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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熊希龄 “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 “此君一出天下暖”

--作者:黄波  

 近代史波谲云诡,出入于政治场中的人物,若非长袖善舞翻云覆雨之辈,人格未坠稍具良知者,鲜有不反躬自省的。这中间,曾居国务总理高位,最后却由绚烂归于平淡,将全副精力投身于慈善事业的熊希龄,应该是一个代表。

人称“熊凤凰”

湖南凤凰县虽是偏野小县,近现代史上却先后涌现了两个大放异彩的人物:一是今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沈从文,而在沈从文之前,代表凤凰县的却是另一个人——熊希龄,当时人称“熊凤凰”。

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出生时,正值清王朝内忧外患,但对这个官宦子弟来说,还是要重走读书人的老路。少年早慧的熊希龄21岁中举,24岁高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这一切似乎显示,熊希龄一生,就是按部就班,走完“读书、应举、做官”这人生三部曲。然而,时代终究不同了。

熊希龄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后来人们常传颂他的一则与志向有关的轶事:在熊希龄中举的第二年,逢花朝之日(阴历二月十二日,被认为是花的节日),当地知府朱其懿邀集官吏和新科举人在府衙内赏花,知府提议吟诗作画。于是济济多士,各显身手,有的画牡丹,题曰“富贵风流”,有的画荷花,题曰“出污泥而不染”,有的画菊,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均不脱俗套。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旁观者都大摇其头,因为中国画史上,向来少有以棉花入画的。棉花为农家所亲,怎能登大雅之堂?熊不动声色,画完后于留白处挥毫题写了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这七个字真如画龙点睛,当即震动全场。熊希龄借棉花言志,不仅使自己名声大噪,还意外收获了一桩美好姻缘:朱知府赏识他的才华,作主将自己的五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

“此君一出天下暖”。青年熊希龄借棉花言志,确非凡物。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读书人的理想,熊希龄会和他们有所区别吗?当然有,因为时代的变化,“开风气、启民智”是熊希龄最早的事业。

1897年,熊希龄从京城回到长沙,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以开明著称,他引用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赞助变法,又任命刚刚回到家乡的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襄助,时务学堂一时成为新派人士荟萃之地。在舆论先行的基础上,举凡教育、行政、实业,都有了新的气象,“湖南新政”全国闻名。

熊希龄因为在“湖南新政”中的杰出表现,理所当然成为守旧分子猛烈攻击的对象。著名学者、湖南顽固派的首领之一叶德辉曾撰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下联是:“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刺熊希龄,下联讽陈宝箴,分别以“熊”、“陈”姓氏入手,倒也巧妙。叶德辉把熊希龄和主政巡抚并列,显示熊希龄在新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1898年8月,正是康梁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也许是看重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作为,清廷电召他晋京。熊因大病一场未及时成行,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随后就是六君子流血。未如期到京的熊希龄逃过一劫,不过慈禧太后没有忘记他,下了一道严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熊希龄默默回到家乡隐居,闭门读书4年。1902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召熊前去办学,1903年,赵尔巽任湖南巡抚,访知熊在常德办学,于是奏称:“熊希龄自获谴以后,闭门思过,德性与学问并进,废弃可惜,恳恩免予严加管事,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奉旨照准。

熊希龄重新被清廷起用有特定的背景。经过庚子事变,一度被洋人逼得外逃避难的西太后痛定思痛,不能不捡起原来被她废弃的变法图强的旗帜,而后来更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存在,又不得不在政治体制变革上做出一些安抚人心的动作。在国内立宪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是其中之一,他保荐熊希龄充任五大臣之随员。回国后,由川督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又奏调熊任东三省屯恳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一时博得“理财能手”之美誉。端方、赵尔巽都是清廷倚重的股肱之臣,他们交相举荐熊希龄,足以表明熊氏在政坛上的显赫声望。

仕途多风波

清朝覆灭后,南北议和,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任临时大总统。在民国政坛上,熊希龄先后做过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堪称个人仕途的顶峰,按理应能实现“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样的理想了,可现实却殊为不然。后人撰文论其生平时感叹道,熊希龄“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吁!惜哉!”这是怎么回事呢?

熊希龄在财政总长任上不到4个月,导致他这么快就辞职的是“大借款风波”。当时战乱刚有平息之势,各方急需用钱,尤以裁编军队一项为最急(北方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南方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军队,数量都十分庞大),而国内财政几近崩溃,只有向外国银团借款一途。这些银团开出的条件至为苛刻,熊希龄到任后与对方谈判,双方都有所让步,遂达成协议。此举本为没有办法的办法,熊希龄却未获国人体谅,特别是革命党人,齐声痛斥熊希龄卖国。当时的南京留守黄兴通电谴责:“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不得不发布告剖白衷曲:“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著棉……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并称二日内若无接济,大祸一至,谁当此咎?”要让需索军饷的部队不哗变,又不答应外国人开出的条件从而借款成功,“应付俱穷,借贷无路”的熊总长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只有多次请辞,避位了事。

熊希龄在国务总理任上,更留下了让人非议的两大瑕疵:先后在袁世凯签署的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的命令上副署。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总统发布的命令,需要国务总理副署才能具备法律效力,虽然当时袁世凯独裁之势已成,国务总理不签字并不足以阻止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但熊希龄的副署还是给其一生清誉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再看这一段史实,固然可以责备熊希龄的软弱,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当事人的苦心,看到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权术的生疏。

熊希龄是希望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的,而在他看来,要国家稳定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当时的客观形势论,在其眼里,这样的领导人只能是袁世凯。要政治清明,就只有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总统、内阁和议会按宪法各司其职。所以,在解散国民党的乱命颁布后,他不愿像前任总理唐绍仪一样,因为不肯副署而与袁世凯公开决裂,使政局混乱不可收拾,满心打算袁世凯满足一定欲望之后,就会尊重宪法,让他和阁员们按宪法履行职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实际上,当时有这种幻想的并不止一个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等主张宪政的政坛显要们无不如此,而袁世凯也窥破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屡次承诺“不作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孰料袁世凯使国会名存实亡后,另组“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并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颁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

国会解散后不久,熊希龄也辞职下台。书生熊希龄到底不是枭雄袁世凯的对手。事后熊氏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说:“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这里既道出了他对袁世凯委曲求全的苦心,也充满了受骗后的愤慨。

“赎政治之罪戾”,返归慈善

熊希龄下半生的事业唯在于北京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前身为北京慈幼局。1917年夏末秋初,北方发生大面积水灾,19000个村庄被淹,635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熊希龄受命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目睹惨况,不禁潸然泪下。为救济灾童,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原拟设立5个月。1918年水灾平息后,大部分灾童逐渐被其父母领回,但最后仍有200多人没人认领。水灾河工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性场所和机构来收养儿童,于是在北京西郊香山选址建造慈幼院。因为各省不时向慈幼院送灾童和学生,慈幼院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学生达两千余人。

香山慈幼院不仅是专为收养孤贫儿童而设立的慈善教育机关,而且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学校,使之学到一定的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以自立于社会,推行的是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

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1930年11月,因政府原先承诺的经费迟迟不到位,10名学生徒步赴南京请愿,轰动一时。为解决经费难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更有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救助儿童慈善事业的惊人义举。为了办好慈幼院,熊希龄堪称殚精竭虑。慈幼院的院歌、标语权系其本人亲撰。今人所编《熊希龄集》中,可以看到他和教职员的一次谈话记录。熊希龄说:“关于学生方面,应该每学期量一量磅,以考查各人体格的强弱……今年农场送我一些香蕉、梨,比较去年的反而小起来,去年送我的,我就觉得不如前年的,我想这样的下去,将来简直小得不成样子了……也是不知研究改良的原因啊!”可见他为教养儿童,虑事之周密深刻。他的夫人朱其慧未任实职,但对慈幼院也有很多贡献。熊夫人逝世后,熊希龄续娶一代名媛、女界之杰毛彦文,很大程度上也是着眼于毛彦文的教育专家身份。果然,后来毛彦文不负熊氏所托,在其身后挑起了慈幼院的重担。

慈幼院寄托着晚年熊希龄的心血和情感,这与他对自己从政经历的认识有关。他曾感慨地说:“希龄服务社会,有十五六年了。从前过的是政界生活,和老百姓隔膜太远,就不知道怎么叫作民间疾苦。自从民国六年办理一回水灾,亲自下去查勘,这才知道农村生活的状况,和我们政治界从前的错误与罪恶。就把政治看得淡了,毅然决然把它搁开,实力为社会服务。想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小孩子是人民的基础……只要下些功夫,把他教训好,个个都为健全国民,这是多么要紧的问题呢。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久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激发了爱国热情。他在香山慈幼院发布总动员之通告中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说大话,1933年4月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视察。他向执政者大声疾呼:“即谓热河问题,不仅在军事布置,尤须先行废除亩捐,减轻农民负担,方可收拾已去之民心。”后来局势的演变果然被他言中。

1937年12月,熊希龄离开沦陷于日军之手的京城,转赴香港。21日,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此间生活程度太高,恐难久居,行将回湘……”可见捐献全部家产后的熊希龄,这时经济已颇为窘迫。写此信后四日熊希龄因病在港去世,战乱中,无法北上安葬,暂厝于香港华人墓地。

1992年5月17日,由熊希龄的学生们组织的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为他在北京香山举行了浓重的骨灰迎接与归葬典礼,参加仪典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亲友和校友逾千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港,这时距其逝世已长达五十余载。当时之盛况,和熊氏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历经沧桑而不变的真挚情感,不能不让人想起孔子悼念春秋时期郑国执政者子产的一句话:古之遗爱也。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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