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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澍:当银海遭遇冰山--《武训传》的消失与《鲁迅传》的夭亡

当银海遭遇冰山
   
          --《武训传》的消失与《鲁迅传》的夭亡

作者:刘澍

新中国电影史上,有两部被批判和封杀的影片格外引人注目:一部是建国初期被直接点名批判的《武训传》,另一部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大写十三年”的荒唐口号中被人为扼杀的《鲁迅传》。而这两部影片,又都与被称为“中国男星第一人”的赵丹直接关联,因为两部影片的主演正是他……

《武训传》由“捧”到“批”

又下雨了,这雨一下起来,就停不下来。1951年上海四五月份的梅雨季节淫雨霏霏,给人的心头增添了一种随季节变化而心绪低落的感觉,赵丹的心里更是如此。
   
自从5月16日《人民日报》率先批判《武训传》以来,全国媒体群起响应,大批特批这部在不久前还受到一致好评的影片。赵丹纷乱的心里始终不明白,这部影片到底错在哪里?
   
《武训传》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议、由“左翼”电影公司——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这是曾拍摄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等众多优秀影片的公司。导演孙瑜带着赵丹、王蓓、吴茵等人日夜赶拍,自1949年开拍到1950年结束,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影片讲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农民乞丐武训,通过做苦工,沿街乞讨,到处要饭,忍辱负重几十年,终于举办一所“义学”,免费让许多穷人家的孩子读上书,从而深受民众爱戴的故事。为了迎合新政权下的新形势,影片在结尾处还特意加上了由黄宗英扮演的老师来进行主题诠释的光明说教:“只有在劳动人民真正翻身以后,人民才有可能改善生活,才可能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当然,影片在热情赞扬武训这种义务办学、普及文化教育精神的同时,也批判了他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作风,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再现武训的一生。
   
1951年元旦,该片在上海隆重首映。上海许多电影院还制作了五六层楼高的巨幅海报。随着影片在各地的公映,《武训传》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深受师范学校的师生们好评。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歌颂这部影片的文章就多达六十余篇。作为全国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大众电影》杂志,也根据群众的意见,将这部影片评为当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之一。
   
此情此景对赵丹来说,当然是喜不自禁:近两年来,他与“武训”已融为一体,心血毕竟没有白费。可是,赵丹在鲜花和掌声中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让局势风云突变。随之,赵丹听说公开点名批判《武训传》的社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
   
《武训传》所提出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自此,全国展开了紧锣密鼓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接着,由赵丹在1951年与蒋天流、吴茵一起主演,郑君里编导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又被冠上“诬蔑党的政策,丑化工农干部”的罪名,再遭严厉批判。
   
批判继续深入,斗争没有结束。江青亲自率领调查组,以李进的笔名连续发表了长篇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为彻底批倒批臭这部影片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武训传》以后,赵丹被晾在了一边,两年多无戏可拍。好在赵丹是著名演员,上级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目的是想让他接受教育,感受现实。经过几个月的前线生活,赵丹回国后积极主动地向组织表态:“我要根据毛主席所说的拿起文艺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954年,文化艺术界开展隆重纪念“四大文化名人”的活动,早在抗战时期就已排演的大型话剧《屈原》被重新推出。与赵丹有几十年交往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金山,恳请赵丹主演自己以前扮演的屈原,金山自己则出任导演。舞台上,赵丹扮演的屈大夫形象高洁飘逸、忧国忧民,为这台著名话剧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
   
“屈原”被肯定,“武训”被否定,赵丹得到了一个结论。他对自己的家人说道:“一部《武训传》,使我感到,这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确实难搞,一方面要求高,另一方面还要紧跟形势,《武训传》的挨批,使我悟出了几个道道:一是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艺术本身没有其他职能,艺术就等同于政治;二是文艺只能歌颂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最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其他人物只能作为陪衬或者受到批判;三是各种思想都会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阶级的内容,所以一切人物的内部素质与外部形态,都只能是严格分明地进行表演,决不能混淆阶级的界限。比如说这个屈原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代表,是进步力量的代表。”这番话,既是赵丹的切身“体会”,恐怕更是他的无奈。
   
而执导《武训传》的孙瑜,则受到该片的直接牵连。尽管他努力争取拍摄了增添保险系数的古装题材《鲁班的传说》和同为古装题材的戏曲片《秦娘美》,还有一部极力讴歌在新中国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海员的《乘风破浪》,但始终备受冷落。这位一直追随革命、要求进步并富有才华的导演郁郁寡欢,直到多年以后离开人世。
   
时隔34年之后,1985年胡乔木发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的讲话》一文,对这部蒙冤的影片予以公正、公平的评说:“我们现在不谈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为,尽管这个批判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直接涉及的影片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和赵丹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影片是在党和进步文化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纠正。”

《鲁迅传》人为的夭亡

从1955年到1959年,赵丹似乎重新寻找到了失去的世界。五年间,他相继主演了《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和《聂耳》等影片,又导演了反映炼钢工人生活的故事片《常青树》,平均一年一部戏,让同行羡慕和赞叹。特别是《李时珍》和《林则徐》,成为他杰出的代表作。在1961年,赵丹更加兴奋地等待着一个消息到来,那就是上影厂筹备多年的《鲁迅传》即将开拍,并决定由赵丹主演。
   
为此,赵丹吃住都在上影厂招待所,关在屋里反复琢磨、思考、体验、模仿鲁迅的一举一动。此外,赵丹翻阅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历史资料,寻找一切与鲁迅相关的东西,尽可能在形似与神似兼备上下功夫。这部《鲁迅传》演职员阵容非常强大: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唐弢集体编剧,陈鲤庭任导演,赵丹扮演鲁迅,于蓝扮演许广平,孙道临扮演瞿秋白,蓝马扮演李大钊,于是之扮演范爱农,石羽扮演胡适,谢添扮演阿Q……可谓集中了电影界的精英。赵丹和大家一起整夜地讨论剧本,分析角色,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黄宗英后来回忆道:当年,赵丹按照史氏表演体系,书写《角色自传》和《角色自我设计》,他曾在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对角色分析的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就为了这句话,赵丹在随后的运动中受尽了精神摧残和皮肉之苦。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鲁迅传》的创作。1961年,他在中南海亲自接见剧组主要创作成员陈鲤庭和柯灵,并明确指出:“鲁迅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朝代。通过影片的拍摄,以鲁迅为中心,把三个朝代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鲁迅传》上集要写到袁世凯,对袁世凯我不熟悉,但北京有熟悉袁世凯的老人,可以访问。下集中如果出现蒋介石,我可以向你们提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蒋介石的来往不少,对蒋介石比较熟悉。不要因为他是‘人民公敌’就不敢碰。暴露旧的东西,挖出‘封资’的老根子,这样不会割断历史,可以教育后代。”《鲁迅传》筹备的几年里,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密切关注该片的进展,并多次提出具体的意见。
   
1961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视察工作时,也接见了赵丹等其他几位艺术家,他热情握住赵丹的手,风趣地说:“上次你的《武训传》是剃了光头,这次你的《鲁迅传》是要留长头发的。”当晚,赵丹激动得无法入睡,提笔给远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的儿子赵茅抒发了再次见到毛主席的由衷感怀,并在信中回忆了前两次拍摄《林则徐》和《聂耳》时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
   
为了对历史和人物负责,《鲁迅传》剧组先期筹备工作非常慎重,进展相当缓慢。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的3月初,在影片就要宣布正式开拍的当口,上海市委突然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即“只有建国后十三年的现代生活,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口号。导演陈鲤庭开完会后,垂头丧气回到剧组,向大家宣布《鲁迅传》停止拍摄、剧组解散的消息。“大写十三年”难道就不要“百花齐放”了吗?赵丹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陈鲤庭的手,急切地问个究竟。陈鲤庭无奈地答道:“由于鲁迅不是出生在‘十三年’内。”真是岂有此理!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正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而当年以狄克为笔名遭到鲁迅强烈批驳的张春桥,当时主抓上海市文化宣传工作。玩弄政治权术、自以为高明的张春桥,变换着花样,打着讴歌当代工农兵和反映火热现实生活为主题的政治口号,极力阻挠《鲁迅传》的拍摄。
   
本来身体欠佳的陈鲤庭一气之下,病倒住进了医院。赵丹也不得不痛哭流涕地剃去为角色而蓄的胡须,脱掉一直穿在身上随时准备入戏的长袍和布鞋,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剧组,并且被迫接受另外一项政治任务——前往福州,去立竿见影地拍摄一部歌颂“十三年”的新片《青山恋》。与此同时,另一部由白桦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与谢添联合主演的《李白与杜甫》也胎死腹中。在此阶段,还有由赵丹导演并与上官云珠、王丹凤等主演的《雷雨》、赵丹主演的《荆轲传》、白杨主演的《秋瑾传》、张瑞芳主演的《七月流火》等都陆续被迫下马。
   
远在北京的周总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鲁迅传》。1963年4月25日,他利用到上海开会的机会,让人请赵丹过来,可赵丹已经去了福州。于是,周总理在中午空隙时间打电话给张瑞芳,问:“赵丹到哪里去了?”张瑞芳答:“他到福州去改编一个现代戏,是写林垦区的。”周总理又问:“听说他心里很别扭,是为创作方面。”张瑞芳说:“那是现代题材问题,他过去注意不够,现在突然去抓,没有生活基础,因为现在都要求大家忙着抓十三年的现代题材。”周总理接着问:“那《鲁迅传》还搞不搞啦? ”张瑞芳只好如实报告:“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里,看样子,赵丹是在思想里暂时把他丢开了,厂里的生产计划中,也没有计划安排。”周总理非常惋惜地嘱咐道:“也不能把它全部丢了,毕竟已经下了许多的功夫。”周总理的话中,仍是对《鲁迅传》今后择机开拍,寄予了很大希望。
   
1964年初,上海文艺界开始了“四清”运动。张春桥跑到上影厂,在全厂大会上公开叫嚷:“《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了的组。这个组的支部也是一个烂掉了的支部!”彻底宣判了《鲁迅传》的死刑。赵丹因为在剧中扮演鲁迅,莫名其妙地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和13年前他扮演武训时的遭遇何等相似,而此番的火药味和口诛笔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赵丹悲愤地对天长叹,我扮演鲁迅又有什么罪过?!赵丹前后为此痴迷达二十余年的鲁迅角色,直到临终也未能实现。他只是在1977年,以鲁迅的装扮出现在首次复出的舞台上,自我解嘲般过了一回极其短暂的“鲁迅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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