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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萧军的“毛泽东情结”

萧军的“毛泽东情结”
 
--作者:盛禹九
 
1976年10 月1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作家萧军写了两首诗:

毛泽东主席逝世有感

万众同悲陨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
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坂事寻常。
 
这是流行于当时的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体,不论发自肺腑还是应景违心,一些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使中华文化备受摧残、国家经济濒临危境,何来“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
 
桀骜不驯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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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作者萧军,是一位桀骜不驯、刚烈耿直的东北汉子。能将他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42年10月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

那一次,萧军在大会上公开为王实味鸣不平,引发了他和7位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艾青、陈学昭)的一场车轮大辩论。萧军一人“舌战群儒”,从晚上8时到凌晨2时,两千余参会者无一人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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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会场上最后一段对话:

经过大会主席吴玉章的周旋,萧军气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丁玲也站起来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没有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这个朋友没关系。”

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说罢,用手势重重地顿了三下,怒冲冲拂袖而去。(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多么直率、硬朗的汉子啊!
 
“入土”30年不见天日

然而,倔强的性格却给萧军带来了坎坷的命运。

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因一篇文章提到“各色帝国主义”,和另一篇小品文中涉及一个俄国老太婆和三个女孩子的一场小闹剧,受到刘芝明主编的《生活报》连篇累牍的批判,随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萧军被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从此打入另册,“入土”30年不见天日。

1957年反右运动中,经毛泽东点名,萧军、丁玲、艾青等人受到“再批判”。原来,萧军在延安曾写《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间的“说服、教育、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1942年4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15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文革”中,萧军又成了“牛鬼蛇神”,遭受批斗、抄家、关押。1966年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在北京文庙遭红卫兵凌辱和轮番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皮肉里。老舍被打的第二天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后昏死过去,幸亏火葬场工人发现他尚有口气儿,给拉了回来。
 
“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

笔者有幸和萧军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文革”结束后1982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作为一个编辑和记者,我出于对“有民族气节的”老战士的景仰,访问了这位老人。此时的萧军已恢复名誉,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这个被掩埋30年的“出土文物”又重见天日,成为“红人”。那些日子,他忙于参加各种活动,接受报刊采访,应酬不断……

在饱经沧桑风雨,心情和生活得到安定之后,萧军晚年的性格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桀骜不驯,而是谦和尔雅。这一年,他写文章反思自己“渺小”,想“狠下决心自己动手割掉”“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狰狞岁月伤害了这位老人的心灵,消磨了他的锐气。交谈中我几次试图了解有关他过去的某些细节,都被托词回避开来。萧军不愿回顾那些令人心悸的前尘往事,谈得较多的是他平反后舒畅的心境和生活。“我一生的最大希望,是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老百姓的翻身。今天,这些目标都已经-得到实现。我感到高兴!”他坐在沙发上,带着东北口音,满面笑容地对我说。

当谈到“文革”为什么发展成一场浩劫时,萧军说了两句话:“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萧军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人们都十分清楚,“文革”这本“经”本来就是“歪”的,身受其害的萧军为什么要为“始作俑者”开脱责任?
 
萧军多次袒护王实味却未受“株连”

心理学中有“第一印象效应”,说的是人际交往,第一次印象非常重要,往往形成对某个人的基本看法。

萧军曾于1938年和1940年两度去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为萧军设宴洗尘,亲自登门拜访,两人多次促膝交谈,书信往来不断。毛写信给萧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和你谈得来。”并建议萧军加入共产党。有一次,萧军因看不惯延安的某些现象和人际关系,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去附近的乡下务农,毛泽东叫秘书胡乔木把萧军请了回来。毛内心看不起知识分子,对萧则情有独钟。特别是萧军曾多次袒护王实味,但并未受“株连”,萧自此对毛感戴不已。
  
萧军的《延安日记》里记载着对毛泽东的一些印象:

“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是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即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毛泽东讲演如何反对党八股的问题……他很精彩和很恳切地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叫……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

“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的思想家……权威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只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他所影响,走出这影响……”(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萧军看到了毛泽东的魅力,也看到了毛的某些“本质”。但对这一切,萧军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作进一步的探究。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给萧军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萧从此对毛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视毛为“大星”,终身服膺,即使沦为“阶下囚”也无怨无悔……
 
“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

萧军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一直把毛引为鲁迅的同道。萧军一生崇拜恩师鲁迅。在延安,毛泽东多次讲话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华民族最正确的方向”。延安建立了“鲁迅图书馆”,成立“鲁迅研究会”,萧军担任主任干事。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他常说:“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他写给儿子萧燕和女儿小滨的诗中说:“思想精神毛鲁路,登山应向最高峰。”

萧军把毛泽东和自己比喻为与鲁迅一脉相通的“兄弟”,并勉励自己的孩子走“毛鲁路”。实际上,毛鲁两人的“思想精神”真的相通吗?毛泽东当年颂扬鲁迅,对萧军“谦恭下士”,与政治上的需要有没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和罗稷南的那次对话——毛说,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萧军的女儿萧耘说:“父亲是一个不计旧怨的人。”鲁迅则相反,对他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 萧军生前若看到毛罗对话,会作何感想?
 
“老钟”为何突然“不鸣”

1977年,步入“古稀”的萧军写了一首《古钟》小诗:

不叩不鸣一老钟,秃柯古寺自凌空。
沧桑风雨行经惯,应是无声胜有声。

这是萧军在北京东坝河村居时“所见所感”之作,写的是“古钟”,实乃“自况”。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这位饱经“沧桑风雨”的“秃柯”老人犹是戴罪之身,在偏僻乡村里,像“古寺老钟”一样,被“凌空”挂着,“不叩不鸣”,等待时局变化。这首诗反映了萧军当时“静观待变”的心境。

3年后(1980年),情况大变。萧军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参加活动,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公开讲话,他又“有声”了。

多年以前,萧军就有自传体《我的生涯》的创作计划,1947年写了“自序”,并完成了《我的童年》部分的写作;之后由于受到政治的冲击而“搁浅”。恢复名誉后,他应各报刊之请,又陆续发表了《忆长春》、《哈尔滨之歌》、《青岛怀踪录》等回忆录。人们希望萧军把回忆录写下去。然而,萧军却郑重宣布:“我不写了!”任谁也劝不动。

这座“老钟”突然“不鸣”了,究竟为什么?萧军对他的子女作过这样的解释: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留在心里,总是个负担。更何况我这近八十年的生活,快乐的事不太多,痛苦的事却不少!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伤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确实是血淋淋的现实啊!如果说,他(或许是她)当年曾经昧心地、违心地亏待过我,伤害过我,而他们的子子孙孙却没有伤害过我啊……

萧军不愿意“揭已经长好的伤疤”,而且顾忌到怕伤害“伤害过我的他们的子子孙孙”,这种豁达和仁爱的情怀令人心动。然而,仔细一想,除了上述理由外,萧军续写回忆录也有他的难处:能写的都写过了,该续写的是1948年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的30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30年。其间,不仅萧军,其他许多鲁门弟子(如胡风、冯雪峰、徐懋庸等)以及大多数文化人,都一个个被整肃了,“血雨腥风”,“斯文扫地”。萧军怎么书写这一段历史?是掩饰呢,还是暴露?是批判呢,还是歌颂?他无法解答这个难题,只能干脆避开不写——“应是无声胜有声”。

记得20世纪30年代,萧军在鲁迅身边时,曾和萧红、叶紫三人一起创建过“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鲁迅先生为“奴隶社”这个名称叫好,说“奴隶”比“奴才”好,奴隶有反抗性,奴才则是顺从的。那时的萧军,可以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50年后,萧军从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1980年代,“两个凡是”已被批判,此时的萧军,却在“涕泪抛将读大经”,惦念着“白璧青蝇玷莫伤” ……他摆脱不了思想上的重重阴影,冲不破四周的禁锢藩篱,也就无法续写属于他自己的那段重要历史。这是萧军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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