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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老北大给我上的民主课

老北大给我上的民主课

--作者:陶世龙

我心中的北大,始终是那以沙滩、红楼、民主广场为中心的北大,我把她叫做老北大。那时北大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还有研究所和不少附属单位散布北平城内外,没有一个封闭独处的宁静的校园,而是渗透在社会之中。1948年我入北大时,并没觉得大学生有什么优越感,而是充满着对这个民族的忧虑。
 
1948年,我选择了北大
 
1948年初夏,我从四川成都的石室中学毕业,只身到了上海考大学,最先考的是北大。浙大名声也好,我对地理有兴趣,还爱好历史,而史地系是浙大的特长,因此一定得考。北大的榜最先出来,一看有自己,别的考不上也无所谓了。接着浙大也录取了,两家的入学通知书差不多同时寄到,究竟如何选择?家里意见不统一,就我自己来说,当学者兴趣并不那么大,而听说北大讲民主自由,倒是很向往。有这个因素,我选择北大就成为必然。
 
自己的事自己管,走什么路自己选
 
由于和家里磋商延误了时间,我到校比一般学生晚了几天。来晚了,住的也差了。特别我住的那间屋,有二三十人。那时的北大学生都是自己管自己,学校行政是不管你怎样生活与学习的。课程表公布出来,自己找教室上课,老师从不点名,真有点“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味道。不过师生之间是很密切的,没过几天,高班的老乡谭振民找我去了他宿舍几次,有时还有中学女生来找他议论时事。他后来建议我参加高班同学冯钟广组织的学习中国通史的读书小组,这时我已看出冯是那种左倾的学生,不会仅仅是学习中国通史,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这时我已不信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果然,除了学中国通史,每次都讨论时事,当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国的前途自然是关注的焦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都深信国民党败局已定,不过对未来仍心存疑虑。别人都比我相信共产党,劝我多找些有关的书来看。短时间内,我真读了不少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通读了;还有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以及其他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小册子,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地下印刷的介绍一个大学生在解放区见闻的《大江流日夜》,以及与青年谈心的《方生未死之间》,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历史本来就比较熟悉,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后,对阶级斗争是否就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还有怀疑,但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最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把中国带入民主自由富强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北平开始围城,家中竭尽所能汇来一大笔钱要我买飞机票回去时,我决心留下。当时在北大上学的,绝大部分的家庭出身都和我相似,有些同学的父母在官场的地位还十分显赫,可这些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共产党,像组织我们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冯钟广就是当时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冯景兰教授的长子。后来我认识的汤用彤的公子汤一介和邓广铭先生的长女邓可因都比我更倾向共产党。

我是从理性上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纲领,而不是简单地从共产党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而拥护它的。但这在后来渐渐不大为人理解,他们怀疑,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本来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或者认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机那么高尚,正因为你投身革命不是为个人,所以容易动摇,不像农民是为了二亩地,工人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所以他们最坚决。乍一听,我也觉得人家讲得有道理,但经过几十年风雨,走过曲折道路,我渐渐认识到,其实经过自己理性思考确定的人生道路,走起来才是最坚定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直选学生自治会,学习民主第一课
 
我入学不久就赶上了学生自治会换届选举,候选人由各系学生自治会推出,然后经全体北大学生直接选举。不了解外系的候选人不要紧,各候选人都有人为他助选,出大字报、发传单,介绍他的情况和当选后的许诺。

自己给自己作主,这是我在北大感受到的民主的真谛。一直到1951年5月我调离北大,这种直接选举的传统一直保持着。不仅班级等基层是直接选举,北大团委也是开全校团员大会选出的。1950年秋季开学后团委换届,虽然候选人有上届团委的推荐,但在投票前,仍有团员面对面提出询问与批评,推荐人和候选人也当即回答,对批评得对的表态接受,有不了解的地方当场解释。我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北大团委委员的,得票率70%左右,团委书记张群玉最受欢迎,几乎全票当选。
 
看墙报
 
出墙报和开会时向主席台递条子,是北大人表达自己意见经常采用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墙报在北大的民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与民主广场西侧有一道矮墙有关,因为它正好位于从饭厅出来到图书馆、教室和灰楼女生宿舍的必经之地,墙报贴在这里,同学们饭前饭后常在这里驻足,效果特好。因为这堵墙是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所以被命名为民主墙。别看这短短的一堵墙,上面贴出的不过是同学们手写的大字报,但影响却可以超过国民党官办的大报,因为同学们说的是自己的话,而且反映了众多平民百姓的心声。国民党当局也指挥一些人办起一些墙报,但贪污腐败专制独裁的现实,使他们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败下阵来。从这里我深深感到,自己有理就不怕民主。1946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以“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为标题的社论,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随即又说:“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这也正是当时北大同学的追求。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大实行了民主管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继续热闹了好久,不过发表批评意见的少了,起宣传教育作用的多了。但民主监督的作用仍有表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对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批评。墙报上揭露的主要是他作风上的问题,这自然有损北大的声誉。此后不久,他调走了,学生自治会就换了主席。
 
递条子
 
递条子也是北大民主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北大时,经常有名人来校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参加。像1949年春天,郭沫若和侯外庐从香港经大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刚到就来北大作报告。郭沫若说青年是人类的春天,到了北大,他沐浴在春天的海洋里了,讲得很激动,兴起时一挥手,将面前的茶杯挥到了地上,这热烈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陈毅、陈绍禹(王明)、萧华、荣高棠等来作报告也都在民主广场。陈老总讲时,是在民主广场中间搭的讲台,四川腔我听起来好懂,他的讲话很风趣,广场上不时发出笑声;茅盾也来过一次,但他的口音实在不好懂,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听报告时,最有意思的事是向主席台递条子。有时条子中提出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印象最深的是李立三来讲演那次,主题是中苏关系。时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条子中提出:苏联为什么占据旅大?为什么搬走东北的工厂设备?新疆中苏合营的有色金属公司苏联的股份为何要过半?还有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问题,还问到了对立三路线现在怎么认识。面对这些难题,李立三一一回答:苏联不占旅大,蒋介石早占去了;苏联占着解放区还能有个通向外面的窗口。但马上就有条子递上去,问:那么现在该还了吧。回答:现在还有美帝、苏联在那里是替我们看大门。苏军为什么把机器搬走?答案相似,他不搬就是蒋介石的了。同样有条子追问:现在为什么不还?回答是:那些设备已旧。他们会用更新更好的设备援助我们。李立三承认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解释为那时战争已打了几年,苏军伤亡很大,到东北的军队有许多新兵,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这些问题苏方已作了严肃处理,还枪毙过罪犯呢。对立三路线没有多说,慨叹一声:那时年轻嘛。李立三对递上去的条子的回答,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能使同学们完全满意,但感到他态度是诚恳的,因此,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递条子也不光是提问题,还有对讲演人表示鼓励、希望和发表感想的,碰到这样的条子,主持人常选择一些宣读,顿时会场活跃起来,台上台下融成一片。

我在北大实际上不到三年,但这段时间对我人生观的确立和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老北大的民主教育使我懂得,民主就是要自己作自己的主。
 
(作者系老北大校友、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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