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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璐瑛口述 秦海整理:永远的感念——回忆父母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

永远的感念
——回忆父母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

--贝璐瑛口述  秦海整理

        我的父母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后来还有过交往,受到总理夫妇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远的感念。

总理的为人感动了一大批人

        我的父亲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属重庆市)人。父亲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后,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迫他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很快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被称为“龙副官”,后随李克农辗转到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以中、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的“重庆一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样的人,且以为自己是掌权者,找一个必定毫不费力,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火一样的革命激情——于是只有妒嫉共产党了。

        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来参加。听得多了,在国共摩擦中也更多地偏向共产党。后来龚澎嫁给了大才子乔冠华。“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一次来华,他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在重庆时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便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却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当然不独他一人如此,周总理的精神和为人感动了重庆的一大批人。尼克松访华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教授的赵浩生要来中国。一些人阻止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不安全。他坚信,周恩来当着中国的总理,他就不会不安全。在饭桌上,他还问我认不认识龚澎,见过没有。我说认识,也见过,并想向他描述我最后看到龚澎时,她被乔冠华搀扶着艰难挪步的样子(已经苍老得令人想象不出当年的丰采了)。赵浩生可能从我的神态上“读”到了我的描述,竟出人意料地用手捂住我的嘴,说:不要讲,不要讲,她是我心中的女神,就让她美丽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吧。由此也可见龚澎的魅力了。

        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这位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他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位夫人,此时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读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他们母子十分感谢周总理。而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

邓颖超送母亲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6岁时便同姐姐一起到卷烟厂当童工,真可谓“苦大仇深”。家里的日子十分艰难,这也使母亲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代母亲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只身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因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改名“贝海燕”。母亲心灵手巧,会做衣服、织毛衣。邓颖超多有对外活动,母亲便常帮邓颖超做衣服或改衣服,使她穿起来更得体、合身一些。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了她。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撤退,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

        1987年我因公务到重庆,抽空到红岩村的革命纪念馆参观。大门口有一张大照片,是当年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同周总理、邓颖超的合影。我从中看到了龚澎,穿着连衣裙,确实很出众。我想在里面找父亲,看见一个人好像是,便找到纪念馆的人想确认一下。他们得知我是龙潜的女儿,热情地接待我。但他们告诉我,这照片里面没有我父亲,因为父亲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不对外。他们请我吃饭,问我父亲手头有没有同总理、红岩村有关的纪念品。我说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恐怕不会有什么了。不过我又告诉他们,我母亲有一条邓颖超给的裙子,现在还保存着。他们十分兴奋,希望把这条裙子捐给纪念馆。我想这是好事,便一口答应了。后来我到长沙,对母亲说起捐裙子的事,不料母亲说这条裙子是她最珍贵的纪念品,寄托着她对周总理、邓颖超的思念,所以再也不愿意离身了。我理解母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在重庆,母亲怀上我哥哥后去了延安。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精兵简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住在招待所里。邓颖超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人,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父亲曾在中大犯左倾错误

        解放后,父亲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父亲犯了错误,此后调到北京,在高教部任职。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后来我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才知道,父亲犯的是“左倾”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教授,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是“封建余孽”。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对此,父亲还一直不服气,到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委屈”。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他这才心悦诚服,后来多次做了检讨。

        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到父亲那里,晚上睡在书房,无意间发现一封信,是昆明工学院的师生于1960年代写给父亲的(父亲曾在此任副校长)。信里赞扬父亲关心师生、与师生共甘苦、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我想,这肯定是经过总理的严厉批评后,父亲信服了,彻底改正了错误。

总理批评父亲,邓颖超表扬母亲

        父亲在长沙时曾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教务长,母亲那时也在革命大学工作。时隔不久,母亲觉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学校工作,请求到基层、到厂矿去。组织上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调她到长沙的“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工人出身,这工作很适合她,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工作。

        家庭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工团班有一个女学员乘虚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间,她比父亲小26岁。父亲遂与母亲闹离婚。组织发现了这些问题,严厉批评了父亲。当时湖南省委还就此作了一个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经过这一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就很深了,两人不久离婚。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风潮,为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刘少奇亲自抓了两个典型,一个好典型,一个坏典型。母亲后来对我说,如果再迟几个月,你父亲想离也离不了了。

        母亲告诉我,离婚后,父亲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承认自己不好,辜负了母亲;但又说,他们是协议离婚的,而且协议过多次,那为什么还要向总理告状?母亲十分奇怪,她对父亲再不满,但还珍惜父亲的前途,决不会给总理写信告状。后来才得知,这信是我大哥写的。他也不满父亲的行为,出来打抱不平了。想来总理看到这封信后,狠狠地批评过父亲。

        1963年,我已上高中。这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父亲。一次晚上看演出,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来了,他们没有坐在一起。周总理一出现,全场起立鼓掌。总理频频点头、招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心情很激动。邓颖超就坐在我们的前一排。演出结束退场时,邓颖超看到父亲,过来打招呼。父亲向邓颖超介绍说:这是我女儿(父亲没说我的名字,因为我随着母亲姓“贝”)。邓颖超本来是很慈祥可亲的,此时却突然沉下脸来,看着我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个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妈妈学习!我本来想告诉邓颖超,我就是跟着妈妈的,但看到父亲尴尬的模样实在不忍心说出口。邓颖超走后,父亲还呆呆地站着,随后拉着我匆匆走了,可能是在躲总理,怕再次陷入尴尬。回到长沙后,我把邓颖超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孙维世惨死,总理呆坐40多分钟

        父亲说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当年重庆红岩村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几乎每年都要到总理那里聚一聚。父亲也陆续向我讲过一些在总理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孙维世的事。

        父亲说,总理没有亲生儿女,却有不少干儿子、干女儿,大都是烈士子女。孙维世就是其中一个。她父亲为革命牺牲,母亲带着3个孩子一路讨饭去找党组织,找到武汉。当时国共合作,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但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孙维世还是个小姑娘,放声大哭,惊动了里面的人,问明情况后接待了他们,于是一家四口被送到延安。孙维世的父亲曾和总理一起工作过,总理便把孙维世认作干女儿。她很聪明,长得也讨人喜欢。在众多的干儿子、干女儿里,据说总理最喜欢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到苏联学习话剧,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的哥哥当过朱德的秘书。总理工作很忙,常常得不到休息,孙维世一去,她总有办法让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一会儿,所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欢迎孙维世来访。有一年,孙维世还给总理和邓颖超办过一次结婚纪念,大家都很开心。

        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孙维世对林彪不感兴趣。按说这样倒给叶群腾出了位置,她以后才得以耀武扬威,但叶群竟因此恨上了孙维世。在延安时一次排演话剧,江青想扮演参加革命的大小姐,但因为年龄偏大,演了阻碍革命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这样一来,孙维世又和江青“结了怨”。孙维世后来爱上了志同道合搞戏剧的金山。周总理不太满意这桩婚姻,对孙维世执意和金山结婚不是很高兴。“文革”前,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大庆深入体验生活,他们写成一个剧目,表现大庆人特别是“王铁人”的战天斗地、为国争光的精神,演出时请总理去看,总理看了挺高兴。

        “文革”一来,金山遭了殃,遭到叶群和江青“双重”嫉恨的孙维世更遭殃。她因去过苏联,还被指为“苏修”特务。周总理得知孙维世被抓,赶紧让秘书打听关在何处,想让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听到,孙维世已经死了,而且从抓到死只有7天,死相极其凄惨。周总理听到消息,一言不发,呆呆地坐了40多分钟。他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是想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还是想自己堂堂一国总理,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干女儿,保护不了一个烈士的孩子?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之痛!

        整个“文革”中,周总理的痛很多,但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孙维世惨死之痛,一定是总理心中永远的痛吧。

胡愈之的高风亮节

        “文革”中父亲虽然也受到强烈冲击,但由于周总理的关照,出来工作较早,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副局长。他对“文革”看不惯,又不能发泄,精神十分郁闷。

        父亲同胡愈之先生早有交往,时不时到胡先生那里聊天,也互相交换一些“小道消息”。大约是1974年吧,胡先生告诉父亲,江青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采访,那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毛主席对此大发脾气,狠狠批评了江青。父亲听到江青挨批,十分高兴,也觉得解气、痛快。但父亲高兴得犯了糊涂,竟向出版局“革委会”的人讲了此事。出版局向上打了报告。“四人帮”得知父亲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就想把祸水引向总理。王洪文批示,要彻底追查,查出“黑后台”。这下父亲遭了殃,被撤职自不必说,没日没夜地被批斗,要父亲交代出“黑后台”。父亲一口咬定,是听说的。谁说的?忘了。他决不说出胡愈之。

        但胡愈之先生闻知父亲因《红都女皇》的事情被批斗,便找到出版局说此事是我告诉龙潜的,我就是“黑后台”,要斗就斗我好了。胡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追查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不置可否,仍然揪住父亲不放,照批照斗。直到父亲被折磨得精神恍惚,我带父亲去看病,医院开了诊断证明,这才停止批斗。

        不久,周总理逝世,这对父亲打击更大,他的精神更恍惚了。一次他说:昨晚深夜播了一个新闻,毛主席去悼念周总理了。我想这样重大的新闻,不可能只是深夜播出,但父亲一口咬定“你们没看到”。我们楼下住着宋一平(当时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我便去问宋叔叔。宋叔叔说,你父亲太希望毛主席去看望周总理了,才产生这种幻觉。这说明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我们便帮他给谷牧副总理写信。谷牧做了批示,父亲去外地疗养,病才有所好转。后来选全国政协常委,父亲以全票当选,这可说是父亲最后的得意。

永远错失了和总理说话的机会

        1965年,我考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这所大学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创办的。1966年“文革”开始,7月,周总理连续几次到我们学校看大字报,并参加学校召开的批判大会。“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我被选为学院的“文革副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校参加会议时,我在台上负责倒水。第一次给周总理倒水时,我真是激动极了,竟把水倒在了杯子外面。总理慈祥地笑笑,拍拍我的肩膀,我这才镇定了一些。那时学校已经分成两派,另一派随即大做文章:“‘贝主席’端茶倒水给工作组,好不殷勤;周总理来了,竟如此怠慢。”第二天总理看到大字报,问“贝主席”是谁,有人回答说:就是昨天倒水的姑娘。周总理说,她不是给我倒了水吗?贴大字报的人这才不吭声了。

        我长得很像父亲。一次在台上倒水,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我几眼,脸上有思索的表情。我早听人说总理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不是从我的长相想到我父亲?他问身边的人:这孩子叫什么,听说我姓“贝”,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当时真想上前对总理说,我是龙潜的女儿,但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我忍住了。我不知道我将为此后悔——我永远失去和总理说话的机会了。

        1970年代初,就不断听到周总理身体不太好的消息,人们都为总理担心。1974年,我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为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陈省身当翻译。陈省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不解地问:我需要翻译吗?我们处长说:就让她陪着你吧。招待会前,人们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周总理会不会出来。周总理果然出来了,虽然非常消瘦,但仍然精神抖擞。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鼓掌,许多人满眼含着泪水。我旁边一张桌子是外国人,激动得连桌布都掀掉了,听到东西打碎的声音。我已经顾不得陈省身了,也顾不到外交礼仪,站在了椅子上。陈省身也使劲鼓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周总理。

        此后一年多,特别怕听到哀乐,一听到就心惊胆战。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批《水浒》,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得靠周总理支撑着。但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离开了。那天特别冷,北京城突然安静了,人们都在哭泣。

        1981年,我去美国得克萨斯州理工学院进修。按要求,我同时选了一门提高英语水平的“对话课”,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是做语言表演,我选择朗诵美国诗人的一首诗,但主考教授听了,说我朗诵得没有一点感情。他建议我朗诵一首中国诗,我便选了纪念周总理的诗。我先用英语讲了周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后把这首诗的内容简介了一下,就朗诵起来。没几句,我便泪流满面,几次哽咽着,几乎朗诵不下去。主考教授虽然听不懂一句中文,也被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朗诵、最好的朗诵。
人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其实感情也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不懂得中文,却读懂了我的感情。我至今仍怀念着总理,这将是此生绵绵无绝期的怀念。

       

        本文口述者贝璐瑛女士的父亲龙潜,战争年代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解放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整理者秦海先生,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童怀周”的骨干成员。他们的忆述、整理,生动地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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