”運動發出了“科學”、“民主”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這時黃藥眠開始接觸泰戈爾和冰心等等新詩人新作家的作品。他認爲泰戈爾“不僅主張民主和平,而且還是東方人,他的詩作還帶有特殊的韻味”,還有冰心的《繁星》、《春水》,還有《新青年》、《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這些東西像春天的和風吹到我們嶺東的山溝裏,引起了我們對新文藝創作的愛好了。而且進一步,使我們也鼓起勇氣來學習創作。”(《黃藥眠口述自傳》)當然,舊的教育制度並沒有發生動搖,課堂上,老師依然講古文,講楚辭、漢魏樂府、六朝小賦,還有唐詩三百首。

飽讀詩書壯懷激烈  上下求索文學之路

數載寒窗未磋跎,壯志難酬憂憤多。秉燈讀盡前賢句,匣劍難埋待新磨。
人間俊彥如沙數,騰躍幾個留青名。須知詩成出肝腑,碧血原應祭蒼生。
……

黃藥眠的少年時代,是在迷惘和困惑中度過的,他不斷的思索,追求,他要找到一條光明的坦途。他上大學時,正值五四運動已經退潮,民主的要求並沒有成爲民主的現實,軍閥混戰愈演愈烈,帝國主義侵略更加深重,人民的生活也日益凋敝,黃痛心疾首,又深感無能爲力,因而苦悶之餘,他常常用寫詩來抒發情懷,並且産生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是求索中很自然的事情。他經過不斷的肯定,又不斷的否定,然後又不斷的肯定,這樣反複思考、論證,求得一個正確的認識,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以後的雄辯的思想力,多得益於早年的思索和磨煉。這正是:若非幾番求索苦,怎得華枝盡春光。
……

問民疾苦思緒難靜  不甘安閑投奔大潮

濛濛煙雨鎖梅江,萬山叢中一村藏。汗滴年年輸稅盡,日拾遺穗充饑腸。
五羊含穗夢難真,白雲山頭旗如林。蛟龍得雨上大道,一腔熱血一孤身。

話說黃藥眠大學畢業以後,被聘到梅縣白堠中學任教並兼教務主任。白堠離梅縣幾十里路,那地方山清水秀,竹樹繁茂,空氣芬芳,大自然的氣息吸引了年輕的黃藥眠,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呼吸清虛,人事關系單純,事情也不繁雜,他決心就在這兒幹下去,教書爲生。

一日,黃藥眠和同校老師一道外出散步,不覺來到白雲深處的村莊裏,那真是桃紅李白,水碧天青,遠處灘聲入耳,眼前白雲可掬,好一處世外桃源啊!正當他陶醉其中,放浪形骸之時,村裏的農婦卻用一種鄙夷的眼光看著他。他們用沈默回答黃藥眠的提問。再看看他們身上穿的,碗裏吃的,他很快明白了,眼前山清水秀的外表,裹著的是貧苦農民的衣食不保、度日如年的痛苦境遇,聯想起來學校讀書的學生,大都要走幾十里山路,帶上一個生紅薯就算是中餐。在校寄宿的學生,他們的糧食,是靠年邁的母親或體弱的姐妹翻山越嶺挑著擔子送來,並且帶來一些自己種的蔬菜,交給學校,權當伙食費。黃藥眠看著想著,思緒也開始難以平靜,農民真是太苦了!他不禁想起白居易的詩裏所描繪的情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複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

這對他思想震動很大。他沒有想到,白雲深處的人家,遠看是那麽美,那麽富有詩意,走近一看,才知是破破爛爛的人家,衣著襤褸,屋頂漏光,像頂著篩子。婦女將拾來的稻穗,用手捋下一粒粒沒有打乾淨的稻穀,用來煮粥充饑。山上的人對他,難怪不理解,這裏有什麽好看的呢?不就是多幾棵樹嗎?比較陰涼一點嗎?

同一件事物,美與不美,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評價的。農民迫於生計,對問題的看法很直接,很現實,心態不同,對客觀世界,得到的感受就不一樣,現實真是太嚴肅了!他開始沈思。

不久,北伐開始,孫中山的勢力統一了廣東,各種思潮洶湧澎湃,黃藥眠的母校已經改名爲中山大學,他雖然嚮往平靜的田園詩的生活,但他的革命的天性決定了他不能就這樣散淡下去,他嚮往進步,嚮往變革,他決定離開白堠,告別窮苦的孩子,告別河水的灘聲,壁立藍天的西樵山以及濛濛的煙霧,揮一揮手,經廣州去了汕頭、潮州。

在廣州,他因王獨清的關系,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圖書分館做管理員,但廣州局勢也很不穩,陣線也不很清楚,不是個久留之地。不久,戴季陶接任中山大學校長。這個戴校長一上任就“清左”,黃藥眠自然是被清的一個,他在中山大學只呆了兩個月,便悄然離去,前往潮州,投奔杜國庠。

杜國庠何許人?他是當時有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筆名。1889年4月30日出生於廣東省澄海縣蓮陽鄉。1907年赴日本留學,先後進早稻田大學、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攻讀。對其影響最深的是在帝大聆過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家河上肇的講課,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他開始頂禮馬克思理論,逐步確定了從事無産階級革命的人生道路。

1919年7月,他在帝大取得經濟學士學位後歸國,應聘在北京大學任教,還在中國、朝陽、平民諸大學及政法學校兼課,並兼任內務部編譯處編輯,參與創辦《社會問題》雜志等。

1925年初因母喪辭職回澄海。同年8月,任澄海中學校長。11月,受周恩來委託,改組國民黨澄海縣黨部;年底又受命接任潮州金山中學校長。在金中,他大力整飭校政、清理校産、組織學生參加工農運動,因此被當局視爲眼中釘,肉中刺。

1935年2月19日,他和“文總”其他成員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6月,也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他才獲釋。

抗戰時期,他長時間在重慶從事學術活動,著力于中國史和先秦諸子的研究,發表了許多思想史方面的論著。

1946年春他隨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往上海,仍以文化人的身份從事研究和論述,擔任過中華工商專科學校教授,《文匯報新思潮》主編。1948年冬,組織安排他轉移香港,遂於達德學院執教和兼報刊《新思潮》、《哲學》的主編。

在“四.一二”事變前夜,杜國庠得到情報,趕緊逃離金中,到鄉下躲避。一些進步學生被抓,黃藥眠也險遭逮捕,他除了積極組織學生保護杜國庠之外,還堅持上課,直到剩下他和校工兩個人。最後在學生的保護下,躲在一木店的樓上暫避,以後坐民船逃回梅縣。杜國庠在離開金山中學後,計劃去武漢,但一到廣州,就聽說武漢情況也不妙,只好在廣州暫避幾日,然後折轉香港,躲在朋友家中。那時,杜國庠是潮汕“四大寇”之一,當局懸賞一萬元要拿他的人頭。他在香港躲過一劫,不久安全抵達上海,與黃藥眠重逢,在一起搞文化工作,貼傳單,搞宣傳。

話說黃藥眠從金中虎口脫險後,坐民船逃回老家梅縣。在梅縣呆大約呆了三個月的時間,以教書爲業。但長期這樣呆在鄉下總不是個事,於是寫了一封信給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希望到那兒去工作。信發出不久,就收到成仿吾、王獨清的回信,歡迎他去上海工作。

黃藥眠十分高興。那天晚上,與梅縣幾位好友喁喁話別,喝茶吃豆兒,看了一場戲,一夜未眠,依依惜別。第二天便啓程前往上海,到創造社報到去了,此處無話。

接受委派出國赴會    風塵萬里去國懷鄉

眼前萬頃波翻,頭上沙鷗飛翔。海天離愁正茫茫,一看一斷腸。
揮手揚帆此去,笛鳴已入殘陽。夜夢群雁結成行,他鄉認故鄉。

黃藥眠到創造社後,幾年的時間裏,寫了大量的詩和散文,出版了《黃花崗上》詩集,是他詩創作豐收時期,留待後表。

且說1928年,黃藥眠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入黨後被派出國參加青年國際會議。

兩萬多噸的法國郵輪,從上海出發,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科倫坡,駛向印度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海鳥飛翔,發出喔喔的叫聲。黃藥眠站立甲板上,心裏吟誦著蘇曼殊的詩句:“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風嚎萬木煙”。是啊,蘇曼殊當年不就是遠渡重洋,離別祖國,發出這樣的感慨麽!而今,國家民族的衰敗,也使黃藥眠感慨萬千,眼前波濤起伏的異國他鄉,使他夢回祖國的山河密林,那裏正是漫漫長夜待拂曉啊!

這是黃藥眠第一次出國,前往德國去參加青年國際會議,黨組織委派他陪劉明佛一起去。行前與關向應(當時主管共青團的工作)有過一次談話。關向應將此次出國的任務、意義、重要性以及一路上要注意的事項,一一作了詳細的交代。並說如果會都開完了,是立即回來還是留在柏林學習文件後再回來,就由當地的組織決定你們的行止。同時將上碼頭的時間、船票以及護照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才握手告別,說明天就不到碼頭送行了。黃藥眠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關向應,他在口述自傳裏對此感到很值得紀念。

船穿越地中海,經過西西里島,駛向歐洲大港馬賽。在馬賽稍事休息後,便乘火車前往柏林。輾轉找到德國共産黨辦公地點,不巧,會已經開過了,那怎麽辦呢?只好先住下再說吧。

第二天,他們找到德共負責人說明來意,德共負責人說:“既然大老遠來了,沒趕上會,又掉頭回去,白跑一趟也不好,還是先跟莫斯科聯系一下,去莫斯科吧。”

他讓劉明佛黃藥眠先到漢堡,並交代聯系暗號,有人前來接頭,幫助他們前往莫斯科。

到了漢堡,聯系上了接頭人。接頭人告訴黃藥眠等人,廖承志也在漢堡。通過接頭人的幫助,黃藥眠等人見到了廖承志。廖承志來漢堡的任務是在海員中做工作。因爲漢堡的海員中有相當多中國人,有廣東幫,是從廣州、香港來的,有甯波幫,是從上海、甯波來的,有山東幫,是出關東經西北利亞到漢堡來的。廖承志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向他們宣傳革命思想。

一見面,廖承志問了一些國內的情況,也向黃藥眠等人介紹了漢堡的情況。在漢堡,共産黨的活動是公開的,但也有一些事是要注意避免的。還介紹了外國人在這裏的生活和他當海員的經歷,有些故事令他們捧腹大笑。廖承志坐過好幾個國家的牢,在日本留學時,坐過日本的牢,在德國也坐過牢。黃藥眠問:“依你看,哪個國家的牢獄對囚犯比較寬厚一點,不整天打罵?”廖承志說:“最好坐的牢是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德國的,每天有牛奶喝。”

“你跟海員出海,也曾經吃過洋火腿嗎?”黃藥眠又問。

“哪能不吃?不過不多,只吃過兩次。”

廖承志笑了笑,意味深長地說:“作爲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欺侮或侮辱是平常的事,這也是對我們的一種‘教育’,但作爲革命者來說,這也是我的光榮。你是文學家,如果有朝一日要寫到我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我這一段光榮歷史啊!”說得大家都開懷大笑。

“德國工人對中國同志的態度怎麽樣?有沒有歧視的態度?”黃藥眠問。

廖承志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德國海員私下裏曾對他說,他看見一個身材瘦小的中國海員,最初他還擔心他怎麽能幹重活,誰知有一天,船靠碼頭,這個中國海員迅即爬上去,把大木箱輕輕地往背上一背,很從容地往岸上跑去。這位德國海員很有感慨地說:“我實在沒有想到,像這樣重的大木箱,我來背也感到吃力,而他卻若無其事似的,真是了不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廖承志這些話,對黃藥眠的思想發展,無疑具有深遠的影響,使他認識了無論何時何地,中國人的創造力是偉大的,中國人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爲他以後創作大量歌頌祖國、歌頌勞動、歌頌勞動者的詩作奠下了思想基礎。

又經過三天三夜的風雨兼程,黃藥眠等從漢堡到了列甯格勒。

“路上都是積雪,走在上面像踩在沙灰上一樣。我們乘車到達旅館,走進去什麽聲音也沒有,非常靜。窗簾很厚,窗子上都是兩層玻璃,所以外邊的聲音難得傳進來。其實外面是很熱鬧的,街上有汽車、馬車,還有馬拉的雪橇。夜是粉紅色的,下著小雪,好像朦朧的霧一樣。有氣光燈,照在基督教鐘樓的圓頂上面,朦朦朧朧像個圓圓的球浮在空中,下半截看不清,只看見上面的半個圓球。……旅館裏有人彈曼陀鈴,我到走廊上看一看,彈琴的人好像是個中亞細亞人,衣服上有很多紐扣,戴一頂中亞細亞人常戴的小圓帽,我叫不上名字。……除了粉紅色的夜空之外,就是雪,外面到處都是雪,白茫茫一片。屋頂上積得厚厚一層,像我這樣的南方人,看到雪就覺得很驚奇。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雪是1926年底,那時我在暨南大學附中教書,學生大都是從南洋來的,從來沒見過雪,第一次見到雪大家都歡呼跳躍起來。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大的雪,現在看到這樣大的雪,覺得真是到了外國。”(《黃藥眠口述自傳》)

初到列甯格勒,黃藥眠感到很新鮮,列甯格勒的雪夜是那麽美,是粉紅色的,天上飄著雪花,旅館有人彈奏曼陀鈴,夜空中,教堂的圓頂在燈光的照耀下,像一個浮著的球,一切像神話般美麗而又充滿神秘。這就正像他的美學理論所說的,對美的認識,源於自身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蘇聯,那時候在中國革命者的心中,是燈塔中的燈塔,是中心的中心,所以到了這個神聖的地方,自然能品味出它的美好和不同凡響。黃藥眠接著還到了冬宮,登臨阿芙樂爾號軍艦,到塞瓦斯托波看到了黑海,還到過雅爾塔、基輔。所見所聞,大開眼界,在這個“革命先驅”國度,他看到了許多美好的、在中國正在努力奮鬥以求實現的東西,同時也看到了“鬥爭正未有窮期”的一面。農民依然貧困,鬥爭依然還很殘酷。

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黃藥眠見到了國內來的許多領導人物,如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鄧中夏、王若飛、陸定一、劉少奇、以及後來的康生等等。有的人是來學習的,有的是來休養的,也有來挨批判的。

北國之旅幸會豪傑  鬥爭猶酣矛盾紛紜

君問歸期未有期,革命情熱赴羅斯。滄海桑田是正道,跋涉萬里跟赤旗。
北國冰寒雪壓樓,此時故鄉花正稠。異國鹹淡終難適,黃油畢竟非醬油。

在共産國際,黃藥眠見到了李立三、張國燾……這些國內革命運動的領袖。有道是“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傑。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頭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列位看官,這些豪傑,不遠萬里來到莫斯科,卻不是來作報告的,而是來培訓的,說得不好聽,有的人是來接受批判的。何以如此說?因爲那時候莫斯科的共産國際,起著領導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作用。各國的革命運動領導者,到這個中心的中心去培訓,去“長途販運”革命理論,各國的中央機構,實際上等於共産國際的派出機構。人事任免由莫斯科定,犯了錯誤到莫斯科接受批判。所以說,這些在國內叱吒風雲的人物,來到這兒,有的是接受批判來的。那批判的規模,絲毫不亞於後來的“文革”。千人萬人大會批了小會批,東方大學的部分學生,列甯主義學院的部分學生,都參加了批判大會。一次通不過,就批第二次第三次。李立三一共批了三次,嚴重的站著挨批,還有“噴氣式”,李立三受到“優待”,坐著批。批完後到列甯學院“學習”一個時期,然後另作安排。組織上精神上完全服膺於這套模式,誰違背誰就是革命的對象。

後來,李立三被安排到職工國際(赤色工會的國際組織)當工作人員,也搬到黃藥眠住的旅館來了。“那裏,中國人很少,我同他是樓上樓下的鄰居,免不了多少有些來往。在我們的交往過程中,沒有講到過他當初怎樣犯錯誤一類的事情。他這個人臉色蒼白,也是一個白麵書生,年齡約在40歲,從外表上看好像還是30歲左右的人。他喜歡吃中國菜。我因在莫斯科已經住了兩三年,對俄國的飯菜已經習慣了,不過總有些不足,時常也想吃中國飯菜。但只有兩個人去中國飯館吃,一次幾十個盧布也吃不起;多約幾個人吧,那時東方大學沒有了,中國人也少了,列甯學院的人過去很少來往。因此兩個人常常自己買點東西,把俄國醬油改造成中國醬油,炒點白菜之類的東西來吃,也覺得很有味道。”(《黃藥眠口述自傳》)

鄧中夏也喜歡吃中國菜,有時邀黃藥眠等人一起湊分子去莫斯科一家山東人開的中國餐館吃飯。鄧中夏“對人很和氣,沒有架子,但又是個經驗豐富、原則性很強的人。代表團的會議,有時讓我參加,有時不要我參加,有時只讓我參加一半,就中途退出,都是他通知我的。”(同上)

蕭三在莫斯科以寫詩見著,經常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一些歌頌中國蘇維埃的詩歌,他還給魯迅寫信,建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蘇聯的國際革命作家協會取得聯系。魯迅先生複信指派蕭三作爲中國左聯的代表。後來他就被選爲國際革命作家協會的執委,在當時的蘇聯很有聲望。

張國燾面如蒙魌,濃眉,大眼,寬口,下頦凸出,一點也不像個白面書生,大概正是如此,在學生中威信很低,作報告時學生起哄。但他的英語水準很好,可以一邊說,一邊由打字員打出來。批判李立三時,他發言很積極,有人就說,你別光批判李立三,你自己的問題也要交待一下,各有各的帳。張國燾只得自我批判了自己的問題。

大約在1932年上半年,劉少奇來了,他住的時間不長,俄文水平不是很好,話也不多。“關于黨和工人運動的事情,我很少跟他談到,因爲我懂得有些事情是不應該知道的,他不講,我也不問,盡量避免談這種話。我清楚記得就問過一個問題:‘李立三下臺了,瞿秋白也下臺了,新起來的人怎麽樣?王明上臺後怎麽樣?’他的回答就是那兩句話:‘這個年輕人工作有勁頭,經驗差一些。’”(《黃藥眠口述自傳》)劉少奇是作爲駐職工國際的中國代表來的,又因爲是工人代表,因此受到優待,發了優待證,還配給黃油,那時黃油很緊張,他那裏經常有黃油吃。所以黃藥眠常到劉少奇那兒“揩油”。因爲劉少奇不大懂俄文,那張優待證就由張聞天的俄國老婆,叫安娜,幫忙拿著出去給他買東西送來。劉少奇住了不久就走了,也不打招呼,突然之間就消失,這在當時是不奇怪的,都是這樣來來往往的,大概爲了保密的需要吧。
……

王明矮而胖,只有高大的俄國人的一半高,臉微黃,不修邊幅,頭發散亂,但聲音洪亮,說起話來抑揚頓挫,很有雄辯家的氣概,說話富有煽動性,而且頭腦清醒敏銳,很有一些才氣。

王明來後不久, 康生也來了。康生西裝革履,穿得很整齊,近視眼,半禿頭。原來在中央文件上叫趙容,在黨內與陳雲齊名。他來莫斯科是因爲在上海不好呆了,怕有危險。當時上海出了叛徒,許多同志被國民黨逮捕或槍殺,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法租界再住下去,對組織威脅很大,只好立即撤出。對叛徒,也是由他安排處置。他派“特工組行動股”到那個地區,把幾個叛徒都一一槍斃掉了。事成以後都安全撤出來了,爲此法租界裏的洋人很震動,到處追捕這個打死人的共産黨。康生只好跑到莫斯科來了。

當時有一種誤傳,認爲叛徒中有匡亞明,事實是,匡亞明當時任共青團南匯區區委書記,上海黨組織遭到大破壞後,康生聽信假情報,認爲匡亞明也是叛徒之一,指令匡的保衛人員果斷將匡幹掉。匡亞明中彈,身負重傷,被警察在外灘抓住,以“共産黨內訌”、“共産黨殘酷無情,六親不認,連你也打傷”爲由,極力勸說,要他“悔過自新,回頭向善”。匡亞明不為所動,說:“這完全是我們黨內的事,你們無權過問。發生這種誤會,完全是國民黨背叛大革命、瘋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殺是剮,悉聽尊便,不必廢話。”嚴刑拷打,未能使他屈服。

抗戰爆發後,匡亞明才從“反省院”被營救出來。全國解放後,匡亞明任南京大學校長,“文革”中又被康生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暫且按下不表。

話說康生來莫斯科,雖然也算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但從實際上看,他顯然在王明之下,是第二位的。他來後也做報告,因爲不懂俄文,有時要請黃藥眠幫他翻譯。

當時,康生對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徵求王明的意見,出去發言時,事先把發言稿給王明看,或向王明說明要講的要點,看王明是不是同意。

後來康生回到延安,負責內務部的工作。人們一聽說康生這個人是從共産國際來的,都有幾分畏懼。事實上,他這個人的確是從蘇聯學到了許多“東西”,他學到什麽東西呢?學到不少鬥爭別人的方法。當時是黨內炙手可熱的人物。如新疆的“大清洗”運動,延安的“大挽救”運動,以及解放以後的“肅反”、“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他這個人出了不少點子,盡了不少心,立下了“汗馬功勞”。

黃藥眠在莫斯科的日子裏,注意觀察了各種人,各種事,非常善於思考,善於分析,所以對一些人和事,把握得很准。當然,他是站在一個共産黨員的立場觀察一切的,從不跟風,不左右搖擺,他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立場。

他已經看到政治生活不正常,鬥爭十分激烈,蘇共內部、中共內部、蘇共與中共之間,學院之間,觀點的差異以及上層決策人物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公開化,關系弄得很緊張。互相謾罵,攻擊,政治生活極不和諧。甚至權欲膨脹,利用各種卑鄙的手段,爲自己撈取權利,並利用這種權利,將反對自己或對自己的前途有“潛在威脅”的人整下去。

當時以史達林爲首的蘇共中央正在醞釀一場聲勢浩大的“大清洗”運動。這場“大清洗”始於1935年5月,黃藥眠親歷了這次清黨運動——

『列甯曾經說過,我們蘇維埃是很集中的政權,如果只有集中沒有民主,那是不行的。

所以他主張採取兩條措施:一是要搞個工農監察院,來監督政權機關,防止腐敗行為;再一條就是清黨。』所謂清黨,是『先從中央委員會開始〔也有一種說法說政治局委員不用參加〕,然後一層一層、一級一級地往下清,讓有關的幹部、黨員、群眾都參加。每個機關的清黨由上級黨組織中已經被審查過的負責同志來領導,從第一把手開始,逐個地向到會的群眾交待:什么時候入黨,做過什么工作,有什么成績或貢獻,建立過什么功勳,犯過什么錯誤,特別是原則上路線上的錯誤,怎樣糾正的,糾正後又做過什么工作,又犯過什么錯誤……就這樣一直講下來,全面彙報。然後由到會的人發言評議或批判。每個人都可以發言,不論職位高低,甚至非黨群眾都可以上臺發言,被清的黨員坐在下面聽。”(《黃藥眠口述自傳》)
……

負重任回國傳指示  費周折通過封鎖線

海外桑田已見桑,伏爾加河浮金光。清波搖櫓船夫曲,革命詩新出紅牆。
烽火連天故鄉望,何忍逍遙在他邦。東籬應喜來遠客,同擎一幟掃強梁。
……

臨回國前,王明找到黃藥眠,對他說,現在有個重要的事情交待給你,回去後轉告黨中央,就是現在我們在戰略上需要有個大的轉變。我們同蔣介石的軍隊打了好幾年了,現在看來,他們消滅不了我們,而我們的力量目前也消滅不了他們,因爲他們背後有帝國主義支持。長期這樣打下去,就會使日本帝國主義有機可乘,他們已經侵佔了東北三省,現在正在逐步侵佔華北。很明顯,這樣打下去對中國人民不利。所以現在要改變策略,就是向國民黨妥協,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樣的形勢下採取這樣的策略是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目前我們堅持要打倒國民黨,而蔣介石就說:他們本來是想抗戰的,只是因爲共産黨在後面打他們,他們騰不出手去抵抗日本。這樣,對中國人民不利,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夠理解和支持我們。所以應該從戰略上做個大的改變,組織“抗日統一戰線”,並說這是共産國際的決定。
……

當時在中國黨內,共産國際的威信比黨中央的威信還高些。既然是共産國際的意思,黨中央會聽從的,黃藥眠答應一定轉達,因爲他也深知當時國內的形勢,要求抗日,不做亡國奴的呼聲很高。

團結對敵,挽救民族危亡,這也是黃藥眠的思想,他支持這個轉變。這次約摸談了四十分鍾,這是他和王明談話最長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談話。

黃藥眠輾轉來到海參崴,蘇聯遠東邊境地區最大的城市,依山面海,風光旖旎。面積560平方公里,人口70萬,是蘇聯遠東的交通樞紐,世界著名的不凍港。這裏是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也是通往亞洲各大海港的要道,火車站的建築頗具義大利風格。
……

黃藥眠運氣好,只等了一個多月,這天有船了。但是這班船只到天津,不到上海。黃藥眠還得從天津再乘船赴上海。機不可失,黃藥眠決定立即起程。
……

朱黃談美論壇高設  答疑問難大有古風

昆明湖畔駐小車,相約共看報春花。朱黃論道交莫逆,穀雨時節飲新茶。
扺掌談美話無諱,霧裏看花總堪差。鍾君點鬼醜亦美,陋室風和雀安家。

五十年代,黃藥眠與朱光潛展開過一場關於美學的辯論。朱光潛何許人?美學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科教育系。1930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33年獲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四川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授、教務長。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代院長,中國美學學會第一屆會長,民盟第三至五屆中央委員。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畢生從事美學教學和研究,在西方美學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詣較深。著有《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西方美學史》,譯有[德]黑格爾《美學》等。

這場辯論,完全是黃藥眠和朱光潛之間的學術探討,於四十年代那場批朱是有本質區別的。黃藥眠這個人,有他獨特的視角和認識,有他獨立的思想體系,有善於思索和善於觀察的習慣。尤其在美學問題上,他的“審美評價說”與朱光潛的“美感經驗說”、“移情說”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這本是有益的學術之爭,但不少人把這場辯論與四十年代的批朱以及後來的整朱聯系起來,以爲黃藥眠是站在“左”的立場上,向朱光潛展開批判,這是一種誤解。

1948年3月,《大衆文藝叢刊》在香港問世。其綱領性文章是第一輯發表的由邵荃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文,批判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爲藝術而藝術論” (邵荃麟《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文學理論卷2,199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是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幫兇和幫閑文藝。那時就已經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等人。

朱、梁、沈當時都是自由主義在文藝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中期,自由主義以及它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民盟”,曾與共産黨密切合作,一起向國民黨“爭民主”,一度相當活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當國共兩黨爭雄轉向戰場之後,中間派就開始失勢。

1947年10月,已處於防守地位的國民黨宣佈民盟爲非法團體;差不多同時,共産黨當時的領導人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等到蔣介石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孤立起來,……自由資產階級所希望的歐美式的舊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經一去不返。凡是不願意與共產黨合作並受共產黨領導的,結果必然是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 中共中央1947年《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央檔案館藏《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6冊,199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48年,革命勝利在望,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開始也加強了火力。“48年春,香港文化界的使命就是批判自由主義”(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參見胡光《自由主義運動批判在香港》,《中國現代史料選輯》第6冊“補編”,198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49年3月,毛澤東又以《別了,司徒雷登》等文爲運動加溫。《大衆文藝叢刊》對朱光潛等人的批判,就是此一政治運動的一環。(引文摘自單世聯《49年後的朱光潛: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那次對朱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美學觀點:蔡儀1944年出版的《新美學》已經把朱當作“舊美學”的代表作了學術上的批判。1948年9月又奉命寫作《論朱光潛》一文,在指出朱的美學是學術上的“中體西用”,是“以沒落中的地主階級的士大夫意識為主,……把洋大爺的東西拿來撐撐腰,支持門面”之後,著重批評朱因“調和折衷”而造成的理論上的“矛盾百出,破綻叢生”。甚至指責朱光潛“封建士大夫平時即以嘯傲煙霞、徜徉山水為無上清高、無上快樂;對於市井塵俗,特別厭惡,特別憤恨,因此而要「豁達」、「超脫」等等。自然厭惡而要超脫的是塵俗瑣事、市井小人,並不是厭惡政治中心的都城,超脫統治者的權勢,所以他們大都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蔡儀《論朱光潛》)。

人生哲學: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在認定朱是國民黨“藍色文藝”的代表後,集中指控朱的人生觀。朱曾提出“人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生來看戲的,一種是生來演戲的”的觀點,郭文對此無限上綱且語出輕僈:“我這個不知道應該屬於哪一類型的,就親自「袖手旁觀」過我們這位當今大文藝思想家,在重慶浮屠關受訓的時候,對于康澤特別「畢恭畢敬」地行其軍禮,那到底是在「看戲」,還是在「演戲」呢?我在這裏還可以更進一步問:當今國民黨當權,為所欲為地宰製著老百姓,是不是黨老爺們都是「生來演戲」的,而老百姓們是「生來看戲」的呢?照朱大教授的邏輯說來,只能夠得出一個答案,便是‘是也」!認真地說,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藝思想當然也就是從這兒出發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1948年,《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文學理論卷2》199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政治立場:邵荃麟在《朱光潛的卑怯和殘忍》一文中批判朱的“群衆觀”:“這一年來,我們看過了許多禦用文人的無恥文章,但我們還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潛在《周論》第五期上所發表的《談群眾培養怯懦與爭殘》那樣卑劣,無恥,陰險,狠毒的文字。這位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老爺,現在是儼然以戈培爾的姿態出現了。”(邵荃麟《朱光潛的怯懦與凶殘》,《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文學理論卷2》199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朱光潛究竟是怎麼說的呢?“1948年,在中共的組織策劃下,北平反政府的學潮洶湧澎湃,朱光潛在《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一文認為群眾運動可以使個體把責任推到那個空洞的集體之上而自己不負責任,由此來解除個體在法律和道德上的約束,恢復其放縱劣根的「自由」;在群眾的庇護下,個體可以暴露在個別狀態下不敢暴露的狠毒野蠻。「社會的團結向來都基於相愛,如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沈醉在怨恨裏發泄怨恨而且禮贊怨恨。這怨恨終於要燒毀社會,也終於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他因此『禱祝卷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朱光潛全集》第九卷第357頁〕嚴厲反駁此文,『禮贊怨恨』的邵荃麟以自己死于「文革」群衆運動之中的結局證實了朱的觀點。”(引自單世聯《49年後的朱光潛: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在壓力之下,朱分別於1949年11月、1951年11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自我檢討”。但在五十年代中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朱還得再一次“洗澡”。當時的批判重點,除“資産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和“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胡風外,就是“系統地宣傳了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朱光潛。在朱發表《我 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之前四天,中宣部長陸定一奉命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形勢發生了變化,加之蔡儀又轉向批判同樣批朱的黃藥眠,遂使批朱轉化爲“美學大討論”。(錢念孫:《朱光潛與中西文化》第六章第二節,安徽教育 出版社1995年)。

很顯然,四十年代的那場批朱,是一次極左思潮大棒的揮舞。那時在香港,朱光潛是主張思想自由的,認爲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都應該自由平等討論。而這引起了極左思潮的不滿。於是從那時開始,對朱光潛的美學思想就開始了批判。

1956年,黃藥眠發起了對朱光潛先生美學思想的批評,他發表了影響很大的長篇論文《論食利者的美學》,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解釋美和美感,同時對唯心主義的美學觀點提出批評,由是引起了建國後第一場美學大討論。黃藥眠的論文發表後,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反響,甚至遭到某種非難。黃藥眠泰然自若,實事求是,冷 靜分析,認真吸取合理意見,嚴格審視自己的失誤,充分表現了一種徹底唯物主義的真正科學的態度。

在這場大討論中,黃藥眠以學者的風度邀請朱光潛、蔡儀、李澤厚諸位先生到北師大發表系列美學講演,他則進一步聽取各派觀點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批評。諸位先生做報告時,也毫不客氣,直言不諱地批評黃藥眠的觀點,特別是朱光潛先生,有時話說得很尖銳,黃藥眠總是仔細傾聽著。實際上,盡管黃藥眠與朱光潛觀點不同,但他卻十分欽佩朱先生治學的縝密與勤奮,稱贊他兩年就攻下德語(後來又攻下俄語),還在翻譯黑格爾的《美學》等。朱光潛也表示歡迎黃藥眠對他的批評。

《論食利者的美學》發表之前,爲了表示對朱光潛先生的尊重,“黃藥眠同當時《文藝報》主編康濯一起,親自把這篇長達一萬多字的批評、論戰文章送到北大朱光潛教授家裏,請朱老過目。……二十多年過去了,兩位老教授依然彼此尊重,保持著很好的友情。不久前,藥老和朱老都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而且住在隔壁。兩位昔日學術上的「對手」和老朋友重逢,分外高興,親切交談。兩老的耳朵都有些背了,聽力比較差,……就互相寫在紙上,熱烈地展開了筆談。有一次開完大會,視力已差的朱光潛老先生找不到自己乘坐的車子,藥老還手拉著他的手,一輛輛地幫他查找車子哩。”(黃偉經《藥老不老——黃藥眠家串門記》1980年《隨筆》第9期)

黃藥眠旗幟鮮明,敢說實話。在他看來,一個理論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見解,人雲亦雲,隨聲附和,是最沒有出息的。他常常提醒自己的學生:“不要把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的跑馬場!”他說:“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我是從讀普列漢諾夫的《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開始全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普列漢諾夫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有錯誤,我還是要批評的。”

爲什麽說五十年代的這場美學的論爭,是學術之爭?因爲爭論的焦點是美學與生活,美學與人,美學與人性,以及美感經驗與審美評價,而不是誰是唯心,誰是唯物,誰是革命思想,誰是反動思想。黃藥眠的論點,一是應該“將藝術看作美學研究的最高標准。假如將美學只看作研究藝術,則藝術從何而來,這點還不能解釋。”二是不同意朱光潛先生說是“感覺加上意識形態的反映”就構成審美現象,不能那樣“過於性急”地把審美現象作非歷史的考察,認爲“審美現象首先應從生活與實踐中去尋根源”,從歷史的現象學的角度去考察,否則,只能把自己局限於認識論哲學中,無休止地糾纏於是唯物還是唯心的論爭。黃藥眠提出要“從生活與實踐中去尋根源”,即是要跳入生活的激流中去漂流,去探索,去考察。三是認爲美是自然的人化。“美的事物是具體的,是要通過每個人的感覺才能構成的。……每個人對自然的看法,是根據他的生活經驗與體驗去瞭解的。”認爲審美評價是有個性的,一定都帶有個人的情緒色彩。四是承認有純藝術美。他說“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生活高於藝術,這是對的。因為生活中有許多東西,藝術中沒有表現出來,故說生活高於藝術。而周揚說藝術高於生活,這話也對,因為作家對生活必須加以評價與提煉。藝術與生活之間有矛盾又有統一。』『藝術是意識形態,但不完全是意識形態。……如《春鶯曲》,過去的人聽與現在的人聽,都感到快樂,這並沒有階級性,……如音樂,更為形式化,其社會內容不明確,只是表明一種情調,因此在音樂中它的階級性常表現為情調而已。文學……亦有少部分的,如抒情詩歌頌山水,描寫花鳥……,帶有時代的色彩,但沒有明顯的社會意識形態那種上層建築性,為一定的階級服務。故將藝術一概送入意識形態範圍裏是不妥的。”(黃藥眠《美是審美評價:不得不說的話》)

當然,作爲美學家朱光潛,也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後來回顧說:“參加過五十年代國內美學討論的人們都會記得多數人堅持「美是客觀的」,我自己是從「美是主觀的」轉變到「主客觀統一」的。當時我是從對客觀事實的粗淺理解達到這種轉變的,還沒有懂得馬克思在《提綱》中關於主體和客體統一的充滿唯物辯證法的闡述的深刻意義。這場爭論到現在似還沒有徹底解決,來訪或來信的朋友們還經常問到這一點。”(朱光潛《談美書簡*談人》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他認識到自己的這個轉變之前是受了康德的影響,他認識到人是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而康德則是持機械觀的,這就不是辯證唯物觀點。所以歌德說“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面的內在聯系著的各種能力的統一體。藝術品必須向人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種單一的雜多。”(歌德《搜藏家和他的夥伴們》,轉引自朱光潛《談美書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轉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軌跡。但是這個轉變並不代替所有的轉變,朱光潛並不是一個輕易改變觀點的人。他說“我記得五十年代的美學討論中攻擊的靶子之一就是我的「唯心主義」的移情作用,現在趁這次重新談美的機會,就這個問題進行一番自我分析和檢討。我仍得坦白招認,我還是相信移情作用和內摹仿的。這是事實俱在,不容一筆抹煞。我還想到在1859年左右移情說祖師爺費爾肖的五卷本《美學》剛出版不久,馬克思就在百忙中把它讀完而且作了筆記,足見馬克思並沒有把它一筆抹煞,最好進一步就這方面進行一些研究再下結論。我憑個人經驗分析,認識到這個問題畢竟很複雜。在審美活動中盡管我一向贊賞冷靜旁觀,有時還是一個分享者,例如我讀《史記?刺客列傳》敘述荊軻刺秦王那一段,到「圖窮匕首見」使我真正為荊軻提心吊膽,接著到荊軻「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時,我確實從自己的筋肉活動上體驗到「持」和「揕」的緊張局面。”(朱光潛《談美書簡?從生理學觀點談美與美感》)

他還由電影《巴黎聖母院》談到自然美和藝術美:“聽到那位既聾啞而又奇醜的敲鐘人在見到那位能歌善舞的吉普賽女郎時,結結巴巴地使勁連聲叫「美!美、美……」我不禁聯想起「美的定義」。我想這位敲鐘人一定沒有研究過「美的定義」,但他的一生事跡,使我深信他是個真正懂得什么是美的人,他連聲叫出的「美」確實是出自肺腑的。一聽到就使我受到極大的震動,悲喜交集,也驚贊雨果畢竟是個名不虛傳的偉大作家。這位敲鐘人本是一個孤兒,受盡流離困苦才當上一個在聖母院敲鐘的奴隸。聖母院裏一個高級僧侶偷看到吉普賽女郎歌舞,便動了淫念,迫使敲鐘人去把她劫掠過來。在劫掠中敲鐘人遭到了群眾的毒打,渴得要命,奄奄一息之際,給他水喝因而救了他命的正是他被他惡棍主子差遣去劫奪的吉普賽女郎。她不但不跟群眾一起去打他,而且出於對同受壓迫的窮苦人的同情,毅然站出來救了他的命。她不僅貌美,靈魂也美。這一口水之恩,使敲鐘人認識到什么是善和惡,美和醜,什么是人類的愛和恨。』……

『這個女郎以施行魔術的罪名被處死,屍首拋到地下墓道裏,他在深夜裏探索到屍首所在,便和她並頭躺下,自己也就斷了氣。”(朱光潛《談美書簡·從現實生活出發還是從抽象概念出發?》)他認爲藝術美並不等於自然美,但是自然醜卻可以轉化爲藝術美,如中國的鍾馗、濟公、孫悟空……其形象醜陋不堪,但正是這種自然醜烘托了人物的心靈美,使自然醜變成藝術美。

朱光潛曾經在四十年代說過:“我堅信中國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於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追求。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常風《逝水集?回憶朱光潛先生》)

“不能說朱對痛苦的一面沒有體驗,但其古典性格、甯靜態度總是傾向於把痛苦化為美的形相,在對形相的觀賞中忘卻痛苦,他特別欣賞六朝人以詞藻的美麗掩飾或回避內心痛苦,比之為尼采的「由形相得解脫」。”(單世聯《49年後的朱光潛: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應該說,朱光潛早期的美學觀,盡管有自由主義的成分,有機械唯物論的成分,但還是屬於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只是闡述上常常是唯心主義的。

五十年代的這場美學論爭,基本問題是美學的哲學基礎問題,即:美是什麽?美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或是主客 、觀的統一?在當時,無論是批評者或是被批評者,無論其對美持什麽樣的解說, 而從其所持立論的原則來看,基本上都是列甯所說的的反映論。

在此之前,黄在《論食利者的美學》中,就從朱光潛早期的美學觀點“形相的直覺”論入手,通過對“心理距離”、“移情”、“忘我”和“靈感”等概念及其內在邏輯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文藝心理學》“由感覺論到唯我論,由唯我論到超越主義,由超越主義到神秘主義”,因而整體上是個不現實的美學體系,其本質只能引導“讀者們都學會用袖手旁觀的態度來‘觀照’”社會(黃藥眠《論食利者的美學》,《文藝報》1956年第14—15期)。

黃藥眠與朱光潛對美學的研究,在思路上有著相當多的共同語言,深厚的美學知識功底,也沒有根本的差異,他爲什麽要發起對朱光潛美學思想的批判呢?關於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陳雪虎說:

“早在抗日戰爭年代,黃藥眠就在《論美的誕生》〔1945年〕指出「由於立場和方法論的不正確」,朱光潛不僅在徵引的大量材料中「迷失了道路」,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康德和克羅齊學說的「束縛」。正因爲克羅齊「是唯心論者,同時又是形式主義者」,所以深受克羅齊影響的朱光潛的美學「是完全和我們今天以藝術為武器的學說相反的,是對大眾藝術的創造有妨礙的’。” (陳雪虎《黃藥眠美學思路及其意義》)

“我們認為藝術並不是把人帶到‘觀照的世界’裏去的東西,而是把人帶到更深的生活裏去的東西。”(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香港人間書屋1948年版)。

在黃藥眠這樣的革命活動家思想家看來,朱光潛的美學觀與社會實際的距離,顯得有些不可思議。可以說,“正是因爲美學思想中透露出的社會觀歷史觀差異,促使黃藥眠展開了對朱光潛的美學批判。這是歷史的詭計。“(陳雪虎《黃藥眠美學思路及其意義》)這是非常重要而獨到的見解。

沒有想到,《論食利者的美學》一文發表以後,以唯物主義者自居的蔡儀忽然站出來,批評黃藥眠對朱光潛的批判“很不徹底”,“所論的全然不是‘事物如何才能算是美’,而是事物怎樣才能成爲‘美學對象’”,“和朱光潛一樣認爲離開美感、離開人的主觀不能談美、也無所謂美”,“和朱光潛一樣要‘從美感經驗的分析出發’,也只在美感經驗中找美”。他說黃藥眠是企圖以“不純粹的唯心論”取代朱光潛的“純粹的唯心論”,與朱光潛一樣都是“在宣傳主觀唯心主義美學思想”,“搞亂了”對朱光潛的批判計劃。

蔡儀的批評贏得了思想理論界一些人的附和,這是黃藥眠所沒有預料到的。就在這時,朱光潛本人也發文認爲黃藥眠並未厘清美與美感的關系,不過是以“形象的聯想”說取代“形象的自覺”說,回到了他(朱光潛)過去所走過的老路,一時局面十分複雜。轟轟烈烈的美學大討論,參與人數衆多,爭論激烈,觀點不一,至今餘音繞樑。當時《人民日報》、《文藝報》、《新建設》等報刊上先後有蔡儀、朱光潛、李澤厚等等思想理論界的人士發表爭鳴文章,而黃藥眠的意見被人們認爲“是唯心主義的”,他的美學觀點遭到誤解,結論如何也不了了之。這場論辯,幾十年後來反思,留給我們一種隱痛。用陳雪虎先生的觀點來看,一場很有品位的學術論爭之所以鬧到這般結局,關鍵還是准備不充分,包括知識上(知識論、心理學、邏輯各科知識)和心理上的准備,尚未弄清各方的理論模式和主要觀點就倉促開展論辯,甚至指望滅此朝食,結果各方都有懈可擊。還有不成熟,這場討論究竟要解決什麽問題,達到什麽目的,有哪些步驟,如何討論,以及如何組織,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和方案——

“從一開始就有著一套從政治上、哲學上、道德上的演繹方法,它甚至近乎強制性地灌輸到美學領域中來。”(陳雪虎《黃藥眠的美學思路及其意義》)

以哲學的認識論統領所有領域,這是流行於五十年代的一種十分荒唐的風氣,把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及認識論的原則進行機械的套用,並把它無原則地運用到所有領域。其實這個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列甯早已解決了的——

唯物與唯心的問題,在認識論之外,就不是哲學問題,在知情意交融會合的美學領域更是如此。可以說,列甯的努力實際上為哲學認識論確立了其自身的有效邊界,從而規定心物辯難的有效範圍,以便克服以往哲學中的片面界分心物「結果不是以心吞物,就是以物並心」的僭妄。(同上)

陳文還認爲,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恐怕沒有一個真理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哲學的認識論與美學的感知論(“美感經驗”或“審美評價”)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同性質的兩個訴求範疇,把一個哲學的命題無原則地、無限制地政治化,“唯物”即是響噹噹的“革命派”,而“唯心”則與“反動”難脫干系,不但使人們的意識形態變得僵硬、機械,也害了一大批很有造詣的思想理論人才,唯物反映論不僅成了規範人們認知事物的桎梏,而且成爲所有理論和思想(包括非實在的、非政治形態的人文價值、生命關懷、人類心理的東西)的絕對評價標准,一時間談“心”色變,作爲美學領域,更是這一意識形態的重災區。

當然,對這場論辯,見仁見智,各有所持,這是很正常的,百家爭鳴,各抒己見,互相問難,也應該是允許的。認爲搞學術要有學術良心,要講真話,使學術後代有一個正確的導向這樣的意見,也是正確的。

對黃藥眠的觀點,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爲“朱光潛的文藝思想與美學理論體系「尤其前期體系」是頗具特色的。其建構體系的路向是以「出世——入世」的二極性人生態度「藝術形而上學」和現代多學科的實證知識「心理、生理、文學、歷史……藝術生理學」,去融匯西方哲人學說而形成的一個五彩繽紛、斑斕駁雜的美學理論體系。朱光潛建構體系的獨特心靈歷程,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尋求出路的一種艱難卓絕的嘗試。”(勞承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辯論與朱光潛美學》,《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9期)認爲對朱光潛美學理論的批判是缺乏民主的,是爲了美化那個醜陋的大躍進大字報時代的“潮流製作”。“‘群起而攻之」的形勢,是在批判胡適、俞平伯,反胡風的緊張背景下形成的。”環境並不寬松,沒有具備學術論爭的條件和氣候。認爲“不是真正的學術爭辯”。

列位看官,這場美學論爭本可以健康地繼續和發展下去,在群衆中起到美學知識的普及作用,也可以使美學理論探討出現新的成果,應該說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而黃藥眠以審美評價說爲基本思路的美學理論,在這場論爭中獨具隻眼,很具有獨創性,應該通過論爭,作更深入的發掘和探討,創建更新的思路,産生更深遠的影響。但遺憾的是生不逢時,這場論爭在意識形態大革命的浪潮中霧失樓臺。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今天,無論氣氛、效果、結局,大概都會有所不同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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