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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高: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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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958年10月,摄于兴凯湖农场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作者:杜  高

我惊异地面对着一个遥远的历史瞬间,沉睡的记忆开始苏醒。

假如不是何燕明兄的夫人孙碧霞大嫂,从珍藏多年的一大堆旧照片中翻检出了这两张小小的照片(图①和图②),把它放大寄赠给我,我是决不会想到,四十八年前(1958年)几个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教的右派分子偶尔相聚的一个场景,竟会成为一个影像留存在人间。

何燕明兄是一位艺术家,他是中央工艺美院深受尊敬的老教授。当他把照片寄给我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照片真是好东西!它把逝去的时空定格,无声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回想那时,你我还都是那么天真,怎会想到苦难的日子竟是那么漫长,遥遥无期呢!……”我读着他这几行文字,听见了一声深长的叹息。

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一个最偏远和最辽阔的劳改农场,于1955年建场。成千上万名服刑的犯人在这片沉睡千年的荒原上开垦,黑色的沼泽地上终于长出了庄稼。

1957年的反右运动结束后,这个荒凉的农场也跟着热闹和繁忙起来。一来要接纳大批新送来的囚徒,二来要迎接大跃进运动。1958年1月,农场新建起了第七、第八两个分场,和一个容纳女囚犯的畜牧场。新囚犯中包括了一大批像何燕明兄和我这样的各单位送去劳教的右派分子。

我是1958年4月18日在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今天的商务印书馆大楼)被公安人员带走,关进自新路北京监狱看守所的。我在那里关了一个月。看守所里拥挤不堪,一批又一批劳教分子不停地从这里被送往各劳改农场,轮到我这一批,就送到了遥远的兴凯湖农场。

八分场是劳教分场,靠近湖畔。劳动任务是修筑一条很长的导流堤,引水灌溉农田。有时也到很远的豆田里拔草。这时大跃进掀起高潮,全国都在创高产,放卫星,政府号召我们争取光明前途,我们便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

8月里的一天,正在排队点名准备出工,队长忽然叫我出队,队伍出发后,才看到路旁停了一辆马拉车,队长叫我到窝棚里卷起衣被上车,还有几个人也上了车,我们被拉到了总场场部。

原来农场要办一个大跃进成果展览会,从右派中抽调了几个美工人才,再加上一个写解说词的我。就是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在场部新盖起来的大礼堂里,劲头十足地办起跃进展览会来了。

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个狂热的、也是一个狂想的运动。农场领导叫犯人们把几块地里的水稻统统拔起来再一齐插进另一块地里,这块地就竖起“密植高产卫星田"的牌子,赶紧拍下照片来展览。各分场报喜队伍敲锣打鼓,送来展品。我记得有一根又粗又长的老黄瓜,竟有十多斤重,这些都是大跃进的成果。我们这几个右派分子,就在这个礼堂里按照领导们的畅想,把劳改农场设计成一个奔向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

负责照相的是农场的一位职工,他往各分场奔跑,收集材料,为展览会提供照片。展览会热热闹闹地在国庆节前结束。一到10月,北大荒就降雪了。一场初雪后,我们就都穿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冬衣。一天,那位背着照相机的职工忽然兴致来了,把我们叫到礼堂门口,举起照相机,扯开嗓子叫了一声“笑——”,咔嚓,给我们照了张相,又要我们再站到睡觉的帐篷边,高喊一声“笑——”,再照了一张。于是就有了图①和图②,有了这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从照片上看,这是劳改生活中比较轻松的瞬间。那时我们的衣着还算整洁,有些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还不像劳改犯的模样。这是我们劳教的第一年第一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后。我们对未来还充满了期望。这两张小照片的价值也许正在这里。它记录了我们劳改初期的状态。但地上已留着残雪,严冬就在前面。瞬间的笑容将消失,灾难就要降临。谁也料想不到大跃进过后是一场大饥饿。谁也预想不到劳教生涯竟会是望不到尽头的苦难岁月。我们身上的冬衣很快就会在劳动中磨破,再过三四个冬季,我们就都换上了黑色的囚犯棉服,饥饿和劳累将使我们变得消瘦和衰老,不再像照片上的这个模样了,我们变成真正的囚徒了。这两张照片成了最可珍贵的纪念,留下了我们生命中真实的身影。因为往后我们都会遭遇各自的不幸。

看这两张照片,图①是九个人;图②是十人,其中有两个是建场时就在农场服刑的老犯人,一个姓孙,一个姓崔,他俩在一间土屋里编刻一张供犯人阅读的油印小报,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我们相处很融洽。其他八个都是新来的右派。

图①前左第一人,叫徐廷敏,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教师。他为人耿直,平时说话口吃得厉害,很难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但在学院的鸣放会上他偏偏抢着发言,说领导不重视舞美教学。话说得不利索,却被整理成了好几条反党言论,送来劳动教养。他的舞美设计才华,在布置这个展览会时得到了美妙的表现。

前左第二人叫吴介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青年教师。他创作过一个雕塑作品《我也要干》,塑造了一个孩子举起一把铁钎,要像他爸爸一样地干活。这个形象生动的作品获了大奖,使他一举成名。他的英语很好,因为解放前他曾在美国的援华机构里工作过,想必吹嘘过美帝,于是戴上了右派帽子,送来劳动教养。他的工作情绪很饱满,他用丰富多彩的小麦稻穗玉米和瓜果蔬菜组合成一个象征大丰收的展览台,获得了观众的赞赏。

前左三这位戴眼镜的,就是何燕明了。反右运动中,工艺美术界挖出了一个以庞薰先生为首的“妄图用资产阶级美学观来改造工艺美院”的右派集团。何燕明被打成这个集团的骨干。他是一位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同时又十分注重人格修养的艺术家。他年轻时参加过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待人谦和,工作认真严肃。他设计和绘制的每块版面,构思新颖富有艺术感染力。我喜欢他的绘画,更喜欢他的为人。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他是我最愿意接近、最信任的朋友。他那时显得有些忧郁,他有家室,有儿女,他很想家。他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比我们轻一点,因此他渴望结束劳教的心情也比我们显得更迫切。

站在后排左一的,就是当年的我。跳过两人,左数第四的这个年轻人叫汪志杰,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可爱的年轻人,他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青年画家。那年他大概还不满二十五岁。他是一个张扬个性自由的艺术家,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他的艺术观和当时的统治思想发生了冲突,被打成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受到劳教的严厉惩罚。但这似乎并不能改变这个年轻人自由的天性,他不惧怕,也不忧伤,照样自由自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在布展中大显身手,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了一幅有半个墙壁那么大的色彩缤纷的农场远景图。牛肥马壮,花果飘香,丰收的田野上,人们驾驶着一辆辆拖拉机和收割机;满圈的猪群和鸡鸭,犯人的监舍也变成了高大的楼房。我记得监管干部陪着场长和北京来的劳改处领导审看展览时,个个喜笑颜开,点头称赞。特别是那位场长,对汪志杰画的这幅远景图真是太满意了,对他伸出了大拇指,还情不自禁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可是破天荒的举动!执法干警居然亲热地拍劳教罪犯的肩膀!我猜想,大概这位场长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都在这个小右派的画笔下体现出来了吧!

站在我身旁面露笑容的,叫张光华(后排左二),他是《人民日报》广告部的美术设计;后排最右边戴眼镜的,叫于鸿慧,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他们俩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言行谨慎,遵守纪律。据说他俩在读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有历史问题,所以反右后加重处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两个老实人,特别是于鸿慧,高度近视,成天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绘制图表,表明他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政府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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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1958年10月,摄于兴凯湖农场

图②中增加了一个戴皮帽子、戴眼镜的人,站在后排,他就是有名的“九叶派”诗人唐祈(后排右二),是中国作家协会送来劳教的右派。他刚从分场调到总场来,还没有分配任务,临时挤在我们的帐篷里。唐祈比我年长十岁,精神负担也比我们重。劳动教养的处分对他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成天沉默地呆坐在帐篷里,神情忧郁。我们硬把他拉来参加这个难得的留影,但他脸上还是挤不出笑容。
北大荒的严冬来了,我们开始分离。北京市公安局计划办一个“劳改成就展览会”,迎接国庆十周年。展厅设在地坛的一个大殿里。场部派了一个干警把何燕明、张光华、于鸿慧和我四人送回北京,布置兴凯湖农场的展台。

这年冬天,仍有大量的人被收容劳教。监狱看守所容不下,又在雍和宫的偏殿里设了一个收容所,用稻草铺成一排排地铺。雍和宫离地坛很近,所以让我们白天到地坛干活,晚上就挤睡在这里。新收容的劳教分子们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很晚才安静下来。一个年纪很大的劳教分子被派来值夜班,看管这些新号。深夜里,雍和宫角楼上的风铃在寒风中孤寂地叮当响着,这个老人裹着棉大衣来回巡视,有一夜,我忽然从他那压得很低的帽檐下认出了他,大吃一惊,是蒋天佐。蒋是周扬主管文化部时的办公厅主任,老作家,我读过他翻译的杰克·伦敦的小说。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文化部批判我的大会他还坐在主席台上,怎么他也进来了?他看见我时,表情显出了尴尬。我不愿使这位年长者感觉难堪,只和他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很快我们就又分离。展览会工作结束,我们四人被送到北苑农场,这时兴凯湖农场指名要何燕明回去,他又被带走了。剩下的三个就送到了新都暖气机械厂继续改造。

我在这个工厂劳改两年多,直到1961年4月,政府突然宣布,要根据每个劳教人员改造表现的好坏,重定劳教期,从最短半年到最长三年。和我在一起的张光华、于鸿慧,还有其他一些右派分子,分别定期一年或两年。惟独我一人,在劳教已满三年后再定期劳教三年,因为我被划入了“表现最坏”的一类。这对我当然是沉重的一击。随后我便随大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到了环境更艰苦的清河农场继续改造。在那里,我挣扎在大饥饿的死亡线上,熬过了劳教生涯中不堪回首的最可怕的岁月。

我和照片上的难友们不再相见。当我继续劳教三年期满后,仍然没有解除劳教,又被无理由地延长了五年半,直到1969年10月才宣布解除我的劳教。这样,从1958年4月开始,我的劳教期竟长达十一年六个月。这就是我的遭遇。

拍下这两张照片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春天,右派们纷纷平反改正,重回工作岗位。这以后,我和何燕明兄取得了联系,但也陆续听到其他一些朋友的死讯,长期的磨难最后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徐廷敏死了,张光华死了,于鸿慧死了,唐祈改正后任教兰州大学,不久也逝世了。从报上看到蒋天佐先生病逝的消息,得知他担任了江西省文联主席。这些死去的难友们的面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20世纪末,发生了一件奇事,青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发现并购得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2004年1月,他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引发起万千读者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悲叹。

在我劳教时期的档案材料中,我又看到了于鸿慧、张光华的名字。那是他们1960年在工厂劳动期间所写的向政府检举我的材料(见《一纸苍凉》284—285页)。也许这些材料对延长我的劳教起了一点作用,但在那样一种严酷的环境中,谁不想通过“靠拢政府,汇报情况”来解救自己呢?不要责怪他们,让这些历史陈迹留在那里吧。

但我意想不到的,倒是当时工厂技术组的一个叫徐福明的犯人写的一份揭发我的材料。他揭发了我的五条反动言论,第二条的原文是这样的:“胡业明(音,和他曾长时间在一起的教养分子,现在在兴凯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见《一纸苍凉》300页)这个“胡业明”就是指何燕明(徐福明显然没听准确何燕明的名字)。徐福明大概听到我平时说过赞扬何燕明的话,引起了他的敏感和怀疑:教养分子怎会有“品质很好的人”呢?于是立即向政府告发。这就是我当年的险恶处境。

何燕明兄今年已满八十岁,仍在勤奋地工作。他是幸运的,他有一位贤良而坚强的好夫人。我看见过周围太多的右派家庭离散和破裂的悲剧。在何燕明流放北大荒的二十多年苦难岁月里,孙碧霞大嫂以坚韧的毅力默默支撑起他们的家,把儿女培养成人。如今他们的儿子何群已是知名的电影导演了。我很喜欢何群的作品,不仅因为他有艺术才华,更因为他像父亲一样,是一个真诚的人和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不久前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使命》获得广泛好评,我看到那片名的题字正是燕明兄的手笔,真感到格外的亲切和高兴。如果没有碧霞大嫂在那个艰难年代的苦撑,又怎会有今天这个幸福的“艺术之家”呢?

1996年末,何燕明夫妇到了巴黎,他在国际艺术城设立了一个工作室,创作他那极富情趣的组画《巴黎印象》。图③为燕明兄夫妇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合影。一天,忽然飘来一股香水味,翩翩然走进一位潇洒的艺术家,手提一盒价格昂贵的蛋糕,畅快地大笑着,拥抱着何燕明。他就是汪志杰!图④是汪志杰(右)和燕明兄的合影。

难友重逢,回忆往事,倾吐不尽的感慨。汪志杰平反后先在上海华东师大任艺术系主任,后辞职赴法,成为中国旅法职业画家。他的作品在巴黎画廊很受欢迎。燕明兄把他俩在巴黎的合影寄给我看,我沉入了思念。1957年,一个稚嫩的艺术生命,遭到无情摧残,但他不甘于就此毁灭,用他年轻的生命与之顽强抗争,终于挺过了漫长的二十年,直到艺术生命重放光彩。这是何等地令人感慨!?
四十八年过去了,图②中站着的人,大都已死去。而蹲在前排中心,亲密地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何燕明、汪志杰和我,却幸运地活在人世上。图⑤是我和燕明兄在北京重逢。

这荒原上的瞬间一笑,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悲哀的、惨痛的,使人愤慨的、使人怜惜的,和使人欣慰的故事,讲述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和人在那个时代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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