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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宝雄:往事杂忆:清华岁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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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6年,作者在清华。

往事杂忆:清华岁月(节选)

--作者:秦宝雄

1930年,我家从我的出生地北平搬到南京,我就在金陵中学读了六年书。1936年夏天我考入清华大学, 9月5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报到,在那里读了九个月的书。1937年6月我放假回南京。不到一个月就是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事,很快就占领了北平。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战事,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在9月初离开南京,乘轮船去汉口住了一个月。那年的10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收容了三校原来在北平和天津的教授、职员和学生。我10月中旬就到长沙学校去报到。住在一个兵营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读了三个月的书。1938年1月,学校宣布要搬去云南昆明,改名叫“西南联大”。教授、职员和男学生可以步行去昆明,不步行的则从香港乘船去法属安南,再坐火车去昆明。

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待了四个月,觉得所学无几,又恐怕去了昆明,读书环境更加恶劣,所以就乘火车到汉口与我父亲商量,想去美国继续学业。他稍加考虑,就同意了。于是我1938年2月从汉口飞到香港,再乘船抵上海,准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清华大学十七个月的生活也就告一终结。今天回想七十几年前,在清华各方面情景,犹历历在目。现在将记得的个人经验写下来,或有助于对那个时代学校生活有兴趣的朋友,了解我们那时的情况。

长期准备

报考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高中二年级,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第一是去书店把历年著名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买来研究和温习,明了各个大学考试的内容和重点。那个时候考大学的目标是几所重点大学,依次来排序的话,大概是:上海的交通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这些都是国立的学校。稍次是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等等,这些都是私立的教会学校。为准备考大学,我们除买了考试的题目自修以外,学理工的还找到了几本英国牛津大学的物理、算学教科书,自己做题温习。以补学校教学之不足。另外,在中学二年级以后的暑假期间,我们还去了上海交大办的暑期学校,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补习物理、数学和化学。

我就读了六年的金陵中学,是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在金陵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升入金陵大学就读。我的想法是,假如考不上那几所重点大学,就先去金陵大学读一年,再另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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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的金陵中学毕业证

为什么考清华

我那时不但对学校的考题非常留意,还研究过各大城市会考(全市集中考试)的题目。上海全市会考有一年国文的题目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南京市有一年考题是“安内与攘外,孰先孰后”,前者需要有国学常识,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来做“八股文章”,后者是对学生政治思想的一个考验,应该如何反应,确实要费些脑筋。

那时上海交通大学非常注重国文,由国学大师陈柱尊主持中文系。有一年出的考题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论语中的一句。我哥哥宝同1935年考上了交通大学。但我1936年没有报考交大,因为觉得交大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国文,实在是不合时代,所以我就报考了清华。

上阵应战

1936年,清华在全国几个地方招考学生,大概有北平、上海、汉口、广州,我是在上海应试。日期在8月初,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我在考前四天就去了上海,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那次我带了很多书,每天除了下楼吃三顿饭,就坐在房间里翻看带去的书籍材料。考过以后,忽然明白那三天的时间都白费了,因为清华考的是你的智慧和学识,不是教科书里的东西。考完以后,我马上就收拾衣物和书籍,乘下一班的火车回南京去等消息了。

考完以后的心情怎样呢?我可以打个比喻: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军队和日本在上海开战几天后,国军把德国制造的最好的大炮运到前方,猛轰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事后有新闻记者去问炮兵队长,是否中的。炮兵队长的回答是:“不清楚,明天看报就知道了。”

同样地,我是否考上清华,也只能等看报了。

考试内容

入学考试,项目可以选择。几门的考题,除了历史和国文(现在叫语文),内容都不太记得了。好像历史有一题是“列出我国历史上十个知名人物”,而且要按年代排出。国文考试有一部分是改正几个成语用字的错误,如“伸(身)手不凡”、“开书(卷)有益”、“折衡(冲)樽俎”等等。

最让我高兴的,是作文题目“我的衣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了题目,觉得可以发挥的范围很广,可以写一段故事,也可以写个人的生活经验。我一经思索,就选了后者,用幽默的口气,述出自己(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选择衣服的困难和问题。居然振笔直书,一气写了一千多字,自己觉得很满意。回家之后,又将这篇短文写出誊清,送去母校金陵中学的月报上刊登。我自己也留存了底稿,和我过去发表过的习作,放在一处。可惜1937年暑期回南京时,没有将书籍和文稿带回。一个月后日军侵占校园,这些留存的东西,也就随风而逝了。

“我的衣服”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的衣服”里,我提到可以穿中装,那就是蓝布长袍,和西式长裤;因为每天要骑着自行车上学,穿着这样的衣服,行动很不方便。也可以穿西装,那就是在“三友实业社”买的白衬衫,西式长裤,再加上外衣或者毛线衣,有时还要加一条领带;这样的服装,真是又费钱又费事。我最喜欢穿的是由学校规定代做,但并不强迫学生穿的黄色卡其布制服;这样的衣服,可以说是价廉物美,还可以时常洗涤熨平,保持整齐洁净。

这套中学制服,我后来还带到了清华园。初开学时,也穿过一两次,后来在被十一级同学“拖尸”时,才知道穿中学制服,也是“罪状”之一。只好将这套制服,藏在箱底,永不再见天日了。

秋季入学

到了8月20号前后,在北平的一个金陵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循恺,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说看到北平《晨报》,我们两人都已经被清华录取了。他还说我应该在9月1日之前去北平。得知我被清华录取,父母也非常高兴,给我准备了一些衣物被服,我就单身去了北平。那年全国报考清华的大约有六千人,实际录取二百九十四人,最低分数线是67分。录取学生以考分高低排序,我是第176名。

1936年9月,被录取的莘莘学子、学女,纷纷自远近各方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开始大学生活,我们那一级被称为“12级”。春风化雨,乐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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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当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证

初去清华园的新生,因对情况不太熟悉,举止往往不合“规则”。记得在上最初几节课时,每次教师进入课堂,总有很多学生起立致敬。这大概是那时一般中学的习惯。有一位教国文的李先生竟为这事,把学生教训了一通。大意是:新生到清华来,应该“入境随俗”。在清华,教师和学生都一律平等,教师来上课,学生不必起立致敬,这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课。后来知道,“入境随俗”并不只限于在教室里,在校园里时时都要随时注意,以下就是一个实例。

夜半“拖尸”

开学两个星期以后,一天半夜,忽然有几个人冲进我们卧室。他们先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了一下,大声地说:“就是找你,赶快下楼!”我糊里糊涂,只好跟他们下楼,看见有一堆人在宿舍大门外。有一个人跳出来说:“这位新生行为越轨,应该把他拖尸。”我当时就问他:“有什么越轨行为?”他的回答是:“有一天你穿了清华网球校队的绒线背心,在各处招摇。你还穿了军官式的制服,在校园走动。”当时不由分说被几个彪形大汉抬手抬脚,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幸未伤及筋骨。我这才想起来,有一晚去找旧识11级的林慰梓聊天,临别时因为夜凉,向他借了一件绒线背心穿回宿舍,我还曾穿过金陵中学的制服在校园走动。想不到因为“我的衣服”(入学考题)而致祸。后来有人和我说“拖尸”这件事是一些11级(比我们高一级)同学搞的。凡是他们看了不顺眼的12级新生,都要被“夜半拖尸”。那夜被拖尸的另一位是王恭斌——著名外交家王正廷的侄子。

拖尸(英语toss 的音译),是美国大学的一种风俗。高年级学生为给新学生下马威:把他们抛在水里,或用其他方法来捉弄他们。拖尸的领头人是11级的陈体强,外号叫“陈体亏”。

现在来说说陈体强。他1939年清华政治学系毕业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作论文被世界公认为是法学经典,大学法学院学生必读之书。1948年回国后,不久国体改变,此前所学都是“离经叛道”的谬论,遂郁郁不得志,并屡受冲击,不再有所作为,六十六岁就故世了。

院长捡球

在校园里一片最旧的平房宿舍里(大概是二院),有联排三间屋子,每间屋里都放了一张乒乓球桌,是专为学生作课余运动之用。我和室友邵循恺(195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后回国任教)都嗜好打乒乓球,每星期必定要去打两三次。有一个早春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打了半个钟头以后,汗流浃背,就把屋后两扇玻璃窗都打开通风。不巧因用力过猛,把球打出窗外。因为出去捡球要绕走很多的路,所以我们就到窗前去观望。刚好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薄呢大衣的人,靠着屋旁边走过来。我们就指着落在远远路旁的球说了声“Ball please!”那位先生居然跑了好几步,弯腰将球拾起,掷到窗内。我们称谢之余,仔细一看,那捡球的人竟是工学院院长顾毓琇。

顾毓琇(1902—2002)是20世纪的一个奇才。他集工程师、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于一身。1923年清华毕业,192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回国后在政界、教育界、工业界服务,并在多个学校任校长、院长和教授。 1950年后,在美国大学任教,1999年退休。

教授不交题

第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一间很大的教室上课,有五六十个学生。这门课原应由萨本栋教授主讲(他所著的《大学物理》就是这门课的教科书)。不过因为萨先生在美国没有回来,所以最初的几个月,由吴有训教授代课。那时每星期照例出几个物理题目,学生要在星期一上课以前,将写好的解答,放在教室前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约在新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一,我在上课前几分钟去交题,看见有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年轻人站在桌旁。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以为他一定是同班同学,就顺便问他一句:“你交题了吗?”那位年轻人向我摇了摇头,微笑着说:“我不用交题,我是萨本栋。”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欢迎他回来授课。

现在来说说萨本栋(1902—1949)。1922年萨本栋在清华毕业后去美国入斯丹福大学,又去麻省的伍斯特工学院,192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1928—1937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以后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9年病逝于美国加州。

1943年他被国民政府送去美国考察,来到斯城(Schenectady,  NY)我工作的地方。我请他吃饭,并谈些清华往事。他还记得我是一年级学生,但不记得1937年春天我欢迎他回来授课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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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保存的清华校旗、校徽

1936年,临去清华之前,父亲给我一封信,叫我到清华后去找数学教授郑桐荪(1887—1963),因为他和郑在民国初年,一度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数学。我去拜望郑教授和夫人后不久,他们就请我吃饭。同桌还有八九个学生,好像都是那年考取的新生。

一年以后,我在长沙临时大学选了郑桐荪的微积分课。只上了两三次,就有日本飞机轰炸市区和车站。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上课,听说他和他的女儿回北平了。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是潘光旦(1899—1967)。开学不久,他叫人来找我,说要请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按时前去,才知道那是一个同乡聚会。江苏省邻近上海的四个县,太仓、嘉定、崇明、宝山的人都算是同乡。潘光旦是宝山人,我算是嘉定人,所有其他六七个在座学生也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同乡。说说笑笑,倒也热闹。1922年潘光旦在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主修优生学和遗传学。他在清华读书时,因踢足球伤腿,被锯去一段,走路得用单拐。学校选留美学生时,有人认为送他这个残废人出去“有伤国体”,经美国教员为他力争,才得出国。

“文革”时,红卫兵要他作文攻击美国,被他拒绝。他写了“我不能仇视美国,因为美国人讲正义”。红卫兵就逼他蹲在地上拔野草。1967年他得了膀胱炎,未获医治,在极端痛苦情况下,死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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