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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一个完整的司徒雷登

一个完整的司徒雷登

--作者:秦海

1949年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此时毛泽东连写了5篇文章,评论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揭露当时美国政府推行的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诚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所说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按这个经历,他应该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朋友,至少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别》文里又这样给他“定性”:“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文末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更明确地说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后,“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再加上毛泽东在评论当时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另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来说,“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和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并列,这使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人民的眼里,彻底地臭不可近、臭不可闻了。

然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不是一无是处呢?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1868年被派往杭州传教。母亲1874年来华,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在北京),并自任校长多年。司徒雷登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

当时杭州没有外国学校,司徒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妈妈担当。他们常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大家都说中国话。中国的各种风俗庆典,都为他们耳闻目睹,且参与其中。司徒雷登喜欢杭州的风景和中国饭菜,能说杭州方言,在他幼小的心里不可避免地种下了“中国根”。

司徒雷登11岁时回到美国读书,20岁大学毕业,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又学了3年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进入神学院学习。1904年11月,与爱玲.鲁德女士结婚,当年年底同妻子一起来到杭州。至此,司徒雷登阔别中国已整整17年。他先在父亲的教会里工作,常常下乡布道,与当地老百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1908年他迁居南京,任教南京金陵神学院12年,主讲新约和希腊文,有多项论著问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为唯一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这两所私立大学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试图合并,却因内在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达成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绩卓著,是美国教会公认的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有影响力、才华与素养出众、思想开朗的人物,再加上他出生在中国,中、英文运用自如,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几乎所有朋友都劝他婉拒,不必去收拾烂摊子。他最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会见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19年6月8日,司徒雷登到校参加这一年原有学生的毕业典礼,同时也算自己的就职典礼——和学生第一次正式见面,却遇到了十分尴尬的场面,台下冷冷清清,只有极少数毕业生到场。原来这时还处于五四运动的高潮,前后共有1000多名学生被捕,包括不少燕京大学的。这天,恰逢政府释放日,燕京大学的学生都去欢迎同学光荣出狱了,谁还在乎毕业典礼和新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但司徒雷登对此并未介意,相反,他事后在给美国托事部(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上级部门)的信中说:“我亲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他们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时机。”此后他一贯支持燕京学子们的抗日爱国行动,使燕京大学同北京其他大学一样,不但为中国培养着建设人才,也培养着爱国人才。

燕大:科学家的摇篮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要回美国拼命筹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这些当然不能全部归功于司徒雷登,但没有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才成长起来。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教育尤甚。司徒雷登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此倾注自己的心血,中国人不应该忘记。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当然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胡适就说燕京大学“近年来越办越中国化……率先于全国所有基督教大学办成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中文学系”,而且是“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校园的大学”。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走在中国爱国游行队伍最前方的美国人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难以想象,如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支持,燕京大学的教师们怎会有这样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燕大周刊》刊文说:“现在北平各大学的同学们普遍在努力于救亡工作,其他各校都受到校方无理摧残,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对我们从没有一点压迫和干涉……他所愿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与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平,他不愿让公平屈折,他不愿让真理隐藏……我们要使司徒先生能(在其生日时)得最大的最浓厚的快乐,我们只有拼着牺牲我们的头颅-与热血去奋斗。”这些都足见司徒雷登对学生革命行动的爱护和支持。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商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这个决策很正确。许多中国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并拘押了司徒雷登等人。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直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获得自由,而这时他的著述已积页成册。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不堪目睹的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

失败的驻华大使:“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企图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在其就任大使的宴会来宾中,有当时还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生不逢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这就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里所说的:“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事实上,中共曾派黄华到南京几次会晤他。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这样,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着不动”100多天后,不得不离开。国民党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司徒雷登曾在重庆见到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两人非常高兴地庆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顾维钧说:“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司徒雷登笑了笑说:“我出生在中国的天堂杭州,在中国生活了45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这是司徒雷登真情的流露。1913年,他的父亲去世,葬在杭州。1925年,他的母亲病故,与父亲合葬。1926年,他一直多病的夫人去世(当时司徒雷登只有50岁,从此没有再娶),葬于燕园东门外的墓地,这是燕大坟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一生的事业、心血在中国,又有这么多至亲葬在中国,他怎能割舍下对中国的留恋?怎能不时时怀念中国呢?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不久,即中风偏瘫。他只有一个儿子,寄养在亲戚家。此时儿子已当了牧师,但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他。他的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成了唯一的亲人。他住院期间,傅泾波守护着他;出院后,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像对待父亲一样照顾着他,一直到他去世,整整12年。这既是华夏文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理念的体现,也反映着众多燕大学子对老校长的尊敬和热爱。

1955年8月,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在重庆时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一是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去世,享年86岁。他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中结束的。当年的遗嘱中,明代彩绘花瓶已物归原主,而他的遗骸,在等待46年后,终于在2008年11月归葬杭州,虽然没有如愿地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的妻子身旁,但终于回到了他魂系梦绕的中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燕大校友会”特别是舒宝芝老师的热情支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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