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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

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

--作者:范泓


司徒雷登:“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8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不料,战后仅10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10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也处理得一团糟。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200:1兑换法币。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五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茅盾:“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1948年6月,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经济,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法币”。

     民国以降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财政与金融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币值制度尚无法确立,金融界资本家、军阀与钱庄各自发行货币,单硬币就有数十种之多。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无法统一货币,距真正的“国家统一”还有一段距离。1933年,国民政府引进银本位制,即有名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开始铸造银币。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采用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大量收购世界银元,致使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民众也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造成国内银元大量流向美国,银本位制摇摇欲坠。此时英国政府看准中国币制即将崩溃,便打算积极介入,取得对新币制的掌控。为此,英国政府派出大师级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前往中国,指导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即法定通货。
  
     法币发行之初,对稳定和推动战时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豪赌之中,英国方面总共借款中国一千万英镑之多。这也造成了中国在财政甚至外交上依赖英美的局面”。(黄文雄《日中战争》,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8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这种暴涨局面,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吴相湘语),王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抗战后,蒋旧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从旁协助,不愿入阁……。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唯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亲拟“币制改革平抑物价平衡国内与国际收支联合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内发行新币。此案与翁文灏交换意见后,次日特谒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赞同”(王云五语),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位专家帮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各有关办法,由此有了一个“六人小组”。从7月9日至28日,整整20天,三十几条原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共商币制改革案。

蒋经国:“ 捣乱金融市场的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为保密起见,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经杭州时,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四种法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圆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换金圆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公布之前夜,各种文件起章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

  8月22日,行庄复业,即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长途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称“……其情形之踊跃,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

  9月3日,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傅同时劝说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开会计划,或许认为王作为币制改革主持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容离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此时出现两大现象:第一,开始有黑市。对外汇价,下跌甚速,由原来的4:1下跌至10:1,逐渐至20:1;第二,抢购风潮兴起。其原因是: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店家老板,只得服从。“不久聪明人便抢先购买,寖假而大家参加抢购。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徐柏园语)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国会议归来,认定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组织的举动”。但对于更多民众来说,其怅然与绝望,或不亚于战乱带来的纷扰与不幸。尤其是沦陷区民众,持有的货币,9年之间3次重大变易,已等于乌有!“然而他们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数收藏多年结婚金饰等遵令往兑成金圆券”。金圆券发行40日内,以纸易金,兑得黄金美钞逾3亿元,可说是大多民众将战火劫余全部奉献,爱国心发挥尽致,但亦实属被迫而徒唤奈何!

     事实上,真正将金融市场搅乱者,非此时心如乱麻的小商人,而是那些强势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赴沪实际主持经济督导的蒋经国,在8月22日日记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蒋经国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从郭廷以编著的《中国民国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当时违规之况,如9月2日,泄露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10月1日,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江公司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总经理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币发行前,蒋介石曾两次咨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直言相告:必须有充分现金准备或外汇储备,或则控制每日发行额,较前减少,方可实行;若无充分现金准备,则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控制物价,使新币不贬值。王云五事先理应周详考虑,宁缓毋急,或多寻其他方案。然上任后79天即断然宣布发行金圆券,“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吴相湘语)。

  王云五设法补救,拟方案两种,翁文灏彷徨失措,不敢实行。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决定总辞;11月10日,王引咎辞职,黯然离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准许银币流通,金圆券存款时得以金圆券同额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其比率高于3个月前政府买进的5倍!此时人们对金融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鹄立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张公权语)。

  “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之后,平津失守,中原会战失败,军事逆转,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至11月,金圆券总额突破下限20亿;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发行总额已上涨了63900余倍,几成废纸。

沈云龙:“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

  有学者提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沈云龙语),或许是从政策与民心的“得与失”加以解读的,以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未必过分之言。

  不过,对当事人王云五来说,在金圆券背后,仍有许多难言之隐。至少,其结局与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后,王近八十高龄,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圆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针对文中未尽之言,多有疑问;王一一作答,坦诚无遮,甚至“是非功罪不愿一辩”,或不失其磊落。

        阮问:外间均谓我抗战胜利之时,国库有外汇七亿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一年余即挥霍殆尽,因而通货膨胀,币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当时确有七亿元美金,亦确为宋子文用光……

        阮问:币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拟议,迄未定案,因无人敢负如此重大责任,而于先生接长财政部后,断然提出。并有人谓系奉命提出,终于造成重大风潮,甚至大陆撤守,此亦被指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属代人受过,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确有数种币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财政部后,一一取阅,曾有所参考。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军事上有把握,方能实施……不料十月初,济南即告撤守。而东北驻军竟自印钞票,币信遂告下跌,终至无法挽回。所谓代人受过,本人从未敢以此作推诿之藉口也……。二、中央当时有鉴于通货膨胀之危险,急求改革币制。初意能得美援帮助,而美国竟袖手不理……

        阮问: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国开会,是否当时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国际货币基金会,轮值我国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复前,先能在基金会曾谋求贷款。行前将一切补充办法,亲自拟就,送交翁文灏。而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本人当时如在国内,或翁肯有负责任,即不致有此失败……。

  王云五上述追忆中,对翁文灏其人微词颇多,似不无道理。

  以翁多年为人与处事,曾一直遭人诟病:貌似恭谨,心怀机诈;谄上骄下,巧于仕途……(沈云龙语)胡适与之过往几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为金圆券危机之时,在北平,胡适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翁不能做行政院长!陶闻之大惊,问何故?胡适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指出:“政府当局祗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王云五即因此被牺牲。”王本是一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且勤,然衡以近代学术标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大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远不如一中型银行,见识与经验自有高下;翁文灏是一地质学家,于财政金融更是一窍不通。而危机来临,虚与委蛇,心有旁骛,缺少担当,此次币制改革焉有不输之理?加之国民党长年训政,独享政权,对多元势力无法包容,亦未能疏解;行政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社会不满难以平息,此正为中共革命“江山易帜”最佳时机。蒋政权大陆溃败之日,为期不远矣!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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