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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高级干部”金岳霖

“高级干部”金岳霖

--作者:岳南

1949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几个月后,老金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版的译定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老金的心一放下,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金岳霖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金老不服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

1956年9月29日,老金在申请加入中共的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他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教授吃饭。他对老金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刘培育《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10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辣椒品尝。对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每向人言及,神情中总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

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旧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他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1960年9月29日,中科院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他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感动得老金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作者按:一年半前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有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正是老金没有理解,或者说不能理解,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在席间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

回到家中,老金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三轮车夫,每天上午他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儿,如此这般风雨无阻地转了两年。笔者在采访清华一些老教授时知道老金的这一轶事,并了解到毛闻知此事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他竟放到了心上,也真是愚得可以。”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好友林徽因早已去世,梁思成也已去世两年,老金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处所同住。梁从诫一家视老金为亲父,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子,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80年11月,老金因肺炎住进首都医院,此时他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却弄了笑话。老金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又说: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再也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1984年10月19日,老金在北京寓所逝世,终年89岁。

(作者系纪实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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