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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二舅的旧脑筋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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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二舅曾是40年代昆明的时代青年

二舅的旧脑筋与新思维

--作者:熊景明

从1990年代中起,我每年返乡后回香港,二舅一定要来机场送我。他说苏家没人活到八十岁,下次我回来他也许不在了。二舅历来话少,在机场的椅子上默默地坐着,我并没有感染到他的愁绪,因为明年,后年……还会再见。2005年,二舅跌伤入院,我不由惊恐地想到,如同许多老者,这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跤。我立即和女儿赶回昆明,枯瘦如柴的二舅,躺在医院病床上,像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显然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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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外婆家,六姨,七姨,八姨, 1945年

曾经时髦

外婆家,是我童年回忆中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多少甜蜜的儿时记忆,都和二舅有关。他讷于辞令,不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平日里总是衣着光鲜,不让小孩儿靠近他。但在我们心目中,二舅却分量不轻。他那身打扮,完全仿照4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男明星:一丝不苟的头发、烫得笔挺的西装、双色尖头皮鞋。二舅出门前,总要坐在卧室的小凳上,面前小箱子中装满各种刷子、鞋油和抺布,他仔细对待一道道工序,令黯然失色的皮鞋重放光彩。每到这种时候,我便依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二舅打扮,看他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照,末了,他总忘不了走过来捏捏我的鼻子。二舅觉得这些侄男侄女的鼻子都太平扁,那是和银幕上美丽的外国小孩最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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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外公,“涤园”家中, 1947年

周末和假期,外婆家孩子成群——我和哥哥、弟弟、表妹、表弟,还有来串门的小孩。晚上,二舅不回来我们不肯上床睡觉,盼望他拎回来的点心:萨其马、回饼、重油鸡蛋糕。围在餐桌前吃二舅带回的“宵夜”,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分。公私合营前,在洋行任会计的二舅收入颇丰,惠及大家庭中的老老少少。哥哥是外公外婆的宠儿,如果有人摘了公公心爱的花,打碎了婆婆的碗,赖给哥哥,风波立即化解;我是大家眼中的憨丫头,二舅总是不露声色地给我优待。记得晚间孩子们吃罢二舅带回的美点仍不甘心,想等着再参加大人的宵夜。一天夜晚,在大家的吵闹声中,二舅悄悄问我:“老妹,你几岁?”“九岁”。“不许吵,九岁以下的通通去睡觉。” 他带我去小东街北京饭店冷饮部吃冷饮,冰淇淋、红豆冰。那是我第一回尝到这些美食,终身难忘.。

1948年内战烽烟四起时,大人为通货膨胀而操心,为远方的炮火而惊惶。此时的外婆家则是世外桃源,大舅带着贤慧又美丽的日本太太从东北回来,生下可爱无双的女儿,粉红色的绒帽下,小表妹粉红色的小脸像太阳照亮了这个大家庭。人人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含着爱意。端午节,外婆带着五姨、六姨、七姨、八姨、日本大舅妈、母亲,围在一起包粽子。粽子熟了,棕叶和糯米飘出的清香将我们从花园中召唤回来,一串串玲珑的小粽子是专为孩子们而准备,不必等到“端午”。

外婆一大早就郑重其事地在门头上插上菖蒲。我们排着队,让外婆在额上用雄黄汁涂个“王”字,以保来年平安。大舅一家在昆明住了一年后去了台湾,半个世纪后,大舅妈对我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她学会了包粽子、蒸年糕,大概是日本妇女中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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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二舅

二舅出世在这个和睦、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他身体弱,特别受母亲宠爱,上小学,外婆不放心,雇一辆人力车坐着,陪他前往,在家族中传为笑话。二舅夹在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威严之中,甫成年,又撞上好莱坞电影空降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对远走他乡的大舅、三舅,外公外婆心存无尽美好回忆和挂牵,他们俊美的放大照片在外公的书桌上欢快地注视着大家;留在身边的二舅在父母眼中毛病多多。外公对他一身洋装,夜晚流连电影院和舞厅、早上睡懒觉颇看不顺眼。有一晚二舅胃疼,早上睡到日出三竿,醒来看见房门上父亲贴的“大字报”:“饮食免能慎,误伤病胃肠,恶劳好逸劳,积弱内成伤,努力勤修养,身心可自强,勉哉宜自爱,早起习为常。”

其实,外公很清楚表面追求时髦的二舅敦厚的个性。三舅上中学时盲肠手术故障,在医院躺了一个月。二舅每天到医院,日夜守候。他迟迟未婚,外公有诗,责中带赞:“关门闭户作箴规,直道于今误我儿,黯言词伤太戆直,古人心迹有谁知,学职业成当议婚,祖传家法及儿孙,此是人生三部曲,均须演奏出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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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二舅在永昌祥

二舅是40年代昆明的时髦人物,在省立会计专科学校毕业,虽不过是个会计,加入了那时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号永昌祥,带来的新式簿记方式,取代老式账房的一套,让洋行和“国际接轨了”,从此生意大大扩充,二舅成了公司的要员。他一丝不苟的作风和诚挚的为人也赢得老板的信任,渐渐和老板一家成了至交。穿着洋派、管理有方的二舅代表了未来,令白族商人另眼看待,公事、私事都向年轻的会计师请教。老板的少爷相亲,都邀约二舅同去,借重他的眼光。

随遇而安

外公是20世纪初唐继尧政府为振兴云南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教育,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做了一任县长,对政治失望之极,走上自古以来文人的老路,辞官归故里,赋诗种菊。外公对共产党带来的解放十分雀跃,以为年青时代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自告奋勇撰写新云南再建设计划书,提出民众教育、卫生、民众职业、救济等多项主张。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让他感到幻灭,觉得自己此生应尽之力已尽、可为之事已为,遂服下一瓶安眠药,不再醒来。

外公去世,也到了“旧社会”色彩褪尽的时候,电影院播放苏联和国产的电影,舞厅也封掉了,二舅唯一的兴趣从此没有了依附。外公在天之灵,看到二舅从此不再有什么娱乐,也许后悔当初约束他生命中充满欢乐的暂短岁月。在云南最大的外贸公司居要职,在舞厅里展身手的二舅,随着他依附的事业退出时代的光影,成为国家机关一名默默无闻的会计。外公去世,二舅一下子被推到家长的位置,照料母亲,关心嫁出的姐姐、在家的妹妹,从此成了他的责任。不久,载盛了数十年温馨的大宅被强行征用,仅给一点点象征性的补偿。愁云惨淡的气氛取代了昔日的欢言嬉笑。大人谈话总是压低声音,皱着眉头。二舅作为一家之主,满城奔走,筹款找房子。

当初二舅在外贸商号里的工资、花红除每月支取足够的费用,都存入公司经营的银号转为股本。到50年代这已是一大笔款项,足够他下半生的生活。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令这位老实本分的会计的所有财产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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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婆

五十年代中,外婆中风去世,一直是我们童年生活重心的“外婆家”也就不存在了。“文革”开始不久,我们家倒成了亲戚聚集之地。学校停课,我负责做饭,逢星期天,二舅和两位姨父必到,一起打桥牌,议论国事。我的政治启蒙课便始于其时。后来其中一位姨父在单位上被批斗,受不住严刑,为求宽大,坦白了和其他亲戚一道说了些什么反江青、反林彪甚至反毛主席的话,另一位姨父和父亲也就因他的“揭发材料”而被“揪出来”,被革命群众专政、受尽折磨。奇怪的是二舅却没事。他在单位上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负责得不可再负责的会计,在五彩的世界中他是一个黑白之间单纯的灰色。没有和任何一个同事有任何过节,在公众生活中基本上不存在,如果谁要整治这个与世无争的弱者,反而显得自己卑贱了。

无论他目睹多少同事、亲人受冤狱之灾,无论他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从未受到表彰,都不曾动摇他对执政党的信心。他热烈地与周围不满政府的人辩论,直到贪官层出的近几年才多少为之语塞。此刻我才想到,或多或少,他对共产党理念的认同,令他觉得个人地位财产失去都有所值,他要捍卫的,也许是自己的心理平衡。

二舅对国家和政党信服,自己则完全与政治不沾边。几十年来,千百次政治学习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讲些违心的话来应和、应付、应对。而他是唯一的例外,他只是微笑,一言不发,谁也拿他没办法。他在单位上是异类,态度和蔼,但不与任何人有私交。他一年四季都在单位食堂吃饭,完全不沾辣椒,食堂的师傅都认识他,炒菜放辣椒之前先留起他的一份,好心肠地还为他单独炒一碟。

二舅没有一丁点在职位上的抱负,那个时代要求每个人做一颗螺丝钉,二舅完完全全合格,他虽然不会去要求政治上上进,但后来发展出一种和政治有关的兴趣,每天对《人民日报》仔细研读,对省和中央一级的人事变更了如指掌,可以准确地说出任何一省历任领导,并跟踪他们的下落。1996年,二舅去台湾探亲路过香港,他对观光游乐全无兴趣,一整天待在图书馆里看港台杂志,为找到不少他的人事拼图中的缺块而开心不已。

对人事变更的熟悉的同时,他也发展出一套政治观,应该说他将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取出一部分,加上无形中从党报上接受的逻辑。他认为“八九风波”后出去的那些人是懦夫,因而证实他们从来只是投机分子而不是革命家,对投机分子镇压才能免国家于危难。在亲友中,平素寡言的二舅则是不知疲倦的国家大政方针捍卫者,他的观点往往独一无二,只要谈话涉及政治议题,他就成了唯一的“正方”,虽然寡不敌众,却从不服输。二舅赞同正统的政治观点,却固执地抵制令众人屈从的政治文化。

家事唯大

二舅在物资局的同事,看着这个行事古板,见人便礼貎地打招呼,谦谦地微笑,却和所有人保持着距离的会计师,绝对想象不出他年青时风流倜傥的样子。他拘谨、木讷,可是上了舞场却判若两人,舞姿娴熟,风度翩翩,于是射中了一位美人——我们后来的二舅妈。她是从越南回来的华侨,二舅初带她到外婆家,平静、古朴的生活因她而起涟漪。她会做我们从未尝过的美食,例如萝卜糕、广东粽子。昆明国际照相馆橱窗里挂着二舅妈的大幅照片。她和二舅带我去看电影,路人向这一对美男女投来的目光也照亮了我小小的虚荣心。

当华尔兹舞曲不再响,好莱坞电影退出社会主义电影院,二舅失去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二舅妈却站到为统一战线而设立的小舞台上,在“侨联”的小圈子里保持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国际照相馆橱窗里,她的特写头像换成她手持蜡烛舞蹈的美姿。二舅不屑于欣赏民间舞蹈,也不去联欢会上捧妻子的场。“那有什么好看的?”当两人的兴趣叠合地带消失,没有了共同的话题时,原来各自藏起来的价值冲突就出来作怪了。固执又敦厚的二舅与活泼而不甘寂寞的妻子分道扬镳,亲友们都视为理所当然。

工作是为了拿工资,二舅接受的人生使命是大家庭的兄长。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三个40年代便出了国,国内还有四个姐姐、四个妹妹。每一家的事都值得二舅关心。我的母亲是二舅最尊敬的姐姐。母亲心脏病卧床十八年中,二舅无论风雨,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记忆中,每次母亲总要针对他的固执唠叨一番,二舅不还嘴,耐心地听着,后来母亲精力不济,说不了几句话就累了,二舅就坐在母亲床边的藤椅上,十指对撑,天黑了,也不开灯,就那样坐一两小时,常常是等母亲睡了才离去。“文革”中,只有小弟弟在,二舅每星期就不止来一次。这时父亲的工资被扣发,二舅将一半工资交给母亲。1973年11月11日,也是周末,二舅又来看母亲,我们在楼下吃饭,二舅上去很快下来说:“老妹,快去看你妈怎么了?”母亲已失去知觉,当晚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对二舅抱怨最多的,是他离婚后“找对象”的麻烦。第一次择偶找了美女,留下了教训,但不足以令他抛却根深蒂固“以貎取人”的观念,有的“候选人”,亲友觉得不错,二舅却不为所动,最终遇到了瘦瘦高高、颇有风度、我们后来的二舅妈。两次婚姻之间的十多年中,母亲时不时总要对单身的二舅提起这令人厌烦的话题,但他依然按时去探望姐姐。作为家中“长男”,对姐妹们的责任是他生活的主轴。

二舅一直将外公外婆的骨灰放在家中,要等待大舅、三舅从国外回来才行安葬。众多姐妹都看不到哪年哪月才准许海外的华人回大陆,二舅则坚信会有这一天。果真被他等到了,1973年中国在锁国二十多年后,首次准许海外华人回来探亲,少小离家的三舅是第一个回昆明的美籍华人,从此,安葬父母的准备成了二舅操心的事。80年代初,夏天的暴雨中,二舅、三舅手捧父母骨灰在泥泞的山路上吃力地爬上西山的王老爹峰,几十年对父母的思念,生时不得尽孝的悲痛,化成泪水,和雨水掺和着一齐淌下。

外公去世前,逢星期日,嫁出去的女儿回来了。陪爸妈打麻将,是这天的主要节目。花园是孩子们的天下,稀里哗啦的麻将杂着笑声从厅房传来。麻将桌凝聚家庭成员,给大家庭带来和谐与欢乐。外婆家打的是“卫生麻将”,输赢的额度微不足道。二舅摸过牌来,手指滑过牌面,一眼不看就随手抛出或收下,令我们惊叹。妈妈说他总是要做大牌,很少赢,大家猜他是乐意输牌以赢得别人开心。

40年代,大舅带来一副深红色背脊的化学麻将,附一盒七彩码子。不知何故,我对外婆家的记忆总是和这副麻将连在一起。打麻将在50年代中期就不再时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大人白天去上班,晚上参加政治学习,星期天不加班的日子,有做不完的家务,排不完的购物队,还得补一补从来睡不够的觉。“文革”一开始破四旧,麻将成为见不得人的游戏,八姨冒风险将外婆家的宝贝化学麻将藏起来。

大约80年代中,我震惊万分地听到几位姨妈合起来准备和二舅打官司,认为二舅有可能侵吞祖产。此事对二舅的打击,可想而知。“文革”后遗症中,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大家学会从恶意来揣度他人,哪怕是你相处一辈子、非常了解的人。幸而,2000年后兄妹之间又渐渐恢复来往,周末聚在一起打打麻将,早年大舅带来的时髦一时的化学麻将,面板和背板脱开,八姨试图用胶水粘,然而就如兄妹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再也粘不起来了。

二舅病危时,怎么都不忍放手让他走的,是非他亲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二舅结婚时他已成年,二舅对他并无养育之恩,他的独生女视二舅为最亲的长辈。这层深情如何而生,非我能推测,因为二舅不善于讨人欢心,谈吐无多少趣味,且固执得要命。兴趣窄、知识偏,他无非就是一个敦厚善良的好人。二舅去世前半年,在电话中郑重地托我转告在台湾的一位远亲,向他致歉:1996年二舅在台湾与他有约,十年后再去台湾聚谈。其实这位老先生早已过世。两人十年中并未传到只言片语,十年期到,二舅为自己身体不支而爽约,甚为不安。

二舅从意气风发的高级职员,降格为云南省物资局一名微不足道的会计, “事业”随着他变成一颗螺丝钉而结束了,他坦然接受命运,用自己朴素的观念接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对家族的责任却追随他一生,直到他退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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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年10月出版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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