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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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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我

--作者:徐友渔

  1978年,中国兴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年,中国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1978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区分为很不相同的两段,前一段的基调多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后30年则是以??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有些巧合的是,1978年也可以作为我的生活的转折点。人的命运、生活的内容往往与国家大的走向相关,在现代中国,情况尤其如此,不止我一个人,与我同龄同代的人也如此。

思想解放年头的我

  为改革开放作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我是在大学校园里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因为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作为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我在这年3月进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

     虽然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有所体验和期待。

  我能在30岁后进大学,本身就与思想解放有关。“文革”10年,青春被耽误,读大学的梦想被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政策和“白卷先生”张铁生的罢考粉碎。一位在大学当系主任的亲戚曾对我说:就凭你快30岁的年龄,这辈子就不要想读大学了!但我最终还是成为七七届大学生,全靠邓小平在两个关键环节上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第一个环节是,1977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决定不实行高考,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居然重新开会,恢复高考;第二个环节是,一批成绩不错的考生因为沿用旧的政审标准而落榜,邓小平决定将这批人另行招收为走读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四川和北京之间有一个较大的政治信息时差,到了1977年秋,才有一位四川大学的哲学教师到我校作报告,谈北京发生的事情,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前因后果以及发表后的对立斗争。听起来情况挺复杂、紧张,似乎参与其间的人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风险。我当时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刚进大学没多久,我的两个好朋友就分别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们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朋友的成功大大地促进我的思想解放,比照他们,我也有十足的信心。我马上报考第二届研究生,也是挑最高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校很开明,没有任何麻烦就破例批准我这个大学刚念了一年的学生,而且投考的不是所学专业。

  和我的朋友一样,我也是感觉异常轻松地就考上了。我迷恋我的数学专业,在大学课堂赖到最后时刻才依依不舍告别母校、家乡,奔赴北京。

在民间,已经发生和完成过思想解放

  我后来经常想,为什么1978年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时,我和同学都没有特别重视,没有感到震动是校园太平静,功课太忙,还是我们不关心政治?都不是。当时大学里思想非常活跃,同学们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年届三十才上大学的“老学生”,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不会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进程和意识形态斗争无动于衷。原因在于,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对我们而言是再正常和简单不过了,在思想认识方面,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难点在于政治力量对垒,而我们远离京城,对此一无所知。

  我相信,我这一代——即曾经狂热地投身于“文革”,开始盲目地追随而最后有所觉悟和反省的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以我们在“文革”中上当受骗的经历,以我们的阅读、反思和探讨,以我们上山下乡的磨练,在官方的思想解放之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深浅不等地进行和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

  记得1966年深秋,时值“文革”高潮,我在“大串连”中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令我惊讶和心存狐疑。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林彪搞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时间已不短,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知道他们因此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他已经犯了错误。

80年代的沸腾生活

  到了北京,感觉到一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气氛,好像中国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在社科院哲学所,我见到了副所长邢贲思,当时他紧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据说在政治上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我看他圆胖胖的脸,笑眯眯的样子,想象不出他曾经投身于一场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

     和我住在一起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的指导教师就是邢贲思这样的与上层政治密切相关的人物,另外一位导师是哲学所的一把手,原先是军级干部,很敢说话。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不少与思想和政治有关的趣闻。比如,负责新闻和宣传的吴冷西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他大发雷霆,指责说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一位新闻界高级干部回敬他说:“好,我给你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说怎么照办呢?”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原来,“文革”中流传一条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1966年5月底,毛泽东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并套用以前的话发表上述新语录,吴冷西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好了,如果他真要坚持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是真理,决不能改,那么他自己算个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我们只好到处借住,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高昂、思想活跃。还有一些同学,从导师那里听到不少“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每天课余饭后,都是聊天热闹的时候,研究生们观点也不一致,有时会吵得面红耳赤,好几十个同学中,坚持“凡是”观点的也有两三个。

  那段时间,正是党内高层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几千名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个决议的多次草稿进行了热烈的、反复的讨论,若干意见和议论从研究生导师那里流传出来。看起来,参加讨论的人绝大多数人主张把“文革”和此前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讲深讲透。但上层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把问题讲到大家认为必需的程度,因为有一个要保“刀子”和“旗子”的问题。

  我在1982年如期毕业拿到学位,并留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年至1988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梅特学习。我能争取到出国进修的机会,实属不易,是因为一位从德国进修回来的所领导实行新政:公开名额、平等竞争、按考试成绩决定,这个办法就实行了一年。当时一般的做法是暗箱操作,领导圈定,我算运气,抓住了唯一的机会。

90年代的思想转向和学术转向

      经历一场大震荡、大风波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面貌。改革开放一度停滞甚至倒退,思想解放的痕迹被台风刮得不见踪影。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强力止住退潮,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潮流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力度向前推进,而思想文化的格局与80年代相比面目全非。

  80年代的主导性思想是现代化,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尤其是要科学、要民主;90年代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一度强劲,接着新左派思潮大举进入,对现代性批判和否定,对科学、民主拒斥,认为是西方殖民思想和霸权话语的输入,80年代的启蒙努力遭到嘲笑。

   80年代界限分明的改革与反改革,或改革与保守的对垒已经打乱,由于某些人、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特殊利益通过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实现,“改革”和“人民利益”未见得存在恒等关系,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已失去意义。

      除了思潮的转向,风格和形式也发生转变。80年代好谈形而上学与主义,关注的是人性、人道主义等与安身立命、终极关怀有关的大问题,最热的是美学;90年代社会急剧转型,问题成堆、矛盾突出,社会科学代替人文科学和历史关怀成为显学,“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压倒了“主义”的深刻与高远。

  由于市场发育扩大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增加了活动和表达的机会,由于媒体数量的增加需要在竞争中开辟有关国计民生的评论,由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支配地位弱化,民间思潮、独立撰稿人应运而生。夸大一点说,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再次出现。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泛滥,与80年代相反,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从批判转向认同,从竭力推动体制的革新进步变为只力图在体制中分一杯羹。

  1995年,我的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获得哲学界的金岳霖奖,以此为契机,我把自己的专业性研究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同时大力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这种转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方向上作出类似转向的远不止我一人。

  我很注意西方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从学理上说,这些理论很深刻、很重要,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但我认为,它们不可以直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中国的现实问题和西方理论面对的问题很不相同,西方是在市场经济和法治比较成熟和健全的社会条件下谈公正,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都还不健全。在许多情况下,公权变成了掌权者谋取私利的物品,许多项目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贷款、营业执照等的取得,都要靠关系和行贿,国有企业转制往往变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缺口。简单地说,西方理论处理的不平等是人们能力造成的差别,而在中国,人们感到不满和愤怒的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偷,甚至是明火执仗地抢。我们的问题睁开眼睛就看得一清二楚,西方理论像高倍显微镜,对我们是太奢侈了。中国社会现实的突出特征是粗鄙性,西方理论的特征是很精致、复杂,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粗糙的大地,就像是用外科手术刀杀猪,使不上劲。

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

  记得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听同学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大家吃过饭,又争论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一向口没遮拦的年轻同学激动之下说了一句过头的话,对于那些思想特别正统的人来说叫做“反动话”。话音刚落,政治辅导员跨进饭堂,那个与他争论的人趁机连连进逼,“你把刚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弄得小伙子后来作检查、受处分。大家虽然不赞成说过激话,但对那个“正统派”非常反感。确实,“文革”之后,人们普遍把是不是整人看得比说话对不对更要紧。说话不对可以反驳、可以批评,整人算什么呢?如果自以为真理在手,何需借助权力或上级的威势压制对方?

  80年代末轰动全国的“蛇口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借助压制和惩罚解决思想、言论问题是多么遭人反感。在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的所谓青年教育专家、德育导师们指责到特区淘金的人,说他们不是为特区发展贡献力量,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有蛇口青年反驳说,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他们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没有什么不好。争辩激怒了青年教育专家,他们问明了争辩者的姓名,以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向中央和有关领导打报告。

  特区负责人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喝彩。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这种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比如,某地为配合教改,使用新编教材,这教材是专家、教师认真编写,各级部门层层把关审查通过的,而一批北京的专家却宣判教材背离马克思主义,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止使用。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专家个个都是自己学科的权威,如果认为真理在手,怎么不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呢?怎么动辄靠告状解决问题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现代化建设事业还要继续和发展,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我认为,思想解放其实很简单,没多少神秘之处,顾名思义,思想解放就是不要压制思想,不要禁锢思想。思想,就其本性和实质而言是自由的,只要没有人为的蒙蔽和专断,解放就是多余的。

   我这30年的体会是,思想的解放与生产力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繁荣是一致的。我们国家在这30年有很大的进步,我相信以后的进步会更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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