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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

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

--作者:戴晴

1966年,北京

  1966年6月,“文革”开场,红卫兵抄家遍及北京。

  曾经是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和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56位)的张东荪,虽然已经不再住燕东园(燕京大学教授宿舍)和朗润园(北京大学教工宿舍),而被赶到北大东墙外边大成坊的一个平民杂院——他那时是毛泽东特许下“不杀、不关”,“养起来”的人——仍然逃不过这一劫。

张东荪祖孙在大成坊

  来人是北大生物系63级的学生。他们一定从哪里听说,自己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1938年生物学博士张宗炳)的老太爷更有的可抄。张家给翻了个底儿朝天。书、画、杂志、故纸和其他东西撒满一地。来人一一过目:凡属于封、资、修的,统统扔到院子里架起火来烧掉。他们当然希望抄出几件和美国或者蒋介石有关的东西,可惜在张家,不但和“帝国主义”的往来证据,就是和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有关的东西,全由奶奶率先给烧了——除了一封周恩来的来信,那是夹在一本书里给忘了的。

      幸运的是,张教授住的那地方太逼仄,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只好放在旧式的衣箱里,暂存儿子家,包括一些对联、绘画,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为他写的对联……今天要说的一幅“围城解纽”横联,正放在这里。

  什么是“围城解纽”?从字面上讲,指的是“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非打一仗不可这个死结”。在我们这个故事里,讲的是1949年的北京(北平)。

1949年的北平

  北京有850年的建都史。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所以在1949年政权交接之前,这座有着百年文化积淀的五代国都,叫做北平。

  粗略地说,在1948~1949两年间,共产党的军队经过3次主要的战役(双方动员兵力共525万),政权已经差不多到手了。在东北、在淮海,包括华北的天津,都打得非常残酷。自从北平“围城解纽”实现,国民党的颓败即无可挽回。以后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收复,已如“江河奔涌势不可挡”。

  当时,“城守20万人,攻者或三倍之。生灵百万,不自意能全,将与宫室文物同烬矣。”(邓文如)“围城解纽”有可能实现么?如何实现呢?

共产党进北平

  1949年3月,“和平解放”胜利达成后,毛泽东进了北平。

  不止一次,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他跷起大拇指,对他的同志们和当时决心留在共产党身边的 民主人士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那时候,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的身份是北平住家、在北平教书,以及非国、非共的“民盟”领导人。所谓“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年1月6日~10日,张教授带领守城将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和平移交谈判,即所谓“不识青鞋竹杖藜,冲寒冒雪走东西,军中刁斗容长揖,席上琼瑶劝短提。”(邓文如)

  3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8个月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

  绝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没有到东单广场去搭乘那架国民政府一直留在那里,准备将他们接往南京、台湾的飞机。他们不走。文化人怎么能离开北平?君不见,对有知识的人士,中共格外优容、敬重,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与研究……。不能说将这些话放出来的中共干部在有意撒谎,只能说,他们后来已无能力使自己的诺言兑现。对于“大家都高兴地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这一局面,史载周恩来曾高兴地夸赞北平地下党书记刘仁:“刘仁,你真能留人啊!”

  谦和、清廉、高效,不仅几乎没有沾手内战,且具有无可争议资历的叶剑英,被挑选担任北平市长。他立即组建有新旧双方参加的“北平联合办事处”,事事协商处置……北平人更高兴了,因为他们有比较,他们还未忘记1946年国民政府的“劫收”。

  再看看新政府吧:6位副主席,民主人士占了3名;4名副总理,非中共人士两名;政务院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北京人享受到久违的安定生活。交通、通讯迅速恢复,物价平抑,生产发展。

  大家都以为“黎明”之后,定是一个风和日丽艳阳天——那时候,毛泽东的文稿和有关文件还没有公布,没有人知道这是有针对性的“进北平的政策”:“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

  共和国成立四个月之后,1950年2月,到了张教授“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的一周年。老朋友的“恭贺新禧”有了好题目:为纪念“围城解钮”,纷纷作诗赠东荪。

整幅横联

     这就是那幅躲过抄家灾难的“横联”。

  第一幅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文如(1887~1960)的《围城七言四章并序》。他是现代中国“以文证史”的古文大家。他说:“儒者济物仁民其功伟矣。三十年来竞言爱国爱民者,不能与之比量也。”儒者,东荪先生是也。

     第二幅是张伯驹(1898~1982)的《满庭芳》,他是中国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他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予则追步骥尾,聊效赞襄议定。”

  还有林宰平(1879~1960)的五言长歌。他是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他说:壮哉吾东荪,成就乃尔奇,鲁连天下士,排患无扶持。

  此外,西洋史专家傅岳棻(1878~1951),齿序更长的国文系教授、中山公园董事长夏仁虎(1874~1963)都有诗词相赠。

东荪自识

  横联的最后,是东荪自己的补叙: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慄慄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东荪自识

      他们高兴啊!因为这座正飘着红旗的北京,几可说达成了他们一生的理想: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蓬勃、百姓安乐。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自己”是尽了一分力的:对东荪而言当然就是他本人;对赠诗的诸位,就是咱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排难具凭三寸舌,极危真得万人心”(巢云)的文化人啊!

   没有人邀功请赏,没有人心怀嫉妒。他们的高兴与骄傲,不具任何功利味道,只为他们心爱的古都,为古都蕴藏并养育着的中华文明——而他们,为这文明陶冶浸润,将作为骄傲的传承者,“重执教鞭,埋首窗几”,因为“尚有东园桃李,春风待”呢!(张伯驹)

   可惜,历史将证明,这些古道热肠的文化人的“书生之见”,与后来一些人的霸气,多么格格不入。

  当毛、蒋(傅)在争夺巨大的利益乃至“生与死”的时候,文人们担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以保全人民古物”而“倡议罢兵”,会有什么效能么?

     张东荪在“补叙”里列出的共同努力的四位(刘后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他们是谁?如果说他们有了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几乎不为后人所知?或者,干脆问得更直接一点: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如历史教科书所说“毛泽东胸怀宽大、傅作义深明大义”,从而任“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

  先看看“和平解放”的实际经过。

军事地图.局势

  “解放战争”到了第3年(1948年秋天),掌握中国命运的两大武装政治集团,已经到了决战阶段。

        经过辽沈、淮海两战役,国民党的军力已损失150万,尚余150万——包括华北的60万。那时候共军的力量,已从10年前的不到2万人,发展到超过100万。
 
傅作义 李济深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前景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此最为敏感,并且最早介入的,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蒋介石重要的副手、抗战后蒋总裁极具实力的党内对头——最终成为“民革”负责人,并且当上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

  “横联”中的彭岳渔(彭泽湘),就是作为他的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于1948年11月从香港来到北平,通过“横联”中的侯少伯(他曾经救过傅作义的命,是什么话都可以直言的朋友),转达了李济深对这名古都守将的建议:
               
    脱离南京,独树一帜,走第三条道路。

  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

  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彭泽湘又约民盟北京负责人张东荪共同参与策动。

  李济深的分量,傅作义当然知道;他的这个设计,可以说正中下怀。但对国与共(或曰蒋与毛),这不是在剜他们的肉么?不过这前景太诱人了,何不试试——傅于是同意由彭将他的“有意言和”这一信息,向中共转述。

  怎么转述?彭找到曾救过毛泽东命的毛的老师符定一,通过他联系了地下党。他给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由秘密渠道发过去——没有得到回音。为“联合政府”所鼓舞的傅有点着急,遂让自己的女儿通过她的共产党关系直接给毛泽东发电,依旧无人理睬。符老先生决定自己再亲携彭泽湘信前往。虽说是救过自己命的老师,毛泽东也没请他到西柏坡,只让他们在前线指挥部石家庄等着(11月18日)。

     注意,此时的局面是:第三势力在运作,向共产党传达“傅作义有意言和”;如果北平和平解决,则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

  对彭泽湘此行,中国的正史、野史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实,只要细析毛此后的动作,应该能看到,这其实是当事人(包括林、聂、傅、李济深等)都还蒙在鼓里的“北平和平解决”最重大的步骤。

  傅作义这回得到了回音,只是不是从毛泽东,而是从华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这是有意冷落,压低规格)。这封实际由毛起草,发于第二天的回电,虽然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来接洽”(11月19日),但作为运筹帷幄的主将,毛当时却是真的“灵光一闪”,而且立即行动起来——他将不过一天前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按计划休整到12月半”,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同时不忘指挥胡乔木为通讯社编(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假消息——“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即后来职业军人们常提到的“抑留”。

  果然,从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开始入关、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进抵平津地区,到了月底,看见等着谈判的傅军“尚是固守,没有撤退计划”,隐蔽入关的“共军”也乐得从容布局,间作小小休整。两周后,“包围北平、切断平津”之军事部署完成。

  这样的调动,傅作义不可能全无察觉。虽然对全盘计划的来龙去脉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傅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姿态低了些,但条件依旧是“嫡系部队保留,成立联合政府”。

  共产党方面只接受了“谈判”这一说法(上次算是“传信儿”),即史称“第一次正式谈判”,但开出傅作义难于接受的高价码:“全部缴械、接受改编”——目的只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对平、津、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

张伯驹词

  直到此时,并没有任何一方提到古都和城中的百姓,也即张伯驹的词中所写的他们最为担忧的景象:

     万姓生灵,五朝都会,千年文物风流。重楼连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风云变色,覆巢下,完卵难留。堪怜见,铜驼荆棘,洒泪对神州。

  在这持续10天的僵持中,双方都准备大打一仗。林、聂是调整部署,小作休整;国民政府则尽力把华北的60万军队撤到南方作最后一搏。

  到共产党在外围打了几个胜仗(国民党王牌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拿下)之后,毛泽东认为已具备了让对手就范的资本;而蒋介石自12月中以来,也连连派出心腹:身边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军统局长郑介民, 最后是携带了总裁亲笔信的蒋纬国——连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出面了,力劝傅作义火速南撤。而傅辖下的中央系部队,有的一直在压他,有的已准备自己起事。毛泽东不再拖延。在由他指定时间、指定代表、指定见证人的情况下(即12月31日的“军委六条来电 ”),共产党大获全胜的《和平协议》终于草签:

  军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宽待原来部下;出版与信仰自由。

  其中最后一条,是对张东荪以及他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人的惠而不费。只是文人们高兴之余,完全无力对此作任何监督——直到今天,在和平移交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年签字的双方早已作古之后,最后一个条款的实现,仍遥遥无期。

彭泽湘

  “横联”所涉及的人物,庚寅(1950年)之后,已鲜见建树与活气。

  最早传达傅作义“有心言和”、启发毛泽东立即调东北大军入关的彭泽湘,后来在蒋介石和美国人催促傅作义南撤的时候,又一次起到关键作用,力劝傅绝对不能走。按照常理,彭在已获得巨大成功的“和平解放”部署中本是立功人员,但居然一次次被内部文件斥为“我党叛徒”。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这名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参加“共产主义同盟”、1924年即从俄国派回担任省委书记、在“反正”军阀上屡屡立功的“老革命”,居然只发配到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翻译。

  究其原因,“联合政府”的方案固然令中共难以忍受,而更重要的,是彭背后的李济深:老谋深算的李济深当时与国民政府的新代总统(李宗仁)有密切关系,正受到美国青睐,大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领袖。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是最主要的打击目标,但绝不能让第三势力借机坐大。

邓文如

  史学家邓文如是禁烟大员邓廷桢的曾孙,儒雅博学,30岁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受教育部任命为国史纂辑员。邓先生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专任北大史学系教授之外,先后兼任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职。

  1960年,大饥荒年份,邓文如在冷彻骨髓的1月离世。去世前,他曾经让人请东荪先生到家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没等见面,人已仙去。一代长者、史学泰斗,竟然 “病逝后多无人往唁”,仅老友东荪赋七绝哭之——只是“人间热泪已无多”。

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中国最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姻亲,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张伯驹九岁能诗,人称神童。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青年,无法忍受父亲为他安排的军界、商界前程,只在偌大家产的基础上,倾尽全力,流连于他挚爱的文化遗产当中。他成为此中高手,以自家的大洋、金条、首饰、房产乃至性命(他曾遭绑架)换来的珍宝,“几可敌国”。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卷》,一直藏在宫中,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和清乾隆的题诗。张伯驹发现随着溥仪小朝廷的沦亡,这幅画已经落入古董贩子手里。为保住不外流,他把自己弓弦胡同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变卖而买下该画。在他的藏品中,还有晋人陆机的《平复帖》(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唐人杜牧《张好好诗卷》、宋人黄庭坚《诸上座帖》等,都在艺术史居独特地位。建国后,夫妻二人将自己收藏中最珍贵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政府欲奖励20万元,他们分文未取。

  1957年,连张伯驹这样的人都打成了右派。细查他所有言论,似乎只有一句让当局稍微有点不舒服。作为终生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观察到:“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章诒和《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1966年红卫兵前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烤”。这位以万贯家财为国家保护文物的贵胄子弟,当时能做的,只剩下一遍遍求那些“革命小将”:“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他们夫妇,还有独生女儿,都不允许再留北京——整整20年。只因碰巧与陈毅的私谊,张伯驹得以调往吉林省博物馆,挂个副馆长的名,算是有碗饭吃。在陈毅葬礼上,毛泽东见到一幅文采并茂的鸟羽体书法(我们在“横联”中已见到)挽联,陈毅的未亡人才有机会把张的处境告诉毛,并且为这位与北京、与文化无法分离的诗人求情。毛点了点头,张伯驹得以回到自己在后海的那所小院,时年77岁。他的夫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潘素,从年轻时候就以自己的嫁妆、首饰协助夫君收集文物,晚年因为买不起石青、石绿等颜色,已不大画山水了。

  张伯驹1982 年在北京逝世——在人口增加到800万的北京,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他诚朴的信念与单纯的心愿,又有多少人能领略呢: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东荪

     “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幸而一言得解”之后,张教授即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请到西柏坡(共产党进北京之前的司令部)。毛泽东进北京之后,他也一直作为上宾,参加大、小宴会和最要命的“分配位置”的磋商,也参加了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系列会议,包括庄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选举。

  新政权把他放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位,他当时就让给了另一位教授)的高位上。毛甚至亲自对他说:中南海里盖了房子,要不要搬进来?他没有接受,明确表示:依旧住在学校,只在学校教书。毛似乎未被冒犯,只笑笑说,你们要自力更生呀?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了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持斗争的工作组接到明确的通知,挑选三个人重点斗争: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还有他,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在所有的人表示了“痛改前非”而最终获得谅解之后,只有他怎么也不让通过。最终,到该运动已经结束近半年的1952年12月,才由他所在的民盟——他是该盟领导人之一——奉命(而非法院经过取证与审判)给他定了个“叛国罪”。无论依据大清律还是国民政府通过的宪法,“叛国罪”是可以处以极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4年方制定)。当包围在中共周围的一些人向当权者谄媚,建议对他“严办”的时候,毛泽东反倒亲自决定让他“辞职”,并且把他“养起来”。他再不能教书、再不能演讲、再不见文章发表,成了新政权仁慈地“养”着的无思想、无声音的“行尸走肉”。

没了他们的今日文化

  一位哲人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同样,看一座城市,不能光看街道建筑,要看活跃其中的人物——特别是文化人。

  他们都走了,“围城横联”的作者与受者。他们为古都“解纽”尽力,为新政权鼓掌,并且兴奋地挥笔作书,为北京和她环抱着的文明——她的宫墙、她的胡同、她柳枝间穿梭的乳燕、她庄重且古道热肠的市民——从此有了保全并发扬的希望……

  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不要说文化,就是作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们,邓文如、张东荪、张伯驹……他们的理想、愿望、知识……连同这些的载体,他们脆弱的性命,在权力化的城市里,在运动、口号、阴谋当中,了无声息地一一消亡。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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