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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恒:回忆“绥远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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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绥远女子师范同学合影,前排坐者左起第二人为作者。

回忆“绥远女师”

--作者:李月恒

我所说的“绥远女师”,是指始建于1925年的绥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我于1932年考入该校,当时虚岁十六,是第八班的学生。第八班实际上就是第八届,那时在比较落后的绥远省,女子读到师范属凤毛麟角,所以每年只招一个班,大约四十余人。

考入“女师”的学生,大多来自归绥(现呼和浩特)、包头、丰镇及雁北诸县官宦或开明绅士家庭。我是丰镇一个普通农家的独生女,因受世代书香的邻居乔先生一家影响,自幼苦读诗书,所以有了后来上“女师”的机会。

1932年的归绥只有四所中等学校,即绥远一中、“男师”、“女师”和私立的正风中学,另有应属大专的中山学院。“女师”坐落在归绥当时最繁华的旧城大南街北剪子巷一个四合院。院里有三个教室,没有操场,体育活动就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进行。虽然地方不大,但是篮球架、排球网一应俱全。其余房舍就是校长办公室、教导室、教师办公室、会计室、学生宿舍、厨房。虽然拥挤,却宛如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在我四年求学的过程中,校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李桃元先生。李先生是山西阳高人,为人谦和,非常敬业。由于那个时代重视同乡、同学这层关系,所以学校教职员工中阳高人占了一定比例,但主要科目的老师几乎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各名牌大学。学校的训育主任云秀桐是绥远省人(她应该是土默特旗蒙古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百灵庙暴动后牺牲的云继先烈士的妻子。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从清华大学聘请的蒋恩钿(根据《老照片》第53辑所载张沧江《忆康同壁母女》的说法:“蒋恩钿是老清华的毕业生,与钱钟书、曹禺、袁震(吴晗夫人)、杨绛等同学,她的丈夫是陈衡哲的弟弟陈益,当年是北京中孚银行的经理。”)近年来,这位令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的故事经常见诸报端。我在2007年9月28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清华女生蒋恩钿》,是这样介绍蒋老师的:“后来被陈毅元帅誉为‘月季夫人’的蒋恩钿女士1908年出生于苏州太仓,1929年,清华大学首次到南方招考女生,蒋恩钿被西洋文学系录取。清华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钱钟书夫人杨绛是蒋恩钿的另外一位同窗。而有趣的是,蒋恩钿还无意中做了钱钟书和杨绛交往的牵线人。清华毕业后,蒋恩钿接受了‘绥远第一女师’的教师聘书,去现呼和浩特的旧绥远市任教(注:原文如此,作者大概对内蒙古的行政区划不熟悉),月薪一百大洋。在绥远的两年教书生涯之后,蒋恩钿回到清华担任助教兼女生宿舍的舍监。”这位署名绿瑛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蒋恩钿老师的到来,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四合院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那时候,学校条件很艰苦,但是为了表达对蒋老师到来的欢迎,校方动了好多脑筋。比如,听说蒋老师家里铺的都是地毯,校长就下令买了几块芦席,铺在为她准备的小屋的地上。今天看来虽然可笑,但是,师生们的真诚、朴实、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蒋老师不负众望,不怕吃苦,认真教学,使得“女师”的英语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快毕业时,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可以用英语写作文。还有些有心的同学跟她学习口语,成绩也相当不错。蒋老师聘任期满后又回到清华大学。1936年夏天,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参观访问、毕业实习时,与她再次相聚,受到她的热情款待。我想,对于绥远女子师范的那段经历,她也一定终身难忘。教心理学的王珍老师和其他科目的老师也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所以那时“女师”的师资和教学水平相当高。

我们当时开的课程,除了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外,李校长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学习烹饪和缝纫。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学习绣花、织毛衣,自有一番乐趣。我们还经常下厨房帮助大师傅做饭,既实践了烹饪课学的内容,又锻炼了自己。

“女师”学风严谨,纪律严明。除了家在归绥本市的同学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日下午按时返校外,其他同学都不准随便外出。节假日外出也要按时返校。记得有一年过中秋节,绥远当时的风俗是晚上到大南街观灯,看各式各样的月饼。大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我们光顾看热闹,忘了返校时间,回到学校之后,受到校长严厉批评,还说要扣我们的操行分数,把我们几个女孩子吓得哭哭啼啼。可是到学期结束,大家的操行成绩都是甲等。可见学校还是以教书育人为主,并不是无原则地惩罚学生。“女师”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学风严谨,纪律严明”的传统,我认为和当时校长以及全体教职员的教育理念分不开。他们禀承中华民族悠久、良好的教育传统,以身作则,处处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特别是李桃元校长品德高尚,不循私情,从来不做假公济私、有损教师形象和学校利益的事情。他自己的亲侄女考试未达到“女师”的分数线,他坚决不开后门,最后让侄女上了私立的正风中学。当时学校规定,两门功课不及格补考,补考不及格留级。有一位同学补考不及格,她的父亲是李校长的老同学、好朋友,但是校长并没有因此给她特殊照顾,还是让她留了一级。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一是开阔大家的视野,二是锻炼我们的口才,为将来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做好准备。李校长经常教导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还说:“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能可心者百无一二。”这些至理名言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教益,使我心胸更加豁达坦荡,在逆境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还有一位姓柴的老师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同学中,我的家境最差,但柴老师和别的老师并没有因此而嫌弃我,恰恰相反,他们都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从而使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四年的学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七十年前毕业之际,柴老师送给我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迁,无酒学佛。”横批是:“趁长风破万里浪。”这些教导我勤奋努力,不以荣华富贵为人生目标的话,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鼓舞。

当时“女师”的民主气氛似乎很浓,食堂由学生轮流管理。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四块大洋。在那个年代,四块大洋应该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因从小家境贫寒,善于理财,每逢我管理伙食,总能花两块多钱就把伙食调剂得有滋有味,节省下一块多钱可以作为零用,深得同学们好评。“女师”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当时睡的都是土炕,每天晚上每个寝室发五斤煤。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句略带揶揄的话:“女师范,每天烧炕五斤半。”

我在这个四合院里学习生活了三年之后,第四年,也就是1935年,学校搬迁到新城南街原农业学校旧址,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市第三中学。这里校舍宽敞,大操场、图书馆、阅览室一应俱全。尤其那座二层小楼图书馆,里面有许多进步书籍,更成了我们课余的好去处。我如饥似渴地在那里读书,鲁迅、巴金、冰心和其他30年代著名作家的作品,给了我丰富的营养。1934年,已经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冰心女士来绥远访问。期间,她对绥远省各中等学校学生作了讲演,特别提到我们“女师”的同学。她说:“你们是从封建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新女性,更要努力奋斗!不要依靠男人,也不要依靠任何人,一定要自尊,自爱,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其他重要作品,对她有了一定的了解,此刻,她的话更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把她的话牢牢记在心头。1936年毕业前夕,我们去北京参观实习,别的同学都去买些花花绿绿的衣物,我独自一人跑到西单商场,找商家给我订做了一个铜墨盒,上面刻了“自强不息”四个字,作为我的座右铭。这四个字不但激励了我一生,还被我拿来教育我的后辈儿孙。

我在“女师”读书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大约在1934年的秋天,突然传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来绥远的消息。我们和其他学校师生一样,忙活着到飞机场接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未见二位的踪影。后来听说他们怕坐飞机不安全,已经改乘火车抵达归绥。几天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绥远时倒是坐飞机走的,政府组织我们“女师”的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往机场欢送。机场上,我们的英语老师蒋恩钿和傅作义先生的夫人,陪同宋美龄特意走到“女师”学生队伍前,宋美龄点头微笑,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girls!”(好姑娘!)便离我们而去。

弹指一挥间,七十多年过去了。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值得欣慰的是,“女师”为绥远省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解放前后,她们一直活跃在教育战线教书育人,为绥远省以及后来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比如与我尚有联系的杨灵桂(丰镇人,现年八十九岁)一直是呼和浩特市梁山街小学的优秀教师。我自己在职时,也是集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集宁市人民代表。李桃元校长解放后是山西省人大代表,训育主任云秀桐是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有的人虽然脱离了教育战线,但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云布龙的母亲孟祯祥,一直是乌兰察布盟粮食系统的优秀工作者。七班的薛凤英(丰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即投身革命,解放后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也有的同学,比如和我同班的贾建秀(山西右玉人),抗战爆发后即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二十岁。

回想起大都已经作古的老师和同学,我这个九旬老人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绥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情况写下来,作为历史长河的一点一滴留给后人,同时也算是我对母校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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