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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

--作者:朱鸿召

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它又是特殊语境下的政治事件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事件。

毛泽东领导改版工作,陆定一调任总编辑

《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

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存在种种问题,按时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社长的博古传达的中央对报纸的意见:新闻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策略、路线,报纸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决议;改写后的外国电讯仍带“尾巴”;有些社论让人看不懂,语言不通俗,常文白夹杂;国内栏枯燥,文艺栏内容应更广泛些;新华社以后要编自己的新闻;报社同志要研究新闻学。

3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署名“罗李王”的读者来信,对报纸提出尖锐批评:“把贵报各版读过之后,总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是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用现在的话来说,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犯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毛病,亟需“创新思维、丰富内涵、改进文风”,挽救党报的生命力。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头版安排国内外重大新闻,国内新闻以我党、政、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重要新闻为主,使国际新闻中国化;二版是边区新闻和国内新闻,以及有关党政军和其他根据地的新闻;国际新闻移到第三版,有时也发表一些理论文章;四版则是综合副刊。

正面的典型报道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一项重大新闻发现。它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方针政策,寻找足以体现该方针和政策的典型人物、集体或事例,用声情并茂的长篇通讯,配以楷体字加方框,以突出代表官方立场态度的社论、言论,又以相关的图片集中宣传报道某个典型,形成压倒一切的舆论氛围,达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目的。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记者莫艾的长篇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介绍吴满有从一个佃农发展成为新富农的致富经历,同时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模范劳动英雄、模范抗属、模范公民。以此为起点,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继吴满有之后,报纸又相继树立起刘玉厚、申长林、马杏儿、郭秉仁、贺保元、马海旺、张清益、杨朝臣、郭凤英等一系列劳动英雄形象。

从新闻角度看,《解放日报》改版树立了一系列党报的办报原则;从政治上讲,它实质上是解放日报社的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解放日报》改版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进行的,当时,曾留学苏联或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被视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分管的解放日报社也就成为整风运动重点目标之一。

改版伴随着人事上的一些调整。根据毛泽东的安排,陆定一从前线抽调回延安,8月15日被正式任命为报社总编辑。陆定一后来回忆:“在这个时期里,关于报社的整风,特别是办报问题,我经常要去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有什么事情,他也直接找我。我和毛泽东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报社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他还亲自来报社看望同志们,检查工作”。陆定一任总编辑后,很多时候取代了博古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西北局会议的资格。

经近半年的改版,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肯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同时提出更严格的纪律要求,“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并要求“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必须管理所属机关、学校人员在报上发表的消息和稿件,不得任其随便乱发,以明责任”。

9月5日,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第22次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具体意见,认为“报纸不能有独立性,应当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9月15日,毛泽东约见博古,作长时间谈话。博古汇报了改版工作情况、自己的思想认识以及报纸因整风运动而出现的严重稿荒问题。1943年9月,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审干会议上,博古多次检讨,坦承“在《解放日报》的工作中,初期(1942年4月改版前)……完全脱离边区的、生动的实践和党的政策与生活。对于边区群众的生活与斗争毫无反映,尤其严重的是以党报的篇幅供给了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的宣传(《野百合花》等)”。后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博古又一次作自我检讨。

改版后“一篇通讯胜过20万石救国公粮”

改版近两年时间后,1944年2月16日,时值《解放日报》创刊1000期,博古代表报社起草社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发表《本报创刊一千期》,标志着《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的结束。文章说,“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

《解放日报》改版确定的党报原则,对上是全党办报,对下是群众路线。全党办报是党报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主要领导的同意。群众路线则是发展基层通讯员队伍。这一原则,是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D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1942年5月2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5月23日,朱德特别称赞《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的长篇通讯,认为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即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总数。

战争环境下,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文化工作,被深深地烙上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组织纪律原则烙印,这是特殊环境下的必然要求。《解放日报》改版后,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和改造文风方面有了很多积极变化,对促进革命的宣传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当报纸执行的上级领导指示与基层群众的意见相矛盾,或记者采访到的事实与组织的某项决议相冲突时,如果始终是以执行组织决议或领导指示为要求,那就走向了事实的反面,判断真理的标准就不是客观事实了。

此外,受正面报道和典型报道的诱导,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新闻报道上的“浮夸风”、“客里空”现象。报道某某劳动英雄凭一把镢头一天开荒多少亩,天天创造惊人纪录,与事实有了出入;还有的把计划中的事情,当作完成了的工作成绩提前报道;在人物通讯上,搞典型加工,把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当时就引起了熟悉实际情况的干部群众的不满。

回顾60多年前《解放日报》的改版,其中一些原则仍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60年前,在革命根据地就已深刻认识到,报纸的文风如果晦涩难懂、离题万里,就会不为群众所喜;报纸如果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新闻媒体如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和新受众的新要求,仍需进行有益的探索。

(作者曾任职上海《解放日报》,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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