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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红旗》“不卷入”风波的背后

《红旗》“不卷入”风波的背后
 
--作者:陈小雅

2008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0周年,由此引发的一场声势空前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真理标准”讨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这几件相对独立又前后相连的大事组成的。相比起来,前两个事件的回忆文章较多,争议不大;但关于“理论务虚会”的描述不多,且存在较多“盲点”。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却未料这个最大的“盲点”,原来关系到与我朝夕相处、一直生活在沉默中的父亲。
 
一个来访电话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由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集宣传理论战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文章为直接导火索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重温〈实践论〉》,执笔人是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我的父亲。

关于会议的起因,文献已有记载:

其一,是10年以后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在理论务虚会召开前两个月(即1978年10月)邓小平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看到《红旗》那篇文章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

其二,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说到:“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其三,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刊载的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引言”中的一段话,他说:叶剑英看到此文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篇《重温〈实践论〉》大概是一篇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直到2005年,邓小平百年诞辰电视剧组的工作人员给我家打电话,我父亲的回答,改变了我原先的一些印象。

剧组来电说:1978年谭震林投给《红旗》杂志一篇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不发,事情告到邓小平那里,邓作了一个重要批示。他们想拍摄这个批示,但没能调出档案来。别人说,我父亲方克见过这个批件,是他在杂志社内进行的传达。剧组想请我父亲回忆一下,当时送审的纸张是什么格式的?有多大?以便照猫画虎,在镜头上比划一下。

父亲耳朵已聋了,且行动不便,我只好将电询内容写在纸上,转给他看。但他见到我的转述就生气了:“怎么是我们不发呢?谭震林的文章是我提出约请他写的嘛。”至于送审和批复的纸张,他已经记不清楚模样了。之后,他拿出了《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下册,翻到有关段落说:“所有的事实都在这里面。”说完他又拿起正在看的报纸,回到“亘古的沉默”中。

当我看完该书的有关陈述后,多少有些吃惊。
 
《红旗》内部剧斗,谭震林文章“矛盾上交”中央

原来,那场“真理标准”讨论中,《红旗》杂志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且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综合其他资料和对有关人士的采访,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以来,《红旗》杂志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想参与讨论。但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红旗》“按兵不动”。他多次指令时任总编辑熊复“不准介入”,要求他以此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自6月份以后,汪东兴每期都要亲自审稿,凡文中涉及这个话题的文字,一概删除,还命令熊复“不要轻举妄动,自作主张”,鼓励“《红旗》要一花独放”。熊复并没有将汪东兴的指示传达给任何人,包括副总编方克、卢振川。(见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对于身为党刊的《红旗》杂志的冷漠态度,外界意见极大。有人说,《实践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都转发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红旗》。海外也有人猜测,这是高层权斗的征兆。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访华时,邓小平不得不为此解释。过去,人们把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文章视为荣耀,而此时,编辑们连约稿都有些困难了,杂志订数骤降200万份。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但没有人能想出“突围”的办法。

父亲方克大约是1978年7月到《红旗》工作的,任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据他自己回忆,他很快便想出了两条主意:一是自己动手写一篇文章,以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的名义,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样既可免除“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责,也可摆脱政治上的被动,突破僵局;二是籍着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机会,请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

历史已证明,这两件事引起了非同凡响的结果。

经熊复和编委同意,两件事分别于当年7月底和8月中旬展开。向谭震林约稿,是8月17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布置文艺组负责人雷声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借调到杂志社的张炯、陈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谭欣然同意,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随后,三位编辑按照谭震林的意思,走访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张炯为主,写出了初稿。谭看后,略作了增补。

但谭的稿子,在熊复那里没有通过。熊复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三位编辑拉上了约稿倡议人方克,一同前往谭府。

不出所料,“谭老板”果然火了,但怒火并未扰乱他的思维,他说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

“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

方克当场向谭老板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谭没有反对,事情就此闹到了中央。
 
五位常委:华、叶、邓、李、汪先后批示

《红旗》的报告送上去了,“大树已倒”的汪东兴不敢得罪谭震林。“二月逆流”中谭老板“大闹怀仁堂”的故事人人皆知,加之当时党内已出现“讨汪”呼声,且来势甚猛。所以汪阅后即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即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几个人的批示颇有意思:华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开始时批示说:“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邓则动了真格,批下了那段著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得知邓的批示后,李又作了重新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邓的批示下达《红旗》的时间,是11月23日。这样,经过3个月的来回拉锯终于有了结果:谭震林的文章,在《红旗》1978年12月号刊出了。

此事直接引发了《红旗》社内的“批熊”浪潮。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的墙上。有一位副总编还领衔签名“倒熊”……

这中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插曲,谭老板发火时,讲了一些类似“《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话,加上邓小平的批示,这可把《人民日报》的人给乐坏了!《人民日报》当时在胡绩伟、王若水的主持下,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坚力量。他们还试图通过关系,向《红旗》的编辑“活动”这篇稿子,说是要落实领导的指示。但自我解放了的《红旗》编辑,又变得很矜持了,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约不来这样有分量的文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后,华国锋、汪东兴的政治前途进入了倒计时。在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为“两个凡是”作了检讨。如果《红旗》不“闹事”,只要等几个月,自然也会被解放。但被别人解放和自己解放自己是不一样的。1978年的思想理论界人士、文艺界人士、新闻界人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与《红旗》杂志这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中国青年报》复刊号事件(指汪东兴扣发1978年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也是局部战斗的一个案例。正是这些不断的局部突破,终于迎来了全面的思想解放。

就谭文的执笔者问题,我曾问过我父亲方克,他认为是谭震林自己写的。《谭震林传》中,写到这一段时,没有详写这么大一篇文章是怎么出炉的,而只谈了谭的指导思想,还引用了两段文字。我认为,那两段很有气势的文字应系谭震林所写,而且是画龙点睛之笔。这足以证明谭是此文灵魂的赋予者。但是,在这本传记的附录部分,没有收入这篇重要文章,足以说明,为谭编写传记的人对此文的版权有清晰的认识。
 
《重温〈实践论〉》六易其稿,最终胎死腹中

我第一次看到为《重温〈实践论〉》说话的文章,是郑仲兵先生的《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其中说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后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我把网上有关文章中涉及父亲的文字拿给他看。我以为他会发脾气,或者心情郁闷。出乎意料的是,父亲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咯咯笑。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你看到哪里了?有什么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统统塞给了我,只是长长地感叹了一句:“你这都是哪里来的嘛?”

这一次,他终于打破“亘古的沉默”,提起他的拐棍,开始指挥我:“找原稿,只有原稿能说明问题。”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柜子、资料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最后竟“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发现暖气罩上垫药盒子的一摞颜色发黄的大纸似曾相识,便指点我看。一看,果然就是该文的初稿(共41页)、三稿(送中央常委送审稿,40页)、六稿(定稿,22页)。其中放置在上面的第三稿损坏最严重,稍稍一碰,便纸屑纷飞……

因为有郑先生文章中的那句话先入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而父亲则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第六稿。

看初稿,第一眼就很说明问题:该稿落款是9月11日,说明从7月下旬开始准备到初稿出炉,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23000字的文章用手写,效率算是颇高了,也可见参加讨论之心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原标题竟然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

接下来,文章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现象,其中说到“动不动就抓住某个‘本本’上的片言只语,去反对许多重大是非问题的澄清”等等。

当然,今天看来,此文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检验作用,大量地引用了马恩列斯毛语录,这是父亲知识结构和论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党的理论工作者普遍的政治局限性。他们中即使思想最解放的人,也要讲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不是用列宁反对斯大林、用马克思反对列宁,就是用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或者用恩格斯批评马克思……

这篇文章,是准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它也是集体劳动和集体思考的成果。我曾设问,为什么约谭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组出面?当时哲史组的人都干什么去了呢?原来,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准备这篇理论文章了。据哲史组的负责人牛欣芳回忆,此文改到第三稿,也就是送中央审查那一稿,才将原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的。这显然是汪东兴的意见在起作用。

知情者披露,汪东兴最早是不同意写此文的,后来看到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1)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真理标准;(2)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

正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到第6稿的时候,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就都删掉了,41页的文章只剩下22页。(务虚会开后,熊复在检讨中承认,“重温”后半部分遭到务虚会参加者严厉批判的两大内容:批判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都是他授意并提供的材料)

所以,父亲固执地认为:“明明是越改越好了嘛,怎么说后来被改成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了呢?”这是历史的滑稽。

当然,这篇文章终未发出。据说是汪东兴最后拍的板——不发。

但外界并不了解《红旗》内部情况,父亲在为讨论此文而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遭到了猛烈攻击。我想,那时的父亲,好比一个从囚牢中苦苦挣扎着自我解放出来的人,刚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正要张开双臂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却被解放大军一鼓踏平了!
 
对于理论务虚会上给人“扣帽子”的风气,胡耀邦曾明确地表达了心里很不舒服。据郑仲兵先生回忆,胡曾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在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熊复始终安坐其位,这足以显示胡的宽仁。

在这整个事件中,最活跃的高层人物,其实是对理论并不感兴趣的邓小平——从理论务虚会召开前两个月就频频“打招呼”,到对谭文的处理,他招招都在进攻,最后提出以“四项基本原则”平息争论,充分显示出一位政治家对历史战机的把握能力。

我并不认为父亲是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人,他执笔的部分也有不少缺点,譬如把别人说成“说三道四的批评家”,就不是一种平等讨论的态度。

30年过去,如果说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什么教训的话,我认为,那就是人们得势时,不懂得“宽容”;在历史的最佳时期来临时,不能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规则;在需要建立法治秩序时,却强化着人治的要素;而当机遇稍纵即逝后,只能做徒劳的呼吁……

2008年9月12日 于北京家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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