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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下)

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下)

--作者:沈宝祥

胡耀邦指导撰写一系列文章

  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顶着最大的压力,顽强而又机智地推动讨论。

     除了与罗瑞卿一起商讨研究吴的文章外,他根据讨论形势的发展,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胡耀邦指导撰写的文章主要有3篇: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文章。

     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打开讨论局面的一篇文章。

     三、《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将实践标准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引导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从而推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

  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针对的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中暴露出来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或政治分歧。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是胡耀邦指导《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撰写的。文章指出,以为只有句句照办,才算是“肯定”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实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蹋。这篇文章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回击。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是为了突破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两个凡是”而写的。有些人虽然同意平反冤假错案,但对涉及毛泽东的案子不同意平反——重大案件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了的,如果因为涉及毛泽东而不能平反,则许多重大案件都不能平反了。这篇文章明确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就是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个不管”。此文的发表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一文,是在胡耀邦精心指导下写成的。文章剖析了长期存在的不良学风,指出有些人由于中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谬论的毒太深,习惯性地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今天批评这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责那个是“砍旗帜”。文章最后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这是一篇从学风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一文,从题目到基本思想,都是胡耀邦提出的,是他用了很大心血修改加工而成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就是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的工作越来越多,但他硬是挤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指导我们撰写文章。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那么繁忙,还具体指导了4篇文章的撰写,有的文稿他多次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是他亲自修改。在中央工作会议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后,他立即给理论动态组写了一个选题清单,特别写明“参考邓副主席讲话”。这真可说是“呕心沥血,精心组织”。
 
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进入1978年7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局面已经打开。

  据报道,北京和各省市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7月份有6个,8月份有9个,9月份有13个,10月份猛增到26个。这说明,讨论已经广泛展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路诸侯”即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说,他看到《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辽宁省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当时,邓小平到辽宁视察,任仲夷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甘肃省委书记宋平,1978年6月就在全省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标准。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认识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找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歪曲和伪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会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继承毛主席的革命精神,捍卫毛泽东思想,使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重要的是,这条新闻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报道还说,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开展大讨论。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一个省委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来说是一条影响很大的新闻。这是突破性的进展。

     此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新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等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支持和参与讨论的新闻。此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还连续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和各大单位负责人支持实践标准的谈话。

  1978年8、9、10三个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到11月10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这个情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两个凡是”已经很孤立,这不仅说明多数高层领导的思想经转变,更表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

  人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按党章赋予的权力作出相应决定的,而这些决定是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酝酿讨论形成的。这些重大决定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然结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开20天,结果开了36天。会议的规模相当大,规格很高,出席名单有219人,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人员按大区分为6个组,开会方式主要是分组讨论,只开了4次全体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与会者对半年多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关心,迫切要求这个会议能有所表示。

  会议开始时,陈云就在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提出 “文革”中和“文革”前的6个重大案件,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包括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康生问题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大家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他们的依据就是实践标准。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许多人在会前就对真理标准问题发了言,表了态。会议对这个讨论是什么态度,他们很关心。但会议开始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根本不提这个讨论。尽管如此,在分组会议上,与会者就真理标准问题纷纷发言,使这个问题成为会议的热点。有的组正式要求中央讲一讲真理标准问题。11月25日上午,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全体会上讲话,宣布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解决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平反问题,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共讲了8个问题,后来又加了一个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这是实践标准的胜利,与会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但他担负了不少重要任务。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的发言也引人注意。他同会上坚持实践标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胡绩伟、杨西光等人是共命运的,他在这个会上起了特殊作用。

  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听取北京市和团中央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邓小平讲话,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说:“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是中央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明确表态,意义重大。

  11月27日,会议转入讨论经济工作的议程。就在这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改沉默态度,发言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突出的是胡绳,他在东北组发言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其他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发言反对讨论,或为自己辩护。

  胡绳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愤怒,大家纷纷批评。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会议重点和焦点。

  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几次联合发言,揭露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有的与会者说,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给人印象最深,深受启发。许多与会者摆事实,讲道理,尖锐地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邓颖超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习仲勋发言说,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任仲夷在东北组会议上措词尖锐地作了很长的发言,系统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马文瑞说,我在会上作了5次发言,第3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看后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应该讲的,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总觉得言犹未尽,在小组会上,我又作了第4次、第5次发言。李德生说,我先后作了4次发言,就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于光远考虑,不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主要后台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清楚。虽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要在这样的会上指名批评一位中央领导人,还是要慎重行事。于光远同别人就此事进行了商量。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各自在分组会上作了相应的发言。他们发言后,其他人也讲了许多情况。对后台人物的指名批评,使人们了解到,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设禁区、下禁令,试图阻止讨论深入发展。

     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摆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又充分说理,使被批评者无言以对。有关的负责人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最后阶段的这一场讨论,使许多同志知道了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许多情况,开了眼界,提高了认识。正如有的与会者所说,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争论,反而让大家收获很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闭幕,紧接着,12月18日到23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对历时半年多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最权威的结论。

  这也有力地说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而且实践标准取得了胜利。

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

  鉴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较多,不可能拿出更多时间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而思想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又多,中央接受叶剑英的提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的同志集合起来,深入讨论,进一步分清是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

  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由胡耀邦主持开幕。参加者160多人,包括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有关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那几位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也有一人参加,共5个组。在18日的会议上,胡耀邦将他的《引言》发给大家,又作了讲话。从19日开始,进行分组会议。

  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曾涛(新华社社长)、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王惠德(中央编译局负责人)、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6人作了长篇联合发言,长达两万字的发言分别在各组宣读。这个发言摆出了许多事实,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形成过程,从10个方面剖析了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表现和政治实质,包括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挡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挡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等。胡绩伟和杨西光又联合向会议提供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等材料。这个发言和材料很有分量,为大家提供了系统丰富又有说服力的材料。

  与会者大开眼界,反映强烈。他们又各自向会议提供有关材料,尖锐地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几位同志。这几位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当然各人情况不同,对问题的认识有深有浅,重要的是,会议大大提高了与会者的思想认识。

  理论工作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到2月15日(春节休息)告一段落。这个会开得很热烈,有深度,又与人为善,很有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二是解放思想,提出了不少需要拨乱反正的重大问题;三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宣传理论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今后的基本任务。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为进一步分清是非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本身,也发生了是非问题,但这不可能影响会议的积极意义,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理论工作务虚会本身和如何对待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也很需要进一步总结。

  有人建议我讲一讲胡乔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态度。我了解的情况很少,也限于篇幅,在此向读者介绍两条材料。

  材料之一:朱佳木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文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于光远等著《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应当说,这个《公报》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一段,准确而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全会的一个重要精神。

  材料之二:全会以后,中央和地方各单位都传达贯彻全会的精神。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讲的题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其中也讲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现将这一内容的全部文字抄录如下:

  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收进文集的这一报告稿有16000字,主要是从基本原理角度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遵循经济规律问题。有关思想路线这一段话,统计一下不到200字。读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传达者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以看似超然的姿态讲话,完全没有自己的认识和明确态度,其中“被认定”、“认定”、“问题在于”等提法,很耐人寻味!

  那么,中央党校是怎样传达这两个会议精神的呢?我的日记有记载:

  1978年12月28日:“上午十时至午后一时,听胡耀邦在大礼堂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1月3日:“上午,听马文瑞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

    中央党校传达了两次,关于在这两个会议上讨论和争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集中讲了一次。常务副校长马文瑞指名道姓地讲了与会者批评“两个凡是”的情况,讲得比较深刻,提高了大家对思想路线的认识。

    对比一下两个单位的传达情况,更耐人寻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各地贯彻全会精神,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但从具体工作部署来说,各地的领导都忙于抓工作重点的转移,落实各项政策;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复杂的思潮,很快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既遇到“右”的干扰,更遇到“左”的干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方面,除了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外,在面上,这个讨论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人忙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在贯彻三中全会路线的时候,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普遍存在,一些人心有余悸,一些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抵制和攻击三中全会路线,“左”的干扰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都发表谈话,认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还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纷纷提出,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从1979年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就在多数省、市、自治区开展起来了。到冬天,普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特点,一个是领导重视,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力领导下进行的;二是一直贯彻到广大基层单位,更具普遍性;三是搞得很深入,真正解决了思想问题。

  正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中,湖南特别是韶山的干部和群众,解开了认为检验真理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思想疙瘩,认识到坚持实践标准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山西大寨的一些干部和农民,把大寨经验绝对化,要求别人学习“不走样”,动辄给人扣“反大寨”的帽子,对实践标准很反感。经过补课,他们认识到,昔阳和大寨的经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全国来说,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圆满结束。

对这场大讨论的历史评价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结束,经历了几个阶段,历时整整3年。

  这场大讨论是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体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叶剑英、陈云、罗瑞卿、谭震林、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坚决有效的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通过这场大讨论,使许多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促使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和重新组合,为实现历史的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这场大讨论也直接推动了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平反了一些重大冤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等。

  这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写了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字未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30年后再来看这场大讨论,更是如此。

      (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本刊编委,曾任《理论动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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