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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征:耀邦叔叔与我的父亲吴自立

耀邦叔叔与我的父亲吴自立
 
--作者:吴东征
 
党内有名的“梁山好汉”

2007年10月中,我正在外出差,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网上有篇写胡耀邦叔叔的文章,写到我父亲与我。我上网看了一下,应当说基本属实,但在一些细节和个别问题上有些出入。这也是难免的,一则事情过去了35年;二则我父亲本身故事很多,也常被人误会。父亲有些事、有些话,至今还在流传,有些还见诸文字上了书,但这些传闻并不都那么准确。

父亲吴自立1917年投身行伍,参加了1924~1926年的北伐;1928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1929年任红军团长,长征时期任设营司令,实则设营队长;土地革命后期,已是军职干部。

综观父亲的一生,有几个特点:一是出身贫寒,做过木工、船工,投身行伍后曾在湘军、桂军、滇军从军,为寻出路不断探索,不断碰壁、失望,但在加入共产党和红军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也无论遭受何种挫折和打击;二是革命早期职务已很高,较长时期在红军统帅部任职、工作,曾与党中央主要领导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有过“亲密接触”,但他是一个颇不会做“官”的人,官似乎越做越小;三是资历老,许多著名战将如杨勇、王平、苏振华、张震、邱创成、文年生等都是他的老部下;四是父亲性格耿直,脾气暴烈,好打抱不平,他很像是党内的“梁山好汉”,时常为工作的事、为别人的事“放炮”、鸣不平。所谓“为彭德怀翻案”也好,《怒潮》也好,《平江革命斗争史》也好,应当说都是别人的事,与他本人并无直接关系。当时父亲在党内是很出名的,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爱“放炮”的平江佬。

父亲是一个家乡观念极重的人。建国后,在父亲的一再要求下,他回到家乡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他因支持重新撰写《平江革命斗争史》(俗称《平史》)以及编写、拍摄《怒潮》电影而于1964年被打成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分子”(这不仅是一桩冤案,也是党内一桩奇案)。“文革”中,父亲惨遭迫害,被拉到全国数个省市批斗,我到北京时父亲仍在被“监护”中,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生活待遇与囚犯相差无几。

1972年5月,我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为父亲平反的事四处奔波。颇费周折后,得到父亲在囹圄中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我想,最好能见到周总理、叶帅等人,至少把信转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手中。

到北京后,我深感在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中,要达到目的很艰难。我们这些“黑帮”子女要见在位的中央领导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与父亲相熟相知的老同志大多境遇不好。正在这时,我却意外地见到了耀邦叔叔。我更没有想到,与父亲私交并不太好的耀邦叔叔却为父亲的平反帮了大忙。
 
父亲曾把耀邦叔叔骂得“狗血喷头”

那是我到北京的第三天,找到了中学同学贝璐瑛,她带我去宋一平叔叔家。宋一平叔叔建国后是团中央的领导,曾与胡耀邦共事多年。热心的宋叔叔听了我父亲的情况后,问我:“你爸爸跟耀邦同志很熟吧?”我正犹豫着怎么回答,他接着就说:“我带你们去耀邦同志那里!”

说实在的,当时要我去见耀邦叔叔,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知道耀邦叔叔虽然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但他的问题还“挂着”。而且我知道耀邦叔叔与父亲的私交并不算好,在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是一件在党内、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人人皆知的事。

晚饭后,在宋一平叔叔的热心引领下,我和贝璐瑛走进了富强胡同一座陈旧的四合院——耀邦叔叔的家。在这之前,我仅见过耀邦叔叔一次。那是1962年,他由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代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在长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他,说不清为什么,那时我对耀邦叔叔的印象就特别深,也许因为他的个子小,也许因为他特别活跃,也许是因为他那独有的气质和魅力。

那天见到耀邦叔叔,再次给了我深刻印象:他面对着门坐在一张藤椅上,且手舞足蹈地比划,与客人说着什么。尚未进门,宋叔叔大声地说“耀邦同志我帮你带来两个小客人”,接着介绍我们:“这位是吴自立同志的孩子吴东征”,   “这位是龙潜同志的孩子贝璐瑛”。耀邦叔叔从藤椅中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问道:“自立同志还好吧!”

落座后,我打量一下这间屋子,大概也就10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几把椅子。我们进屋前已有两三人在此,于是我就坐在床上。耀邦叔叔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介绍了我父亲的许多情况和轶事:打仗勇敢、立过很多战功、老资格等。

说着说着,耀邦叔叔突然问我:“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你爸爸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知道吗?”我颇有些尴尬地回答:“知道。”声音很轻。耀邦叔叔接着说:“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骂起人来,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这种直爽坦诚,使我油然而生敬意。那确实是一件让耀邦叔叔难堪的事。大约是1941年左右,我父亲任军委经济建设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准备颁发一次红军纪念章(当年红军的概念与现在红军的概念是不同的。那时红军专指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红军作战部队,并一直在红军中工作的人)。拟授纪念章的名单发下来后,我父亲很有意见,他说:“有些是红军的,名单上没有,不是红军的,名单上却有。”在一次高级干部大会上,我父亲向耀邦叔叔放了一“炮”:“是红军的不管人家是伙夫,还是马夫,你都要发给人家;不是红军的,职务再高也不能发。”父亲还说了一句至今仍在流传的话:“如果是这样,你们发给我这个牌牌,我就把它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当时耀邦叔叔刚任总政组织部部长,才二十五六岁,是延安最年轻的高级干部。说到冲动处,父亲对于新任的“娃娃”组织部部长说了另一句颇为有名且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名言”:“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开裆裤呢!”我不知道耀邦叔叔当时有何感受,也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收场,但父亲后来在回忆时抱有歉意,认为当时太冲动了,那句话有些伤人。

这里我想补充的是,父亲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被张冠李戴成1955年授衔时,父亲说如果授他少将,他就将少将牌牌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这个误传在1964年成为父亲对党不满,甚至成为为彭德怀翻案的罪证。

在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30年中,我觉得父亲对职务、官位并不太看重。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主动让官、拒官的事太多了。红军时期就流传着一句话:“吴自立丫丫误,团长不当当团副”。授衔时我已记事,在我印象中父亲有那么两三天情绪不高,随后他释怀了:“什么芝麻酱(将)、辣椒酱(将),想想那些牺牲的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是万幸了。”
 
耀邦叔叔怒不可遏:“简直是法西斯!法西斯!”

那一晚,在耀邦叔叔家我未多说话,更多的是在听、在分析、在判断,以决定我下一步的做法。我觉得耀邦叔叔在许多地方像我父亲,他的神态、他的语气、“狗血喷头”的用词,可看出他为人质朴、敢讲真话、不摆架子。虽然我不知道耀邦叔叔能否帮上忙、肯不肯帮忙,但我感觉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托付的父辈。

第二天一早,我又独自去了耀邦叔叔家,那个历经风雨侵蚀的富强胡同四合院静悄悄的,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抚摸着这里的破墙陋室。屋子里只有耀邦叔叔一个人,他正静静地伏案读书,我记得是一本线装书。耀邦叔见我进来,热情地招呼我就座。这时,我才拿出父亲给主席的亲笔信,并讲了父亲这些年的情况。

1967年8月初,我父亲作为彭德怀“死党”、“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分子”,被北京军队造反派扣留。彭德怀专案组是中央专案组中最大的一个,办案对象除彭德怀、我父亲外,还有黄克诚、张闻天、谭政、苏振华、洪学智、李锐、浦安修等,共17人。当时我父亲与彭德怀等关在一起,大小会同开或单独批斗三十余场,而后到广州部队系统批斗数十场,又到湖南各个城市进行游斗。我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当时耀邦叔叔还不到60岁),他的肋骨被打断6根,一只眼瞎了。毒打并非都在批斗中,在关押地,专案人员、监护人员也参与毒打……

耀邦叔叔专注地听着,突然怒不可遏,情不自禁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简直是法西斯!法西斯!”停顿了片刻,耀邦叔叔对我说:“我就鼓励娃娃们造反!”又说:“你给主席、总理写信!虽然我现是无职、无权、无工作、无车子,现在我是见不到主席和总理,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信转到主席和总理手中。”

那天就在耀邦叔叔的书桌上,我起草了给主席、总理和叶帅的信。写好后,耀邦叔叔帮我改了一些地方,由我抄正,并把他的大儿子胡德平叫来,嘱咐他陪我一块去找人。耀邦叔叔跟我说:“你看到我现在住的情况,不能留你住了,但你到我这里吃饭,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话如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随后几天,我和德平两人为请人转交父亲的信件,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

之后,我就常去耀邦叔叔家,常在那里吃饭,也经常谈起一些事情。

我深知,耀邦叔叔愿意慷慨帮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非常不容易了。他自己的问题还“挂着”,再出来为彭德怀的“黑干将”说话,后果很难预料。据说,耀邦叔叔回到北京后从来没有为自己工作的事找过任何人。当时曾有人劝他,1960年代华国锋在湘潭地委给你当过副手,关系不是很好吗,你去找他,把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耀邦叔叔断然说:“我谁也不找!”但他为了给一位曾与自己有过节的老同志解决问题,找遍所有能找的人。

在这期间,我还找了其他一些老同志,希望能见到总理和叶帅。有一位与父亲关系甚笃的叔叔曾对我说,不要去耀邦同志那里。我没有问原因,但我知道“文革”中那些人很注意耀邦叔叔的家,称其为“黑帮子女的黑窝子”。但我依然常去那里。

在那段时间,我跟耀邦叔叔有较多的接触。我感觉耀邦叔叔的家像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那里不受“文革”的影响,没有世态炎凉,像家一样温暖。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一个坚定的、三十余年不曾改变的认识:就人品、人格魅力而言,在我几十年上上下下接触的那么多人中,耀邦叔叔是第一位的。

我在北京跑了一个月。临回湖南之前,曾劝我不要找耀邦叔叔的那位叔叔当面对我说:“你这次来北京,耀邦、向仲华等同志可帮了大忙,耀邦同志到处讲你爸爸好话,为你爸爸鼓与呼,不仅耀邦,叶帅、聂帅、徐帅也都讲你爸爸好话。”回湖南后,父亲的境况果然有了较大改善。

“吴自立同志在党内是出了名的!”耀邦叔叔曾多次对别人也对我讲过这句话。耀邦叔叔之所以说我父亲“出了名”,是指父亲得罪人太多,骂人太多,而这些“得罪”与“骂”又常常是为工作上的事或别人的事。毛主席曾对我父亲有个并不那么文雅的评价:“有话就讲,有屁就放。”
 
叶帅出面支持,父亲解除监护

1973年2月,我父亲被确诊为肺癌,由于他没有解除“监护”,在湖南不给治疗。为此,我再次来到北京,想办法把父亲转到北京治疗。到京后我再次到耀邦叔叔家,那天他不在,我跟德平说了大概情况,第二次去才见到耀邦叔叔。耀邦叔叔仍是那么坦诚直率,他对我们的要求和行动并不支持:“不一定都要来北京治病嘛!”我直言相告:“耀邦叔叔你误会了,并非我们认为湖南的医疗条件、水平不行,而是政治环境太差,在我父亲被确诊肺癌后,不仅对我父亲,对我们子女也封锁消息,不给我父亲任何抗癌治疗。”耀邦叔叔大为诧异,气愤地问:“还有这样的事?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的!”在耀邦叔叔的支持下,我们子女以父亲的名义起草了给叶剑英元帅的一封信,并通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达。2月20日,叶帅对我父亲的情况作了批示:“东兴同志:吴自立有困难,来信要求我们帮他解决,如何好?请酌。(老同志犯了错误,据说肋骨打断,眼瞎了一只,孩子无家,似应帮他们想个办法)。”  
                       
不到一个月,大约是1973年3月19日,湖南省有关部门通知我父亲解除监护,给予治病,并且重发军装、领章、帽徽。21日我父亲来到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在那两三天,有不少老同志来探望,父亲十分兴奋,七年的囹圄生活,终于重获自由,那种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进京后的第三天父亲突然偏瘫、失语、昏迷。医院诊断为脑血栓形成,下了病危通知书,所有子女到京。父亲度过病危期后,我与父亲日夜相伴,一直到1975年10月11日,父亲在赴会途中因车辆事故去世。

贝璐瑛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我父亲支持“湘江风雷”一事,并提及耀邦叔叔曾说过。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此事。因为我知道,“文革”中我父亲从未参加或支持任何群众组织,但在那个话语权被垄断的年代,中央“文革”及当时一些领导人曾多次点我父亲的名,说父亲是“湘江风雷”黑后台,这在当时成了无人能推翻的结论,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在此有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耀邦叔叔再度复出,先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期耀邦叔叔在党内威信大增,为了给父亲彻底平反,我又一次走进那个富强胡同的小院子。记得耀邦叔叔仔细听了我父亲治疗和去世的情况后,曾感慨地说:“你爸爸是一位老同志,你爸爸是一位好人!”然后沉思良久,对我说:“主席在1965年曾对彭老总说过,真理也许在你手里。现在证明真理在彭老总手里,彭老总是对的。现在中央正在准备解决彭德怀问题,彭德怀问题平反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所以你现在不用急,你父亲的问题肯定会解决的。”并在我们子女要求为父亲平反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彻底为彭德怀平反,恢复名誉。一年后,父亲也得到了彻底平反。每当想起这段坎坷经历,我们全家都由衷地感谢胡耀邦叔叔、叶剑英伯伯及所有为父亲平反做过事、说过话的父辈,并由衷地钦佩耀邦叔叔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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