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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木:关于真话该不该讲的考量

关于真话该不该讲的考量

——续邵燕祥先生《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

作者:散木

邵燕祥先生的新作《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同舟共进》2007年第10期)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当年巴金、萧乾等讨论在我们的具体语境下,“真话”该不该讲、抑或能不能讲的一个继续。
说真话抑或说假话,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问题。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赵高“指鹿为马”、最高领袖提倡“五不怕”甚至鼓励出“海瑞”而实际上唯恐“海瑞”出的语境下,说真话抑或说假话是对人的“智慧”和“历练”的一种考量。

“明智者”的真话

说真话还是说谎话,邵燕祥文章用了一些事例加以说明。

例子之一:自由知识分子曹聚仁先生。

鲁迅曾“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说谎的人”,换言之,即鲁迅并不反对“说谎话”,这事关曹聚仁。

曹聚仁写过很多书,包括许多回忆,然而很少提及他与鲁迅的交往。堪称他晚年回忆录巅峰之作的《我与我的世界》,其中有两节“鲁迅与我”、“我与鲁迅”,也全不提他当年参与《海燕》的发行一事。原来,1936年初,已离开《中华日报·动向》的聂绀弩致函鲁迅,说要办一个文学刊物,恰好此时萧军、胡风等人也有这个愿望。鲁迅于是对胡风说:如果每人各办一个刊物,会分散了战斗力,不如大家合办。经鲁迅、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吴奚如、周文等一起商定,就创办了《海燕》杂志,由胡风负责组稿、聂绀弩联系印刷和发行。但《海燕》只出版了两期,就被查禁了。

关于《海燕》的夭折,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中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据说这“B”,就是指曹聚仁。(胡风:《鲁迅先生》)原来,《海燕》问世后,上海租界巡捕房命令刊物上必须标出发行人,以示负责。当时曹聚仁的身份比较适中,他也愿意担任,于是从第二期始,就在刊物上标出了他的名字。不久,国民党“文网”的统领找他“谈话”,曹说出了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海燕》不久就被查封了。曹的悔过和退出,是国民党“文网”诛杀左翼刊物的一个证明,这也正如鲁迅听说《海燕》被巡捕房所注意时的预测:“《海燕》虽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

挺身反抗“文网”,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担当的,比如曹先生,他几乎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报人和文人,他实行所谓“乌鸦主义”,即“老年人看了叹息,中年人看了短气,青年人看了摇头”。(《“乌鸦”商标·<涛声>周刊》,《文坛三忆》,三联书店1999年版)在“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语境下,曹聚仁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就曾对他说:“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1936年2月21日信)

后来胡风回忆说:“这‘苦心孤诣’的意思并不简单。把这当作‘安抚’也可以,当作不得已的讽刺话看也可以。”

不过,鲁迅一向是反对做“烈士”而主张“壕堑战”的。

“书呆子”的真话

再说几个例子。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夏丏尊先生。

当年和鲁迅、曹聚仁等在上海从事编辑出版的,还有他们的浙江同乡夏丏尊。夏先生是一位儒雅君子,老老实实的文化人,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写作。

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厚道的夏丏尊,1943年12月却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后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在他被日本宪兵捉去时,临行叮嘱家人:“我去了,告诉老板一声。”旁边的汉奸和日本宪兵听到后,马上追问谁是“老板”,最后把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也抓了进去。这就是老实人说真话的代价。不过,老实人嘛,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拷打、上电刑或灌辣椒水之类,但人却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身体也愈发坏了下去。日本人大概也为他的天真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他不坏,只有半个月便把他放了出来。那时夏先生也学会了“说谎”,当日本宪兵问起郑振铎时,他便说了谎,说:“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郑振铎在《悼夏丏尊先生》一文中说:“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么爱护着他的朋友!”

例子之三:青年文学家、烈士陆蠡先生。

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鳏居多年的陆蠡正值新婚燕尔,灾祸却突从天降。不久,他参与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查封和捣毁,日本人还声称要寻找负责人。得知此事后,家人和友人都劝陆蠡先躲一躲,他却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据理抗辩。于是他孤身来到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日本人在提审时问:“你爱国吗?”陆蠡说真话:“爱国!”又问:“赞成南京政府(即汪伪政权)么?”“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答:“绝对不能征服!” 于是,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此后,陆蠡再无消息。

由以上几个例子来看,说真话还是说谎话,还真是一个问题。

“副统帅”的“三不、三要”

至于邵燕祥先生文章中涉及的其他例子,如治国用兵法“兵不厌诈”的“引蛇出洞”、“欺以其方”的“粉碎四人帮”等,都是“假话未必不可讲”的上佳例子,甚至如原来那位“副统帅”,不是也说过“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名言吗?这又是他的“经验”所得。当年曾和这位“副统帅”接近的人回忆:“副统帅”在谈到这个观点时,曾讲过此前三年灾荒时陶铸和柯庆施的例子。“他说许多省都搞浮夸,多报产量,结果弄得老百姓没饭吃,饿死。陶铸和柯庆施不但没多报,反而说了假话,瞒了产,老百姓得到了好处,日子反而好过了。陶在广东,柯在上海的威信也高了。”这却是“假话未必不可讲”了。当然,当年“副统帅”讲这个例子,还有他更深妙的用意,他曾写下了一段笔记:“三不: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②不批评;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于是,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副统帅”有了自己的“政治智慧”——“三不”当然是不说真话;“三要”,也是不说真话。

这些陈年故事,也只宜于“白发渔樵江渚上”了。

温家宝总理为季羡林先生的96岁寿辰祝寿时曾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羡林答:“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么看来,季羡林老先生的处世哲学与邵燕祥先生、萧乾先生等所论有共同之处。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又有基于特别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处世之道,这说不上有多少“高尚”,也说不上有多少“聪明”,这是他们的共同“语境”,或者说是一种“宿命”。

现在是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有人曾以“谐”字发覆,以为是大家皆可发言说话,这发言和说话,一定不是假话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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