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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木:寻找蔡和森:革命、爱情与牺牲真相

寻找蔡和森:革命、爱情与牺牲真相

--作者:散木
 
蔡和森(1895-1931),湖南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时期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中共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革命烈士。
   
向警予(1895-1928),湖南人,土家族,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1918年参加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亲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革命烈士。
 
“向蔡同盟”惊世骇俗
   
蔡和森和向警予是一对著名的革命情侣和革命夫妇。他们的结合,曾被称为“向蔡同盟”。
   
似乎是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镜头:“五四”后不久,一批湖南青年男女登上“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在一个月有余的漫长航程中,蔡和森、向警予两人由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和学习,最后谈及婚姻问题。当年他们都反对旧式婚姻制度,寻求新式“爱情”。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马赛港时,他俩惊喜地发现爱情之舟原来已经扬帆启航了。在蒙达尼,他们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同时,两人经常交换诗作以表达彼此的“爱恋”及对“革命”的向往。1920年5月,在蒙达尼这个法国小镇,他们宣布结合,随之有了一本见证性的诗集《我们一起向上看》(一说《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由此人们称之为“向蔡同盟”。
   
两人的好友毛泽东获知这一消息后大为赞赏。1920年11月26日,毛在致罗学瓒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原来,革命者如毛泽东等,早年无一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里的所谓“无”,是包括了人类“异化”的政府、国家乃至婚姻、家庭的。在他们看来,“向蔡同盟”似的男女结合,正是“拒婚同盟”的实践。随后,张申府和刘清扬,以及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李富春与蔡畅等的结合,都是“向蔡同盟”模式的翻版。
   
早在向警予担任长沙周南女校校长之时,人称“女圣人”,是品学兼优的女子。有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支持女子教育,但条件是要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慑于周的权势,只得同意。向警予却死活不肯,她只身冲进周家反抗,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后来及遇蔡和森(当时长沙有“湘江三友”之说,即长沙城里有三位青年思想最为先进: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又双双负笈欧土,这两位志同道合的男女便发起了向封建制度和习俗的挑战。他们宣布实行“同盟”式的自由结合,众多青年纷纷引为先进而效仿。
 
敢于打破“死亡婚姻”也需要坦荡胸怀
   
“向蔡同盟”的结局是让人意料不到的。许久以来,这仿佛是一个禁区,被剥夺了“知情权”的人们,兀自沉浸于对“革命与爱情”的迷恋中,历史的真相却非如此。
   
1921年年底,蔡和森等因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不久,已怀孕的向警予也回到了上海。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蔡和森当选中央委员,向警予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蔡和森担任了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则担任了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这对恋人实践他们在法国结盟时的理想(当时他们双手共持《资本论》拍摄了一张新婚照片,向警予将照片寄给家乡的父母,在信中她说:“和森是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图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做二十世纪的小孩子”),开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奋斗了。为此,蔡、向还共用了一个笔名--“振宇”,在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期间,经常用这个笔名发表评论文章,而“振宇”就是“警予”的谐音。在此后的革命岁月里,两人还生养了一双子女:蔡妮、蔡博。
   
然而,时间到了1925年初,随着另一个共产党人彭述之(后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最终宣告“解体”。对此,罗绍志在文章中说:向警予的“追求”,“不但表现在她对自由婚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在她对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视的态度。几十年前,他们敢于自由恋爱结婚……为众多国人不齿;而后又敢于打碎死亡婚姻,更是惊世骇俗。”这一番话,对不曾知晓其原委的人来说,想必会大吃一惊。
   
其实,“革命者”也是千人千面的,只是过去我们的描写太刻板太单一,掩盖了革命者鲜活的个性,久之则不免失真。比如蔡和森,曾与之同赴法国的冶金专家和侨民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的回忆中说:蔡“受墨子影响很大,反孔反儒,又受家乡谭嗣同影响甚深”。蔡的一位同窗评论其人云:“蔡先生为人庄重严肃,不苟言笑,说话条条有理,初很动人。但经久总是那一套,只可使中小学生爱听,凡程度较高者则不见重。”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状态,如蔡和森,“对本国人只有墨子、谭嗣同、毛主席三人,对外则每每提及列宁,甚少及马克思,因那时中国尚无此资料。但最令我头痛及生气者,即他口口声声云,俄人为世界牺牲,乃中国最好的朋友,中俄永无大战。我听了厌烦。和森只偏—方:一为只问政治革命,不及其他;一为此革命只以取消地主为最要,对其他建国之事则向不及”。

从全面的“审美标准”来看,烈士蔡和森当然不可能是“完人”,性格上有缺陷的一面,所谓激进主义、破而不立等,这也难免影响到他的生活。据蔡和森的邻居回忆:与蔡做邻居是一桩苦事,因为“他有那么多干不完的工作、写不完的文章,他的窗口彻夜灯亮着,使你不忍心休息”。蔡和森还不时忍受着哮喘病的折磨,加之生活穷困(为此李大钊曾写信给上海的胡适,希望他帮助蔡出版书稿以救急),在这种条件下,“革命与爱情”也就有了变数。
   
中共四大之后,彭述之以中央委员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了方便工作,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据说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不同于“枯燥”的蔡和森,彭述之有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这竟使得一向不苟言笑、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革命老祖母”和“女中墨子”的向警 予有些动心了。
   
“墨家”蔡和森在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不拘小节,为人父、人夫也未能尽到责任。向警予自己也不善理家务,思想上又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在“七年之痒”之期,蔡和森因领导五卅运动等过度劳累使哮喘病和胃病复发,离沪赴京疗养,彭述之却因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与向警予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于是“向蔡同盟”趋于解体。等到病情缓解的蔡和森返回上海时,坦荡的向警予对蔡和森坦白了一切。此后,同样襟怀坦白的蔡和森要求中央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总书记陈独秀认为这要由向警予自己决定,向竟“伏案大哭”,不能断决。最后,中央主席团(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蔡一同去莫斯科,希望这样的“冷处理”会有个好结果。然而,最终两人还是决定分手。
   
这段往事过去鲜有披露,只在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中有所记录。这或许是为了不影响革命历史的“庄重”,然而却弱化了烈士的丰满形象,阻碍了后人对他们的深刻解读。革命者也有至情至爱,也有常人的悲欢和冀求,在“革命与爱情”的主题之下,他们的人生是色彩斑斓的,这丝毫影响不了人们对他们的敬仰,也绝不会因此而玷污他们毫厘。
 
蔡和森对向警予的深切怀念
   
中共六大结束,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心力交瘁之际,蔡和森在情感上需要寄托。当时也在莫斯科的,有他的湖南老乡李立三夫妇。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予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擦出爱情的火花。
   
“向蔡同盟”解体后,情侣或夫妻关系是不存在了,但广义的革命同志(同盟)关系依然如故--所谓“革命与爱情”,有悖背,也有统一。
   
1928年“五一节”这天,国民党湖南军阀在长沙公开处决此前在汉口法租界被捕的向警予。得悉向警予被捕,蔡和森曾赶紧托旧友萧子升出手相救,可惜未能如愿。这年7月,身在莫斯科的蔡和森含泪撰写了向警予烈士的传记,以此寄托他沉痛的哀思。
   
在这篇传记里,蔡和森不仅叙述了向警予的成长历史、性格特点,也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与爱情。蔡和森写道:向警予“忘寝忘食是她生活中的经常状况。‘五四’运动,她在乡村号召广大的群众运动,终日讲演,宣传爱国主义。她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她绝对的与一般娇弱的女学生不相同……她的言行完全像一个最诚恳的传教师。她真实无比,她异常的勇敢,同时又很琐细,她对于一点小小的事情,常常是要做彻日彻夜的去思想,去准备。她不知道别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是一个‘事业的野心家’……她要到‘五四’运动及‘新青年’文化运动,在湖南青年急进分子中有很大影响。此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形成--‘新民学会’,倾向于革命的社会运动……警予与和森多次谈话之后,开始放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相信共产主义,同时警予与和森之恋爱亦发生于此。这是1920年1月15日在印度洋船中的事情”。
   
蔡和森继续写道:“警予与和森对于爱情的观点,最初都是神秘的观点,因此两人之间,反因神秘的爱情而感到一种神秘的痛苦,1925年底同来莫斯科之后,遂至最后的分离。”
   
最后,蔡和森高呼:“伟大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这泣血之辞,可谓痛怛彻骨,读之令人动容。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诗人柳亚子悼念向、蔡的一首诗。1931年6月,蔡和森在香港秘密参加一个海员工会的会议,甫入会场,即受到叛徒顾顺章的指认,当即被捕。不久,蔡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的国民党军阀,随即英勇就义。
 
一桩历史悬案: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牺牲的
   
蔡和森是如何牺牲的?迄今说法不一。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如《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述:当时蔡和森秘密活动在香港,而与蔡和森比较熟悉的叛徒顾顺章奉国民党特务机关之令也秘密窜来香港,侦察蔡和森的行踪。1931年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冒险去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临行时,他抱着4岁的女儿亲了亲,然后对爱人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到时没有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果然,就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被混入会场的叛徒顾顺章认出,当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当时被捕的还有施晃等5位同志。蔡和森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刻派人进行营救,但他很快被引渡到广州。此后,国民党当局对蔡和森施用了各种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组织秘密。蔡和森大义凛然,横眉冷对敌人,没有吐露半个字,结果被打得血肉模糊。蔡和森受刑后被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痛哭,蔡和森却鼓励大家要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还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要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蔡和森传》这样描述:“敌人的残酷折磨,没有摧垮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想公开审讯,又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于是决定把蔡和森杀害。这年冬初的一天,凶恶的敌人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站着,在他面前摆上几颗大铁钉,对他进行最后的威胁。他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敌人咆哮着,将他的手脚拉开,用铁钉把他钉在墙上。他痛得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愚蠢的敌人毫无办法,便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将他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戳进了他的胸膛。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就在蔡和森被害前,共产国际已通知中共中央撤销给蔡和森的处分,恢复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可是来不及通知,他就被捕了,直到壮烈牺牲,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回事。蔡和森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编者注:1928年9月,刘少奇、陈潭秋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批评蔡和森“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等,并向中央提出处分建议。不久,向忠发和李立三再次点名批评蔡。此年11月,蔡和森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钉、剐、戳,可谓残酷之至,读了这段文字,人们无疑对国民党的残暴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对壮烈牺牲的蔡和森充满钦佩之情。在这里,无论传记撰写者的效果预期,或者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融为一体。

但如果仔细审读,在有关蔡和森牺牲过程的传记书写中,一些细节是不同的。最为“严酷”的一个版本云:“最后他被敌人用铁钉将四肢钉在壁上,挖去双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烂,再用刑刀刺死。”这段描写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本刊物上署名“李明”的文章--《纪念蔡和森同志》,这里的“李明”,就是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立三。
   
李立三的文字是在烈士牺牲后不久写的,因而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后成了各种介绍和宣传蔡和森牺牲过程的“母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
   
当年蔡和森的被捕和牺牲,其实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国民党当局从香港引渡蔡和森以及在广州审问和处决蔡和森,都不可能对外声张,更不可能刻意宣传,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迄今也未见有烈士牺牲时的见证人的回忆,于是,“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牺牲的”就缺少了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显然,能够说明问题的,只有历史档案了。
   
好在后来有党史工作者发现了有关的敌档资料,即国民党广东当局1931年8月关于蔡和森案的“原呈”密报,以及化名“胡世辉”的蔡和森的“供词”,这也就成了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手历史材料了。

在“原呈”密报中,有如下记述:“本年六月十日,梁(指特别侦缉队的梁子光--引者注)由该员等合同港警探,在港洛克道四百六十四号三楼,破获赤匪海委机关一起,拿获赤匪要犯赵普生、方世林、李庆全、林剑彩、胡世辉(即蔡和森--引者注)、李丙等六名,并搜获赤匪文件刊物,均留押在港政府。再经赴港交涉,旋由港政府通知,定于六月十二(日)晚,将赤匪首要胡世辉一名秘密递解出境……”
   
密报中还有“并供开有在港澳各县之赤匪姓名、住址,以及赤匪活动等情形”,但“业经密饬职队派驻港澳密探等设法查拿,尚未查获”等记述。显然,这里所说的“尚未查获”的原因,是由于蔡和森所供出的人名、地名等都是不真实的。蔡被捕后,坚不吐实,偶有一些“交代”,也是诳哄敌人。这份密报最后特别强调道:“除将该匪胡世辉即蔡和生一名,当经于(一九三一)八月四日执行枪决。并饬严缉供开赤匪归案究办,另据情分呈。”
   
论者谓:从上述摘引的“原呈”密报以及“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等敌档资料中,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蔡和森是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当局逮捕的。第二,同年6月12日晚,他由香港被秘密引渡到广州。第三,关于蔡和森最后被杀害的情况,并非像李立三文章中所说“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而是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执行枪决”的。第四,从“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这份敌档资料看,它不是蔡和森的亲笔供述,而是审讯笔录,“可以看得出,当时蔡和森并没有主动向敌人供出什么真实情况”。
   
烈士们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的,他们忍受了肉体的极度痛苦,却让信仰和精神升华,每一个后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那么,讨论“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牺牲的”这一话题有什么意义呢?在笔者看来,饮弹和被乱刀砍死等虽然都是壮烈牺牲,换言之所谓“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其实却有不同。笔者虽然至今还不解当年在莫斯科的李立三通过什么渠道获知蔡和森牺牲的具体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是否在传输时已有变形,或是否出于某种需要,但这种文字叙述实际上暗含了某种“革命逻辑”和“革命语言”,它在声讨敌人、褒扬烈士之余,也有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意图伦理”成分。
   
老实说,我们宁愿历史的事实是蔡和森烈士饮弹就义,而不是经受了人所不堪的酷刑(当然,如果这是事实,那只能说明敌人的极度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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