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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1978:我和我的一家

1978:我和我的一家

--作者:杜光

对全国人民来说,1978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形势大好的一年。这一年里,我和我的一家也经历了充满希望的期待和大好形势的喜悦,实现了全家生活的大转折、大变化。
 
二十年右派生涯

1958年我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六月间被下放到山西太谷农村劳动。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只劳动半天;我们是劳动改造,全天和农民一起劳动。1959年秋,中央党校恢复招生,被划为右派的32名教职工,包括我在内有12人被带回党校,到校办的水泥厂、稻田、猪场、林场劳动。从1959年到1961年的国庆节,这些人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后,到学校事务管理处当秘书,做些文书处理工作。

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林枫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他一来就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杨原是中央党校校长,1959年被批判后降为副校长)。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留在党校工作也成为杨献珍的罪状,说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需要清理。于是,我们和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有问题的干部成了被处理的对象,原则上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偶然的机缘没被送回温岭县,留在了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则被杭州第七中学收容,起初在食堂当管理员,一个多月后因“政治不可靠”被转到总务处打杂。

“文革”开始后,我因系“五类分子”,被红卫兵揪出来戴高帽、挂纸牌、扫地、游斗,后又关进隔离室。1968年底工宣队进校后得到解放,让我“发挥所长”,刻了两年钢板蜡纸。1970年学校建立“学农基地”,办了个小农场,需要有一个人常驻,但因农场地处远郊,离城四五十里,教职工都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在那里一干就是八年。
 
1977:看到了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未来满怀喜悦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一家今后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右派问题能不能得到平反,却不明朗。1977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看到了希望:一是恢复高考,我的两个孩子前景光明了起来;二是《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提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我从中读出了我的问题有可能解决的一线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儿子生于1954年,女儿生于1956年。儿子1970年初中毕业后被动员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当了林业工人,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进了附近茶厂劳动。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国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写信给儿子,叫他抽时间好好补习。同时,决心让女儿辞掉工作,集中时间补习功课。我妻子有些犹豫,感到进茶厂时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现在辞了,如果考不取,再想进去就难了。邻居们也不以为然。但我下了决心,还是让女儿辞工进了考场。
 
1978:三个愿望全实现

1977年就在惶惶不安、苦苦等待中过去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对妻子和女儿说:“今年可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个转变表现在三件事上:两个孩子考取大学,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实现一件,就是形势小好;实现两件是形势中好;如果三件都实现了,那就是形势大好了。”如果三件都实现不了呢?我没有朝那方面想,我心里满怀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实现。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妻子和儿女都跟着倒霉,被人们看不起。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长久持续下去。1978年,也许就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

过了几天,我们所在的通江街道贴出大红喜报,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学的名单,女儿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兴又激动:我们的第一件好事实现了。录取女儿的学校是浙江丝绸工学院。二三月间,我把她送到学校。在公共汽车上,我想,这不仅是送她上学,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为父亲,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那容光焕发却依然十分腼腆的模样。

儿子来信,说他没有被录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年内还有一次机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觉得他留在林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补习,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请假回杭州,全力投入补习。但没有充足的理由,只说准备高考,林区是不会准假的。我主张发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归”,林区总不会不准假吧。妻子不大赞成,认为这样不好。我说:这样做虽然私德有亏,但和儿子一辈子的命运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果断地发出了这份说假话的电报。

儿子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习后,回黑龙江报考,最后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录取。我始终为那份说假话的电报感到惭愧,但并不懊悔。我只能用这种不正常的办法,来创造儿子上大学的机会。

相对于儿女的上学,我的平反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囿于对传统的理解,我认为这类事必然要经过申请、调查、考察、审核等繁琐的程序,可能还有百分比、控制数这类的限制,必须争取主动。于是,我写了申请平反的书面材料,基本内容是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平反。接着是向七中领导请假。七中支部书记叫王宝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并预祝我成功。

当我在六七月间来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学校已在着手为右派平反了。本来有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主要解决“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右派平反问题提出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文彬(这时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转到中央工作上)让“落办”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他们拒绝接受。冯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简称“落二办”。我到“落二办”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被安排住在当年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一个大办公室里,那里已经住了好几位要求平反的同志。我与妻子旧同事的丈夫——当时是国防大学教员谈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问题,他鼓励我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认为我必然会作出贡献。

除了看望岳母和几位老同学外,我还到北京医院看望了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侯维煜。我从1949年起给他当了5年秘书。他当年是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二书记,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主要管教学,其他工作都是侯维煜在抓。党校普通班、新闻班(学员都是司局地厅级干部)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侯维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吸收十来个研究班学员(都是省部级干部),这固然有加强领导的因素,但据我体察,实际上还有分担责任的成分。最后,在这两个班的992名学员中,打出了29个右派分子,占总数的2.93%。反右基本结束后,他就心脏病发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各地和中央机关把它们的优秀干部送到这里来学习,我们却把这么多人打成右派,今后怎么向它们交代呢?”“文革”中,杨献珍和侯维煜二人被打成“杨侯反党集团”,受尽折磨。我去看望侯维煜时,他刚从安徽流放地回来不久,原来丰满而精神弈弈的脸显得清瘦、苍白,只有两眼还炯炯发光。他见到我很高兴,说起反右,他说这是面对国内外危机作出的错误的政策选择。他认为大多数右派都是应该平反的,还说:“我看你是肯定会平反的,已经过去的时间是无法找补了,还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10多天,“落二办”的同志劝我先回杭州,听候好消息。我回到杭州,焦急地熬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年终时我给“落二办”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志说:“党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们正在起草书面的决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们手上。”这是我在1978年底听到的佳音,也是期待、渴望了21年的佳音。1978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全部希望。感谢你啊,1978!

进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关于改正我的右派问题的正式决定,还有为了消除影响而发给有关单位的信函。

苦难结束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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