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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作者:陈远
   
说到1919年,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五四运动,其实那一年还有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那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办。燕京大学从兴起到走向末路的历史并不太久,却和中国近代政局紧密关联。笔者从2005年开始关注燕京大学,先后走访了30多位在世的燕京校友,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往事。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中国籍校长
   
陆志韦是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作为中国籍校长,他有句话很出名:“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的复校就是在陆志韦的领导下完成的。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交给自己的祖国。
   
陆志韦没有想到的是,迎接燕京大学的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首先是思想改造,燕大早期的一位地下党告诉笔者:
   
我毕业之前,关于是否保留燕京大学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周恩来总理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叫: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也有资料说司徒雷登也想回到燕京来,当时中央就通过陆志韦以私人名义给司徒雷登写信,欢迎他回到燕京。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整个事情就都变了。1950年底先是开了个会,决定接管美国人在中国办的13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委任状,委任陆志韦为校长。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泽东题写了校徽。当时对于燕京大学还是比较优待的。记得华北的物资交流会刚刚成立时,周总理特批了一辆火车把燕京的学生拉到那里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受鼓舞。
   
1950年,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课程改革。首要是要开政治课,其他课程也要逐渐改造。一些教授来到燕京,开始在课堂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讲革命史。抗美援朝之后,美籍教授就不被允许在燕京讲课了。西语系的教授柯安西走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被拿来作为“认贼作父”的证据。
   
1951年下半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燕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集中在三个人身上: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不仅过去的同事、属下站出来揭发陆志韦,就连他的子女也来批判他。1951年,张大中作为派入燕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笔者采访他时,他这样说:
   
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队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有一个背景,就是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所以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以教育为主,也重点批判了几个人。那次运动的好处就是没有做组织处理,只是重点批判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虽然批得很厉害,但在生活上都作了一定的安排。当时党的政策还没有像后来反右时那么厉害。
   
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这些方面……根据大家的揭发材料,之后又搞了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表现美国人为什么要办燕京,他们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在那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陆志韦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要回中国了,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不得了。后来工作队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
   
当时总结了陆志韦的几大罪行:
   
组织反动集团,把持校政。按照清算大会上的发言,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买办、反动分子、美帝间谍、反动派走狗。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以“拒、挤、打、拉、提、摆、掩”来控制人事。
   
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据说,美帝是通过陆志韦、范天祥、梅贻宝等“工具”,保持燕大这个“文化侵略堡垒”,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侵略活动。具体事例包括在庶务课的仓库中查出了美国国旗和国民党国旗,已离校的蔡一谔、梅贻宝、王克和等人的箱子,司徒雷登的寿礼以及范天祥的日记,陆志韦和上述之人的通信。
   
一贯抗拒公立。据中方公布的文件,陆志韦曾于1949年5月写信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如果纽约方面,在二三周内没有信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解散整个机构,或是交给政府。我赞成前者的办法……我是被派坚守岗位的,否则我对行政工作并不感到兴趣。”
   
破坏“抗美援朝运动”。陆志韦这一罪状的最大证据,是他不但没有参加《反对美国占领台湾宣言》的签名,而且于1950年10月28日写信给美国托事部副秘书,说:“最近有一批曾经留美的人,发表了一个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的宣言……我之所以拒绝签名,有人以为是怕燕京所接受的大量国外援助会受影响,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事后才知道我原来还被期待作为主要的签名人之一。”其他罪状还有诸如贪污、浪费、供给美国情报及伪装清高等等。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陆志韦写了一份坦白书,坦白自己的“罪行”。

“学生批老师”是怎样开始的
   
再来看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在燕京,吴兴华是流星式的人物,但他的才华当年是那么耀眼--曾和钱钟书先生探讨古诗流源,令博学如钱先生者也不得不叹服;16岁入燕大,20多岁就被评为副教授。在燕京的政治运动中,吴兴华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据吴兴华的夫人向笔者口述:
   
“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进步的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藏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
   
关于吴兴华的“进步”,燕大校友、旅美学者巫宁坤的回忆文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道: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
   
校园里的种种政治运动,不仅影响到了教授们,甚至影响到了当时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1950年,20岁的徐萍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时,显然没有想到这所闻名遐迩的学校会在两年后被取消。当时的燕大,尚有遗风存留--
   
当时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随便的,有时,因为上课的学生太少,就到老师家里上课。老师在客厅摆好水果和茶水,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先生就把学生带入了学问的殿堂。思想改造时,有的学生把老师平时说的一些事揭发出来。那之后,师生之间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大家在聊天时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害怕再被学生揭发出来。新闻系的老师都是搞西方新闻学的,讲究自由,这也是燕大的传统,但这些解放后就行不通了。在新闻系读了一个学期,我就转入了历史系。
   
燕京大学被并入北大之前,学生并不知情。但老师却隐约知道了消息。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对这个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们对这个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党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大学里面的,在政治革命完成之后,党决定接收教育的阵地。但是接收这个阵地一开始是很难的。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但是那些固执的相信教授治校的老教授都是他们的老师,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些教授都必须被打倒搞臭,或被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一些教授的私生活被学生揭发出来,或者工作队逼着教授的子女来批判他们,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觉得怎么能对老师这样呢?(徐萍芳口述)

燕京大学的消失
   
1949年至1952年5月,谢道渊先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在他的叙述中,燕大消失的过程极为简略:
   
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但当时还有燕大的学者看不上他……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还是派了个人来。至于燕大,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大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倒是在巫宁坤先生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在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课程以及人员变化的情况: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大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萝蕤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其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换了人间。
   
燕京大学面临“生”与“死”之时,正是中国大变化的时期。燕大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以及学术演进关联密切,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中无法绕过的课题。因此,深入地研究燕京大学,在如今的语境下仍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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