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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乃穆: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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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年时的母亲

 

 

忆母亲赵瑞云

              --兼记父亲潘光旦

作者:潘乃穆

我们的父亲潘光旦与母亲赵瑞云都是江苏人,从小我们按家乡的习惯和方音称呼母亲为“姆妈”。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母亲。年少的时候,往往把所受到的母亲的关爱,所见到的母亲的才能、母亲的品格,都当作了自己与生俱来理当享有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只见其普通、平凡的一面,而不见其深邃和广涵。好似唤一声“姆妈”就包含了一切。这是一个十分可爱的昵称,无论你怎么发音,前长后短,前短后长,拉长“姆”字,或拉长“妈”字,或是着急发狠的一声短促的“姆妈”,都能即时反映出当时当场的母子亲情,传达出心里想说的话的全盘信息。到了自己的老年,细想往事种种,包括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我们未曾经历过而只能听别人说起的,似乎对母亲再有一次新的认识。

“五四”时代的知识妇女

母亲1898年2月8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她的曾祖遭太平天国之乱,夫妇二人带三子一女从原籍江西南丰辗转流离,经过杭州,到达嘉定。途中走失一子;嫁出一女后失去联系;一子去宁波做师爷病故该地。因此落户嘉定时只余一子,其时以卖中药为生,先摆摊,后开小铺。此一子就是母亲的祖父,娶周氏。生一子,即我们的外祖父,娶王氏。外祖父早逝。家庭生活靠外婆王氏做针黹女红维持。她认为赵家虽穷,仍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让子女都去上学。母亲幼时曾被缠足,但早被解放。外婆去世也较早,靠长兄赵连城(世璧)在外做事补贴家用,母亲和弟弟赵世昌在家相依为命,因此姐弟感情深厚。l1.jpg

右图:母亲赵瑞云青年时代(潘乃穆保存)

母亲进入浒墅关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读书,以第二届第一名毕业,接着在原校任蚕业教育工作六年。这所学校是1912年改办的新式初级职业学校(其前身为女子蚕业学堂,创办于1903年),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免收学膳费。学业勤苦,学生实习养蚕,夜间要起来喂桑叶。1918年校长郑辟疆到任,他决心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目标明确,行动坚决。费孝通先生曾评论说:“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母亲和董谟珍、胡咏絮(曾任该校推广部主任)、童益君(曾任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费达生(原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等同学,有的后来又同事。幼时在家中常听到她讲“达生”如何如何。资中筠学长写到她的母亲童益君时说:“与她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赵瑞云……她比母亲大几岁,在学校中一直像长姐那样照顾母亲,包括为她梳理那一头乱发。母亲提到那一段生活时,总要提到‘瑞云姐’。”董谟珍是母亲的好朋友,可惜过早去世了。在父母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一枚图章,是“珍”刊赠“世戬姐清玩”的“世戬之印”。也许母亲曾用名“世戬”,因为排行“世”字和两个舅舅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家从未听父母谈起过。母亲还留有一把银色的尺,上面刻有“中华民国九年七月江苏省立女蚕校第三届甲部传习科全级敬赠瑞云先生雅玩”。这是她任教期间学生赠予的纪念品。

后来我们的父亲潘光旦留学美国,节约一点生活费供给她入大学读书。她约在1923年前后进大同大学学习,与周撷清(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庄前鼎夫人)同学;后转东南大学生物系肄业,她曾与崔之兰(原北大生物系教授)、张景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夫人)等同学。崔先生当面呼我母亲为“九十九”,至于这个绰号的来历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出生以后,母亲一直忙于持家。在我朦胧的意识中,似乎觉得父亲潘光旦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较之作为家庭妇女的母亲更值得佩服。但是实际上母亲在前半生求学任教,曾任蚕校教员六年,学历达到大学。只是婚后才留在家中教育子女。从亲戚间的反映看,当年她属于很新式的女性。所以母亲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妇女和职业妇女,只不过在婚后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母亲和父亲的婚事

父亲因体育运动致腿伤而患骨结核,不得不锯去右腿,是1916年的事。原先家里为他和当地的金家订过一门亲事,他残疾之后,对方家长提出退约。我的祖母思想很开通,立即表示同意。
 
我的祖母和外婆原为表姐妹,宝山距离嘉定也不远,常有来往。我的舅母刘文英回忆:

世昌(舅舅)讲过,他的母亲和昂哥的母亲姐妹称呼的,很亲密,经常来往。昂哥在北京时放寒暑假常去赵家玩。世昌的母亲(外婆)心地善良,热心忠厚,很喜欢昂哥,那时昂哥腿上有湿气,她用中药烧成水给他擦洗,每天洗一次。她生四个孩子,死亡过一个,姐姐(母亲)是第三个孩子,所以昂哥叫她三姐。后来昂哥和姐姐发生感情,更加多到赵家去了。

梅贻宝先生回忆:

清华当时只有男生,故而同学中有了女性交往的,大家特别敏感。男女通信都采用英文混含的称呼,Dear Cousin,让局外人知不清他俩是怎样关系,毕业前一年暑假后大家回校,发现光旦有了Dear Cousin了。她的确是光旦的表姐,姓赵,我们都随着光旦称她为赵三姐。此后我们寝室里更添了一份题材。不时的有人来问“三姐有信否?”有的还要求检查内容。光旦留出不甚相干的几页,专为打点这些顽童们。玩闹是玩闹,大家心目中对于这位爱才的奇女子多有敬慕之心。我由清华毕业后,在全国青年协会充任学生部游行干事一年,1922到1923年。那协会设在上海。有一个星期日我找到了赵三姐。她那时已由蚕桑专科学校转入大同大学。由她作导游,我们到龙华玩了一天。三姐是一位中国典型的纯洁忠厚女子,样样为人设想。我窃喜光旦有福,得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原想多去看三姐几次,但是忙于游行任务,未获如愿。我在上海登船赴美留学时,三姐赶到船边送行,还送给我一件手织的毛背心。船上的同学们多半莫明究竟,把我好盘问了一番。那件背心,我很珍视,穿了三十多年。不慎丢了,好几天心中不怿。(梅贻宝《清华与我》)

因此我们的父母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但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求学的缘故,到1926年父亲留美归国他们才结婚,属于晚婚了。舅母回忆说:“我看见过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半身照。姐姐穿的粉红色夹衣,昂哥穿的西服。”他们结婚时,刻有一对精巧的玛瑙石图章??分别刻上两人的名字(“文革”时被抄)。我们在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旧银挂表壳中找到母亲年青时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冤家是你,缘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这大概是他当年随身携带的照片和爱情诗吧。

我们的父母感情极好,平日几乎不见他们有言语上的冲突。父亲有诗句说“一事平生差自慰,家人卦占最谐和”。父亲有较长时间出门在外时,会即景生情,写诗“怀内”。因为母亲不善讲普通话,所以他们在家交谈一向用吴语。我们在家也只说普通话,父亲两种话都说,互相都听得懂。父母亲在家中经常谈些亲戚朋友之间的人和事,有所评论,也不避讳孩子们。父亲称呼母亲为“三姐”,亲戚中的小辈称呼她为“三娘娘”、“三爹爹”或“三伯伯”(均相当于三姑母)。母亲称父亲为“昂弟”,因为她比他大一岁。我叔叔和小舅舅称呼我父亲为“昂哥”。这都是家乡的习惯。多年来,正像我们对父亲的残足从小就习惯成自然一样,对父母的婚姻也从没有特别的想过。现在忽然有人问到我,你父母是如何结婚的?或者说你母亲怎样决定和一个一条腿的人结婚?这的确值得深思,梅贻宝先生的话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

温和宽厚,乐于助人

母亲性情温和,对我们慈祥不用说,对亲戚、朋友和客人都是真诚相待,和蔼可亲。她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不会到公众场合去说话;和父亲一样的是,无论贫富、老幼、有文化没文化、城里人乡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母亲喜欢购物,出手大方,因为家庭人口多,需要量大,这本属正常,但自从抗日战争以后我家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她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了客人她必定请人留饭。遇到困难者,她则随手把家中仅有的东西送给别人。我父母均好客。请客的时候,母亲都要准备江南口味饭菜,每每得到客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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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4年12月,赵瑞云与弟媳刘文英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阳台。(赵令诏保存)

唐绍明回忆抗战时期在昆明乡间的生活时,说道:

潘光旦太太对人和蔼,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来梨园村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均清华大学教职员)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做客。那是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独院,有一座二层木楼,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对大人们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还事先给门前田主一点钱,包摘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来做菜。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纪实》,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0辑,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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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0年夏,赵瑞云(右)、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潘乃和保存)

杨绛先生回忆1949年她到清华任教,住新林院邻居的情形:

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都只比杨绛年长十三岁,却母亲般的关心她,使她感到温暖,相处如家人,能说心里话。入冬腌菜,两人都说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尽了。(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1950年代上半叶,母亲在清华和中央民族学院都担任过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大约处理过一些排难解纷的事,尤其是劝解家庭不和,因为别人信得过她。她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盟员。

母亲在亲戚中以贤惠著称,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事。我家从上海移居北京,离开家乡亲戚群的时候,我才三岁。乃穟还记得在上海每次到“九公公”(我父亲的九舅沈恩孚)家去,我母亲都会剥芒果给老先生吃,老先生吃得粘胡子,使她(四岁左右)旁观得嘴馋。

母亲的生活艺术
 
母亲有一双巧手,手指纤长,多才多艺。大约我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地理课作业是画一张全国分省图,铅笔画好以后,用水彩给各省上色。由于上色不匀净,画完以后觉得很难看。联想起来我看过母亲作的一张蚕体解剖图,在一张橡皮纸上,用铅笔勾画,上的色是浅黄浅绿,旁边还写小字标出器官名称。真是画得明晰、干净、美观。乃穟记得她看过母亲画的一叠画,用橡皮纸,铅笔勾画,是风景图。

母亲善烹调。越困难的时候越能显出她的手艺。抗日战争中在昆明乡间住的几年,母亲仿照家乡办法自制食品,如腌肉腌菜、蒸黄豆发霉作酱、制腐乳、用菜汤作臭卤泡臭豆腐等等。为了做点耐吃的东西对付几个小孩子的嘴,她或买来当地产改良品种的浅黄色胡萝卜,切成条,裹上甘草末,反复蒸晒,成为褐色的萝卜干;或在毛豆大量上市时,买回来剥出青豆煮熟,在炭火上烤干,制成熏青豆……只要某个孩子喊出“我要吃东西嘛”,立刻有点东西可以塞在手里,以免把母亲吵得天昏地暗。

现今西南联大校友常有人回忆,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梅校长夫人卖“定胜糕”的事,其合作者就是我母亲和袁复礼教授夫人廖家珊(和我家同乡并有亲戚关系)。这种定胜糕,原为江南民间小吃(大约原名定升糕),由米粉蒸制。糕呈银锭形。糕的模子有木头的,也有金属的,大概由我舅父赵世昌(清华大学技师、庶务科主任)去订制。我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居住时和我舅父家住于同院。我见过我母亲用笼屉蒸出的米粉糕有白色的和粉红色的,后者大约是加入食用色素,使之更为美观。一屉能蒸多个。糕味微甜,口感松软。有时在糕面中心嵌入小方块糖腌生猪油,凉的时候呈白色,蒸热时变成透明。梅校长夫人回忆说:

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小腿全肿起来。(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

因近年来有关西南联大校史的一些书刊对此事描述不确,故在此详引梅夫人亲身回忆。

1946年迁回北平清华园之后,为补贴家用,母亲又曾用绿豆自制粉皮,由乃和帮助做并帮助送去清华菜市场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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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7年4月底,清华校庆日,赵瑞云与潘光旦在大礼堂前。(潘乃穆保存)

每到端午节,母亲总要设法包粽子,找不到大粽叶时就用小叶子拼着包。因为家中多数人爱吃咸的,所以只包少数豆沙馅的甜粽子,作三角形;多数是肉粽,作长形。头一天晚上要用酱油把糯米和肉块都泡上,第二天再包,小孩们在旁边跟着学。资中筠学长写到在清华时曾到我家过端午节,称赞说母亲做的粽子大概是她吃过的粽子中最美味的。

母亲会用缝纫机,会绣花,会织毛线衣。我们的简单缝补、绣花、织毛线常识都是她教的。我家住昆明郊区大河埂的时候,乃和、乃谷上小学,书包是母亲用格子花布做的,书包提手用薄木板做成。乃穟和我上联大附中,母亲让我们俩自己去买布和线,自己缝书包,自己选花样绣上花。我们从小一直到上中学全家人(包括我的老保姆)穿的毛衣都是她织的,她织的速度特别快,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织。战争时期没有毛线,就织棉纱线。1945年春,战争形势好转,我家搬回昆明城内,住进西南联大教员宿舍。她曾把棉纱线织成的袜子送给住同院的闻家,闻太太就给闻一多先生穿了。那时在昆明的美国盟军飞行人员很多,他们喜欢中国手工刺绣的东西作纪念品。母亲买来白绸,裁剪成睡衣、围巾、大小手帕等,用彩色丝线绣上龙和其他花样,锁上花边,零售给他们,有时候换回来的是一点军用食品如压缩饼干、糖果等,就给小孩吃掉。母亲在大绷子旁边绣睡衣,常要刺绣到很晚,另外有一些小圆绷子绣手绢,我们有时候也插手做几针,但是担心针脚不齐,影响质量。母亲留存许多绣花图样,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请闻一多先生(父亲多年的同学同事,随父亲称我母亲为三姐,当时同住西南联大宿舍院内)画的两条龙。一个较大的图样用在睡衣胸前或长围巾上,是一条飞翔的弯曲的龙,张牙舞爪,口喷火球,周围有朵朵祥云。母亲绣龙用金黄色丝线,云朵用蓝色。一个较小的图样是三角形的龙图案,可用在头巾或大手帕的角上,后来母亲实际没有绣。闻先生用墨笔作图于毛边纸上,前者是黑线勾画,空心;后者黑墨涂的实心,龙身转弯处呈方形线条而不是圆的,有如我们见到某些古代的石刻或砖刻的模样。因为乃穟对刺绣有兴趣,所以这些图样不但在母亲去世后还保留着,而且我们还不断积累一些新的图样。可惜“文革”抄家时所有图样一同抄走,“文革”后虽然退还一些抄家物品,这些图样连同闻先生的珍贵手迹却都一去而不复返了。

母亲有点闲空时,喜欢和乃穟下象棋。还会教我们做一点小手工艺。例如先用纸摺成粽子,然后用彩色丝线缠绕,最后可以穿成一串。比较难做的是先掏空一个鹅蛋,然后在外面缠绕丝线,缠出图案来。母亲吃东西的灵巧也令我叹为观止。南方人爱磕干炒的西瓜子,父母亲吃起瓜子来,动口不动手,瓜子仁自动蹦落舌上,吐出来的瓜子壳是整个的两瓣儿,我吃瓜子弄不好就把壳和仁一起嚼烂,时不时还要用手去帮忙剥壳。离家多年以后才学会他们的吃法。母亲吃鱼,无论多么小的鱼,都把鱼头、鱼尾、鱼刺拆得干干净净,嘴的功夫大于手的功夫。我小的时候对付不了,不免乱嚼乱吐,但至今也没能吃得像她那样干净利落。

在我接触到一些近代江南的资料之后,感觉到江南是鱼米之乡,文化教育较为发达,江南的妇女保留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技艺是不足为奇的,母亲也许不外于是。但是也不尽然,表哥的外孙女告诉我,人家都说赵家的女儿能干,母亲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代赵家的女儿,确是属于聪明能干的一种类型。

父亲的半边天

从我记事时起,看到父亲总是忙碌于学校工作,写文章,外出参加会议等,一切家务事,包括父亲和孩子们的穿衣吃饭,都靠母亲打理。家庭几次大的搬迁,因父亲另有任务,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完成。例如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平,我们从清华园先逃难进城,一年后去大后方昆明;1945年从乡间迁回昆明城内;1946年从昆明迁回清华园。如果舅舅在旁边,我们总能得到舅舅的帮助;但若舅舅不在旁边,母亲就只有自己操劳了。

无论是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父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千万多字的写作,没有母亲为他创造的条件,是难以完成的。更有甚者,父亲是高度近视,两次患眼底微血管出血,不能用眼,被迫休息。一次在昆明乡下,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其他办法,母亲用麸子做饼给他补充维生素B类营养。又一次母亲特制窗帘,使光线不能射入室内。家居静养,全靠母亲照料,争取恢复本已薄弱的视力。

1946年夏昆明的白色恐怖时期,特务支使一怪妇口吐狂言,闯入我家,企图刺探父亲行踪,进行政治恫吓,是母亲机智地把她推出门外,一直送出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院。闻一多先生惨遭暗杀后,是母亲第一个奔去学校向梅校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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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7年7月20日,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会后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左起:赵瑞云、闻铭、闻夫人高真、吴晗、张奚若、潘光旦、朱自清、李广田、余冠英。(张祖道摄)

大约1950年代初,我们都在外面上学,母亲还帮父亲抄写、誊录一些稿件,字迹端正秀丽。后来大约由于患血压高的关系,就很少做了。

一生劬劳,哺育子女

父母喜欢孩子。母亲共生育七个女儿,存乃穟、乃穆、乃和、乃谷、乃年五人,乃绎、乃秋均在两岁半时患痢疾夭折。母亲还曾流产两次,最后导致身体虚弱。乃年周岁时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叔叔,叔叔为她改名乃萱。父母可能希望要一个男孩未能如愿,但父亲吟诗道“女比儿柔不厌多”。母亲对我们一视同仁,没有偏爱。然而子女多,负担重,终于造成她自己患血压高。1948年父亲南行沪、苏,写诗告诫我们说:“汝母久劬劳,廿载苦倒绷,比逢五年旱,更自作牺牲。恃有宰相肚,容得大船撑。此船却破损,客货毋多盛。应教午睡足,如泥亦如饧。”(《寄示穟穆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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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48年2月29日,赵瑞云与女儿在清华园新林院11号宿舍院内。(潘乃谷保存)

从小上学起,母亲要察看我们的学校成绩单。在昆明郊区的时候,乃谷初习字,母亲为她写上第一行,让她仿录。母亲规定上小学的乃和每日写大楷三篇,小楷三行。乃和完成大字任务很痛快,写小字则很不情愿,不好好练字。1958年母亲还批评说她写的字像“狗爬的”,寄给她一支英雄牌钢笔,督促她认真写字。1950年抗美援朝时号召参军参干,乃和从高中参军,母亲本来是不同意的,认为她年龄尚小,应该继续学习。父亲说服母亲尊重孩子意愿,让她参军,但母亲坚持她的志愿应选择军医学校。乃和参军以后,分派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并毕业,主治儿科。当我们与多年隔绝在外、后留美从医的乃萱见面时,才知道她们二人专业相同,都从事儿科,真是一种巧合!

当父亲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的时候,母亲所受的思想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1957年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1958年春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1980年宣布错划)。母亲在该年10月再次中风,遂尔不治,于29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父亲痛心地认为他自己的问题连累了母亲,使她过早离世。母亲病发,父亲先把正在上大学的乃谷叫回家帮助照料,不想影响我们其他人的工作。当时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学校里白日工作,晚上夜战“大炼钢铁”。我回家看望母亲时,见她昏迷不醒,唇间发出一点声响,似乎是说“水”、“水”,大概是要水喝。谢冰心先生(吴文藻教授夫人,父母的老朋友,母亲要我们称她为“谢伯伯”,同住中央民院院内)用湿毛巾细心地为她揩拭干燥的嘴唇和牙齿。至今回想起来不禁感叹,他们朋友之间相互的关怀,竟比我们作儿女的还要细致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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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3年春,赵瑞云与潘光旦在清华园新林院11号阳台。(张祖道摄)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问我母亲的后事是早一点处理好呢,还是慢一点好。我觉得时间拖长,大家心里难过,尤其怕父亲太伤心,我主张随即办理火葬。没想到远在苏州的舅舅闻噩耗当即乘火车赶到北京,未能看见母亲遗容,对我大加责怪。舅舅把母亲最好的一张照片冲洗放大,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留作纪念。父亲把母亲的骨灰盛在一个红色的古瓷瓶中,连同母亲的大照片,供在家中,旁边时时插一点鲜花。从父亲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每逢母亲的生忌、死忌,他都会怀念母亲,并且注意到我们是否纪念自己的母亲。1963年10月他去南方,路过母亲母校所在地江苏浒墅关,正逢母亲去世五年的忌日,深有感触,写诗一首《云亡忌,过浒墅关》:“偏值回肠日,轺车过浒关。锦书初往复,绮梦几循环。桑柘青于旧,音容杳莫攀!阳山夕照里,两鬓陡添斑。”

回想我们姐妹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所受母亲的抚育、关爱和教导,如细雨无声,点点滴滴在心头。即便母亲过世之后,无论我们的境遇和心情是好是坏,“姆妈”仍在心中,每每给我们一种安慰和力量。所有这些都不是数字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文笔得以描写的。母亲没有给我们讲说许多的大道理和教训,但她的身教和人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使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在此特别附带简记我的老保姆温闰珍。她与母亲同岁,为人忠厚,是母亲的得力助手,替母亲分担了繁重的家务。她原是江苏省吴江县青云乡贫农,不识字,因家庭生活困难把十个月大的小儿子留在家中交婆母喂养(其后婆母带不了,把这个孩子送给沈姓人家为子),自己随叔婶到上海做保姆。她在我一岁时就来到我家,先带我,后又带过乃谷。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我家迁往昆明,同甘苦共患难。她成了母亲的唯一帮手,买菜、煮饭、洗衣、打扫卫生基本上靠她。父母亲平等待她,除战争时期邮路断绝外,平时代她写家信、寄钱回去。母亲亦曾教她识字。我们从小称她为“阿妈”,她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她的烹调技术相当好,崔之兰教授请客有时请她去帮忙。母亲去世后,她除了照料父亲的生活,还先后带过我和乃谷幼小的孩子。“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抄家封门,被迫睡在水泥地上,父亲遭到此种非人待遇,她心中忿忿不平。邻居费孝通先生让她搬费家去住,她因为父亲患病而坚守在旁照料。她在我家遭遇困难的时候为我们的父母送了终,对我家功莫大焉。父亲去世后,她就跟随我生活。不料“文革”中,我们必须去江西鲤鱼洲分校劳动,不许带老年家属。那时她患血压高,我若将老小留京,他们独自生活也有困难。于是不得不由她家人把她接回老家去,我定期给她寄去生活费,她还说寄去的钱不归她支配,不要我多寄。我退休之后和乃谷一起或分别去看望过她,我们共去探望她三次,有时寄去必要的衣物。本想再接她出来颐养天年,终因她年迈行动不便而未果。她于1993年8月23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本文由潘乃穟、潘乃穆、潘乃和、潘乃谷共同回忆,潘乃穆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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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年6月出版 15元
目录
第93期 2014年2月出版
第92期 2013年12月出版
第91期 2013年10月出版
第90期 201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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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期 2013年2月出版
第86期 2012年12月出版
第85期 201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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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期 2012年6月出版
第82期 201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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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辑 200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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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辑 2007年10月出版
第54辑 200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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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辑 200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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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辑 200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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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辑 2006年6月出版
第46辑 2006年4月出版
第45辑 2006年2月出版
第43辑 2005年10月出版
第44辑 2005年12月出版
第42辑 2005年8月出版
第41辑 2005年6月出版
第40辑 200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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