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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懋:蒋经国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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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0年代,蒋经国(右上)与妻子蒋方良(中坐者)以及俄国友人外出游玩。

 

 

 

 

蒋经国与台湾

--作者:徐宗懋

4月间,台湾各地出现“蒋经国热”,在曾经当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发动下,有关蒋经国百年诞辰的各种纪念活动:展览、出版、音乐会、座谈会等等报道与评论,席卷了媒体;相对于此,反对党则破口大骂,反对派的名嘴在电视上争相数落蒋经国的“政治罪行”,东一句“独裁者”,西一句“死人”。一时间,正反两种声浪相互激荡,就如同台湾其他大大小小事情一样。

两岸信息的密集交流

说来也巧,笔者与《老照片》结缘,就是从写蒋经国开始的。十一年前,笔者写了一篇《蒋经国与他的家人》,附以图片,投稿《老照片》,后刊在第五辑中。当时两岸对彼此的了解还很有限,对同一件事的印象往往有截然不同的道德出发点,原因是双方长年政治洗礼的差异。《老照片》的价值正在于透过图文重现往事,以创造多元的思考空间。十年来,大陆已换了一代的领导人,台湾更经历了二次的政党轮替,大陆和台湾各自的变化,透过公开的交流,微妙地影响了人民的视野。对于大陆人民而言,台湾似乎分为两部分:一是某种民国时期人物的延续,像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何应钦这些人;二是台湾本地社会的人物,如邓丽君、琼瑶、三毛、周杰伦、陈水扁、马英九等人。对于前者的再认识,等于是提供民国历史的反思,后者则是两岸间即时的参照,无形中对情绪和思维冲击更大。
  
尽管如此,对大陆百姓而言,台湾社会的变化本质上仍停留在信息层面,不过对于住在台湾的我们而言,这些变化实等同于我们自己的变化。从蒋经国执政,到他过世,一直到今天,笔者从青少年到青年,到今天的半百之龄,其间风风雨雨,点滴在心头。回首前尘,最值回味的是社会文化的转变,有些东西是传统中国的,有些却是过去未曾有之,尤其值得去深究的。蒋经国最重要的政治训练,完成于他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他的政治组织的技巧和风格,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蒋经国是怎样由一个马列主义者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开明专制者,又是怎样于过世前一手将台湾推进多党代议政治的时代的呢?
  
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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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蒋经国在南京励志社办公室留影。

蒋经国贯彻国民党党国体制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号称始于1924年的国共合作。从那时起,军队里开始设党部和党代表。然而这种党国体制却是半吊子的,因为真正的苏联体制,党权高于军权,党代表可以剥夺军事指挥官的职权,并直接执行军事指挥。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党代表从来不具备这么大的权力;相反地,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身旁竟潜伏着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果是真正严密的党国体制,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监督军队是依靠戴笠领导的特务机构,而非思想统一、纪律严格的党组织。正是由于党政军并没有真正结为一体,蒋介石指挥各部一致行动时,有时竟不得不像支使传统的江湖兄弟那样,屈尊请托。抗战前,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那时他浑身散发着布尔什维克气息,在赣南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发动群众,消灭旧社会陋习。对于蒋经国这个在苏区故地重新插上红旗的怪异的竞争对手,中共一时还有点摸不清底细,颇感纳罕。而等到蒋经国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举吸引年轻人加入时,这才让一向长于发动和组织青年的中共方面感到了竞争的威胁。
  
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实行改造,首先是检讨在大陆惨败的原因。胡适、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国民党未能贯彻民主宪政,导致神州失利,因此应加强民主建设,他们创办了《自由中国》,而且批判言词日趋激烈。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蒋经国则几次在内部更直接地说,当初正是因为这些人,国民党才吃了这么大的亏。所谓国民党的改造,就是要采取某种办法,保证不会再吃这种亏。1950年,蒋经国出任“总政战部主任”,创办政治作战学校,毕业后的政战人员直接被派驻部队、学校、电台、报社、宗教团体等等。  

1952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的三青团,透过一套“救国救民”的论述,加上宣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鼓动年轻人的热情。在组织和思想双重控制下,中共地下党在台湾失去了社会活动空间,两次遭到全面的捕杀。1955年,国民党将领孙立人因涉嫌勾结美国,被解除职务,遭到长期软禁。1957年,因驻台美军治外法权问题,台北群众攻击美国大使馆的刘自然事件,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以及雷震等人入狱事件等等,背后都有蒋经国的影子。他跟共产党斗,跟美国人斗,跟自由派斗,意志坚强,冷酷无情。台湾社会被打造成战争堡垒,知识分子普遍感到精神苦闷。不过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国民党度过了最危机的阶段,重新站稳了脚步,过去成为致命伤的军队派系问题也成为历史,几次台海海空战事显示,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也较内战时期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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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与当地百姓交谈。

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

表面上,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台湾和大陆很相像,街头到处张贴着标语,电台播放的尽是歌颂领袖的歌曲或是抨击敌人的评论。然而,台湾和大陆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分野。首先,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学说,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政治,这是辛亥革命的建国哲学,也是国民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任何人都不能窜改它,任何反民主的手段都只能解释成权宜之计,至于权宜多久,那是可以讨论的。在基本意识形态上,这个哲学并没有把某一阶层的人民视为天然的敌人,必须严加打击管控。再者,台湾毕竟是实施财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决定了资金、人员、居住地点和工作机会的快速自由流动,这与僵化的政治控制有着根本的不同。事实上,当经济越发展,这股流动力力量越大,甚至最终出现冲破政治控制的趋势。此外,既然台湾经济运作与美国、日本的资本主义体系连为一体,其文化观念和行为价值自然逐渐受后者影响,这不是任何当政者主观上能逆转的。

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亚洲四小龙”研究热,为何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能继日本之后,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亚洲新兴工业体?他们将原因归于“儒家的工作伦理”,甚至归于韩国、台湾、新加坡当局的铁腕统治(即使香港也不存在民选首长和具有权力制衡性质的立法机构)。西方学者显然面临道德上的两难,既不能过于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只能说开明专制有助于制订明确、公平的市场规范,抑制市场原始掠夺性格,引导其步入正面循环,让大多数人在成长中受益,从而产生继续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力量。

在笔者个人的成长记忆里,童年日子过得非常平静。我家住在高雄芩雅区,房子前面是稻田和石子路,经常有打赤脚的儿童卖棒冰和拾荒,少数还会讨饭。我亲眼见过一对兄弟为了争夺要到的残羹,吵得面红耳赤。接下来的几年,石头路铺成柏油路,稻田上盖起了成排的房子,卖棒冰和拾荒的小孩不见了,倒是经常看到崭新纸箱包装的电视和冰箱,由货车载着开到某一住户。人们谈论着电影、电视、春节除夕晚会、体育赛事、穿着打扮,等等。媒体上有关领袖和主义的宣扬,不仅不刺耳,反而带来一种安全安定以及心有所属的幸福感。我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什么人会被抓被关,如果有,那也是可怕的“匪谍”或“叛乱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国家”、“民族”、“政府”和“国民党”四者很微妙地混在一起。事实上,这正是党国体制下的社会集体心理。蒋经国执政后期,由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演化力量,开始让上述四者出现区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可及,而是在大大小小的权力不断更替中实现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也是从一开始的怀疑、抗拒到适应、接受,一直到习以为常和处之泰然。

基层民主冲击党国体制

台湾光复以后,省议会、县市长、县市议员均实施直接民选。选举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掌握经济和媒体资源,又因为新的政党不被获准成立,反对者无法集结成组织性的力量,其政治言论还受到一系列安全法令的限制,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叛乱犯的帽子。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下,反对派自然难成气候;尽管如此,选举的形式毕竟存在,个人还是可以以无党籍的名义参政,无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一般可拿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选票。选举季节一到,台湾民众对于满街跑的宣传车已习以为常。他们也很清楚,选举当天,要拿投票单、身份证、印章到邻近的投票所,几十年来一直是如此;换句话说,选举的形式和民众投票的权利意识一直是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只是公平性,包括发表言论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以及组织政党的权利。如果竞争的条件公平,反对派的席次必然可以大幅增加。
  
事实上,只要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存在,必然会冲击到党国体制运作的根本。举例说,假设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相当于书记)是台北市的实质权力者,但如果台北市是由无党籍人士当选市长,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又如何去指挥他?就算台北市长是由国民党籍人士当选,由上级指派的市党部主委如何去指挥由全体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国民党籍市长呢?这套制度实施下去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会逐渐集中在民选首长手中;二是国民党领导层必然也会依靠党部民主程序产生,只有政党内部的权力运作与社会权力运作保持一致时,政党才能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否则会被后者所淘汰。这个道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现实中却是充满挣扎、混乱和痛苦,因为没有人会自动交出权力,价值观念的转换更代表过往信仰的重组,往往激发心灵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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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2年1月,蒋经国于农历年前夕发表谈话。宋楚瑜(左)等幕僚协助安排电视录像。

剧烈变动的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笔者刚从大学毕业,投入社会。台湾正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今天看来,这些杂志的文字水准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不少报道也是捕风捉影,耸人听闻,但当时只因它们敢于冲破禁忌,包括直接抨击当局基本政策、直接批判一些蒋家成员的特权,或重新评价一些敏感的历史事件,就吸引了大量读者。于是,“警备总部”动辄签发公文,以“伤害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为由,查禁某份杂志的某一期,严重的则是整本杂志被禁掉。尽管如此,法令除了不准发行某一期杂志外,并没有实质处分杂志的发行人或总编辑。于是后者又立刻登记创办另一份新的刊物,反正只要有利可图,被查禁反而是刺激销路的方式,这无疑又鼓舞他们发表更激进的言论。
  
可以说,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言论的冲撞开始。除了关关开开的党外杂志之外,每到选举,党外人士的场子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党外人士缺乏经济资源,只能靠支持者捐钱,艰困的环境使得党外人士个个能言善辩,虽然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言,但无庸置疑,他们更能贴近地方的情绪。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党外人士选上省、县市议员的比率逐次增加。尤其那些著名政治犯的家属,只消在选举造势台上哭诉不幸的家庭境遇,就能获得可观的选票。至于刚出狱的政治犯,更善于利用选举,他们的胆量更大,技巧也更熟练。今天台湾知识分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把民主化的过程神圣化,往往把党外人士描述得个个勇敢无畏、广受爱戴,实际上价值和信仰的转变不是先验的,而是充满实验、曲折和学习的过程。笔者当时所见党外人士的宣传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对他们并不存什么景仰,而是令人生畏--大多数心中多年崇敬的历史人物、事件被一一否定,现有的政治秩序有被推翻之虞,怎能不心生恐惧?因此,把票投给国民党,不只是支持国民党继续执政,也是维系自己存在的价值(尽管这包含相当成分的幻觉)。事实上,近二十年间,党外人士的总得票始终没能突破百分之三十,这固然与不公平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害怕混乱,尤其老一辈的国民党人始终无法走出大陆失败的梦魇:街道示威不断,派系斗争激烈,领袖威信荡然无存,民心军心浮动,结果最后出现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己沦为丧家犬。其实就广义而言,中国人搞民主,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某种阴影,叛乱犯、武装造反组织、游行示威、流血冲突事件、外国政府干预、境外敌对势力等等,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人真正放心。

蒋经国最后的人生抉择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贯彻党国体制三十载的蒋经国,为何会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决定选择走向现代代议政治?他没有完整地阐释他的思想论述,也没有提出实践步骤,只是突然地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报禁和党禁。此时,他的健康已亮起红灯,随时会撒手人寰,他已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政治部署,以便让民主化的工作循序渐进。
  
1946年年底在南京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早已载明了人民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以及参政的权利,只是这些权利被另外一些法令捆绑住,无法行使,现在要做的不过是解除这些捆绑的绳索罢了!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冲突。首先,党外人士原来非法组成的民进党,根据最新的“人民社团组织法”,向“内政部”登记,成为合法政党,接着还有其他一大堆人跑出来,组织了几十个政党,有些人是有理想的,也有一些人纯粹是凑热闹,或虚荣地希望自己的名片上能印个“某党主席”的头衔。

吊诡的是,执政的国民党也得老老实实地向“内政部”登记,成为许多政党中的一个。既然法律上国民党与所有政党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那么必然会出现一种危机,即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的各种特权单位,包括营利事业、电视、报纸、特权党部等等,都面临了缺乏政治正当性的问题。事实证明,要求国民党自我放弃特权,显然是与虎谋皮,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实际上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大选举挫败中,被迫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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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前往灵堂追悼的民众伤心不已。

实施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

蒋经国开放民主时,无形中预示了国民党会有下台的一刻,而且进展会比想象来得快;因为这是实施政党轮替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此时稳坐泰山几十年的国民党人对此并没切身的认识。最严重的问题是,党国体制的老化造成年轻优秀的人才无法出头,党内伦理与社会运作的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国民党以革命政党的方式执政,透过大量电影、电视剧、话剧、小说、历史纪念仪式等等宣传国民党的革命事迹,以洗脑的方式反复确认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国民党干部并不需要直接寻求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晋升取决于党内的人际关系。早期,党的领袖仍可以精神动员的方式强制人事更替,不过几十年承平岁月后,革命精神沦为空洞的名词,取而代之的是腐朽的中国官场伦理,革命宣传也沦为保权保钱的廉价方式。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民间社会朝气蓬勃,民间新兴大企业、贸易公司、饭店、旅行社、翻译社、出版社、印刷厂等等,生意直线上升,他们纷纷以高薪礼聘优秀人才,只要有才干,能创造好的业绩,就不拘资历、年龄或性别。相反地,才具平庸、尸位素餐者,无论什么来头,均被迫出局!此外,满身创业细胞的年轻人,如果不甘作牛尾,必会勇于作马首,随着经济的浪潮,几年之内就能打下一片天地。
  
由于党国体制与民间社会相差太远,一流的人才逐渐集中到民间社会,事业有成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至于前者则是安置了大批平庸的党工人员,不具备开创能力。他们关心的事与革命献身毫无关系,而是退休俸、年终奖金等等,党国体系成为变相的社会福利体系,用外界骂得难听话来说,就是“养了一大堆闲人”。问题是,在党国体制下,前者却担任了后者的政治领导,这种情况能持续吗?或者说,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之下,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以下以切身的经历作为说明。笔者高中考大学之前,政战学校一般会派代表来举行招生会,说明政战学校有各种优秀的专业教育工作,以后还可以派到海外学习和工作等等,但我们都很清楚,成绩最好的学生都以一流大学的国贸、英语、医科、法律为第一志愿,只有成绩较差的学生才会选读政战学校。等到几年后,笔者大学毕业,到中国广播公司工作,董事长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他平日戴着墨镜,不与员工接触,神秘兮兮,予人观感不佳--许多年后笔者在新加坡工作,与蒋孝武建立私谊,才比较了解真正的他,此为后话。新闻部主任某君是蒋孝武的友人,靠着这层关系一路攀爬。此君即为政战学校毕业,虽在美国短暂学习,能讲一些英语,却毫无西方绅士的开明之风,倒是仗着权势盛气凌人,出入喜欢前呼后拥,指导记者如使唤奴仆。蒋经国生前,此君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到李登辉时代,开始失势,等到国民党下台后,听友人说有一天看到此君穿短裤拖鞋自己去倒垃圾……
  
这正是民主政治可爱之处,也是蒋经国过世后台湾发生的变化。首先,过去在南京选出来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国民党为了维持中国法统的代表性,让他们四十年不用改选,无事可干,却配有大房子,领取高薪,此时个个老态龙钟,一些人甚至提着尿袋来开会,由护士随行,丑态百出。如果国民党的中国法统是由他们来代表,那中国文明在台湾人心目中形象必然惨不忍睹,如此只会有利于“台独”的发展。然而,对权力的依恋却是根深蒂固的人性。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是在经过199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并且获得一大笔退职金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历史舞台的。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党国体制的权力伦理与政治选举制度背道而驰,李登辉属意的参选人经常不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人,党的高层干部竟然不敢明白反对。其结果既造成国民党参选人落选,也形成党的中下层严重分裂。2000年的“总统大选”,民意最高的宋楚瑜遭到压制,国民党从上而下严重撕裂,结果出现了民主化后的第一次政党轮替。这无疑是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碰撞后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政党体制痛苦的转变

2000年选举失败后,国民党的支持者包围中央党部好几天,他们强烈要求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几年后,李登辉坦白地宣称,他只是利用国民党这个机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无疑是国民党最深刻的教训,党领袖利用党机器绝对服从的本性,从事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行径,党的干部与支持者们竟没有任何反制的能力。
  
而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党组织并没有自我改造的迹象,高级党工依然出入有车,餐宴不断,十足败家子的模样,支持群众更显绝望,过去的叛乱犯如今坐上“大位”,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他们的历史观对国民党全然否定,未来必将陆续体现在政治文告、学校教科书以及媒体上,泛蓝群众感到将生活在一个受歧视的政治环境中,这却是他们生活几十年的家园,不少人兴起移民的念头,有些人甚至移居大陆,不再去管台湾的事。
  
然而,事后证明,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民主体制对开放和公平的绝对要求,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都有机会东山再起。2004年的“大选”,国民党又输了。其因,一为“两颗子弹”,二为基于党内伦理,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马英九遭到压制,国民党又再度与选民的感受脱节。两次大选的失败,经济资源丧失,大批党工被裁退,偌大的中央党部空空荡荡,党机器亦无任何权威可言。只有掉到谷底的时候,国民党才会痛改前非,而且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这种重新站起来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也要容易。首先,尽管党国体制已彻底瓦解,党机器也成了空架子,政治权力运作的中心也转至行政部门,但国民党还具有不少高人气的民选首长和民意代表,这些经过选票考验的新一代,自然而然成为国民党的中兴力量。他们首先确定党主席必须是党员直选产生的。就游戏规则而言,任何国民党党员只要获得一定人数的党员联署,缴纳保证金,就可以直接参选党主席。此外,国民党也学习民进党,针对各级选举的党内初选,规定党员投票占百分之三十,民意支持度占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如果党员投票结果与民意有落差,以民意为优先。种种设计都是为了使党的制度与社会的制度相符,如此党选出的人才是最具政治竞争力的。一直到2006年,马英九透过直选担任国民党主席后,大量裁减党工,卖掉中央党部大楼以及营利事业,大幅缩小党的规模后,国民党才算脱胎换骨,在民主体制中具备了竞争力。

民进党的革命姿态遭民主制度的反扑

当国民党完成卷土重来的准备时,初尝权力美味的陈水扁和民进党,却陷入恶性的权力操作,自以为能超越制度,结果却遭到制度的强大反扑。事实上,民进党一直未能反省本身在台湾民主政治中角色转换的意涵。早年受到国民党无情的镇压时,党外人士也会以暴力抗衡,后来新兴庞大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后,一方面会要求执政当局放弃镇压,另一方面也会要求反对党杜绝一切暴力手段,进行理性和平的竞争,如此才能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不仅国民党被迫改变政策,民进党也被迫不断修正路线。其中最关键的是,民进党同意接受体制的规范以进行和平竞争。首次大选,陈水扁尚且以“中间路线”为号召,扩大支持面,上任后曾尝试肯定国民党过去的一些作为,以团结人心。然而,第二任的陈水扁却放弃和解的政策,突然摆出激进革命者的姿态。革命者的基本的宣传手法,就是不断散布对敌人的仇恨与恐惧,不断地神圣化自己的过去,不断丑化对手的一切,为革命行动加油添火。亲民进党的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成天如同开批判会,请来政治受害人家属,控诉当年国民党如何残忍,再配上触目惊心的纪录影片和照片,把国民党说成万恶的渊薮,同时也把民进党塑造成台湾民主的缔造者,现有的民主政治都是民进党流血牺牲换来的。这种日日夜夜“忆苦思甜”的政治批判会,目的无非在于激发支持者苦大仇深的情绪,坚定其报复意志。陈水扁甚至公开将1949年来台的大陆各省份的百姓及其后代,形容成特权阶级,甚至是台湾的背叛者。1946年底在南京通过实施的宪法在台湾实施了半世纪,最终造就了经济奇迹与政治民主。陈水扁却宣传这部宪法当初并没有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他召集一批“台独”学者,草拟了另一部“去中国”的“宪法”,准备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实施。由于视现有宪法与法律为非法,陈水扁自然不觉得应受现有政治架构的约束,于是更为所欲为,四处煽风点火,挑起对立,企图以推翻现有政治体系的方式取得庞大的权力。问题是,在信息流通、出入境自由、人民普遍受高等教育并且见多识广的民主社会中,这种方式行得通吗?事实上,在真正多元开放的社会中,任何政党将自己描绘成历史的起点时,看起来总有一点滑稽的感觉。
  
2008年,民进党在“大选”中惨败,两项“公投”都被否决。原因是,大多数的百姓对民进党无止境的民粹操弄已厌烦至极,只能用选票请他们下台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陈水扁是在接受台湾现有政治体系的前提下上台的,当他否定现有体系的正当性时,等于是削弱他本身的权力的基础。“台独”是被台湾的民主政治打败的,这套制度严格要求任何政党都必须遵守同一规范,所有政党都曾犯过错误,也做过贡献,是非功过如何,民众心中有一把尺,也都有权力用选票做出自己的评断。

令人敬畏的庸俗力量

蒋经国过世已经二十一年了,国民党说他是台湾民主的开创者,民进党说他是个独裁者,最后被迫开放民主,或者两边都说对了一半,因为历史始终就是正反两面的辩证。无论如何,台湾社会后来经历的变化已超出当初任何人所想象,我们身历其境,尝遍其中酸甜苦辣。民主一点都不神圣高尚,相反地,它很庸俗,到处都是缺点和毛病。一打开电视,立刻就可以看到一堆人吵得面红耳赤,民意代表的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热衷于作秀,抢地方预算;行政决策效率普遍低落,拖拖拉拉

,一个建设计划从规划、讨论、通过、执行到验收,搞了很久;尽管如此,民主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它有一种内在强大的平衡感,对任何极端主义都会本能地排斥。而且,对于一意孤行的政治领袖,具有强大的反制力量,所以不容易出现灾难性的政策错误,如果有,也能较快地自我修正。政治骗术可以利用民主的空间短暂地得逞;但自由的信息环境会让人们很快看到事情的真相,并迫使欺骗者下台或害怕地躲起来。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台湾民众感性上已能将“政府”与“政党”区分开来,所谓“换政府”,其实司法人员不动、立法人员不动、军队不动、警察不动、文官体系人员不动,换掉的只是行政首长和他们的幕僚,以及一些国营事业的管理阶层。
  
对于中国人而言,毫无疑问,这是在自己土地上崭新的政治体验。台湾的中国人已渐渐习惯这种生活,一种对各种杂音都见怪不怪的从容态度。就像每次“总统府”前出现群众大示威时,附近西门町红男绿女的人潮仍享受他们的时尚生活,对另一头的摇旗呐喊毫无兴趣,也可能永远搞不清楚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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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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