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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 上 )

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 上 )

--作者:沈宝祥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12月,我出过一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2005年重印时改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8年是这场大讨论30周年。本文简要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以使读者对此有基本的了解。但本文不是简单重复过去所讲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来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收获。

历史转折呼唤实践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中国有救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当时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阵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沉思。

        此时,人民群众思想上有两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这两大困惑集聚到一个焦点: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相信,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照着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不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时,对毛的思想和主张,即使是怀疑,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特别是,当时的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这是10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种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这篇显示最高权威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就根本不能谈毛的错误,根本不能谈纠正10年“文革”的错误,也根本不能谈改革。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才能前进,但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邓小平首先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邓于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多次讲,“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准确完整”的直接对立面是片言只语,它以理论的正确为前提,是强调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还没有触及理论和路线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指出10年“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是错误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他这个说法明确指出了要纠正错误,但没有涉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怎么办?胡耀邦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办后,就是这样搞的。怎样分辨是非呢?当时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原著为依据,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革”期间的错误理论观点,开始时效果也很明显。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遇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问题都能从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答案,特别是“文革”理论,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更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来分辨是非。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回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历史呼唤实践标准。

        《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胡耀邦在考虑如何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已无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了,而是要从总体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理论依据,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了。他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编者注:当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即研究组、理论动态组、校刊组,孙长江是研究组成员)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到从总体上考虑根本的是非;从以马列和毛著的理论为依据,到以实践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邓小平从“准确完整”到支持实践标准,这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胡耀邦的逻辑同邓小平的逻辑很自然地汇集到了同一个焦点,即实践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1977年7月,《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到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觉得他思想比较解放,就约他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9月,胡福明同时投给《光明日报》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者认为,前一篇“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决定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篇。1978年1月14日,《光明日报》将胡福明的文稿处理后排成小样,寄给作者。这篇文章的处理情况后面再讲。这里要强调的是,胡福明也提出了实践标准,并得到《光明日报》同志的赞同。

        《人民日报》也遇到了实践标准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一些文章批判“文革”中的错误观点,不断有读者来信指责说,文章所批判的观点毛主席也讲过,认为不应当批判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1978年3月26日刊出。这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进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出后,又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三个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稿,都提出实践标准,这反映了客观的需要。

        拨乱反正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结论,这就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个人迷信盛行,由于心有余悸,人们不敢思考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启蒙,关键是要有一把钥匙,来解开这把锁。这把钥匙就是实践标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形成和定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这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形成的呢?

        胡耀邦在1978年4月,拿出10天时间,让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那个文件,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分析讨论中反映的问题,决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孙长江写出了初稿。这个初稿给有关同志看过。已故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生前对我讲过,他看了孙长江撰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也说,他也看过这个初稿。

        这里要讲一下杨西光同志的有关情况。杨西光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毕业前夕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大约是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理论部即将拟在“哲学”专刊上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他审阅。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那个文件的学习和讨论,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主题的重要,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又觉得文章的分量还不够,还需要修改加工。在杨的主持下,讨论修改了几次。杨考虑要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收到《光明日报》的文稿后,吴江让孙长江把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照办了。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已经在为《理论动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收到《光明日报》同一主题的文稿后,当然只能将两篇文稿捏合在一起了。这里讲一个情况:孙长江曾将《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以后说,这个题目强调“一切真理”,不好。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后,送吴江审阅。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样。这个清样稿大约于4月底报送胡耀邦审阅(文稿上没有写明日期)。送审稿上有已故的刘立中(他在理论动态组搞行政秘书工作)写的字:“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胡耀邦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我查看文稿,耀邦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吴江又在此稿上写了一些话,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署的日期是“四月三日”,显然是错了,应为5月3日。由此可推测,吴江是在4月底或5月初将文稿报送耀邦的。耀邦在5月2日或3日退回。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第一次送审的情况。

        吴江在孙的文稿上作了不少修改。孙长江在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对文稿又作了修改,并排出清样。5月6日是星期六,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家开会。孙是研究组成员,照例不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临出发前,孙将修改后的文稿交给我,让我给耀邦再次审阅。到耀邦家落座后,我首先将这个文稿给耀邦,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这篇稿子。耀邦接过文稿后,埋头就看。我坐在他家的旧藤椅上。大家静坐在那里。一忽儿,耀邦看完了文稿,对大家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处,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耀邦是以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讲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地将耀邦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后,我将耀邦的修改意见整理清楚,星期一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那时没有严格的签发制度),作为《理论动态》第60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定稿的。

关于“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30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大清楚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就是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这句话,就是用这句话批评“两个凡是”,推倒“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精华所在。

        吴江提出“唯一标准”,首先是针对现实情况,前面已经讲了。吴江是哲学家,他除了考虑现实情况以外,还要从理论上加以斟酌。他在《“真理标准讨论”追述》一文中说: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注:列宁的原话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30页,第3版第1卷31页)。胡耀邦讲,研究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这样就排除了“文革”以来流行的语录标准、本本标准,体现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吴江明确提出“唯一标准”,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又强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学过哲学的人都比较熟悉,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标准。(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153~154页)

《实》文的发表和最初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向全国媒体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一些地方报纸也作了转载。5月13日,全国有更多的报纸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题鲜明突出,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文章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这就将这篇文章的现实性突出了。“文革”以来整天讲路线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思考和怀疑的,正是10年“文革”的路线问题。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想说而又不大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

        这篇文章的发表和广泛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赞赏和支持它,也有人强烈反对和指责它。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对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意义,把握得准,看得深。他要求《解放军报》要重视宣传这篇文章的观点。

        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告诉我,他在当晚看到新华社的电讯后,当即决定《文汇报》全文转载。

        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也来得快而且猛。

        1978年5月12日晚11点左右,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他的一位老领导的电话,强烈指责这篇文章。胡绩伟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人的电话,所以养成了边接电话边作记录的习惯。这一次也是这样。此次的电话记录有800多字,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指责文章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打电话者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希望不要将电话内容外传。胡绩伟说,你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我就要同别人讨论你的意见对不对。

        这个打电话的人就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社社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吴冷西是一位老同志,一生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已经去世,这里为了讲清历史,不得不提到他,但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对他的一生持否定态度。在那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构。

        胡绩伟放下电话后,立即将情况通报了胡耀邦和杨西光。

        5月13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让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下午到胡耀邦家开会。那天,到胡耀邦家后,我发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人已经坐在沙发上。我有点奇怪,胡绩伟怎么也来了!

        会议开始,胡耀邦说,请绩伟同志先介绍情况。胡绩伟向我们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

        本来,理论动态组在讨论这篇文稿时就意识到,文章发表后,一定会有人指责。因此,我还建议将华国锋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加进去,以为这句话可以堵非议者的嘴。这就是文章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的那句话(“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事实表明,有了那一句话也不管用。没有想到,反对的声音来得那么快、那么猛,扣那么大的帽子,上那么高的纲!

        胡绩伟讲完后,大家就议论开了。

        胡耀邦有点生气也有点激动地说,我从小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那个电话,初步剖析了那个电话中提出的无理指责。

        胡耀邦提出必须写一篇文章,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他说,我们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教训如此之深,今后几十年若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是通不过的,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胡耀邦说,文章要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这样就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第70期(6月30日)刊登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

        吴江表示,一定要写文章批驳电话中讲的观点。

        邓小平将这场讨论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吴冷西5月12日的电话及胡耀邦5月13日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可以说就是最初的争论。 

一个时期内“不太明朗”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看起来是个哲学命题,联系当时的实际就可以知道,这是用哲学语言表述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最早指出问题的实质和重大意义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

        1978年7月24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讨论会闭幕会上讲话。他指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周扬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正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持不同政治观点和立场的人才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场讨论才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展开,而必然遇到很大的阻力。

        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特别敏感,他们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因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压制。这个刚刚兴起的讨论,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当时中央分管思想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他本人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几个副主任,都坚持“两个凡是”立场。

        5月17日,新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原任毛选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在同红旗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他还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所讲的,同另一位毛选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的电话是一个调子。《红旗》在这场讨论中,一开始就执行了所谓“不卷入”的方针。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等人谈话。汪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针对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不知道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类似“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他说,《红旗》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谨慎,要有党性,在理论问题上要把关,把关要严,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我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看。

        5月18日晚,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召集在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分管文教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他专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我就听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一种意见说文章很不好。我也还没有摸透。他启发与会者,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要随风倒。很明显,这是在动员大家批判这篇文章。

        反对实践标准的人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但他们也有弱点,就是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严密的舆论控制系统。

        胡耀邦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是不太明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压力很大,咄咄逼人;另一方面,还没有人出来给以有力的支持,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前景确实是“不太明朗”。

邓小平、罗瑞卿的强有力支持

        这强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邓小平。

        邓小平一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他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对这篇文章采取了鲜明的支持态度。

        1978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在秘书长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据参与筹备工作的华楠同志对我讲,他们向邓小平报告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等情况,邓小平表示,他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点是讲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批评“两个凡是”。他在讲话中引了毛泽东关于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话。这是明确表示,他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提出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人,给他们壮了胆。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不买这个账,他们还是继续压制这场讨论。

        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他严厉地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汪重申: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好一个“下不为例”,这就是“下禁令”。

        可是,就在第二天,即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新华社全文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6月18日全文转载。这就是几家新闻单位对汪东兴的批评指责和禁令的回答。

        以后,邓小平多次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给予这场讨论以有力的支持。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胡耀邦第二天就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

        8月13日,邓小平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还指出,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另一位给予强有力支持的领导人是罗瑞卿。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后,罗瑞卿即找《解放军报》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解放军报》负责人就去找他们的老作者吴江。吴江顶住压力,针对那个指责的电话,已经撰写了一篇系统辩驳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将文稿给《解放军报》的同志。他们回去后即将文稿报送罗瑞卿。罗看后认为,这是很好的文章,但还需要充实,理论上要加强,要引毛主席的话,要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话。他对文章提出了8个字的要求:立论要稳,无懈可击。胡耀邦也收到吴江的这个文稿,觉得不太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刊登。后来,耀邦对秘书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他让秘书将文稿送罗瑞卿。后来,胡耀邦说,为这篇文章,罗同他通了6次电话。在罗瑞卿具体指导下,文章经过几次修改,定了稿。罗决定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他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联系,让两家报纸在同一天转载。这样,主管者就无法下达不得转载此文的指示了。

        1978年6月24日,首都3家最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将近15000字,系统地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逐条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理论性强、针对性强,又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发表,其影响非同一般。文章的发表,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又一个有力支持,使这场讨论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罗瑞卿对这篇文章提出了8个字的要求,决定3家报纸同一天发表。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那天晚上,罗瑞卿坐镇指挥,从23日22时左右到翌晨2时许,3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第一次问,版面有没有困难;第二次嘱仔细阅看文稿,如有意见马上提出来,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问版面安排,并嘱咐要细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错误标点。(以上见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这些,使我们想到一个指挥员亲临前线的情景。在革命战争年代,罗瑞卿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年代,他又直接指挥在思想政治领域打了一个漂亮仗,作出了突出贡献。

        自此以后,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就很少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只能固守个别阵地(如《红旗》杂志),局面逐渐明朗了。

《红旗》的“不卷入”方针被终结

        这里还要讲一下谭震林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标准的动人事迹。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就奉命也自觉地执行所谓“不卷入”的方针,实际是持反对态度。

        1978年8月,红旗杂志社约请老革命家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谭说,要我写,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他在文章初稿的第四部分讲了实践标准问题。《红旗》总编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井冈山的斗争怎么也联系到实践标准上去了,他要求将第四部分删去。不料,谭修改后的文稿,反而更加突出了实践标准。《红旗》还是要求谭将实践标准的内容删去。谭对《红旗》负责人说,《红旗》很被动,我来帮个忙,把真理标准问题写到这篇文章中去了。他还说,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他说,我想了两个月,也想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他告诉《红旗》负责人,不要怕,至多吵一架嘛,丢不了乌纱帽!《红旗》负责人没有办法,只好将谭的文稿报送中央常委。邓小平看后写了如下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批语一针见血,指出了《红旗》的问题。李先念(早在7月间国务院务虚会上就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语是: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叶剑英也画了圈。这样,《红旗》只好刊登此文。但经过几个来回,已到11月,谭的文稿只好作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在12月刊登。谭震林的这篇文章终结了《红旗》“不卷入”的错误方针,“凡是论”者丢失了最后一块阵地。

 (待续)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本刊编委,曾任《理论动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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