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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亦狂亦侠亦温文--送别夏澍

亦狂亦侠亦温文--送别夏澍

作者:盛禹九

病魔无情,人生苦短,夏澍(1929~2007)竟这么匆匆地走了。
  
我俩曾在一个宿舍里相处8年,那是1950年一同从中央团校调入中国青年杂志社以后。忙完一天工作,晚间回到宿舍,老夏总是打开床边的那盏小灯,默默读书到深夜。听他的学友昌沧介绍:夏澍原名李庸鲁,河南人,有着憨厚、鲠直和倔强的性格;他崇拜老乡冯友兰,经常是“天马行空”,“孤军奋斗”。上世纪40年代在同济大学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团支部书记,“五人小组”的成员。他一个人办一张壁报,取名为《樵》,吸引了不少观众。来到青年社,秉性未改,疏狂不羁。我记得,在夏澍卧床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很大的、他自己书写的老子语录: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这段语录是夏澍的座右铭,其中“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也是夏澍的治学思想。而老夏孤芳自赏、不大合群的性格,则使他失去良好的“人缘”。例如,社里有人常对他指指点点,夏澍不服气地说:“让我们都离开那个‘小本本’(指内部文件和指示),凭个人本事来试试!”结果受到总编辑韦君宜的批评:“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发挥不出来。”他因此迟迟不能入党。然而,夏澍确是编辑部里年轻人中最有学问的:他是学习组的主要骨干,刊物上知识性的重头文章,常常是由他撰写和编辑;1950年代初期,才20出头就崭露头角,出版《唯物论和唯心论》一书;1954年在《中国青年》发表《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曾引起国际主流媒体路透社、美联社的关注和介绍。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夏澍平日不甘俯首帖耳、口没遮拦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坎坷命运。1957年5月整风鸣放时,夏澍在社里并没有多少“言论”,无“辫子”可抓。于是,社领导派他和另一位同事去外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同事是“整人”的老手,绰号“青年社的康生”。他们一同来到武汉大学观看鸣放中的大字报。出于工作需要,夏澍把大字报中的许多不同观点抄录下来。这位同事伺机偷看了夏澍的笔记本,作了摘录,回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到机关“反右”时,把摘抄的材料抖了出来,质问夏澍:“你为什么要摘抄这些‘右派言论’,还在下面划杠杠?是不是对它很欣赏,思想上有共鸣?”并联系夏过去的某些言论加以论证。于是,夏澍有口难辩,成了“右派”。人们说,这已不是“引蛇出洞”,而是用偷袭的手法“拽蛇出洞”。夏澍后来气愤地对我说:“他们早就想整我了,只是抓不到把柄,于是想了这个办法。那次出差,他们上上下下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没想到,他们会有那样的卑鄙!”
     
此后,便是20多年当“贱民”受屈辱的日子。我和夏澍又在一起经历了4年的“劳改”生活,那是一段难忘岁月:1958年,在山西太行山区一个非常贫瘠的山村——羊井底——我,老夏,还有刘宾雁,三个人每天喝着千篇一律的玉米疙瘩稀饭,挑着几十斤担子,和老乡一起上山春播、秋收、植树,夏澍总是多装快跑,一马当先。寒冬腊月的夜晚,窑洞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们点上一盏小油灯,周身哆嗦,蜷缩在被窝里看书读报。1959、1960两年,又一同去晋南临沂牛杜公社,那里生活条件好一些,可领队换了人,增加了我们的精神折磨。没完没了的“思想汇报”、“总结检查”以及“头儿”不时的敲打,夏澍总是沉默寡言,横眉冷对。他在劳动上从不偷奸耍滑,人们找不到他的“茬儿”;而他却抓住了“头儿”的一个“把柄”——下放期间和某女同志之间的“越轨”行为,而且向上面作了反映。因此,那个“头儿”见了夏澍,“邪不压正”,反而怕他三分。
     
夏澍平日有侠义之风,疾恶如仇,同情弱者。在羊井底劳动期间,他的一位邻居经常打骂老婆,一家哭哭啼啼,不得安宁。当时,夏澍身列“五类”,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起先是劝说那位邻居,劝说不成便正言相责,最后反映到村干部,终于平息了那个家庭的纠纷。
     
1961年在北大荒,是我俩“劳改”期间最舒心的日子。团中央机关农场建立在黑龙江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那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的嫩江水,两岸遍布湖塘水网。这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蕴藏着众多宝藏:“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上。”那不是夸张,而是实情写照。我和老夏被分配在渔队劳动:我在食堂当事务长,他在江上捕鱼,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归来鱼满舱”。隆冬腊月,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在冰封三尺的湖塘里凿冰网鱼,那是非常艰苦的劳动,可老夏欣然面对,享受着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渔家乐”生活。北大荒的夏季是迷人的,蓝天白云,碧野清流,野花遍地,群禽飞舞。工余假日,我俩和年轻工人们结伴在江边游泳,围猎苇塘小岛,或骑马驰骋草野;雨后的草原,遍地的木耳、蘑菇任我们采集;傍晚,在帐房前燃起篝火,引吭高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和夏澍胸中积存的郁闷和块垒才一扫而光!
     
1962年2月,夏澍“摘帽”回中国青年社工作,劫后余生,辛勤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信任。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青年社两派斗争激烈,副总编辑夏禹思自杀身亡。一向沉默、“靠边站”的夏澍坐不住了,也拿起笔来写大字报,呼吁两派停止争斗。我至今仍记得他的大字报中引用陆游诗句:“千年未息灵胥怒,卷地潮声到枕边。”“蓬窗老抱横行路,未敢随人说弭兵”。许多人围观,觉得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激情洋溢,文采斐然。
     
1968年,团中央的全部职工下放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劳动,我和夏澍在二八连。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大概是1970年,白虎岗的秋收场上,夏澍推着一车麦秸走来,被“连指导员”喝住了:“夏澍,你那么大的个子,为什么装这么少的麦秸?!”并扬言晚上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夏澍急了,针锋相对地对“指导员”说:“你开你们的大会吧,我要在会上进行解释。”就这样争论了一番,“指导员”终于退让了,对此事不了了之。当时,周围其他的“牛鬼蛇神”得知此事,无不拍手称快。
     
“文革”结束后,夏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想,“解铃人还得系铃人”,于是去找原来“整”他的那个领导,请求帮忙介绍工作。这位领导跷起“二郎腿”,打着官腔说:“我们党的事业正在发展,将来有了机会我会注意……”夏澍听了,非常寒心,二话没说,出了门,从此断绝和这个领导的联系,不再参加有他的任何聚会。
     
1978年3月,夏澍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带着30篇作品,终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此步入殿堂,如鱼得水。在哲学所20多年里,他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从副研究员、研究员,一步步上升到硕士研究生导师, 担任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我和夏澍晚年常有来往,感觉到他经过多年的磨难和反思,性格有了很大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鲁莽和急躁,而是增加了冷静、克制与宽容。记得有一次我俩聊天,谈到“外语”的重要性。我说:“你把外语丢了,光凭国内的那些‘主旋律’资料,怎么搞学术研究?”开始,他不大高兴地说:“照你的意思,我是个‘御用文人’啊!”我连忙解释:“我可没有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莞尔一笑:“‘御用文人’就‘御用文人’吧。”于是,一切都释然了。
     
夏澍是个胸怀坦荡、事业心极强的人。如果不是时代的折磨,耽误了他20多年的宝贵时光,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远不止于此。然而,比起沈元、林昭、遇罗克这些人的悲惨命运来,夏澍仍然是幸运者。他毕竟幸存下来,实现了夙愿,而且学术研究有了成果。他应该可以瞑目的。

送别夏澍归来,思绪不断。回顾他的坎坷一生,吟成七绝一首,诗中第二句系借用龚定庵句,算是对这位老友的一片景慕和怀念之心吧:
     
已入黉宫翰墨林,亦狂亦侠亦温文。
南冠冷对横眉日,铁骨铮铮四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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