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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萍:我的父亲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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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6年,胡萍在驾驶飞机。

我的父亲胡萍

--作者:胡耀萍

我的父亲胡萍,原名孙传祉,1923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祖父是乡绅,父亲八岁时他就去世了。祖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家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大伯很早就为革命牺牲了,是革命烈士。二伯在青岛教会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四岁骑着自行车到处送情报,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过山东海阳县委三区区委书记、东海军分区一连副指导员、文登县独立营政委、东海独立团及胶东军区特务团政委。父亲作战英勇,曾两次负伤致残,获国家颁发的革命军人三级残疾证书。1.jpg

右图:1949年,胡萍在青岛。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任第三野战军第32军95师284团政委。青岛解放后兼任青岛市南区警备区政委,1950年南下福建,兼任福州警备区政委。此时新中国正在组建自己的空军,十分缺乏优秀的干部和指挥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职干部到空军航校学习飞行,以担任空军的飞行领导干部。父亲是高小毕业,在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经审查各方面都合格,于1950年进入哈尔滨空军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当年空军培养的这批飞行技术干部,以后都成为了中国空军或民航的高层领导。如:刘玉堤(北空司令员)、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空军副司令员)、马宁(空军司令员)、曾克林(海航司令员)、白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副参谋长)、 张瑞霭(联航总经理)等等。

父亲从航校毕业后,1952年5月任刚成立的空军独立第三团团长,后任空军航空兵三十四师师长、空军副参谋长,一直负责中央及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  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专机事业的开创者。父亲是毛泽东首次乘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的驾驶员、机长。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宋庆龄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上百次, 还执行过民主德国、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许多外国国家元首的专机任务,圆满地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机任务。1955年印尼万隆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和1963年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父亲为周总理的专机保驾护航,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非常困难的保障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父亲还亲自参加、指挥了1966年邢台大地震等抢险救灾和军事运输任务,亲自驾机穿越当时的死亡山口--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开辟了新中国第一条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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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3年,刘少奇、陈毅与专机机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时念堂、胡萍、陈毅、刘少奇、王光美、张茜。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突然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十分郑重地对父亲交代:“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要坐咱们空军的飞机,你看有把握吗?”问题来得太突然,父亲反复思考,还是先问了一句:“坐火车不是更安全些吗?”刘亚楼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坐苏联的飞机,请苏联驾驶员驾驶,可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外国人驾驶?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要坐中国人驾驶的!这任务就只好由你们来担负了。既然毛主席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中国人的志气。”父亲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在安全上总会有风险的。没有别的,我们一定精心细致地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坐飞机并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幸免于难。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租用的是印度飞机。会议结束,总理经香港回国时,空军指定父亲带一名领航员去香港,为这架飞机回广州领航。父亲他们在香港时,国民党特务趁领航员去厕所,欲策反领航员去台湾,正在紧张时刻,我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赶到,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

回广州后,周总理的专机由父亲执飞,这是周总理第一次乘坐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驾驶自己的专机,机型是当时最好的苏制里2,空军派出两架拉11歼击机,从广州护航专机至柳州。1954年7月6日,专机从柳州经武汉回北京,当时武汉正在发大水,周总理指示专机在武汉地区低空飞行,以顺便观察水灾灾情。

新中国建立初期,条件艰难,要建设好第一支专机队伍,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有在工作中用心摸索,认真总结经验, 指导思想就是要绝对保证安全。要求技术过硬,万无一失,全面保障。无论是自己驾驶,还是指挥专机,父亲对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安全第一,万无一失。因此,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乘专机外出,驾驶员非父亲莫属。

经过反复研究,空军党委决定,执行这次主席专机任务的是:机长胡萍,飞行员陈锦忠、领航员张振民、通讯员柳昆尚、机械师舒执章、机械员杜占林。专机为苏制里2型8205号。同时还安排一架里2作为备用机。

机组在做好全面准备之后,进行了试飞。4月30日,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来了解准备情况。汪在察看了飞机客舱后提出:“床上的软垫去掉换成棕床。”但棕床装不上去。汪说:“改成木板的也可以,尺寸加长一点。”于是,机械师舒执章找到团修理厂,加工了一个木板床安装在客舱里。

1956年5月3日清晨,机械师一早就对飞机进行了试车,待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到后,又进行了试飞,检查了机上各种设备的运转情况,在确认状态良好后,飞机着陆停在滑行道口。一会儿,刘亚楼司令员给机组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这次任务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你们要拿出全部的本事来,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现在飞机经过检查试飞都很好,航线天气也好,惟一担心的就是怕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就像我平时坐你们的飞机那样,不要紧张,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这点。”随后,刘司令员进入机舱,当他看到桌子抽屉内有扑克、象棋时,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们收起来。随后,他又察看了其他设备的情况,表示满意。

7时30分,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开到飞机跟前,车门打开,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步履轻快地下了车。父亲立正敬礼:“飞机已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与机组人员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刘亚楼报告了飞行准备及天气情况后,请毛泽东登机。陪同登机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接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在轰鸣声中缓缓地离开了地面,父亲柔和、准确地驾驶着飞机,使其平稳舒适地上升到两千多米的规定高度后,改为平飞。刘亚楼来到驾驶舱,询问飞机情况,父亲告诉他一切良好。经过4小时30分的飞行,专机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息加油后,专机于下午2时起飞前往广州。

那时的毛泽东已六十多岁,但坐飞机时,他并没有不适的感觉,也从不睡觉或卧床休息。有时,他会通过机窗一览机外的风光,或是凝神思索着什么。更多的时间,是伏案阅读线装本的《资治通鉴》。有时,他也与同机的同志谈工作。毛泽东吸烟,喝龙井茶,但很少吃糖果一类的东西,从不在机上吃饭。

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较厚,看不到地面,需要利用地面导航设备进行穿云下降。白云机场的侧方有山,离机场又近,威胁着飞行安全。虽然在飞行前已有准备,但在穿云实施前,机组成员又互相提醒:不要紧张,按分工精密计算,准确操纵,协同好动作。飞机下降到百余米高度时穿出云层,看到跑道,下午6时,专机安全降落。

陶铸、黄永胜、江青,到白云机场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还是坐飞机快, 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他和机组成员一起在飞机前拍照留念,与每个人握手告别,说:“谢谢你们。”此刻,机组成员们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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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6年5月3日,摄于广州白云机场。左起柳昆尚、张振民、刘亚楼、陈锦忠、胡萍、毛泽东、杜占林、江青、舒执章、陶铸、罗瑞卿、黄永胜。

5月30日,毛泽东又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飞行时间2小时15分。在长沙停留一天后,专机又于5月31日飞往武汉,在王家墩机场着陆,历时1小时15分。

飞机到达武汉上空,开始下降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驾驶舱,父亲向毛泽东欠了欠身,告诉他下面就是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大桥的桥墩耸立在江面上,在桥上施工的工人和车辆设备都很清晰,场面十分壮观。毛泽东喜悦地说:“啊!好看,好看!”领航员张振民为让毛泽东看得更清楚,请他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为他指出武汉的一些重要目标。一会儿,毛泽东又把视线转回驾驶舱内,询问一些飞机设置的用途,父亲一一作了回答。飞机即将着陆,见机组人员都在集中精力操纵飞机,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首次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6月4日上午,毛泽东又第三次畅游了长江。下午乘飞机飞回北京。虽然上午刚游完泳,但毛泽东来到王家墩机场时,仍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

专机起飞后,毛泽东又开始读书、看文件。三个小时后,机组发现正前方有雷雨云出现,云层自下而上,连成一片,时有闪电出现,过河北衡水后,距雷雨区更近了,飞机开始颠簸。乌云升腾,伴随着闪电,这种雷雨云对飞行安全威胁很大,机组当时虽有些紧张,但经过仔细观察后,根据飞行前看到的天气图,认为没有系统的天气变化,现在出现的雷雨云是地区性的,虽然面积大,但属于局部孤立的积雨云,是可以绕过去的。于是,领航员计算出绕飞的距离、时间、航向,掌握好飞机的位置。驾驶员努力保持飞机的稳定,机械师密切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和温度变化,通讯员在无线电波受到强烈干扰的情况下,细心地寻找信号,以保持与地面的联络。飞机在向航线右侧平原地带绕飞三四十公里后,避开了雷雨云,改回原航线。

里2飞机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短波通讯受干扰很大,前后有二十多分钟与地面失去联系,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刘亚楼十分紧张,多次责令塔台指挥员蔡演威不停地向飞机呼叫,搞清飞机的位置和状况。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飞机终于安全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滑行到候机室前,毛泽东来到驾驶舱,高兴地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腾云驾雾,暴风云中见成长!”接着与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刘司令员对父亲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刚才我真担心啊!”父亲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细心地观察了天气现象,认为是局部的,可以绕过去,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刘司令员说:“好好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要坐飞机。”

毛泽东在第一次乘坐空军飞机以后,又多次乘坐空军专机。父亲为毛泽东驾驶专机四十余架次,飞往全国各地。据统计,毛泽东在1956年乘坐专机六架次,1957年二十六架次,1958年三十二架次。三年总计六十四架次,飞行约一百五十余小时,航程四万余公里。所到之处有:广州、长沙、武汉、郑州、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徐州、济南、青岛、西安、成都、昆明、沈阳、长春、南宁、合肥、山海关等地。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外出活动极为频繁,为了快速方便,就充分地运用了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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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64年随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期间,摄于埃及金字塔。中为胡萍。

那几年中央的会议增多,许多会议在外地召开。不仅政治局的同志乘坐专机,连大区、省、市委书记也都乘坐专机,中央常委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都陆续乘坐空军的专机。不仅单机的专机活动增多,而且发展到集群活动。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国际、国内重大活动及党的重要会议,单机和机群的专机任务,大都由空军航空兵34师来承担。期间,34师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和差错,圆满地完成了飞行和保障任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

1959年,党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乘坐飞机。不料,1967年“文革”时期,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鉴于形势突变,中央决定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于是,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又乘坐空军34师的伊尔18型专机,从武汉飞往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全国各地动乱不止,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奔赴各地处理、解决问题。父亲当时已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任空军34师党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专机的派遣和保障,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下,父亲兢兢业业,精心安排,保证了每一次中央专机任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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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3年4月摄于中国驻印尼使馆。左三胡萍、右一时念堂。(照片由时念堂老人提供)

人的命运是自己很难掌握的,特别是像父亲这样从小参加革命,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部队的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是空军负责中央专机任务的副参谋长,送林彪出走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当然也在父亲的管辖范围之内。父亲由此被扣上了“资敌”的罪名,被关押多年。母亲和我们子女成为反革命家属,家中被抄,扫地出门。母亲和只有七岁的妹妹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当时我在空军已是一名飞行员,弟弟也在部队当兵,同时被复员到农场劳动。

给林彪派飞机就是资敌罪吗?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林彪是党的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去北戴河,父亲像往常一样派出了飞机。可他怎么知道这架飞机会携林彪出逃?

父亲当时正因肾病住在301医院,开始以为是癌症,后确诊是肾结核,准备天气凉爽后做手术。“九一三”出事后,父亲被直接从医院带走关押。专案组说,林彪乘飞机外逃的阴谋是父亲搞的。父亲说:你们尽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专案组说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后来,周总理为父亲说了话,说不要再追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来看了父亲,说总理很关心你。第二天专案组就说:你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父亲莫名其妙,搞不明白黄吴是怎么回事,揭发什么。后来中组部派人来宣读了中央文件,父亲才大梦初醒。父亲回忆说,我哪里会知道这些阴谋,我要是不忠诚、不可靠,怎么会一直用我,早就把我打倒了。

现在看来,其实并不在于父亲当时做了些什么,因为不管谁处在他那个位置,恐怕都要那样做,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选择了我父亲。父亲的悲剧在于,被他一直视为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并全身心投入的专机事业,成了“罪行”和“阴谋”,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他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中国空军专机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全部化为乌有!父亲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亲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状”,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在秦城关押那么多年,他一直不穿监狱发的囚衣,只穿入狱时带进去的衣服。出狱的时候,父亲的内衣已是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成了网状,有的破得一条一缕。关押期间,父亲还因肾结核切除了一个肾。1981年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因患脑垂体瘤,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导致双目失明。父亲于2008年去世,去世时每月仅有几百元生活费。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幅挽联,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戎马一生坎坷路,呕心沥血,长空万里送公行;是非荣辱两不惊,胸怀坦荡,功过自有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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