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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珍: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

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

--作者:史珍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两人在延安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

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陈明《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虽然两位历史在场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一九四二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笔者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们之间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1940年8月15日的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笔者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3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的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他认为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

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两人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在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的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由于丁、萧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与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与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

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终于公开化。

萧军日记中有关丁玲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丁玲在1940年审干期间的真实心态。因为康生于1939年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谎言,丁玲向党中央进行了申诉。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审查她被国民党绑架并拘押3年的历史。丁玲开始感情很冲动,曾邀萧军一起去找董必武。在找董老的路上,萧军说:“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还说,10年前,他曾主张一个朋友退党,现在长了见识,不再代人决定这样的事了。丁玲说:“是呵!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而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快要吃不消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立场……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9月25日日记)。

9月26日下午,丁玲又去组织部,萧军送她到河边,嘱咐她“心平气和,沉着应战”。晚上,张闻天为茅盾、董必武饯行,陈云作陪,丁玲也去了。回来之后,丁玲心情平和了些,跟萧军谈起了去组织部的经-过。根据萧军的转述,中组部当时批评丁玲说:“冯达写自首书时,你不应该不劝他。你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对你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冯达自首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灭绝了,规劝不会有效;二、她没有及早潜逃,是因为逃出来也没有适当工作。又问为什么国民党没杀她,丁玲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特殊的人物呵!我虽然是个党员,但是个作家呵!”(9月26日日记)。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委托任弼时同志审查丁玲的这段历史。1940年10月,中组部作出了“说丁玲自首并无证据”的书面结论,陈云、李富春在结论上签了名。毛泽东在结论的结尾加了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

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即兴发言。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

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谈及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的一张相,萧军插话:“呵,你的消息很灵通!”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丁玲笑了:“是呵,是没我呵,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呵!”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40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萧军“老朋友”的行列。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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