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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耀增:充满忧郁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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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忧郁的眼睛

--作者:史耀增

雷春林的父亲雷镭先生是我在坊镇中学上学时的语文老师,和我的伯父史克力是极要好的朋友。在春林的家里,我见到了一张合阳县坊镇中学1960年9月的全体教师合影。雷镭老师位于第一排左四,伯父则坐在第一排左边第二个位置。照片上的伯父显得那样苍老,特别是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让我心颤,要知道,伯父那时才刚刚四十出头啊!

伯父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七岁那年的正月,还不到五十岁的祖父便因病撒手人间。年仅二十八岁的祖母以柔弱之肩挑起家庭重担,赡养我的曾祖母,供伯父和我的父亲上学、娶亲,还要应付数不尽的支差、派款,饱尝艰辛。伯父从小忠厚老实,读书非常刻苦。抗战爆发敌机轰炸不止,他从蒲城尧山中学辍学,当了教书先生,先教小学,解放前夕当上了合阳县第二完全小学(坊镇小学)的校长。那时合阳全县仅有四所完全小学,设有高年级的完全小学的校长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三青团硬拉伯父当了一名区队附,这就为他后来的遭际埋下了祸根,尽管他只是埋头教书,并不热心参加什么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完小校长的伯父不但要管理学校,还要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二区区政府设在坊镇,每次开大会,会场里的大标语和对联的书写自然要由完小教师来承担。每逢这时,伯父心中总是乐滋滋的。我的父亲史克刚,1948年北上韩城进了随军南下的延安大学,1952年又到了设在三原永乐店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好几年没见,祖母很想念小儿子。这年夏天,伯父领着祖母和八岁的我,坐马车颠簸了几天先到华阴庙,再搭火车到西安。父亲专门请了假到西安,母子见面,高兴激动自不必说,三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百宫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天下雨;祖母穿着刚买来的小脚胶鞋,伯父和父亲的脚上沾满了泥泞,两人都摘掉了平日须臾不离的近视眼镜。父亲参加了革命,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心中充满了喜悦;伯父用“稍息”姿势站着;脸上没有笑容,显得很严肃。这是母子三人唯一的一张合影。22.jpg    

1953年春节刚过,伯父参加了渭南专署组织的小学校长春训会,在会上如实地交代了自己曾任三青团区队附的历史问题,因为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还受到了会议组织者的表扬,结论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这年秋季开学,伯父离开了离村五里、任教多年的坊镇小学,调到金水沟以西的王村完小当校长。王村在澄(城)合(阳)交界处,我家在县东黄河边,两处相距四十余里,还要翻一条大沟。因为路远,伯父很少回家,只是有时借到县城开会的机会,回来看看老人和孩子。1956年暑假,伯父又一次去渭南参加集训会,会后调回了坊镇小学,但已不再是校长,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代语文和地理课。我也在这一年考上了坊镇小学。伯父从渭南回来时给我买了一支蓝杆儿自来水笔,上面请修钢笔的刻上“史耀增升五年级纪念”,还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字和图案都涂成金色,作为对我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件儿,惹得同学们羡慕了好久。    

1962年暑假,我从合阳中学退学回到农村。第二年开春,村上便叫我到学校里教书。父亲在外工作,每次遇到大事我都要征求伯父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伯父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不去!”接着又说:“记住;以后永远不要去教书。”大约是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伯父叹了一口气,说:“在咱们这小地方,教师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你想想,解放后哪一次运动不是从教师头上开刀?还是当个农民做庄稼省心。”打从小时候起,伯父 就非常爱我,把我当成他的亲儿子看待,教我念书认字,关心我的成长,所以我对伯父十分尊重,他的话我没有不听的。此后每一次学校来人提及此事,我都坚决地拒绝了。    

“文革”开始后,教师首当其冲。在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会上,伯父并未因“主动交代”和“老实交代”过历史问题而逃过此劫,被作为第一批牛鬼蛇神揪了出来。除了“三青团区队附”的历史问题,又加上了1961年“参与续修族谱,为封建主义招魂”的新罪行,受尽了折磨。他在“牛棚”里悄悄托人捎话给我:“家中所有的书画和来往信件不要看,统统烧掉。”看着来人惊惶失措的神色,说完话即匆匆离去的身影,我不敢怠慢,在灶膛里烧、在炕洞里烧,终于把那些可能成为伯父“罪证”的书籍、字画、信件和老照片全部付之一炬。

1971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伯父让弟弟来叫我。到了那里,朝东的房子里已很昏暗,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伯父说那是坊镇中学革委会派来送他回家的同志。伯父说:“你们弟兄三个都在这里,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是历史反革命,戴上帽子回农村来了。你们都要和我划清界限。”
  
1974年正月初十天快亮时,伯母发现往常早早就醒来的伯父躺在被窝里一动未动,用手一摸,伯父的脚已经冰凉了。他是什么时候告别这个世界的,谁也不知道。听见母亲急促的呼唤,我忙披衣起床,匆匆赶到伯父住的西院里,只见伯父躺在被窝里,脸上十分平静,仿佛睡熟了一样。伯父就这样突然走了,那年他五十七岁,头上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十年浩劫后落实政策,伯父获得平反,但还留了一条小小的尾巴。我找到伯父当年在坊镇中学的同事、我的班主任王天民老师,王老师当时负责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伯父得到彻底平反。伯父的小儿子现增从县上领回伯父补发的三千多元工资时,我写信告诉在陕西省委党校工作的父亲史克刚。父亲在回信中沉痛地写道:“告诉现增,这钱要当事花,这是用你伯的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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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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