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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上)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上)                     

                     ——蒋介石日记解密系列

作者:杨天石

孔祥熙等贪污美金公债券逾千万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以下简称美券)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孔祥熙致蒋介石函,台北国史馆藏)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仍可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千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据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处秘书、后任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称:“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景琨)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见《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4),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被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 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央行发行美金公债舞弊案件,1945年4月,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霭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陈赓雅、傅斯年向参政会联名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握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会,陈赓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写成提案,题为《请政府彻查三十一年度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大舞弊嫌疑案》,该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二十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7月10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到参政会报告。此前,参政员傅斯年也多次听到该局美金公债的舞弊情况,即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口头质询。他说:“中央银行国库局同人分购成都没卖完的两百多万美金公债,因为分赃不均,便向主管当局告发,已经在查了。这比黄金透漏消息还要严重,因为国库局事先呈请该行核准了‘可’字。”他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子冈《疲劳的参政会》,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1日)

会后,陈赓雅向傅出示所拟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数字,又有证据。傅为之大惊,立即签名联署。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几位参政员的支持,签名者共9人。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6年编印,第183~184页)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傅斯年等提案》,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7日)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7月20日下午5时,国民参政会闭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压轴戏”。他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副秘书长雷震在会上宣读,内容有三点:“1.国库局舞弊证据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团。2.请法院提出公诉,傅自愿为证人,并已得提供证据之友人之同意,愿同为证人。3.傅愿绝对负法律责任,如无其事,亦愿受反坐之罪。”(高集《参政会闭幕日速写》,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21日)傅斯年的书面报告使全场激动、兴奋。傅的好友罗家伦为傅捏了一把汗,会后问他说话何以如此肯定。傅称:“我若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

(待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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