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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声显:山色不随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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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9年12月,姐夫童少鹤刚刚穿上军装

山色不随春老

--作者:谢声显

最可爱的人

姐姐谢若愚生于1931年,比我大十多岁。幼时只记得姐姐长得白白胖胖的, 笑声特别响亮。她少时在万县读书的情景,我记忆中已没一点印象。姐姐1948年由万县女中考到重庆,进了抗战时迁渝的“上海公大”文史系,独自到重庆求学去了。

父亲当时在万县的金融、桐油界颇有名气。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父亲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黎伯伯每次回到万县,都要向父亲说:“大小姐某月某日又来取了多少银元。”父亲就点头。家里人便常对我说:“她想用钱就到办事处去取,你爸没给她定限额,你长大了也去外地读大学,像她一样花钱。”为此,幼小的我就有些想读大学。

姐姐读大二时,重庆解放了。按父亲的设计,姐姐大学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参加工作,即使做不了学者至少可当个教师,平安舒适地度过一生。

但就在重庆解放才几天,十八岁的姐姐参加了一个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大会后,根本没征询父母的意见,便与几个同学一起中断了学业,满怀激情地进了十二军的“军政大学”,穿上了黄军装。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几个月后,便听说她加入了共青团,升了副排级,当上了“军大”的政治教员。朝鲜战争爆发,姐姐随十二军入朝,在冰天雪地中与“联合国军”作战。

姐姐从朝鲜寄回过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姐姐和几个战友站在积雪的山坡上,穿着肥大的棉军装,还是那么满脸灿烂地笑着。多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之后,姐姐连一张着戎装的照片都找不到了。

战争期间,有临时归国的战友替姐姐到万县来看望过父母。那些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立正敬礼的威武潇洒令我钦佩不已。姐姐的一位战友说:有一次冲过美军的封锁线后,才发现姐姐的瑞士表掉在后面十几米的草地上。她望了一眼那块在阳光下闪亮的名表,根本没想过跑回去捡起来。

我读小学时,姐姐和她的男友童少鹤同时复员,戴着大盖帽系着武装带回到了万县家中,居委会组织晚会欢迎“最可爱的人”。他俩全身志愿军装束佩戴奖章,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唱了好几首歌,有一首是用朝鲜语唱的,歌词中反复出现并能听懂的三个字是“金日成”,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前志愿军军官成了街道“明星”,不少少男少女整日跟着他俩转,听他俩讲一把炒面一把雪,讲如何躲空袭和急行军,讲如何在火炮轰击的间隙冲过封锁线,讲那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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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摄于1956年。后排左二为姐夫童少鹤,右一为姐姐谢若愚

右派家属

童少鹤出身于重庆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主要经营棉布,公司设在上海法租界内,解放前全国有名的“安安蓝”就是他父亲创立的品牌。他与姐姐是同时投笔从戎的战友,英俊而潇洒。两个月后,他俩在街道办了结婚证,父母为姐姐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他俩回重庆举行婚礼。

在重庆,夫妇俩被安排到望江厂工作。姐姐在职工学校当教师,童哥在设计科从事技术工作。姐姐婚后从未回过娘家,又不爱写信。家里只知道她工作忙,还一个接一个地生小孩。1957年,姐夫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送往云南劳教。厂领导找姐姐谈话,谈军工厂的神圣及职工队伍的革命化,要她划清界线与姐夫离婚,否则就只能离开纯洁的革命队伍。姐姐无法割舍战火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写了辞职报告。这时她已有三个儿子,姐夫还有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为了生存,姐姐进了街道办的沙石场,咬着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供养老人和三个孩子。

转眼到了1959年,不知姐姐是为了不给家人徒增思想负担或是为了面子,变故已经两年都没写信告诉过亲友,家人都以为他俩还在厂里当干部。父亲就叫失学在家的我去重庆投靠姐姐,将户籍转到重庆找个学校读书。

童家桥十五号是姐夫童少鹤家的旧宅,原是一座不小的院子。解放初期修公路,他家的房子被征用,天井、正屋、厢房全被拆掉,剩下的只是后面的小偏房,再后面是一个小厨房。厨房的后墙是座石坎子,爬上去便是长满荒草的坡地,抬头便能望见后因《红岩》而闻名于世的歌乐山。我到重庆时,姐姐不在家,半个月前她被街道上抽到农村去抗旱,要到国庆节才能回来。

等待姐姐的日子,我常到附近的磁器口消磨时间。在街边一家书店里,我站着读完了描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寂静的群山》。我已记不起作者是谁,但当时看得挺有点想法:上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怎么才短短几年,姐夫就被劳教,姐姐成了苦力?“最可爱的人”,你们现在都各自在干啥?

国庆前夕,姐姐终于抗旱归来。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她却同刚从朝鲜归来时没什么变化。依然是胖胖的,一说话就哈哈连天。她坚信党和政府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而不容怀疑的, 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和姐夫由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都在旧社会受的教育,当然应该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以求脱胎换骨。

国庆期间,姐姐自豪地穿上了保存得很好的旧军装,胸前佩戴着奖章,兴高采烈地领着全家老小到沙坪坝、磁器口的饭店,排着长队“打牙祭”。

国庆假期一完,姐姐就到派出所去替我上户口。临出门,她漫不经心地说这是小事一桩。我满怀希望在家等了半天,姐姐才脸红筋胀地回来,说派出所讲了,1954年制订的宪法里虽然有迁徙自由,但去年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一个《户口管理登记条例》。看神态,姐姐和派出所理论过一番,读过大学还到朝鲜与“联合国军”打过仗的姐姐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条例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不一致,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却必须执行条例而不执行宪法。最后,派出所只给我上了三个月临时户口。

在姐姐家的三个月,我也去抗过旱,还常到沙石场帮她干活。有时半夜起来去装车,男女老少站成一排,将盛满岩沙的簸箕往停在公路边的汽车上传。完全是重体力劳动,当年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志愿军军官干得汗流浃背,却还是乐呵呵的,在艰苦的劳作中独自承担起养家活口的重担,忠贞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新石器时代”

1960年,姐夫解除劳教回到重庆,也进了沙石场下苦力。一年后姐姐又生了个女儿。

姐夫的一生,多倒霉在他那张嘴,三年劳教都没改掉他那脾性。混迹于下力汉中,倒没人和他计较,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张尖刻的嘴便又惹来了麻烦。

被整怕了的姐夫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两口子揣着户籍本和几包袱旧衣服,领着尚未成年的子女锁上房门,趁夜仓皇逃回万县避祸。从大城市到小地方的户口好上,落户时没遇到啥麻烦。只是重庆的私房被当成无主房收为公有,待后来落实政策,姐夫嫌手续烦琐,自动放弃。

回到万县后,姐姐全家没工作没钱没住房,两个大人四个小孩临时挤在亲戚家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回来没两天,夫妻二人就制备了四套箩筐扁担,带着两个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下河挑煤,瘦弱的三儿子蹲在炉旁为全家人煮饭。逢到下雨没法出工,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会传出姐姐和姐夫的歌声。邻居听了哼哼:“叫化子过年——穷快活!”

看着突然归来的姐姐连个窝都没有,已经退休的父亲出面替这一家四处奔走,找那些多年未来往过的老朋友想办法。没料到,父亲居然很快在一幢新建成的住宅楼里替他们租到了一套公房:临街的底层,两室一厅还有一间小厨房。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丰功伟绩。

曾为资产阶级的父亲这时已无力为女儿置备必需的家具,姐姐和姐夫便全家出动自力更生,大的挑小的抬,挥汗如雨忙了好几天,先从江边运了几堆免费的鹅卵石和河沙,又花钱买了点水泥,挑灯夜战,竟制造出全套床柜桌椅,还做了两张沙发和茶几。

姐姐的新家在万县产生了影响:两个解放前的大学生、前志愿军军官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新闻越传越广,吸引了众多的人儿,找种种借口来看稀奇。姐夫板着脸在一边抽烟,姐姐一脸灿烂,笑着欢迎前来参观的人们。所有的人都夸那些石家具做得精致,一边感慨人生的无常,一边称赞他们的心灵手巧。
  
两个工厂

1973年以前,姐姐一家都在靠挑煤担沙糊口。日晒雨淋、肩挑背磨,三个儿子在扁担下长大了,只有幺女儿的肩上背的是书包。

当年万县的市民家庭只烧煤球,虽然是凭票供应,但不仅供不应求且质量低劣,许多人家将混有一半散煤的煤球买回来再做成煤饼,晾干了掰成小块再送进炉灶。这种燃料很不科学,既浪费又麻烦。姐姐和姐夫便想到了蜂窝煤,做好模具,用自家的定量煤制成蜂窝煤自用。那效果有目共睹,左邻右舍就买回煤球来请他们帮助加工。那年头不讲经济规律,姐姐和姐夫有三个儿子不缺劳动力,就图尽完义务人家道一声谢谢。

大概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这对有文化的苦力不甘寂寞,看到蜂窝煤大有市场就想到了办厂。当时他俩的直接领导是居委会,便去找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婆游说,请她们出面,领导办一个蜂窝煤厂。居委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蜂窝煤确实能为人民服务就予以同意,但不解决场地不出一分钱,只负责领导和监督。姐姐和姐夫还有三个儿子,就在自家的住房和后边的地坝上开张办起了蜂窝煤厂。

由于煤炭是凭票供应,凡是要买蜂窝煤除了交钱更得交煤票,然后由他们把煤买回再加工成蜂窝煤。即使如此,生意也兴隆得门庭若市。一家五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于是经居委会批准,招来工人扩大生产,建规章定纪律,讲信誉讲质量送货上门。不到一年,蜂窝煤厂的业务就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用户扩大到几个街区,还解决了一百多人的就业问题。群众欢迎领导夸奖,社会最底层的姐姐和姐夫受到了尊重而扬眉吐气。

姐姐和姐夫不满足已有的成果,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办起了一座小化工厂,生产当时紧俏的氯化铝。

嫉妒是永远也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何况当时极左路线正肆虐神州大地。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政治污点的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他俩忽略了祖宗的教训和当时的大气候,辛勤的努力不仅未取得回报,反而惹来了灾祸。有人嫉妒有人愤怒,精于斗争者一下子把问题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兼右派分子兼劳教释放犯,竟敢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办起了两家工厂!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么?一夜之间,厂内厂外就贴满了“打倒童家厂”、“粉碎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标语。

1976年,姐夫被再次送进劳教所;姐姐和三个儿子被逐出自己的工厂,重新下起了苦力。
      
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这次,姐夫在劳教所呆的时间不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望江厂挺负责,很快派来了两个人,他们在劳教所里找到了姐夫。右派问题解决了,劳教的理由也就不再成立。姐夫恢复了公职,被安排在万县的一家国有企业领工资。姐夫毕竟不年轻了,再次劳教不光摧残了他的身体,也摧毁了他的意志,他无心也无力做事了,成天喝酒混日子。好在三个儿子已在劳动中长成,都能靠体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姐姐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是转业军人、国家干部,因受丈夫的牵连失去了工作,我的问题也应该解决。望江厂的来人问清情况后也很同情,作好记录复印了有关证件答应回去向领导反映。谁知一走便杳无音讯。姐夫为此回厂跑过两次,几十年前反右派的老人已经死的死、散的散,现在负责落实政策的干部都没参与过当年那场运动,在位的领导也没人认识他俩,就只有查档案。姐姐尘封的档案中保存着那张薄薄的辞职报告,但那上面并未注明是因反右受到牵连,辞职纯属“自愿”。姐姐在部队和工厂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因此不属落实政策的对象。听到这样的结论,饱经磨难的姐姐呵呵一笑:早知这样,当时也该提点意见弄顶帽子,现在还能领一份养老金报销点医药费。

姐夫虽然有单位,工资却不高。为解决生计,姐姐办了一家饮食店,招牌上写着“重庆味”。当时个体餐馆不多,这小店生意也还不错。

1988年,姐姐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姐夫也退休回家。这时有了对志愿军官兵落实政策的文件,姐姐终于在望江厂有了一份养老金,还可以报销点医药费。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姐姐便将餐馆交给了大儿子经营。

已步入老境的姐姐和姐夫不再为维持生计而挣扎了,更重要的是,两人终于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夕阳温暖

姐姐的女儿二十多岁时,出人意料地甩掉了人事干部的职位,一头扎进商海,卖皮鞋、卖服装,从小生意做起。闲不住的姐姐去给女儿帮忙,吃自己的饭,不要报酬更不计时间。我那外甥女是个精明女子,拚搏十来年便在姓氏后面带了个“总”字,后来在沿海办了一家灯具厂,进入了国内同行业一百强,家里有了别墅和轿车。

姐姐六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好,一直在女儿的公司一本正经地按时上下班。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询问一位已故长辈的情况。姐姐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不谈私事,更不能在公司的电话上谈私事。她给了我一个另外的号码,让我在她下班后再打。姐姐年满七十岁,总经理女儿让她从公司正式退休,每月领取一千元退休金,加上望江厂那笔七百多元的退休费,在万县这地方,姐姐的晚年过得还算滋润。

新世纪的头一年,姐夫油尽灯枯无疾而终。在姐夫的灵堂里,姐姐指示乐队大奏《志愿军战歌》和《歌唱祖国》。一个外甥对我说,直至今日,谁若说她当年不该离开大学去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她就不高兴。在姐夫的灵前,姐姐拿过歌手的话筒发表即兴演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我的计划是,还要再活三十年!我要看到祖国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大,看着子孙们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几十年来,不管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曲折,我从未见过姐姐流泪,总是笑嘻嘻地面对人生。这让我想起一位西方古典诗人的话:你若聪明,就应快乐。“若愚”——父亲给姐姐命名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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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 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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