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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磐石: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

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
 
--作者:丁磐石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在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多老学者都谈到我院当年所起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翌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任副院长。1978年2月20日至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两个估计”就是“四人帮”把新中国建立以来17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说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图篡改马克思主义,以顺利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为开好这个会,胡乔木指示说,揭批“四人帮”应该多下功夫,应该讲得深些。他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讲话,要在要害方面多提建议。

我于1978年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院写作组副组长,有幸参加这一盛会。座谈会由邓力群主持,除已任副院长的于光远外,还有将任副院长的周扬、许涤新等学术泰斗和知名学者。会议很隆重,发言热烈而深刻,我耳闻目睹,深受教育、鼓舞。事后新华社发了电讯,《人民日报》两次以整版篇幅摘登了多位到会名学者的发言,并发表了评论。在这里,我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我的回忆作些介绍,谈谈我的感受。
 
座谈会:学术名家炮轰林彪、“四人帮”
 
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便宣读了郭沫若的书面讲话,题目是“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郭老说:“开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郭老的这一书面讲话,鼓励了到会者大胆发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黎澍指出,“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都是用“两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戚本禹则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张春桥说得更露骨:“宁可全国都变成文盲。”1966年,“四人帮”还偷偷摸摸地撤销了我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样重要的理论研究机构,“文革”一来,陈伯达就指使关锋、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煽起打砸抢的歪风,大大损害了学部的名声。这表明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威力深感恐惧,必将这些理论文化机构加以破坏而后快。在哲学研究上很有成绩的中年学者邢贲思也在发言中揭露“四人帮”及其党羽公然禁止科研人员搞业务,致使许多课题的研究因此中断了10多年,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必然推行愚民政策、蒙蔽主义,扼杀文化教育、学术研究事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以“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为题发言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高等院校的语文教学因此遭到严重摧残,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课都被取消了。这样闹腾的结果是,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难于工作;教这些课的教师则被迫改行,有的去打杂或被下放,有的被勒令退休。

“四人帮”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造了种种“罪名”。文学名家冯至以“‘大’、‘洋’、‘古’是罪名吗?”为题说,“四人帮”给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加了不少罪状,有两大条是“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他们用这两条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否定了。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我们要问:“古”要不要研究,“大”是不是有罪?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往往被人厌弃。但是写一部以丰富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多卷本的大书,这种“大”不但没罪而且有功。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则沉重地指出,经济学界是陈伯达等下手最早、摧残最狠的领域。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我们经济所对此强烈地表示异议。于是就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怀恨在心。1964年,“四清”运动中,陈伯达全面否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我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说我个人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革”的风暴袭来,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更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经济研究所掀起烧书、卖书的恶浪,搞得人心惶惶,致使这个所瘫痪长达12年之久。

“文革”开始后不久,孙冶方就被捕入狱。他在1951年就查出患有肝部疾病,狱中的艰苦生活更使他的身体健康深受摧残,但他坚持科学真理,不屈不挠。为了那些还留在自己脑子里的学术观点能见天日,在7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先是以要写大的揭发材料为名,向监狱长要了好多张纸,以《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为总标题,写下洋洋三万言的科学论述。后来要不到纸张了,他就以默念的特殊方式,为他的经济学重要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稿,这是何等惊人的意志!
 
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
 
考古学泰斗夏鼐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发言更使人震撼。他说,科学研究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科学就是追求客观真理。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以主观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但“四人帮”却说,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也就是要看是否符合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他们这种“真理标准”的统治下,谁要研究科学,尊重客观真理,谁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样,科学研究便成为多余的了。

夏鼐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比后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还要早三个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由于这些发言的启迪,时为《历史研究》副主编、富有学识的中年历史学家丁伟志也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引人注意的发言。他说,近一年多来,批判“四人帮”,文艺战线、教育战线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似乎还有不少禁区没有攻破,甚至没有攻过。而这些禁区恰恰就成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障碍物,成了发展社会科学的拦路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他以历史学为例指出:“历史人物评价,一度成为使人望之却步的危险地带。历史人物的褒贬扬抑,统由‘四人帮’帮派包办定案。于是,一部分历史人物被‘神化’,又有一部分历史人物被‘鬼化’。”他又说,农民战争是又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恩格斯、列宁都指出农民有皇权主义等思想缺点,翦伯赞谈了这问题,“四人帮”却硬给他扣上“诬蔑贫下中农”的帽子。历史学方面需要突破的禁区远不止这些,整个社会科学战线应当突破的禁区,当然就更多了。

这个座谈会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不少老同学对我说:“看了报纸的报道,我们都觉得你们社会科学院开的批‘四人帮’的座谈会说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真心话,对我们的思想解放帮助也很大。”院领导决定每两周定期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由分管院写作组的邓力群主持。大约从1978年夏开始,双周座谈会都如期举行,到会者十分踊跃,畅所欲言,提出了大量的真知灼见。
 
《未定稿》勇闯思想禁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副院长于光远建议创办名为《未定稿》的内部理论刊物,得到了院党委会的批准。编辑这个刊物也是我院写作组负责。

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试刊第一期出版了,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

负责最后审定《未定稿》文章的是原《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院写作组组长林韦,院写作组副组长江明和我则共同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经济研究所的冒天启等。我们很注意在双周座谈会上发现组稿线索。1979年春节前夕,我和江明都因工作需要被调离,接替我们的是新调来的李凌,他把《未定稿》办得更有声有色。《未定稿》原只是免费供本院各研究所研讨,文章可供报纸选载,发行只有三四百份,但因文章很切合时代需要,社会上有很多人来信或登门索取,经院领导的同意,刊物改为可以征订,发行量很快猛增到三万份。

这里因限于篇幅,我又只能根据李凌同志为纪念我院建院30周年所写的《勇破坚冰的〈未定稿〉》的长文,将《未定稿》创办后1978~1982年的研讨内容作简要的转述。

该刊的试稿第一期发表黎澍的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分析说明了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在中国极其深远。从1978年12月到翌年初,《未定稿》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应为吴晗冤狱、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大量冤案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彻底平反。《未定稿》敢于冲破禁区,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配合这一伟大转折,《未定稿》发表了许多文章。如1979年1月12日发表吴敬琏和周叔莲合作写的《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1979年1月10日,发表了《革命导师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一些论述》(共四十八条),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未定稿》较早地发表了多篇文章探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文章。

1979年4月1日,《未定稿》刊载经济学名家刘明夫的文章《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指出,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商品交换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也要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1979年5月13日,《未定稿》刊出寒山的《略论价值决定的条件》一文,指出科学的经济计划应直接建立在市场之上。1982年8月,《未定稿》又发表了杨永华的文章《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体系—评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卓炯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卓认为,商品性质同所有制没有联系,商品经济是同社会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会存在并发生积极作用。《未定稿》发表的这些探讨文章,实为我国后来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前奏。

怎样改变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呢?这是当时国人关心的大问题。1979年10月,我院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三人到安徽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的同志写的调查报告,主要是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的群众自发地冒险搞“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干旱获得大丰收的经验。陆学艺等三人就此写了一篇评论,指出包产到户和工厂实行计件工资一样,都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就是好的。《未定稿》敢冒风险,特于1979年11月8日作为《增刊》发表。中共甘肃省委看到这期《未定稿》后,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一年后,陆学艺和《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两人到甘肃进行了一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凡是搞了包产到户这类形式的都大增产。他们合写的调查报告《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也在1980年11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了。《未定稿》这样大力宣传“包产到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万里同志当年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是坚决支持并推广“包产到户”的,对《未定稿》的这一宣传表示过赞扬。
 
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民主自由权利方面,《未定稿》也很早进行了探讨。1979年4月,发表了卢惠民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初探》一文,指出应根据宪法原则,制订新闻出版法,并认真执行,这样才能避免钳制舆论的悲剧重演。与此同时,又发表了陈春龙与刘海年合写的《论反革命罪》,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71页)指出应按此原则制订法律,将言论和行动分开,不能随便以“反革命罪”罪名对人民滥施迫害。1979年10月,发表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指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权,并且首先指政治问题的发言权”。

1979年9月《未定稿》发表刘立凯的《列宁论监察制度》一文,以苏联为例谈权力舆论监督问题,值得我们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的重要参考。文章提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权力必须以权力来制约”,对这一公认的政治原理,列宁也是明白的。为此,列宁提出,在俄共(布)党内应建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设置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政治局,这是最高执政机关;另一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监察机关,两个委员会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们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也有责任监督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否有官僚主义、特权、特殊化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并加以处理。

但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独立监察权,使之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品”,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变成不受监督的机关,各级党委员会也不受监察委员会监督,斯大林更高居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上,利用不受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大规模镇压不同意见者,实行高度的专制……刘立凯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后来,这些问题果然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主要根源。

从召开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到创办《未定稿》,我院众多学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大力提倡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实事求是探讨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一历史经验很宝贵,值得好好总结并继承发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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