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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懋:吴满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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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9月,吴满有(右)与杨经曲在南京国防部政工人员陪同下参加记者会,交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这是吴满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吴满有的故事
                              
--作者:徐宗懋

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并与解放军在陕北地区征战年余,陕北战事以胡宗南部大败告终。不过,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却意外地俘虏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人物吴满有,逼迫他投降,替他写自白书,让他在南京记者会中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这位被塑造成完美形象的劳动模范的被俘与变节,曾引来世人的批判与唏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维

据史料记载,吴满有为陕西横山人,1928年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棘园,因擅于农耕和经营,逐渐致富。他响应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积极购买公债。简单地说,吴满有的才干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勤奋苦干,从实际工作中累积生产知识,有效提高生产力;二是对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十分敏锐,善于营造有利于生产致富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他不仅能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能缔造政策的实践典范。这两种才干经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让吴满有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2年,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严重粮荒问题,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活动,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努力。这段时期的农村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务实灵活的思想。其重点是,既然生产为首要任务,那么生产就应置于分配之前。应同意农民保留生产所得的财富,以奖励其生产意愿。这种富民政策等于是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在生产技能以及财富创造上起带头作用。更深一层看,这项政策等于是承认物质刺激对于生产的正面意义;哲学上来说,就是确认人性对财富的自然渴望。这项命题在今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对于当时提倡牺牲生命以实现大公无私社会的共产党人而言,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灵挣扎,并延伸为激烈无情的路线斗争。尤其在艰困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将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人抱着献身的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任何人经由生产将财富据为己有,显然与革命道德格格不入。

革命情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从江西苏区时代就提出的一贯主张,当时曾遭到批判,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精髓在于,尽管在分田政策中对地主仍进行清算斗争,但不杀害对方;相反,对于积极配合,进而加入劳动队伍的地主给予鼓励。至于生产绩效高的富农,不仅同意其保留财富,甚至树为典型,发展入党,提拔为干部。种种鼓励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能。实践证明,陕北的农村建设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团结了人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成功。
 
吴满有的典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几次公开谈话中,高度肯定吴满有,要求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诗人艾青则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边区还生产了“吴满有牌” 香烟,拍了吴满有的电影……种种歌颂和宣传,将吴满有推向高峰。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超级明星”,毋宁说是为了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形塑的结果。这一情境透过报道、公开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形式,使得一个个神话般的典型描绘凝结成的坚定信仰,充满了目标感与幸福感。其实,就吴满有本身而言,还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自私的物质刺激与无私的精神奉献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创造幸福社会的动力。

真实的人与革命想象的人

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象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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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9月,幽禁中的吴满有,吸着香烟,神情黯然。

事实上,1948年国军已节节败退。吴满有被俘时,占领延安一年的胡宗南部,已被迫撤出了延安。而吴满有发表屈辱性的“自白”时,解放军已在孟良崮击毙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洛阳俘虏国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在陇东击毙国军第76师师长徐保,在临汾俘虏了国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梁培璜,在襄阳俘虏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在济南俘虏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至于其他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国军旅级军官更是不计其数。相反地,国民党只能举出寥寥数名被俘旅团级的共军干部,他们大多不是因部队被歼而遭俘,而是在转移中因故跟不上队伍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国共双方战俘军阶和人数的悬殊对比,反映的自然是战局的现状与大势。吴满有投降时,三大战役已开打在即,国军精锐顷刻尽失。当然,这些早已是今天的历史常识了。

因此,吴满有的被俘和自白,对于国共战争既无实质亦无象征作用。不过,这件事仍在许多人心中勾起了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是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象征,为何没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表现,例如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呢?然而,或许这盆冷水可以让后人稍为清醒一些。事实上,只要虚心面对历史,查阅多方数据,就可清楚发现一个事实。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过去曾多次被表彰的参议员、劳动英雄等人士,应国民党的要求公开讲几句应景话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的姓名、照片、谈话,都刊登在当年的主要报刊上。胡宗南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专访时说:“本地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他的统治方略是运用边区原有社会治理架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原来共产党所表彰的地方模范,一旦转变立场,自然也就成为胡宗南掌控和称许的地方模范。而且在占领延安一年内,胡宗南并不刻意去追查过去的事,所以这个架构也没有出大问题。严格说来,这跟毛泽东十三年前初抵延安时的社会治理思维十分相似,即尽量不更动本地的社会结构,以安抚人心,团结地方。历史上,中国执政者在权力更替时面对地方治理问题,有着相似的表现与智慧,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六十年后重现的珍贵影像

这里不妨做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假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有生产技能和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一些更聪明的人掌握了大趋势,不仅创办名牌,也配合政府政策,捐助社会公益,支持各种爱国主义活动。然而,来自延安时期的吴满有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期,忠于那个时代的脚本,所以一旦真实的他现身时,就难免勾起了过多的叹息。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吴满有的故事津津乐道,不断努力地挖掘关于他的材料。惟一的缺憾是,吴满有的照片却几乎一张都没有了。原因是,过去延安经常可见的吴满有的照片,国民党来时清过了一遍。随着吴满有的投降,共产党回延安后又再清一遍,以至于曾经名满天下的吴满有,其形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后,吴满有回到延安,于1959年抑郁而终。关于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似乎没有留下正式的纪录,一切只剩下“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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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9月,同住一间斗室的吴满有(左)和杨经曲。七个月后,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入南京。不过,国民党方面在撤退之前把他们释放了。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供1948年9月吴满有和杨经曲在南京举行记者会的几张照片。这可能是吴满有的面影消失六十年后的首度浮现,照片的珍贵性自是不言而喻。照片中被拘禁在斗室的吴满有神色黯然,不复延安时期的风采。无论如何,这张脸庞曾长年与延河的月夜、黄土高原《东方红》的歌声、伟大祖国的呼唤等等诗人情怀相依为伴,以至于他后来的结局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然而,历史彷佛总是抱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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