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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世良 口述 齐红深 整理:日本在大连的殖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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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晚年乔世良和夫人张蓄兰。他们年轻时是旅顺师范学堂的同学。(齐红深摄于1996年10月1日)

日本在大连的殖民教育

--乔世良 口述 齐红深 整理

乔世良,1912年生。日本占领时就读于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后在大连周水子普通学堂、沙河口公学堂任教。同时,早稻田大学数学物理专业函授毕业。精通日语、英语、俄语。1944年4月-1945年8月,在大连土建学会技工养成所任指导员。1945年10月-1946年9月成立中国工程局,为苏军修建解放旅顺纪念碑和水师营、甘井子兵营,受到苏军驻旅顺司令长官嘉奖。1950年12月-1970年3月在大连海运学院设立物理教研室并教物理,业余时间教日语。“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1月调回大连海运学院;其间,为中国外交部担任日、俄文字翻译工作。


我老家在大连市金州区三十里堡。那是个经济发达,教育文化也发达的地方。

但是,农村的孩子没几个是富裕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是少数。我的家境算是上等的了,也要帮助家里干些农活,挖野菜什么的。小孩子淘气,成天跑啊跳的,格外费鞋。妈妈点灯熬夜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给我做成一双新鞋,穿在脚上没有几天大脚趾就拱了出来,脚底下也露出了大洞。为了省鞋,春天刚到,我就光着脚板,一直到冬天到来才穿上鞋。冬天的鞋也是夹鞋,非常冻脚。一遇到刚屙下来的牛屎,我们就马上围上去,争着把脚放进去暖一暖。

爷爷是从山东过来的。爷爷奶奶都种地。父亲认识一些字,不种地,在金州城里开了个粮铺。父亲让我去城里上日本人办的学校,爷爷不允许,坚持把我留在老家。

日本很重视办学校。日本在金州办的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最为著名。这是日本在大连地区办的最早的招收中国人子弟的学校。父亲要把我和母亲接到城里去住,让我到南金书院上学。他说,好多名人的子弟都上这所学校,校长是日本的名人。日本老师给上课,学日语,毕业后在社会上吃香,好混事。可爷爷死活不答应,坚持让我在村里念私塾。

我们都是拎着鞋上学,走到校门口再穿上鞋进教室,放学了再脱下来拎着鞋走回家。在私塾里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些的学生学“四书五经”。老先生也教我们背《弟子规》、《论语》。经常讲些日俄争夺、日本强占旅顺的事儿。

1915年5月,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将旅大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为实现长期殖民统治,对教育更加重视,也更有“长远”打算了。首先是大力取缔私塾。所以,我只念了两年,私塾就被强制关闭了,只好去本村的普通学堂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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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金州三十里堡普通学堂。严冬到来,教室虽然有时会点着火炉,但门窗上还缺少玻璃,甚至也没有糊纸。

在这里,我需要把当时学校的名称做一点说明。大连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分为专门招收日本人的学校和面向中国人的学校。日本人学校条件好,设施优良。当时的日本学校校舍到现在看也仍然是先进的,建筑坚固,宽敞,漂亮。
面向中国人的学校也有很多种:普通学堂是四年制的初等小学。公学堂是设有四年制初等科和二年制高等科或者只设高等科的小学。还有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有的到四年级,是在中国私塾的基础上办的,叫做蒙学堂。日本占领初期,中国人还是习惯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日本人就大力禁止和取缔私塾。三十里堡普通学堂就是利用大庙办的,只有一到四年级的普通科。起初的学生和老师,是从各个私塾集中起来的。城里派来了日本校长,负责教日语和德育。讲俄国如何如何坏,日本如何如何先进,日本人是来帮助中国人的,等等。日语课本里的内容也往往宣扬日本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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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按照日本学制举办的日本人学校--大连早苗高等小学校。图为学生在校园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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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大连早苗高等小学校商业教室

普通学堂的教学内容比私塾多了许多。有修身、中国语、日本语、数学、绘画、手工、唱歌、体操。日本老师也比较有方法,使我们产生学习的兴趣。我学习四年毕业后,考入普兰店公学堂。读了二年高等科,又在普兰店公学堂补习科学习二年。高等科增加了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另外,有男女生分设的课程。男生学习实业课(农业或者商业),女生学习缝纫和手工。补习科是“以实业教育为中心的初等普通教育”。分为农业部、工业部和手工艺部、商业部。我按照父亲的意愿,学的是商业部。校长给我们讲日本的英雄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攻下旅顺的日军大将乃木希典。他在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与夫人一起自杀殉葬,被奉为“军神”。他在日俄战争中写的汉诗我至今还记得: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4.jpg

右图:在普兰店公学堂补习科商业部上学时的乔世良

当时,包括金州、普兰店、貔子窝、市内五大区被定为“关东州”。名称是从俄国那里延续下来的。俄国占领时期把旅大地区叫做“关东州”,是说这里是俄国很远的一个州。日本取代俄国取得旅大租借权之后,沿用了这个名称。在地图上是同日本国、朝鲜、台湾一样的红颜色,表明它是日本领土的一个州。这里的老百姓,也就被称为“州民”。我经过六年多的奴化教育,浑身被灌输着竭力追随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要一心一意跟着明治维新的道路走下去。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奋斗;要想有所作为,就要付出最大的毅力去拼搏。我一心想将来能够混得好。要想实现向上爬的愿望,必须努力读书,多读书,读大书,读日本人的书,去考日本人办得最有名望的学校。

日本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沐浴日本的恩泽”,学习日语,了解日本,接受日本的治理,进而热爱日本,亲近日本,同时掌握基本的生产技能,为日本“开发满蒙”、掠夺中国资源效力。日本统治者虽然提倡教育,但不培养中国人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多数中国学生家里穷,读几年小学,有了一点文化,年龄也大了,就不再继续上学,干活去了。即使继续考学的,也只能升中等实业学校。这类学校也很少,有:大连商业学堂、大连协和实业学校、大连南满洲商业讲习所、大连大同文化女学校、金州农业学校、金州商业学校等,都属于中等专业学校一类,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为其推行某项专业服务的。

我接受了好几年的日本教育,早就不满足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小商人了。这时候,爷爷眼见着日本一天天兴盛,他的那一套老理越来越行不通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任由我自己做主。

1929年,我十七岁的时候,顺利地考上了旅顺师范学堂。

我预备考学的时候,本来最著名的要数旅顺高等公学校。它是惟一一所完全按照日本学制开办的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学校只此一家。“满铁”在沈阳举办的南满中学堂虽然也是按照日本学制为中国中学生开办的,但是缩短了年限。南满中学堂学制四年,比旅顺高等公学校少了一年。如果考日本大学,旅顺高等公学堂毕业可以直接上本科,南满中学堂毕业生则需要先读一年预科。

我为什么没有考旅顺高公,而是选择了旅顺师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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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9年4月,考上旅顺师范学堂之后的乔世良。

因为我考学的时候,旅顺师范学堂的名气已超过了旅顺高等公学。青年人都是爱跟潮流的。那时的我,也不例外。我报考的时候,旅顺师范学堂刚刚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创立十周年纪念仪式,它在我的心目中一下子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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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旅顺师范学堂外景

旅顺师范建校历史,是从旅顺公学堂附设师范科开始计算的。随着为中国人开办的小学越来越多,加上旧的师资不合格,日本加紧培养中国人当小学教员。1908年6月5日,在旅顺公学堂开始附设师范科,学制一年。1909年5月1日,又在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附设了一年制的补习科师范部,1914年改为速成科师范部,学制二年。1915年5月,日本将这两所附设的师范科合并,组成旅顺高等学堂师范部。1918年4月1日,关东都督府颁布《旅顺师范学堂官制》,决定撤销旅顺高等学堂,将预科班移交旅顺工科学堂,师范科改建为独立的旅顺师范学堂。6月11日,调长崎县师范学校校长津田元德为旅顺师范学堂堂长。他说:“州民教育是帝国的百年大计,应是都督府的最重要的政治工作。”1920年4月,师范学堂开始设女子部,修业年限二年。1922年4月,女子部设补习科。1923年4月,男子部设补习科。补习科修业年限一年。1924年,修业年限男子部由三年改为四年,女子部由二年改为三年。1924年9月,确定旅顺鸦鸬嘴普通学堂为师范学堂的附属普通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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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旅顺师范学堂扩大面积时,学生修建体育场的劳动场面。

1928年11月3日,旅顺师范学堂创立十周年纪念式隆重举行。大连的各家报纸和电台都作了显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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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旅顺师范学堂为庆祝建校十周年举办的纪念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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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旅顺师范学堂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次日,全校师生和毕业生代表举行追悼会,悼念建校以来去世的五十九名日本教职员和日中两国校友。

出席纪念式的朝野宾客有八十余名。关东长官木下谦次郎(由主管教育的民政长官神田代理)首先致祝词。他在祝词中说,旅顺师范学堂创立十年来,毕业生和讲习修了生已有一千余人,为教育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贵学堂教养生徒精神向上,开启新智,克奉校训。关东州致力于刷新教育,造福社会,促进文化向上,今后更寄希望于贵学堂。

接着,旅顺民政署长、关东州内各日本小学校长总代表、关东州内各公学堂堂长总代表、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旅顺华商公议会会长、当地的方家屯会长、泰东日报社社长和扶桑同窗会代表、卒业生代表、女生卒业生代表、研究科代表、本科生代表依次上台致祝词。

下面,我说一说会上发言的两个最为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代表关东州内各公学堂堂长发言的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
  
岩间德也1872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县。1894年毕业于秋田中学,曾一度执教乡里,1901年入中国南京同文书院。1904年毕业后回日本,被日本外务省聘用。

1905年2月,岩间德也受日本外务省派遣,到金州日本军政署管理的中国人学校担任总教习。这所学校于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夺取金州后设立,校舍利用原俄清学校旧址,于当年12月开课。在学校设立前,当局决定由日本国内聘请一名总教习前来管理学校。经金州军政署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决定由岩间德也担当此任。岩间德也到任后,立即组建了学校机构,确定了以“怀柔政策”为宗旨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上除原有汉语外,增设日语、修身等重点科目。

同年3月23日,学校按岩间德也制定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其间,金州当地有人提出将学校定名为“南金书院”,原因是南金书院曾是清乾隆年间设立在金州文庙的一处县学,金州人士向以此为荣;学校校舍是沙俄侵占金州后用南金书院的教学设施建起的。岩间德也在中国读过书院,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他同意以私立学校形式,将学校称为南金书院民立小学校,得到日本军政署的认可。

1905年10月1日,南金书院民立小学校被关东都督府改为官立,定名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岩间德也被任为南金书院院长。之后,他将该校教学内容改为以教授日语为主,兼有德育和一般技能课。

岩间德也还将日语教育推行到社会教育方面。1908年10月,他在金州城内阎家街(原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办事处旧址)开设女子部,以女子为教育对象。同时,他又在公学堂南金书院内开办金州蚕业传习所,设置金州农业学堂,建立了以实业教育为中心的初等普通教育体系。

自1905年至1929年,岩间德也担任南金书院院长一职达二十五年之久。南金书院在校生人数超过两千人。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许多人进入“关东州”当局和伪满洲国的统治机构,充当宪补、刑事、巡捕、会长,有的甚至当上伪满洲国的官吏。其中,大臣级的就有伪满洲国“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司法部”大臣阎传绂、“经济部”大臣韩云阶。

岩间德也在大连期间,也插手满铁的经济活动和矿产。1920年3月4日,他向张作霖的代表、奉天省省长王永江提出:“煤矿经营必须委托日方理事,并以合同形式予以确定,公司成立后可申请修筑铁路,并以此为创办公司的先决条件。”要求中方应允与满铁合办新邱煤矿(阜新煤矿)。他与王永江等名人、士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27年,王永江与张作霖关系破裂辞去省长职务之后,又把几个晚辈送到日本。他们的后代也都留在了日本。

岩间德也还促成“关东州”与满铁教务课联合组织了“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他亲任编辑主任,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九一八事变前,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就已经预先编写出了一套教材,供伪满洲国建国初期的学校使用。1929年,岩间德也辞去南金书院院长职务,先后出任南满附属地公学堂校长、新京特别市(长春)大和通小学校长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担任教科书编审室主任,正式主持编写伪满洲国中小学教科书。日本在东北统治十四年,先后编写了四套教材,基本上都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伪满洲国的教材,既贯彻军国主义教育总纲领——日本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吸取在台湾、朝鲜、大连实行“同化主义”、“皇民化”教育的经验,又根据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本统治进展的实际情况,步步加深而又稳步地推行奴化教育。

岩间德也还精通中国文化,参与朝阳红山文化、吉林柳河样子哨古生代寒武纪地质、河南殷墟文化、安阳侯家庄发掘工作,窃取中国甲骨文等大量珍贵文物。
 
另一个,是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张本政。听父亲说,他由于在日俄争夺大连的战争中帮助日本运军火受到日本的支持,创办的政记轮船总公司有二十三艘船,航行于大连、天津、上海、香港等地,远达日本、菲律宾、海参崴、新加坡,是大连的船王,还是“关东州”厅的参事、市会议员。与他比起来,我父亲的小商店连个蚂蚁都够不上。所以,父亲特别崇拜他。据说,他有好几个老婆,大家庭有二百多口人,几十个晚辈子孙都是上的日本学校。日本投降后,他被当作汉奸枪毙了。但是他的后代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医界的仍有不少。至今,大连还注意保存他家建筑的遗迹。位于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附近的第七医院就是他在大连的家。他家的欧式别墅和中国传统四合院、家庙至今完好。

有这样两个人物给予旅顺师范学堂高度的赞扬,父亲也就打消了让我学商的念头,同意我去考旅顺师范。爷爷也没有提不同的意见。他老人家觉得,当教书先生,总比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当翻译官好,总比当警察腿子好。

日本投降之后,经过政治学习,我认识到了日本在大连办教育,并不是为我们中国人着想,而是出于日本对大连长期侵占的需要。这期间,我也阅读过一些资料,从中知道日本在大连重视教育的真实用心,完全是为了巩固日本军国主义在大连的殖民统治。日本对中国人施以奴化教育,以图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甘当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

摘录几则相关资料如下:

其一,关东州民政署《关东州公学堂规则》(1906年3月颁布):“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

其二,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就职情由书》(1906年8月):“如果想要消除新附民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谨慎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的教育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

其三,1909年5月,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义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

其四,金州民政支署长村上庸吉1910年发布《蒙学堂成立宗旨的告谕》:“我日本国在关东州守其土、治其民,必须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百姓。”

其五,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在第二次学事咨询会议上的训示(1911年3月):“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所示授以普通知识外,特别注重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中国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

其六,日本众议院《中国人教育设施建议案》(1918年通过):“助长中国人之教育,融合两国人民之思想,敦进善邻之谊,确保东亚和平,政府当视之为急务。”

其七,《关东州人教育令》(1943年6月公布):“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遵奉教育敕语的宗旨,经过全面的教育,以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恩皇恩之诚心。”“师范公学校是根据‘八纮一宇’的根本原则,对关东州学校的教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归一于皇国之道,以培养为人师表为目的。”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和绝大多数大连人一样,对日本在大连发展教育的企图和奴化教育性质是难以认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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