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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绪印:侠者司徒美堂

侠者司徒美堂

--作者:郭绪印

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的司徒美堂,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早年支援辛亥革命,但婉拒孙中山的邀请,不愿出仕;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保护过蔡廷锴、杨虎城;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与一党专政,敢“叫板”蒋介石与杜月笙……
     
终其一生,司徒美堂奉行“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大信条,具有敢作敢为、仗义疏财的侠者风范。

洪门“大佬”,支持中山先生革命
     
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羡意,字基赞。因排行第五,洪门内称其为五叔。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一个破产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少年时读过4年私塾,因贫苦辍学,到新会县一家小作坊当学徒,遭人欺侮而习武自卫。14 岁赴美谋生。17岁时产生了反清意识。1885年加入洪门致公堂。当时美洲的致公堂虽然大都是中国洪门三合会延伸到海外的帮会性组织,但因远离中国,已淡忘了“反清复明”宗旨。(作者注:以后孙中山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时,帮助海外洪门恢复了“反清”意识并重订了新章程。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
     
为维持生计,司徒美堂在旧金山加阑街808号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12美元。19世纪70年代,美国曾掀起排华运动。华侨们无处申诉,只得忍气吞声。幸亏美堂曾习武术,好打抱不平,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身。每见流氓捣乱,美堂三拳两脚将其打翻在地,如抓小鸡一般扔到街上。20岁这一年,美堂因与流氓格斗时失手将其打成重伤致死,被捕入狱,几乎被判为绞刑,幸得洪门人士募款营救才于10个月后出狱,此后一度靠给洋人当“男保姆”谋生。
     
1894年春,美堂在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工,随舰游弋南北美洲各地,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结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
     
美堂一生的命运是和海外洪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华侨中有三种组织可以发挥互助作用,一是宗亲会,只有同宗才能加入;二是同乡会,只有同乡才能加入;三是洪门,没有上述条件的限制。洪门成为团结华人、华侨的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美国洪门最初在旧金山发展,称为义兴堂。1854年遭警方袭击后,迁移会址,改名为致公堂。19世纪60年代后期致公堂扩展到美国西部的许多大城市。
     
美堂感到美国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缺乏统一的指挥,遂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共商,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辈,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集结了一批洪门兄弟。安良堂逐步发展,美堂被拥为“大佬”,从此奠定了他在洪门中的基业。(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在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发动洪门兄弟热情接待孙中山,并请他住在自己家中,亲自担任其警卫兼厨师。两人在一起生活了5个月,经常谈论国家大事,美堂从孙中山的教导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具有了革命色彩。
     
洪门致公堂与安良堂两个组织互相协助、互壮声势。美堂除长期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外,还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华侨顾问。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往往“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美堂善于交际各方人士,与美国政界、商界、法律界人士都有交往,“富兰克林·罗斯福博士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为司徒美堂建立的安良堂当法律顾问长达10年”。(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罗斯福》,《中国致公》2004年第1期)
     
在堂斗频繁的年代,司徒美堂几乎是生活于枪林弹雨之中,他常揣两支手枪,以备决斗。在司徒美堂的影响下,美洲洪门领袖人物大都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因此加强了洪门堂口的团结,堂斗减少。至“九一八”事变后,当地华侨深感国势垂危,开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堂斗进一步平息——这是司徒美堂早期的一大贡献。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急需一笔经费。司徒美堂得知后立即把致公堂多处大楼典押出去,以最快的速度筹足款项支援起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美堂秘书司徒丙鹤日后回忆:“当时致公堂、安良堂致电发了400多封,拥护孙中山……”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做监印官, 但美堂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谢绝。

悉心保护抗日将领蔡廷锴、杨虎城
     
1933年,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在蒋介石镇压下失败,抗日将领蔡廷锴流亡美国。当蔡抵达纽约时,司徒美堂率领3000多名华侨、300多辆汽车,并以广东传统的舞瑞狮在码头热烈欢迎。华侨队伍高呼:“向蔡将军致敬!”献花的、赠金钥匙的、赠小宝剑和纪念戒指的一时间涌上前来,使蔡廷锴应接不暇。

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收买了杀手,准备于蔡廷锴游历各地时伺机行刺。美堂向美国各大城市的致公堂组织布置了保卫任务,还在《纽约五洲公报》发表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
     
蔡廷锴在美国游历了24个城市,其中有10多个城市由美堂陪同,所到之地社团、商会轮流宴请,有的城市出动五六万华侨迎接,有的城市市长也亲自到车站欢迎。
     
美堂陪同蔡廷锴直至其离开美国。他和华侨们对蔡热烈崇敬的背后,其实是对抗日救国的满腔赤诚。

1936年11月,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等人赴美、加时,也受到了美堂的热情接待和保护。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之后被蒋逼迫出国。杨虎城抵美时,司徒美堂发动侨胞热烈欢迎,盛宴款待。杨虎城向司徒美堂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态度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美堂对国内政治“洞见大势”,从此与杨结为莫逆之交。当美堂得知蒋介石派特务跟随杨虎城伺机下毒手后,极为愤慨,“立即吩咐‘安良堂’的兄弟加意保护杨将军,直到送杨下船去伦敦,美堂向杨珍重道别” ——不料两位好友一别终天。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间,美堂负责的纽约“筹饷总会”募捐的款项达1400万美元,此外还有捐献的飞机、车辆等,保送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大多参加了空军。司徒美堂是当时捐献最多的17人之一。他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秘密联系,将部分捐款用于资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事业。
     
美堂认为抗战是全国人民和全民族共同的责任,国民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制订国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础,以“巩固抗战团结之大局”。可见他不仅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位争取民主政治的志士。
     
1941年冬季,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欲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日军逼美堂当“维持会长”,被坚决拒绝。在洪门兄弟帮助下化装逃出香港后,司徒美堂曾手拄木杖步行300里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于1942年辗转抵达重庆。途中美堂看见了国民党抓壮丁的暴行,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剖开小孩腹腔藏进鸦片、吗啡,进行毒品贩运的罪恶;看见了华侨捐的爱国巨款被少数官僚私吞的丑行……美堂在重庆两次出席了周恩来、邓颖超举办的茶会。他在会上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并对当局拖延侨汇饿死侨眷的罪行提出严重抗议。
     
蒋介石夫妇对回国的司徒美堂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至门外,并以“国府委员”为诱饵,企图拉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遭到美堂拒绝。

追打吴铁城,呵斥杜月笙,舌战司徒雷登
     
1945年初,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也面临胜利。司徒美堂于3月12日在纽约召开了“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南北美洲九国的致公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洪门致公堂正式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注:美洲的致公党与日后国内成立的致公党为两个不同的组织),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主席。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洪门报纸及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等爱国华侨报纸发出了《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美洲各国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
     
1945年4月,司徒美堂被聘为联合国筹备会中国代表团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美堂抱有返回祖国参政的意愿。回国之前,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毛泽东于12月28日热情复电,对美堂“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表示“不胜钦佩”,民盟也复电欢迎美堂回国,唯蒋介石因不愿有其他政党存在而不予答复。
     
1946年4月,美堂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10位代表,从纽约来到上海,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美洲洪门致公党(堂)不仅对辛亥革命有巨大贡献,且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但这次回国后受到蒋介石的冷遇。美堂连续会见了中共人士和一批民主人士。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美堂寓所谈话两次,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并邀美堂赴解放区参观。
     
当时中共表现出的热情谦恭、“礼贤下士”与蒋介石的傲慢无礼,恰成鲜明对比。
     
抗战时期,司徒美堂曾受蒋介石委托在美洲宣慰华侨,耗费3万美金巨款。这次回来,美堂没有忘记向蒋讨债。蒋措手不及,只好令吴铁城来应付。吴铁城表示,因美堂在美不听指挥自行组党,国民党已安排梅友卓为国民党中委,夺取了安良堂总理之职。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吴铁城向美堂表示:“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美堂闻言,拍案大怒,要用手杖追打吴铁城,后由众人劝开,吴悻悻而去。
     
1946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美堂率领各地代表呼吁国民党“还政于民”,但美洲洪门人士赵昱等人却另立山头,也召开了一个“恳亲大会”,该会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把持下,决定于9月1日成立 “中国洪门民治党”,同时欲拉拢美堂为主席。在这险恶的环境下,美堂以闭门不出表示拒绝。经此波折,美堂认识到政治上“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他要与共产党合作。
     
有了决心,司徒美堂态度强硬起来,宣布美洲华侨代表退出国民大会。这样一来,蒋介石倒急了,忙请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司徒雷登侃侃而谈:我在中国住了50年,了解中国人民的情感,与其说是美国人,不如说是“半个中国人”。您(司徒美堂)恰恰相反,虽是中国人,但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可以算是“半个美国人”。今天我司徒雷登斗胆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挽留您这位“半个美国人”的洪门老华侨。
     
司徒美堂听闻此言很不高兴:大使先生讲得不错,我确实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但是我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华侨在美国受的气太多了……如果美国人真诚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是美国致力于掀起中国的内战,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未亡于日本而可能要亡于美国。
     
两位司徒的会晤最后不欢而散。司徒美堂后来回忆:他这一辈子有两件事做得酣畅淋漓,第一件是20岁时醉打“蛇皮”;另一件就是 80岁时“舌战司徒雷登”。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上海大亨”杜月笙出面了。杜月笙说,司徒老啊,国大代表是蒋委员长安排的,他让你当你就当啊,蒋介石不是好惹的。美堂当场挥杖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真可谓声裂金石。

司徒美堂一气之下离沪赴港,不久索性“解甲归田”。这位八旬老人辗转返回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广东开平,蒋介石一直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

毛泽东谦恭感人,美堂掏出心里话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8月12日,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美堂返美前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于10月23日为其设宴饯行。席间,美堂亲自书写《上毛主席致敬书》,表明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协召开。1949年1月,毛泽东致函邀请美堂回国参加新政协。司徒美堂冲破重重阻挠于9月4日顺利抵京,以81岁高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是年龄最大的委员。
     
美堂提出想拜见毛泽东。当时毛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凡前来拜访者需从山脚转乘吉普车。毛泽东考虑到美堂年事已高,受不了吉普车的颠簸,令警卫人员以藤躺椅制成轿子,将美堂抬上来。毛泽东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前等候,见轿子到来,立即下台阶迎上去,双手搀扶美堂下轿。
     
宾主入厅后,毛泽东热情洋溢地对美堂说:“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美堂说:“感谢毛主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谈到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得来的。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接过美堂的话说:“话不能这么讲,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了,我们共产党只有28年的历史。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不是有了共产党后,才有中国的啊!”听闻此言美堂感慨万分,终于把内心深处的想法掏了出来:“毛主席,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了解不深,以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要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起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张健人等著《司徒美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可见当时毛泽东的谦恭是多么感人。

商讨新中国国号,美堂一语惊人
     
新政协筹备会的分组会上,争论最激烈的是新中国国号。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初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后面还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能否被老一辈接受?是否有必要?周恩来设宴请教老前辈。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等人于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周恩来主持宴会:“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黄炎培先发言:“我国老百姓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发言表示赞同简称。
     
司徒美堂的意见很鲜明:“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马寅初、沈钧儒、陈嘉庚纷纷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这样正式确定了。
     
此后,美堂定居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宁静的四合院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55年5月,美堂病逝于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公祭大会。
     
侠者已逝,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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